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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纠“左” 打开新局面
——评贵州农村形势
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
最近到过贵州的人，都会感到这里农村的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农民吃得饱了；城乡市场上农副产品多起来了，价格平稳，稳中有降；党和农民的关系改善了，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从上到下对夺取今年全面丰收、把贵州农业搞上去充满了信心。
目前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今年国家准备供应的返销粮大幅度下降，不少农民连出售农副产品的奖售粮都自动放弃不买了。油菜总产量肯定要超过特大丰收的去年，省的领导机关正为如何打开销路而动脑筋。全省农村充满生机，出现了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
“左”得出奇和倒数第一
从1958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在贵州的某些方面表现甚至更加突出，可以说是“左”得出奇。
贵州的经济、文化本来十分落后，又是多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偏僻山区，多数地方的农业生产至今仍然靠“三头”（锄头、犁头、肩头），一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没有完全改变刀耕火种的习惯。可是二十多年来，这里什么都照样“一刀切”，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实现合作化、公社化，一样大批、大堵“资本主义”，一样大搞“穷过渡”。
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吗？我们不妨看几个数字：从1957年到1979年，贵州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2％，粮食只增长0．7％。社员人均口粮从480斤降为362斤，下降24．5％；全省人均占有粮食从637斤降为456斤，下降28．4％。1979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46元3角，在全国是倒数第一，全国的穷县有五分之一在贵州。
前几年农民为了求得温饱，自发地调整生产关系，秘密地搞起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但是这种调整，每次都被视为搞“单干”，而搞“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得批，就得纠。别看贵州农村那么穷，反“单干”却很彻底，不仅把社员家庭副业叫“单干”，而且把集体副业叫“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
回顾二十多年的历史，贵州农业生产曾几起几落，每次大落都是“左”造成的。难怪贵州许多干部怕“右倾”、怕生产关系“倒退”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恐“右”成了顽症。有些人一听说包产到户就如临大敌，千方百计要去纠过来，甚至采取“捆绑吊打、批斗罚抓”的手段，因此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农民积极性严重挫伤，生产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打破“左”的桎梏才能打开新的局面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农村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可是，贵州许多领导干部被“左”的绳索捆得很紧，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贵州省委在定产到组问题上的摇摆，就一直延续到1979年秋。中央指出深山偏僻地区应允许包产到户后，省委因怕引起连锁反应，仍然迟迟不敢往下传达。
上面不准，群众要搞，各级干部只好下去纠。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群众敢于据理力争了，许多地方就发生“顶牛”的事。省委在被动中认识到，再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再不放宽政策不行了。去年三月中旬，贵州省委宣布：为了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各地立即停止“纠偏”。四五月份，省委常委们分头下乡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农民的呼声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又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作出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放宽农业政策。省委对各地前一阶段纠正包产到户的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并且帮助一些地、县干部端正了对放宽政策的态度。
省委向各级党委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过去生产关系走得太远，农民自发地进行调整。现在我们要主动领导好这个调整。顶牛，不对；抱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不对；放任自流，也不对。只要党委加强领导，就不会丧失领导权、主动权。省委强调：要把选择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权力，真正交给生产队的群众。这是农民应有的民主权利。有些干部既不放心，更不放手，事先规定了许多框框，这不好。你认为不该搞包产到户的队，群众就是要搞，怎么办？你可以建议、引导，进行算帐对比，权衡利弊，但不能强制。决定权在社员群众。即使群众选择的不那么恰当，也要让他们自己通过实践总结经验进行改正。
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州实际的路子来
贵州农业的路子究竟怎么走？省委负责同志对记者说，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但是，过去的一套行不通了，照搬外地的经验也不行。我们现在只能立足于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实践中因势利导，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州实际的路子来。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田本身抓好了，多种经营开展起来了，生产力水平就会向前发展，就可能出现新的分工，有的种粮食，有的从事多种经营，有的搞农副产品加工，这就有可能走上专业承包的统一经营。这种统一经营，与放宽政策前的“大锅饭”不同，与小而全的作业组也不同。那将是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由小范围的联合，发展到较大范围的联合。反正是要因队制宜，因人制宜，人尽其才，自愿互利。这种联合不是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样发展起来的联合，将是巩固的。这些设想，并不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是，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贵州农村已经萌发出许多好的苗头。例如，农民对良种和科学技术的要求迫切了，集资购买农业机械的势头上升了，为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新生产门路开辟了，田土种植上的互助协作和多种经营上的新的联合也出现了。
1965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勉励勤劳的贵州人民要
“后来居上”。《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过一篇贵州《后来居上》的文章。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周总理和2，700万贵州人民的这个共同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今后能不能实现呢？看来只要端正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同“左”的一套彻底决裂。贵州真正放宽农业政策不过年把时间，农村形势已经出现了好的势头，就说明了这一点。
本报记者 钱湜辛 鲍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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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责任田里种什么？
最近到一个生产队去，碰到几个社员正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责任田里种什么？去年，他们队有一个社员承包了11亩责任田，生产队安排种玉茭，包产4，070斤。播种时，这个社员没在责任田里种玉茭，却种了葵花。在自己的一亩半自留地里种了西瓜，所产西瓜在邻村换回四千多斤玉茭，交给队里顶了包产任务；责任田里产的2，600斤葵花子，收入一千四百余元，归了自己。这样做对不对？一种意见认为不对，因为这样做影响生产队的统一计划；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做没有错，他虽然没按生产队的统一计划种玉茭，秋后却如数交了玉茭，没有影响生产队的统一计划。
眼下，农事大忙已经开始。责任田里的种植安排还不明确的地方，应很快明确起来，象上述两种意见谁是谁非，亟待澄清。
我们认为，建立责任制，是加强和改善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给社员分责任田，只是生产队安排和使用劳动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所有制的改变。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管理制度之一。作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来说，每年都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社员承包的责任田，应按照生产队的计划安排种植。如果社员自作安排，各行其是，就会打乱统一的计划。
前面提到，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个社员虽然没有按队的计划种玉茭，但如数交了玉茭，没有打乱集体计划。试想，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内（一个公社或一个县），不要说全部，即使有一半社员在承包的生产粮食的责任田里都种上葵花或其它经济作物，粮食总产就会大幅度下降，那么你种经济作物收入再高，钱再多，又怎能买回粮食顶交包产任务呢？如果都交不回，集体没有粮食，国家的任务、集体的种子、饲料和社员的口粮，又如何解决呢？
至于在某一个队、某一地块种经济作物比种粮食合算，能增加收入，这也应在年初制定计划时，提出合理化建议，由生产队统盘考虑，适当安排。生产队已经安排好了，社员个人就不应只从自己怎样收入多去想，在责任田里随意乱种。
山西大宁县 祁云峰 刘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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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石牌楼饮食店实行浮动工资制
“铁饭碗”破了 “死”店变活了
人人责任分明，又互相合作，共同为增加营业额出力
据新华社杭州电 记者黄国文报道：“铁饭碗”破了，“死”店活了！在杭州市饮食服务行业中，许多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石牌楼饮食店把职工固定工资制度改为浮动工资制度，面貌很快大变样、“一店变两店”的故事。
这家店位于杭州火车站附近，是家集体所有制饮食店，原来曾经是有名的“包袱店”。那时，实行的固定工资制，职工抱着“铁饭碗”干活，松松垮垮、马马虎虎。为了图省事，他们搞“大批量”生产，一天做成的东西分两天卖。因为不新鲜，质量又差，当然卖不出去，结果，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只得借钱发工资。
去年10月，杭州市饮食公司在这家店试行职工浮动工资制度。全店十名职工，平均月工资四十一元多。按规定，职工按原基本工资的80％发固定工资，另外部分属“活工资”，要从企业盈利中提成，多盈利多发，少盈利或不盈利就少发、不发。这一下，把职工的劲头鼓起来了，经营积极性大大发挥。头个月破天荒地在拿足工资以外又多得到二十多元。在经营的品种上，过去只卖锅贴大饼加油条，现在增加了肉馒头、葱煎包子、水饺、大小馄饨、家常饼、糖年糕等六七个新品种。过去，全店有九名职工早晨六点上班，八九点就下班。现在分为两班，营业时间从早上五点延长到晚八点半。店堂也整修一新，添置了餐桌和餐具。为了增加营业额，他们每天还抽人到火车站设流动摊。
浮动工资制和岗位责任制相结合，职工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大家都没有“责任”，好不得奖，坏不受罚。一个看一个，你生病，我也请假；你迟到，我就早退。脏活、累活谁都不想干。现在人人责任分明，赏罚也分明，完成自己的任务再帮助别人就能多得分、多拿活工资。所以大家既分工又合作，拧成一股绳，争着为增加营业额出力。小店办得越来越红火。去年1至9月，这家店的平均月营业额为二千七百多元，平均月盈利只有40元，有两个月亏损；九个月上缴国家的税收七百六十多元，职工平均每月奖金只有三元钱。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六个月，平均月营业额上升到四千四百多元，月盈利上升到118元，分别增长了60％多和近三倍；上缴国家税收达九百多元，平均每月每人在领得活工资外，可以多得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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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供销社营业时间要适应农忙需要
最近下乡到新城县新城公社，发现供销社各门市部营业时间很不适应春耕生产的需要。他们早晨八点半才开门，晚上五点半就关门了。生产队里需要置买一些小农具或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早来了也不开门，白白耽误时间。尤其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社员们买点生产上需要的东西，都想早来早回，可现在非得等到八点半不成。我们常常看到生产资料门市部门外有好多社员等着，他们说：“来一趟真不易，来回就得耽误半天的时间。”
我们希望商业部门要适应春耕大忙需要，提前开门，延长营业时间。
河北省新城县 陈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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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人物志
“养蜂迷”黄日初
广西阳朔县农业局养蜂场负责人黄日初，从事养蜂已三十多年，是一个一心扑在养蜂事业上的“养蜂迷”。
1960年，福利公社为了发展多种经营，黄日初自愿将自养的六箱蜜蜂，无偿地送给公社，创办了公社养蜂场。从此，他和爱人朱玉芬，一同走上专业养蜂的道路，满足了他梦寐以求的心愿。老黄夫妇在养蜂场里，细心观察，精心护理，使蜂群发展很快，在四年里从六箱发展到一百八十多箱，还为公社挣得一批收入。在此期间，组织上保送他到福建农学院养蜂班学习。1964年，福利公社蜂场转为县办。黄日初也随之调到阳朔县农业局，继续从事养蜂和开办养蜂训练班，培养社队养蜂人才。
正当阳朔县的养蜂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大地，也降临到阳朔县养蜂场，降临到黄日初头上。1970年，他含着眼泪离开蜂场，被调到一个农机站工作。
离开蜂场，离开蜜蜂，老黄就象失魂落魄，惶惶不安。然而，他不灰心气馁，利用休息时间，上山捕回三十多群野蜂，又饲养起来。他还把这种办法传授给群众。
1974年，老黄又回到县农业局。他一面辅导社队养蜂人员，一面下到社队蜂场蹲点，跟着蜂群，追花夺蜜，每年有七八个月过着“游牧”生活。
工作、生活是艰苦的，但他看到自己在养蜂事业上有所建树，心里就象蜜一样甜。二十年来，他培养了一百三十多名养蜂能手，研究、试验成功防治蜂螨（危害蜂群的病虫害）的好药方，使全县养蜂事业发展很快。阳朔县养蜂最多年份，蜂群达到五千三百多箱，年产蜂蜜28万斤。
现在，黄日初夫妇在县养蜂场饲养103箱蜜蜂，培养着三名徒弟。在花开季节，他仍然和牧人一样，带着蜂群到处采蜜。
宫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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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办法和行政干预相结合
四川云南利用超储积压物资有成绩
本报讯 四川、云南两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利库工作，进展快、效果大，是全国利用库存进度较快的两个省。到1980年末，四川省共处理、利用超储积压物资7．58亿元，占划出总额的89．8％。其中，钢材86，420吨，机电产品3．75亿元。云南省到1980年末，共处理利用超储积压资物6．84亿元，占划出总额的77．2％。其中，钢材77，457吨，机电产品2．96亿元。
由于大力压缩库存，节约了资金，四川省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1979年比1977年下降9．5元。云南省银行贷款的周转速度加快了50％。
这两省开展利库工作的特点是：领导重视，各部门配合密切；经济办法和行政干预结合；发动企业开展内部调剂自用。如云南省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汇报，研究之后向全省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速处理利用超储积压物资和压缩库存的通知》及《关于超储积压物资削价损失处理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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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火车站抢运耕畜
本报讯 北京铁路局石家庄车站为了支援春耕生产，把运送春耕物资和牲畜列为必保的重点货物，到一季度末，已经装运了大牲畜9，842头，仅3月份就装运了6，203头。
今春以来，一些缺少耕畜的农村社队从石家庄等地区购买了骡、马、驴等大牲畜，急需运回使用。俗话说：“一日春耕十日粮”，春耕生产万万不能耽误。石家庄车站货运职工急农民所急，想春耕所需，他们在南货场设立了耕畜承运点，由负责货运计划的职工直接负责承运，以减少中间环节，做到优先上站，优先装车，优先挂运，随来随走。 艾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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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仪表出厂 服务跟上”
上海大华仪表厂改变经营方针，通过保证老用户，争取新用户，满足零星用户来打开出路，任务由不足到饱和
本报讯 记者林钢报道：“仪表出厂，服务跟上”。上海大华仪表厂在加强服务，满足用户需要方面下功夫，使生产任务由不足到饱和，实现了增产增收。
大华仪表厂主要生产温度显示仪表、ＸＹ函数记录仪、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等产品。去年年初，因为国家下达的计划减少，订货急剧下降，订了货的还要退货，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处境困难。
大华仪表厂通过调查研究认为，从全国看，仪表还是有市场的。本厂产品质量较好，品种较多，但是，长期忽视服务工作，供销渠道不畅。于是提出了“仪表出厂，服务跟上”的口号，决心改变经营方针，通过保证老用户，争取新用户，满足零星户来打开出路。
他们的做法主要是：
一、品种——为用户开“小灶”。比如，ＸＣ系列显示仪表产品，是长线中的长线，全国同行业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但其中的特殊规格变型产品，却由于技术要求高，装配难度大，过去都不愿生产，所以是短线产品。大华仪表厂为了满足用户需要，去年起千方百计为这类用户炒“小锅菜”，“特种菜”。使这一产品的销售量成倍增长，去年共销售364台。
二、交货日期——为用户开“快车”。凡用户急需的产品，随时变更计划，想方设法满足用户要求。广东佛山电炉厂订8台仪表，按常规生产周期，需要一个季度。买方要配套出口香港，工厂就发动群众，各个环节“开绿灯”，一个月不到就如期交货，用户很满意，还要订货。去年，为解决用户急需而临时增加的各类产品有532台，用户临时改变型号和规格的产品有652台，受到用户好评。
三、技术服务——为用户开“方便之门”。他们帮助用户培训技术力量，普及维修基本知识；还派出技术人员，分赴沈阳、新乡、成都、西安、大连、武汉、广州等地讲课，用户反映良好，说：“购买大华厂的仪表，能够保证我们用得上，又管修，心中踏实。”
经过一年努力，大华仪表厂果然走出困境，赢得主动，去年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与1979年相比，产量增加5．3％，产值增长11．2％，利润增长14％，还节约费用100万元。
今年国家基本上不下达计划任务，销售全靠市场调节解决。经过广开门路，目前已签订的销售合同，为去年任务的70％左右。最近他们还在北京、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维修服务网点。通过对轻纺工业的调查，他们了解到，印染厂溶液的测定和煤气成分的控制，肥皂厂生产出口透明肥皂原料配方的稳定，以及玻璃、陶瓷等行业，都急需要用自动测量和控制装置等仪表。这是为用户服务的新途径。他们正在研究和试制应用于轻纺工业的新品种，使路子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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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请君莫打三春鸟
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教研组 王德兴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有一支庞大的义务灭虫队伍，这就是常年守卫在森林、果园和田野之中的食虫鸟类。它们为捕捉各种蛀蚀林木的害虫而奔波，是一些尽守职责的“天兵天将”。
在这支队伍中，啄木鸟是首屈一指的“战将”。它那细长带钩的舌头可以随意伸缩，尖而锋利的嘴巴象凿子一样坚硬，能打洞从树干里把虫叼出。尽管天牛、金龟子等老熟幼虫及木蠹虫隐藏得十分巧妙，药物喷不到它们，其它鸟类也不易捕捉，但是，啄木鸟一旦发现它们，宛如“瓮中捉鳖”。据统计，一只大斑啄木鸟一天能消灭三百多只青杨天牛的老熟幼虫，或二十多只光肩星天牛的大幼虫。有人曾在一只黑斑啄木鸟的胃里，找出幼虫多达六百五十多个。
危害多种树木的毛虫，由于身上长有带毒的刺毛，往往使许多食虫鸟望而生畏。可是，这对于杜鹃（俗称布谷鸟）来说，却正合胃口，好象它有一条生就了的“铁喉咙”，专门吃食毛虫，尤其爱吃严重危害松林的松毛虫。灰喜鹊也是一员吃松毛虫的“名将”。在长白山，一只灰喜鹊就能使十亩松林不受虫害。
据调查，在秦岭地区的食虫鸟有一百八十多种，约占这个地区所有鸟类的五分之三，其中有大家熟悉的灰椋鸟、黑卷尾、伯劳、金腰燕、红嘴蓝鹊、三宝鸟、灰喜鹊、大山雀、旋木雀等。一只体重只有二两左右的山雀，一天可以捕食几十甚至上百只昆虫。食物分析结果表明，食虫鸟类所食的昆虫多为农、林及果树害虫，如松毛虫、金龟子、天牛、吉丁虫、梨星毛虫、桃小食心虫等。由此看来，食虫鸟类在消灭害虫、保护林木方面，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
春回大地，许多候鸟将陆续北上，开始成婚配对，生儿育女。“请君莫打三春鸟，母在巢中盼儿归。”鸟为人类做好事，我们人也要为鸟做好事，给它们创造一个安全生存的环境和气氛，决不可见鸟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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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四川成都市永丰公社肖家大队社员芶本安一家，利用自留地种植各种蔬菜，仅这一项全年收入达三百多元。
新华社记者 吴祖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