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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纺织局党委作出三条规定
制止党员和干部私自外出包工牟利
本报讯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刊物《党风与党纪》今年第6期，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吴复民写的一篇报道，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报道说：上海市纺织局党委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以后，采取措施纠正在职的党员和干部私自外出包工牟利的不正之风，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最近一年来，上海市纺织局系统的部分党员、干部，借口搞活经济，为自己牟利。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搞贩卖活动；有的一个人承包好几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活，赚得的“外快”往往超过工资几倍；有的利用职权将原料、配件、设备搞出厂，助长了部分社队企业的盲目发展；有的利用一些单位推销呆滞物资心切的机会，不惜动用企业大批资金，购进对生产毫无用处的物资，谋取“推销费”；有的甚至盗窃机器零件和生产图纸。上述不正之风，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他们批评这些党员、干部是“要钱不要党”。
要不要纠正这些不正之风，前一时期局党委感到拿不准。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党委认识到，这些不正之风如不及时刹住，势必损害党的威信，腐蚀职工思想，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社会主义企业。为此，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向全系统各单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同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并作出三条具体规定：
（一）在职党员和干部不准私自外出包工获利，或擅自邀集、组织人员外出包工、私分报酬。如继续营私，除批评教育外，所得酬金全部缴公。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重点放在搞好党风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上，使党员分清什么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自觉抵制金钱的引诱和腐蚀。
（二）凡承担本市、外地企业的机械设备检修、安装、技术指导或其劳务，必须通过组织接洽，办理经济合同，有领导地实行协作。所得报酬，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给有关人员一定的奖金（由各厂订出具体办法）。
（三）凡是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原料、仪器、设备、工具、图纸、机物料等的借用、调拨、销售，必须通过组织，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其中原料、仪器、设备、重要图纸必须经上一级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擅自出售、以物易物和馈赠，更不准乘机要挟，徇私受贿。对违反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追回；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要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裁；对要挟对方、徇私受贿的，应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没收其所得的全部款项；情节严重的，按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各单位要加强物资管理，严格按规定办事。
《党风与党纪》的编者按指出：上海市纺织局系统的某些党员和干部，进行包工、贩卖等营利活动，是很不正当的，其中有的已经是违法乱纪的行为。上海市纺织局党委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并做出具体规定，是很有必要的。这种不正当的营利活动，在其他城市、地区和系统的党员和干部中也有发现，甚至更为严重。有的党员干部、包括极少数中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不仅私自进行经商贩卖、包工揽活，而且搞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些党员干部没有党的观念，不顾国家利益和政治影响，唯利是图，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品德。群众严正地批评这些党员是“要钱不要党”，真是一针见血！
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等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任何时候都要加以抵制和批判。《准则》中明确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守国家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工作纪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任何党员和干部，为图谋私利而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各级党委和纪委对上述违法犯罪活动，以及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案件，必须旗帜鲜明、果断地加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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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群众以希望和信心
——记北京布鞋厂党支部书记钟宝选
经过十年动乱，北京布鞋厂生产连年完不成计划，职工生活得不到改善，整个工厂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
1978年10月，钟宝选同志调到这个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感到，要使北京布鞋厂改变面貌，就生产抓生产不行，应该先从干部抓起，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给群众以希望和信心。
原来，厂内垃圾成堆，生产用料乱堆乱放，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沟渠纵横，不象个工厂的样子。五十多岁的钟宝选带领职工清除了垃圾，粉刷了墙壁，用水泥铺了地面，又建起了展览廊，厂容为之一新。这个厂原来的食堂只有两间小房，两张桌子，几百工人排队买饭，夏天淋雨，冬天受冻，职工怨气很大。钟宝选发现工厂地下室可以利用，又带领全厂干部清除破烂，砌墙垒灶，改成清洁、漂亮的地下食堂。为了方便职工，食堂每天还供应馒头、面条。又增设了小卖部：油盐酱醋、烟酒糖果，样样俱全。钟宝选有时还在食堂里端菜送饭，擦桌洗碗。
北京布鞋厂女职工占60％，却一直没有托儿所，有孩子的女工常常为孩子的安置问题发愁。钟宝选根据厂里现有条件，腾出一间房，办起了托儿所。厂里原来有一个小浴室，又脏又破，而且每星期只开放一次，群众洗澡很不方便。钟宝选又发动职工动手盖了个新浴室，利用锅炉的余热温水，使职工每天都能洗上热水澡。为了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在餐厅内架起了彩色电视机，安上了乒乓球台，又利用地下室办起了阅览室。
厂里有一个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江青的“坏话”，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车间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中，她多次上访都没有结果。组织上要给她平反，过去整过她的人有顾虑，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钟宝选多次找这些人谈心，打消了他们的思想顾虑，终于给这位医生平了反。机绱组的杨春荣，“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贴了一张批评厂领导的大字报，因此一直不受重用。钟宝选根据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大胆地提拔他当了组长。杨春荣当上组长后，尽职尽责，带领大家实干。
钟宝选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家访，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职工，及时帮助解决。退休多年的董金祥，无儿无女，经济十分紧张。过去他曾到厂申请补助，都被拒于门外。钟宝选亲自把补助的钱送到老人手里，使董金祥老两口很受感动。
钟宝选带领党支部一班人，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群众说：老钟没架子，心里有群众，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心里舒坦，干起活来痛快。
1979年，长期落后的北京市布鞋厂跃入了北京市的先进行列。
本报记者 翟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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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部队某部部队长李绍清，自1975年以来，利用休息时间和老伴一起为部队干部战士缝补衣服一千三百多件。他们的家被问志们誉为义务补衣店。 常桂林 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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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为何提倡“爸爸回家吃晚饭”？
慕翔
台湾报纸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由“台北一周”发起了一个名叫“爸爸回家吃晚饭”的运动。3月14日，台湾当局的“新闻局长”宋楚瑜，还在一次聚会上代表官方正式发出了呼吁。之后，各界代表人士集会响应，《中央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文章，表示赞助。从3月17日起，“台北市各社教单位”还为此印行了第一批五十万张“爸爸回家吃晚饭”的卡片。卡片上印有爸爸和孩子的签名格和妈妈作为“中证人”的签名格。做爸爸的如同孩子有约在先，一旦遇到有人临时邀约在外吃晚饭，即可拿出卡片，以示谢绝。
做爸爸的每晚回到自己家里吃饭，本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台湾为什么为此专门发起一个运动呢？
据台湾报刊透露的情况看，台湾由于经济日渐殖民地化，各界人士的社会生活也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固有的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中央日报》社论分析，一些经常不回家吃晚饭的“爸爸”，是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失常”，每每假借“出差、加班的名义，于公余之时，赶着参加赌博，沉迷色情，或涉足其他不正当的场所”。
《中央日报》说：这种“爸爸不能回家吃晚饭”的社会现象，不仅“为儿女抱怨，为妻子担忧，为一家期待”，并且使得有些人“牺牲金钱与时间，且戕害身心，泯灭理性”。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王洪钧也说：这种社会现象“使家人变成路人，子女因之失去父爱，得不到管教而误入歧途；使得亲伦沦丧，家庭组织动摇”。由此联系到台湾社会上色情、卖淫行业的泛滥，非婚生子女数量之大，以及情杀和图财害命等刑事案件的不断增长，人们就不难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会这样关心一些家庭的“爸爸回家吃晚饭”的问题了。
“爸爸回家吃晚饭”，还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低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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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病人就医难
武廉
生活在今日台湾有很多难处，就医难就是其中之一。一般人简直不敢生病，也生不起病。因为：一是医生短缺，难以就医。据台湾《自立晚报》报道，省立宜兰医院医师编制三十人，实际只有十人。《中国时报》透露，台湾省立医院医生编制员额六百一十三人，目前只有四百四十五人，缺额一百六十八人。台湾的三百四十七个乡镇卫生所中，有八十多个没有医生。二是医疗费用昂贵，一般人无钱就医。据《新生报》最近报道说，在台湾医院看病，挂一次号就要五十元
（新台币，下同），买一瓶500CC的葡萄糖，要五百元，看一次感冒要一百八十到二百五十元，接生要四万元，剖腹取婴要五万元以上。昂贵的医疗费用，使一般人无法就医。《联合报》报道说，台湾“指南客运公司”售票员沈文红，四年前发现肾脏有病，但苦于医药费用高昂、无钱诊治，以致病情恶化，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她的父亲为了支付每月四五万元的住院费，只好卖掉房子，但仍然未能挽回女儿的生命。三是医德败坏，不敢就医。医生接受“红包”的风气十分盛行。更严重的是，一些医生为了获取更好的医疗费，不顾病人死活，乱挥白刃，将一些肚子痛、子宫病患者，作为盲肠炎、子宫癌加以切除。据报道，台南市有一个外科医生，为了牟取暴利，竟将一名乳癌患者切下的乳房保存起来，每次从上面切下一块充作被检查病人的乳房切片。这样不仅多捞了钱，而且也获得了“医术高明”的美誉。台湾一些报刊发表文章说，医疗界腐败、冷酷、唯利是图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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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老母患病无钱医治
女儿被迫卖肾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住在台湾宜兰县苏澳镇圣湖路的林秀英，母亲杨秀莲两年前患病，痰中时常带血，经过诊疗，并无好转。今年春节前经两家医院诊断，才知患有肺癌。今年只有28岁的林秀英得知后，非常焦急，夜夜辗转难眠。林秀英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承担家庭生计，挣钱抚养11个兄弟姐妹，生活极端凄惨。为了凑钱给母亲住院治病，她到台北与四个兄弟商量，但大家都没有办法立即筹集20万元费用给母亲开刀。四处寻借无着，为了替母亲治病，她了解到“宜兰生命线”可以帮助出售人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向“宜兰生命线”“求救”，愿意“让售”自己的一只肾。林秀英对记者说：“当我做这个决定时，心里坦然。我想，割掉了一只肾，还有一只肾仍能使我维持生命”，还“尽了做儿女的天职”。林秀英的丈夫考虑到四个年幼儿女需要秀英照顾，因此，他表示：“如有必要的话，他愿意把自己的肾卖掉，给岳母做医药费”。
据报道，台北市一位孙姓男子，打电话到“宜兰生命线”，“希望能够购买苏澳少妇林秀英的‘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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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杨德金不得回大陆探亲被气死
在台湾的原国民党军人杨德金，江苏省溧阳县西杨家庄人，1948年被抓去当兵，家中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1949年，杨被迫随蒋军撤逃台湾，第三年遭到裁员退伍。从此，杨流落在台北街头，光景凄苦。后来，从朋友处借到一点钱，摆小货摊，勉强维持生活。
杨德金一直以为他的亲人象台湾当局宣传的那样被“共产杀害”了，非常苦闷，常常借酒消愁。去年他从返大陆探亲的台胞中听到，自己的妻子儿女生活得很好，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分高兴，迫切要求回大陆探亲。可是，台湾当局无理拒绝他的要求。杨思家心切，一气之下心脏病复发，于去年底逝世。临死前，他还拿着妻子的照片，呼唤着女儿、儿子的名字。 杨澄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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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爱国作家杨逵晚景凄凉
本报讯 据台湾杂志消息，台籍抗日爱国老作家杨逵今年已77岁高龄，无力执锄浇花，他经营的东海花园业已荒芜，生计无着，贫病交加。
杨逵本名杨贵，台南县人。日本侵占台湾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十次之多。后来专门从事文艺创作，以文学为武器继续战斗，曾编辑《台湾文艺》杂志，创办并主编《台湾新文学》杂志。刊物被禁后，经营“首阳农场”，取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意。1949年，他又被台湾当局逮捕，被监禁十年。出狱后，身无长物，以开荒种花为生，在台中经营“东海花园”。他的作品出版的有《送报伕》、《鹅妈妈出嫁》等，都充满民族爱国精神。
斯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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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瞭望台
台湾简讯
△据台湾“审计部”称：台湾省政府所借或保证的外债，尚未清偿的本金总额达三十四点三五亿美元。
△台湾“经建会”决定：台湾肥料公司肥料配售价格调高百分之七十六。
△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今年一二两月，台湾投资大幅度减少，新设公司登记的家数，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十二点三，资本额减少百分之四十七点三。
△台湾《自立晚报》报道，台湾最近公演大陆地方戏。演出的剧目有越剧、湘剧、闽剧、川剧、粤剧、秦腔、评剧和豫剧等。
△台湾去年各学校学生因事故死伤人数高达六万四千余人，其中交通事故占首位。
△去年，台北市“卫生局”对全市一至六年级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在受检的二十七万三千九百四十一人中，有十万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患近视眼，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四三。
△台湾最近出版《中国传统音乐全集》，内有尚小云、刘宝全、周璇等百余著名艺人的原声录音带。广告登出后，立即引起台湾文化界和戏曲爱好者的重视。
△台北市垃圾集中地，经过数年堆积，目前已达四五层楼高。因位于基隆河畔，大雨一来，极容易将垃圾冲入河流，污染水源，并且垃圾将挡住水流，造成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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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仲夷刘田夫同志说
欢迎已去港澳的知识分子回来
本报讯 据《南方日报》报道：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对已去港澳而又想回来的知识分子，我们欢迎他们重新返回内地，参加祖国四化建设。
刘田夫说，内地有些去港澳的医生、专家，在那里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想回来工作，我们表示欢迎。他们回来后，原来做什么工作，还做什么工作；原来担任什么职务，还任什么职务；工龄照算。
任仲夷接着说，他们回来，谁都不得歧视、奚落他们。
刘田夫说，他们回来工作后，如要再出去，还可以再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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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著名口腔科医师陈名扬由香港回内地复职
据中国新闻社电：著名口腔科医师、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原福建省立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陈名扬，于去年8月获准去港。后来他从香港发回电报，要求回内地复职，得到福建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之后，已于3月间回到福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委、省立医院院长李温仁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到车站欢迎。陈名扬十分感激，表示要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并在专业研究、培养助手等方面多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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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委常委坚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记者康伟中报道：一年多来，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坚持参加每周党的组织生活会，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在省直机关广大党员中产生良好反响，为全省地、市、县委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去年一月中旬，黑龙江省委常委决定，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常委委员必须带头参加机关党的组织生活。省委常委认真执行这个决定，除两名常委因病休养外，16名常委去年共参加党支部会、党小组会142次，平均每人参加8．9次，比1979年下半年每人平均参加2．8次有了明显的增加。为了保证常委同志按时参加机关党日活动，改变了常委例会时间。平时安排常委会时，也注意不影响组织生活会。常委同志只要在省委机关，每到党日活动时间，都主动按时参加。有的常委因其他工作不能及时到会，宁可不回家吃饭，也要赶去参加党小组会；有的因事不能参加组织生活，就亲自向所在党小组请假。常委同志参加机关党的组织生活，一般都提前询问生活会的内容和安排，事先做一些准备。
省委常委同志在组织生活中，以普通党员身份和同志们一起，交流思想，互相帮助，讨论问题。这不仅有助于领导同志了解下情，密切同群众的关系，而且进一步发挥了老党员的传、帮、带作用。在一次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党章
（修改草案）和《准则》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和大家一起谈学习心得和体会，他针对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建议联系每个人的思想实际，搞一次专题讨论。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接受杨易辰同志的建议，组织各支部进行专题讨论，收效很好。一次，省委组织部召开讨论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会上许多同志对新入党的同志提出希望和要求，省委书记李力安同志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联系实际谈了自己的感受和希望。他说：“入党不是终点，是加油站。通往共产主义是一条崎岖的路，要达到目的，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要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信心，毫不动摇。”李力安同志热情诚恳、语重心长的发言，使新入党的同志受到了鼓舞。
省委常委在党的组织生活中，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之下，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和锻炼。省委书记李剑白同志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从组织观念、理论学习、党性修养和工作等方面找了差距，并表示自己要规规矩矩地按照党章（修改草案）和《准则》办事，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元直同志在参加省委宣传部党员轮训时，严格解剖自己，找了三条差距。党小组的同志也指出陈元直同志“有时处理问题不够果断”。陈元直同志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省委许多常委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认真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完成党支部交给的任务。去年4月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德尊同志，接受省人大机关党支部交给的讲党课任务后，正赶上要外出开会，就抓紧业余时间准备讲稿，星期天也不休息，终于在出发前一天讲了党课。由于他准备得认真、充分，大家听了很受启发。陈雷、李剑白、陈剑飞、陈元直、高鲁等同志都较好地完成了省委、省政府机关党委布置的讲党课的任务。
省委常委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的情况传到地、市、县委以后，这些组织对于严密党的组织生活，都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大家反映，省委领导同志给我们作出了样子，我们更应该加强党性锻炼，自觉地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不断增强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做一个好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