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群言堂

  访美有感
  ——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周培源
去年4月,我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科学院年会。后来,又被邀请出席了美国物理学会。5月,率北京大学代表团继续访问。6月中旬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教授,做了近两个月的研究工作。随后,到加拿大参加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大会结束后,访问了加拿大的大学。回国途中,应希腊政府的邀请,访问了雅典大学。九月中回到北京。在国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中渡过的。我先后访问过的大学,美国17所,加拿大三所和希腊一所,共21所。解放以后,我曾三次访美,唯有这次时间长,同美国的学者、华裔教授、我国派出的留学生和教师接触多,所以感受也较历次为多。这次,可以说,是怀着对中国的教育问题的思考在国外观察了五个月。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清华转到北大,迄今已近三十年。我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多年,我的心是紧紧与大学相连的。特别是国家和人民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今天,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怎能不关心高等教育的改革?人民教师永远不能离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岗位。现在,各地正在开展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我试图把在国外观察的心得与国内高等教育的现实相结合,提出一些问题,与全国同行共同商榷。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以下谈到的美国大学几方面的情况,只能作为改革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参考和借鉴,不能全部照搬;有的还要当作教训来吸取。
在此必须指出,我们所访问的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它们之间水平悬殊、差距很大。
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或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
北京大学在过去曾集中过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象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陈启修、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王仁辅、李书华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所以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最高学府之一。美国的大学,过去一直由哈佛、耶鲁、普林斯敦、芝加哥等校执牛耳。因为,在这些学校里,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批闻名于世界的教授。
比如,以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为例。在该校于十九世纪末成立初期,就请到迈克耳孙作教授,后来又有密理根。密理根到南加州筹建加州理工学院后,他的职位由康普顿继任。在三十年代又请到了意大利的费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就是1942年在费密领导下在该校试验成功的。他们四位都是诺贝尔奖金的先后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有后来居上之势。重要的原因和其标志乃是她“招聘”了一批毫不保守、具有先进科学思想、生气勃勃的文理等各方面的学者。其中,有美国科学院院士73人,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达十人。他们是闻名于全球,走在学术最前沿的人。
又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以上共有千人,有150人是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或科学院院士。
美国大学的教师,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三级。大学教师是从研究生毕业、取得学位的人中来选拔的。大学毕业就直接在大学任教,是不可能的(助教工作由研究生兼任)。研究生毕业,取得学位之后,多数人到公司、企业、政府等各部门去就业了。另一部分,得到教授的招聘,在其名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样的岗位名为“博士后”(Post—doctor)。这样的人,从教授的研究经费中领取工资。从事“博士后”工作,一般三年左右。在这期间,学校和社会通过考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来选拔人才。本人也在这岗位上一面工作,一面寻找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职业。如果一个系的助理教授有了空缺,这个系选拔教师的唯一办法是公开招聘。公开招聘时,全国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的“博士后”或同类资格的人都可应聘。从应聘人员中选定教师,是由一些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集体审核,表决通过的。经过这个途径,进入大学教师队伍的行列后,并不能获得一个“铁饭碗”。大学还要在助理教授这一层人中,继续考察和挑选。考察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教学工作的表现。其二,是研究工作的成就。其三,是对学校这个“小社会”的贡献(这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工作)。一名助理教授经过至少三年以上的工作,接受了以上三方面的考核,经过了系的委员会的审查研究之后,才能晋升为副教授。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句话:“或是出版,或是毁灭”。如果没有论文不断发表,就得解聘。只有作了副教授之后,才有可能在大学中获得终身职(有的学校教授才是终身职)。副教授升为教授,要经过同样的考核和审查,一般时间要七、八年。
在美国,一名研究生毕业后,不论在“博士后”阶段,在担任助理教授阶段,甚至在担任副教授阶段,都有两个前途。在教学、科研方面作出贡献就可以升级。如果作不出贡献,特别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不出有水平的论文,就会离开学校,另选其它职业(或是本人另有高就)。这样的两个前途,不论对社会及学校来说,或对本人来说,是在“相互选择”。社会在挑选人才,个人在挑选自己合适的职业。学校乃至社会对人才的选拔,有很大的“空间”。我这里讲的“空间”,包括着地理和部门。美国的大学,招聘名师是不分国籍的。一个学系可有一半的教授不是美国人;一个研究所,一个学科的学术领导人不是美国人的实例比比皆是。而教师个人,又时常在全国各大学之间,乃至和国外大学之间流动。
当然,美国校际之间教师的流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这种流动也有它的副作用。教师常常不从发展科教事业出发,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名利进行流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繁荣科学技术、发展教育事业,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特别要从政策上鼓励教师到边远地区去工作。
总之,一所好大学,必须有严选良师的办法和传统,必须有选拔人才的条件。否则,人才就会在死水一潭中被埋没。而有些不称之才,又会占据他们不应占据的位置。一所大学的人才,只有不断地严选和淘汰,才能在学术上打破保守,生气勃勃,不断前进。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选拔人才的途径。封建时代有科举,资本主义社会有竞争。我们应有一个优于科举和竞争的办法,这是使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前进的根本大事。
严选与淘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淘汰,就谈不上选择。选择当然有个标准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看人才,有我们的标准。“又红又专”是必须坚持的。如果我们只看其才,而不管政治标准,那将是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过不少“左”的错误。对人才的选拔,对教师的选定,曾发生过以“红”代专、以政治冲击业务的错误倾向,把科学、知识当作“白”的东西去对待,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学校选择教师曾有不问学术,把它当作单纯的人事工作去办的倾向。多年来,虽然大多数教师是称职的,但还应承认,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确把一些业务上并不合格的人留了下来,又确曾把一些业务上很有前途的人才,安排到不能人尽其才的岗位上,甚至把有才华的人排挤出去。
在美国时,有个著名教授曾向我说:“中国人勤劳聪明,又有十亿人口,将来的科学、文化是属于你们的。”听了这些话,想到我们自己,十亿人口的大国,确应人才辈出,但实际上却并不理想。作为一名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者,深感不安。我们的大学应该总结“左”的错误的教训:怎样在选拔教师,选拔干部中,不以个人的好恶,不以宗派的利害,而以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任人唯贤;怎样突破小到只有学校院墙这点大的“地理空间”,在人才的问题上,改变一潭死水的局面;怎样打破“铁饭碗”;如此等等。总而言之,要办好大学,就得在选拔人才这个根本问题上,打破一些旧框框。
我深有感触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
先从美国的著名大学(相当于我们的重点大学)说起。他们对大学生,有一套考试制度和挑选的办法。学生进大学后,一年级全不分系,有的二年级也不分。哈佛大学的教务长说:“进入哈佛的学生,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不是那个系的学生。”入校后,经过两年学习,学生可根据自己对大学的了解和学习的实践,提出自己的志愿。可以学文,也可以学理。入系后,发现和自己的志趣不一致,还可以转系。这是其一。
其二,学生入大学后,所学的课程,选择性是很大的。各校虽有各自的规定,但基本精神相同。以哈佛大学为例,每个学生要求学32门课。如果一个学生主修历史学,他要学习16门历史学方面的课,8门文理学院的全院必修课,另外,8门课自由选修。这32门课,一般可在四年完成。
其三,对任何学科的大学生,都要求必须学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我另一个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说:“我们要求学生用20%的时间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传统,因为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而最根本的,我们培养的是人。”“学生要学习文艺、历史、社会科学,他们要懂得社会和人,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家,每天、每时都在和人、和社会打交道。”我看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化学学院的学生课程表,这个学院可供学生选修的文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有62门。从“比较文学”、“戏剧艺术”、“希腊的黄金时代”、“中国和日本艺术”、“欧洲绘画概论”、“音乐概论”,到“古代哲学”、“现代康德哲学”,还有“考古学概论”,“世界人口和经济”、“美国经济史”、“文化和历史地理”,“欧洲文明”、“加利福尼亚州”、“国家安全政治学”等等。
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这里,有两点必须考虑。其一,是社会的需要;其二,是必须按照受教育者的特点去培养,作到“人尽其才”、“因材施教”。一所好的大学,就是要使这两方面得到统一。
解放以后,我国高等学校的全国统一招生工作,是全世界规模最宏大、任务最艰巨、成效很卓著的培养人才的工作。我自己在1950到1959的十年中,曾分别负责过北京市、华北与东北地区,以至全国的招生工作,很有感受。但我们培养人的办法,也还有欠缺。学生入学前,先分系报考,入学后很难转系。在过去多年中,入学后整班地、上百人地按一张课表上课,按一个模式培养,而不能发扬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依据社会的需要、专业的发展、个人的专长与志趣,走自己成长的道路。这些都有待改进。鉴于当前高等学校的情况,这方面不可能马上实行全面的改革。在维护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很多大学注意到这种太缺乏灵活性的缺点,在选课办法上作了很多改革,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入学定终身的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入学人数剧增,更有“发展”。现在,中学生考大学,学什么专业,报考哪个系,多是由学生家长的“报名学”决定的。每到暑期前,“报名学”盛极一时,相互传告。哪个学校、哪个系入学分数线是多少,哪个专业是“冷门”,怎样排列组合填写入学志愿为上策,如此等等。一个人从事学术和将来的职业竟是这样决定的,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有人为报考定终身的办法辩护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有计划性。但是,制定计划的根据是什么?在社会需求的问题上,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靠自发的市场调节来解决的。例如,计算机在当前成为生产、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学生的志愿,想学计算机的就多。这种调节,反应是灵敏的,但必有盲目竞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多年来,我们解决社会需求,是靠计划。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计划是很必要的。但实践证明,过去的计划,问题很多。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吃了主观主义的“计划”的亏,已经够多了。在精神生产方面,主观主义的“计划”造成了多少人才被埋没,则是无法统计的。我们要在计划方面好好总结经验,在培养人的办法上进行改革,找出一条我国自己的道路,作到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与“人尽其才”的统一。
在教学工作中我们自己也有过很多好的经验。解放后,我们的高等教育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人才,成绩很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自满。我们要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对国外的教育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进行改革。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我对美国大学教育感兴趣的第三个问题,是学术的现代化问题。
以加州大学(伯克利)的文理学院为例,它有42个系,此外,还有许多跨系的专门组,例如“生物统计学”、“神经生物学”、“逻辑学及科学方法论”、“人口统计学”、“佛教问题”、“社会福利”、“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学”、“妇女问题”、“大规模通讯交流问题”等等,共26个。在系科设置上,他们有很多新兴科学和边缘科学。我们在这方面还很缺乏。
又如,只有1,700名学生的加州理工学院,它有六个学院,20个系。除生物,物理、数学及天文,地质及行星,化学及化工,工程及应用科学五个学院外,还设有一所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我们可以举出这个学院二、三年级学生的课程来说明他们怎样培养边缘学科的人才。这个学院的二年级学生的典型课程是大二数学(偏微分方程,概率及数学分析)、电动力学及量子力学、微观经济学引论、宏观经济学引论及一些选修课。三年级学生要求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收入与增长,统计学,计算机模型化和数据处理及一些选修课(一年级的共同课则有数学、物理、半学年的化学或生物等)。这样的社会科学的学生,有较好的科学或工程技术基础。毕业后,可以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商业或政府管理部门工作。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术上还存在着陈旧、落后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多年的“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例如,我们曾随意给社会学、心理学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当作“白旗”来拔,使这两门科学中断了30年之久。“左”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现已为人们所承认;在教育战线上,要承认十年浩劫中的问题还较容易,要认识到现在还有什么“左”的影响,则是比较困难的。第四个问题是青年的思想教育问题。
我在国外五个月,虽然十分关心外国大学生在想些什么,可惜和青年学生接触太少,只看到一些表面。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我50年前在美国当学生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随之而来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也都有了变化。在一个生存竞争十分剧烈,物质产品又十分丰富的社会里,多数青年想的是赚钱,企求的是享乐。对美国大学生的观感,是大多数不用功,拚命干的是少数。美国大学在业务的培养上,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在思想、道德的教育上,即使从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来说,他们自己的不少教育家和科学家也是不满意的。
与美国的大学生相比较,我对中国大学生感到十分自慰和自豪。我们的学生的大多数,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勇于思考,努力学习。不论学习态度,思想道德,他们远远胜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
但是,作为一个老教师,对于这一代大学生,从内心里也有“担忧”之处。现在的大学生不同于解放前的大学生,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1980年北大入学的新生平均年龄17.25岁。从懂事的六、七岁时开始,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们生长在动乱时期,入学于历史转折的关头。青年学生之所想,我们老一辈的人往往是不体会、不理解的。现在的大学生,思想有一定的混乱,每个学生所追求的也有莫衷一是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长期的动乱和重大的转折,对于原是白纸一张的青年,必然有这样的反映。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如果看到而又无所作为,那将是严重失职。
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待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必须坚持“疏导”方针,按照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加以引导,以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和党的优良传统去教育学生,带领学生去探索真理、抛弃谬误,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能压制,更不能随意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有着严重的错误思想的学生是极少数,但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只要他不触犯刑律,我们必须立足于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最大努力去作争取工作。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过很多的好经验,应该发扬。但也有不少错误和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加以摒弃。
中国的青年学生是可爱的。他们经过勤奋学习,走进大学的校门,听从我们教育,又从我们的校门不断走向社会。他们是掌握祖国未来的人。作为他们的教育者,我们的责任十分重大。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觉悟,不断改造世界观,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第五个问题是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谈到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发展史,总要讲到一些奠基人,他们都是学术界有威望的。我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原是一所地方性的工艺学院,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成为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源地,是经过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辛勤培育的。他们是:海耳,他曾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威尔逊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诺埃斯,他也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过代理院长;密理根,他是学校的创办人和院长;摩尔根,他是生物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杜勃利琪,他在第二次大战时,是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领导人。辐射实验室其实是雷达研究室,当时集中了全国4,000名科学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其后,他又在加州理工学院任院长,并作了出色的建树;还有另一位院长布朗,也是物理学家,曾做过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的领导人,之后,被卡特政府遴选为国防部长。美国大学十分注意它的领导,校长是在全国范围内物色的。最近,麻省理工学院曾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选择一位合适的新院长。
这样的情况,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都是同样的。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蔡元培先生是北大校史中很有成就的校长。他本人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他十分懂得:办好北大除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外,必须聘请许多具有革新思想和高深学识的人才到北大任教。他在北大组织了评议会、教授会,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他对北大的系科设置,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怀念蔡元培先生,我于去年三月曾在报纸上发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文章。
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而学术活动的特色乃是它的独创和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每一位流芳千古的学者,总具有他个人的特色。一所好的学校,也有她自己的风格。这一切都只能是由这所学校的校长、教授、教师队伍来推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就在这里。多年来,我们工作的缺点是不善于管理学校,而很少把推动学校的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这样的领导方式,程度不同地束缚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我们在经济领域中,已经深感不懂经济,不懂科学而又掌握大权给国家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弊端之一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助长了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经济上的损失是“有形”的,而教育工作的损失是“无形”的。所以教育战线上的“左”的错误更不容易纠正。
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党对学校领导的倾向,必须坚决反对。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当前,在高等学校中仍要继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应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干部管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工作,做到党政分工,把日常行政、业务工作交给行政、业务部门去承担。极少数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对实行校长制和党委起监督保证作用进行试点。在前面,我所提出的发展学校的学术和教育,要由学校的教师队伍来推动,这正是我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加强学校中的政治干部队伍和行政干部队伍,并要善于团结,善于领导,大胆信任那些经过多年党的教育,学有专长,又有教学、科研实践经验,热心教育事业的一大批教师。
解放以来,我国的高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培养出大批优秀干部、科学技术与教学人员。今天,他们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成绩是巨大的。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三十多年的教育事业,就不可能有今天进行四化建设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我们的学校中,“左”的危害由来已久。不仅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它受害最深,知识分子被践踏到“八类”之下,科学、文化被打入九层地狱之中,而且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过多次失误。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扩大化,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学校也搞得很“欢”;1959年的反右倾,把矛头对着学校中的“党内专家”,并把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打下去;1964年的“社教”,还把“左”倾当作右倾去批。接着才来了十年浩劫。我们中的大多数虽饱尝其苦,但同时又是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左”的错误的拥护者,甚或是执行者。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广阔和深远的影响,诸如外行与内行,知识分子政策,政治与业务,用人标准,培养人的办法,学术与政治等等问题上的偏差与失误,要纠正它谈何容易?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似乎一谈今日,一切都对;待过了些时,又要重新估价。我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过去失误的责任。但是,作为学校的领导人,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失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失误,并把它们当作教训来认真汲取。为了适应实现现代化的需要,高等教育必须改革。改革高等教育,不妨从选拔人才(教师队伍),培养人才(学生教育),活跃学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几方面着手,总结经验,认真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多数,进行坚决而又稳妥的改革。这样作,也许教育事业会蓬勃发展,对四化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教育事业必会发达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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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理现代化系统讲座”开讲
  一千七百多名司局级领导干部参加听讲
中国科协、中央国家机关临时党委、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管理现代化系统讲座”,于3月28日上午在物资部礼堂开讲。参加听讲的有国务院各部委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一千七百多人。这次讲座共分五讲:管理现代化导论简介;企业管理工程;最优化“设计生产管理”一体化;科研管理的现代化问题;技术经济预测等。担任主讲的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员何健文、何国伟、邹海、骆茹敏、霍俊同志。
这次讲座于每周星期六举行,4月25日结束。讲座录音及资料汇编将由中国科协科技资料服务处负责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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