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回忆茅盾同志二三事
——铭记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
胡子婴
我同茅盾同志的友谊将近半个世纪，同他交往中，受到他的熏陶很深。解放以后，由于大家工作忙，近年来我又多病，以致除在各种会议场合见面外，平日很少叙谈。噩耗传来，说他已经逝世，一时间我真不能自信。回忆过去的岁月，不少的事立即涌上我的心头。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
抗战期间，我们都住在重庆，朋友们聚在一起，经常谈论抗战形势和祖国前途。我们谈到国家的经济情况时，深深感到在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只有萎缩，很难生存，要使民族工商业发展，必须先有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这种对民主自由的要求是刺痛当时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许多进步朋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写了不少文章，作了不少报告。我却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文艺武器来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由于我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就很想写一部以民族工商业者在重重高压下挣扎的苦难经历为题材的中篇小说。
这个想法在我的头脑中酝酿了一些时候，感到一股冲动，使我跃跃欲试。但是，我虽看过不少小说，却从未写过，在构思过程中觉得有种种困难，我就决定向茅盾同志请教。当时我在一家银行当职员，住在重庆市区，茅盾同志同他的爱人住在唐家坨，离市区有一小时左右的汽轮路程。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下了班，搭小汽轮到了唐家坨。茅盾同志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的孩子都在延安，他们住的地方离市区较远，朋友来访的也不多，我去打扰他们，他们很高兴。特别是茅盾同志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使我非常感动。他们只有一间住房，搭了三张床，我们三人同住一起，茅盾同志亲自为我准备被褥和漱洗等用具，还帮助他的爱人做菜烧饭。有谁想得到一个闻名中外的大文豪对日常生活是这样细致勤劳，对朋友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这样真诚的热情招待。
我在茅盾同志家中过了两晚一整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非常热情地鼓励我，说是一个好主意。他反反复复地向我说了许多有关写小说的话，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解答。他当时讲的话，对于文艺工作者都是有帮助的，但我无法详细记下来。我深深地记得，他着重地告诉我，要我首先把全书的布局处理好，然后细节就容易修改。他说，中篇和长篇小说必须在开头把布局搞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开始就基本上全部出场，在读者眼前出现许多陌生人物和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悬念，使读者在一章一章地看下去时，才逐步弄清楚每个人物的面目特性和他们相互间关系的实况。以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他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场的。书中上百名的人物开始时使读者眼花缭乱，逐步看下去，轮廓才渐渐明朗，进入胜景。另一种是一开始只是把一、二个主角介绍给读者，从简单的事件开始，逐步开展，引出一个人数众多、情节复杂的宏大场面。《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就是一例。小说一开始只是写安娜在铁路上的遭遇，由此引伸开来，出现了情节复杂、场面壮丽的故事。自然，我这里所记的只是简单的回忆，茅盾同志当时所讲的话远比我所能回忆的详尽。他还教导我，要写好小说，作者必须对题材有切身的体会；他还对技巧上要注意的地方，作了详尽的讲解。他怕我有畏难情绪，又用种种方法来鼓励我，使我有了尝试的勇气。
我再到唐家坨，是隔了数月，带着胜利的愉快心情去的。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五万多字，自认为是把小说写出来了，请茅盾同志指教，再作局部修改就可以了。茅盾同志很高兴地接过我的稿子，非常认真地逐字逐句阅读。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把我的稿子看完，带着亲切而又严肃的态度对我说：“这不是小说，这只是政治口号加些艺术的形容”。当时我是很吃惊的，没有意料到他会说这样的话，停了一下，我问他：“那么，怎么办呢？”他很决断地说：“重新写过。”接着，他又委婉地说明我的稿子为什么不能成为小说的理由，并且不厌其详地教导我如何写法。最后，他以坚定的语气说：“你一定能够写好。”
我的稿子也送给曹禺同志，请他指教。我把茅盾同志的意见告诉了他。我看得出，他是照顾我的情绪，不肯象茅盾同志那样把我的稿子完全否定。他一再说我的稿子“有些地方写得很好”；还说，这是我的处女作，很不错了，以后可以继续努力；还说，我的小说“还是可以修改后发表的”。他怕打击我的情绪，使我丧失信心的用意，我是非常感激的。当时，我的思想斗争得很激烈，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完全从头写起。
我在业余时间，自己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部十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三上唐家坨。茅盾同志以他一贯的仔细认真的态度阅读我的稿子。我在他的家里等待着，心情非常不安宁。他看完后，显得很高兴，笑着对我说：“基本可以了，但要作很多的修改。”我听了，顿时感到一股热流，使我安下心来。我请求他指出如何修改。他毫不犹豫地说，再仔细看看，给我指出应改的地方和怎样修改的方法。他同我约定，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意见送给我。
过了不久，茅盾同志进城来看我，把我的稿子和修改意见交给了我。没有想到他的意见竟是好几十张纸的一本小书，对我的稿子看得这样仔细，所提的意见是这样的深刻详尽，我除了衷心的钦敬和感谢外，对他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表示谢意的话来。我仍是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解他提的意见，化为自己的思想，对稿子又作了很大的修改和改写。最后，茅盾同志又帮助我作了部分修改，并介绍给开明书店出版。这便是作者以“宋霖”笔名写的小说《滩》的诞生经过，其中凝结了茅盾同志多少的心血呀！茅盾同志诲人不倦的精神，不仅对我是如此，对许多向他请教的青年作家都是如此的。
茅盾同志对任何事物都是以认真细致的态度来对待的。他观察和分析问题非常深入，对工商界是作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的，所以能写出象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长篇小说《子夜》这样传世的名著。他对我的小说所提的意见中，关于工商界的情况，许多深入的分析，远非我这样自认为对工商界熟悉的人所能做到的。他的这种对事物敏感，分析问题深入，工作认真细致的精神，贯彻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同茅盾同志交往中，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这种精神的事例是说不完的。这里只说一件事，就是他的这种精神使他在新疆免遭盛世才的毒手，能够安全脱险。
在抗战时期，新疆魔王盛世才伪装进步，邀请了杜重远等好几位进步人士到新疆工作。不久，随着国内形势改变，盛世才即露出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把杜重远等许多进步人士杀害。茅盾同志是幸免于难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对我们说过他的脱险经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我始终难忘的。
盛世才是想利用茅盾同志的声望，为他装饰门面。他是绝对不喜欢别人干预他的独裁统治的。茅盾同志开始不清楚他的为人，也同其他进步人士一样，受了欺骗，接受了他的邀请，原本希望到新疆做些事的。他同他的爱人下了飞机，就由盛世才派来的秘书，用汽车接到省政府去。汽车走了一段路看到前面并列着两辆卡车，每辆车上各架着两挺机枪，由武装兵士守卫着。茅盾同志的汽车开近的时候，两辆卡车分开，一辆小轿车从两辆卡车中间开来，接近茅盾同志汽车时，盛世才从小轿车中出来，向茅盾同志表示欢迎。茅盾同志对这个怪现象很吃惊，一时想不出为什么用武装卡车来迎接他。他运用他一贯的敏感和深入分析事物的本领，很快就想到，这不是对付他的。因为他手无寸铁，乘的又是盛世才秘书陪同的汽车，根本不需要这样防卫。茅盾同志肯定了这是盛世才对付新疆人民的，是镇压人民、也是害怕人民的表现。茅盾同志当时就打定了如何应付的主意。所以他一开始就装做无所作为的样子，不对盛世才提任何改革的建议，使盛世才感到他只是没有野心的一个书生。有一次节日阅兵，大家骑马到检阅台。茅盾同志不会骑马，由人扶着，迟到了很久。这使盛世才更坚信了茅盾同志是“无能”的，也就更放心了。茅盾同志越来越看清盛世才的反动独裁的狰狞面目，想离开而没有办法。恰巧茅盾同志的母亲逝世了，盛世才假惺惺地为他的母亲举行吊唁仪式。茅盾同志还是不提自己的意见，任凭盛世才用新疆的风俗来安排祭奠。这又增加了盛世才认为茅盾同志懦弱无能的想法。于是对茅盾同志要求回重庆安葬其母的要求，也同意了。茅盾同志就是这样同他的爱人一起脱离了虎口。不久消息传来，杜重远等不少进步人士遭到了杀害。
我和茅盾同志已有很久没有见面，最近我在阅读《新文学史料》所刊登的他的回忆录时，我好象有预感似的，认为我们都已年迈了，我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他，问候他的健康。哪知我迟了一步，永远看不到他了。我闻到噩耗，沉痛的心情很久不能平息。茅盾同志的音容，始终历历在目，我不相信他已离开了我们。我在这里只能用这篇短文，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并寄托我沉痛的哀悼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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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于杨靖宇的胃
富饶
革命先辈杨靖宇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1940年2月，他率领部队在吉林濛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日军为了了解他的部队被包围于森林数月后，在粮尽食绝的情况下，何以能这样顽强地坚持战斗，曾将他的遗体进行解剖，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
胃的功能是消化食物，摄取养料。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以非人的食物充饥，不但战胜饥饿生存了下来，而且保持着旺盛的斗志，被困数月而不动摇。这是革命精神的力量。我们的革命前辈就是靠这种革命精神，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度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
精神并非万能，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革命精神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作基础。我们在强调革命精神的时候，并不是要否定物质的作用。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所以能生存下来，毕竟还有代食品。如果连草根、树皮和棉絮也没有，他们的胃再特殊，也是肯定支持不下去的。要是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在深山老林里能吃上包子、馒头，有充足的弹药，一定会给侵略者更加沉重的打击的。
我们不否定物质对于人的重要意义，但是物质从哪里来呢？物质的东西并不象孙悟空的法术，呼之能来。我们今天也不能指望从天上掉下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这需要我们努力去奋斗，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和英勇奋斗，去创造雄厚的物质财富。然而，有了优厚的物质财富是否就不要讲精神了呢？我觉得同样是需要的。不仅在杨靖宇将军那种特殊困难的环境下要讲精神，就是在今天，物质条件比较优越了，不讲精神，光讲物质也是不行的。所谓革命精神，就是革命者的志气、锐气、正气等等，它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法宝。借口反对“精神万能”，丢掉革命传统，那是完全错误的。
况且，我们目前还有不少困难，物质还不够丰富，我们更加需要提倡革命精神，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艰苦奋斗为荣的革命精神。但是有少数人，在环境改变后，不那么讲革命精神了，胃口也起了变化，“胃口”越来越大，甚至侵犯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富。这也许是因为革命精神消退，精神的变化影响到胃口的变化的缘故吧。
诚然，我们提倡革命精神，并不是要倒转历史，要大家再去过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的艰苦生活，再去吃树皮、草根和棉絮。但是，对我们来讲，如果光想着如何用好的食物填饱胃是不够的，也得想想怎样用革命思想、理想、情操武装头脑。否则，就容易患政治上的“软骨症”。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革命精神，在实现四化的伟大进军中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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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孩子给我的礼物
沙蕾（回族）
你用微笑的花朵，
佩在我的衣襟上，
让我变成一株春天的树。
你将《晨》的画送给我，
让我象朝阳一样
从海面冉冉地上升。
你给我的照片
形成了我的心影，
并时刻发出天真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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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白族民间故事传入日本
陈弘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家李星华同志编著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日译本，1980年11月15日在东京，由三弥井书店出版发行。李星华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女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民间文学工作。这本《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就是她1956年在云南洱源坝上走访村寨、采录民间故事的结晶。“四人帮”横行时，李星华受到残酷的迫害和精神折磨，以致双目失明。
1979年11月，译者君岛久子女士写信给李星华同志，请她为该书日译本写序言。但不幸的是，这封信到达的前一天，11月27日李星华逝世了。序言不得不由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同志代写。君岛久子含着眼泪看了他在李星华逝世后三天写的序言，深受感动。她从序言了解到，李星华病危期间，日本朋友曾派医生和技术专家参加抢救工作，使得李星华病情曾有所好转，因此感到某些安慰。她深信中日两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友谊是长存的。君岛久子决心要在1980年11月27日前出版日译本，以纪念李星华逝世一周年。
君岛久子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近三十年来，她翻译出版了三十多册、数百篇中国民间故事和儿童文学。她还翻译了《西游记》上、下集（福音馆书店出版），这一成就使她获得了日本翻译文化奖。她翻译的《白龙黑龙》（《中国民间故事选》贾芝、孙剑冰编，岩波书店出版）曾获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有些译作被编入小学语文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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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争座与让座
王选庆
在无轨电车的始发站。父亲领着小儿子上车。儿子抢先坐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父亲说：“还是爸爸坐到里边去。”儿子：“不，我要靠窗口嘛。”父亲一把把儿子拽了出来：“傻货！我坐到里面省得让座！”
车开了。从第一个停车站上来一位抱小孩的妇女。父亲使劲地把脸扭向窗外。等他回过头来时，儿子已经把座位让给了那位妇女。妇女向父亲笑笑说：“小朋友真乖！这么懂事的孩子，全靠家长教育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