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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山里选“时光”
——记河南省林县农村党支部改选
本报记者 马鹤青
数九寒天，在河南省林县农村，入党三四十年的老党员们，有的拄着拐棍下山，有的让年轻的党员扶着出村。去哪儿？去参加党支部的选举。
一说各队的党支部要选举，河南省林县的两千多个山村都热闹起来。党员们忙着开会，互相商量。社员们也帮着操心，纷纷找党员提建议，谈情况，说：“你这一票可要拿稳！选党支部，就是给咱老百姓选时光咧！”
林县人说“时光”，就是光景甚至命运的意思。一个共产党的基层支部牵连着几百家人的光景和命运，叫人怎么不操心！
我们是有党章的！
林县农村的五百多个党支部实行民主选举，成为全县的头条“新闻”。说起这“新闻”，老党员们又高兴又生气：“支部一年一选，党章上写着嘛！这些年，人家不叫咱在党里举手，不叫咱在党里说话嘛！”是啊，这里的党支部有的二十年没选过。人们回忆了半天，说：上次选举是办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想选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粒豆子。后来，年年搞“运动”，党支部也老是“运动”。谁当支书，谁当委员，管“运动”的人说了算。到“文化大革命”，更不象话，有的人不知凭什么进了党。头一天进党，第二天就变成书记。说起这些事，老党员都有气：“我们不是有党章吗？！”
我们的党章，这几年又慢慢起作用了。先是县委调整，接着是“揭批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打砸抢的，请他出党。后来各公社党委改选，全体党员上党课，讲党章，讲《准则》，整整准备四年，才有现在的五百多个支部改选。不容易呵，要操心，要下功夫！河南省劳动模范成百福，战争年代当过八路军的交通员，解放后办过林县的头一个合作社。这次支部改选，老人以上届支部副书记的身份，把村里的党员一个一个找来谈心。党内党外都赞成选解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桑玉宏当支部书记。他今年39岁，长期在村里工作，思想好，作风好，办事公道。投票以前，成百福老人几次在支部会上说：“我当支书多年，现在71岁了，别再选我，选年轻人。”可是，大家还选他当支部副书记。老人身体硬朗，服从支部决定，心想：卖卖老吧，干到死，把村里的支部搞好！
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林县农村的五百多个党支部先后改选完毕。人们看见支部选得好，高兴得在村头放一串串鞭炮。
这次改选不是没有斗争。茶店公社有个犯错误的党员不服气，到处“拉票”，还想当“官”，受到党内外许多人的批评。33名党员投票，他一票没得。选完支部选大队管委会，他又活动几天，七百多个社员，他才得了44票，又落选了。大家笑着说：“人有眼睛，党有党章！”
就是要掌握住“生命”
林县农村党支部选举的日子，正赶上年终结算。乡下人辛苦一年，睁大眼睛看结算，等分配。新当选的支部委员们，连夜商量这件大事。“‘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可是党的政策问题，不能马虎！”“今年丰收，该奖的钱粮，都要兑现！”泽下公社合脉掌大队的支部委员们一齐赶到桃峪生产队，这个队一结账，有的社员能得二百多元现金，有的能分上千斤超产粮。生产队干部不敢分，想搞点“平均”。支部委员们对大家说：不要怕，中央有规定，省委有文件，这是汗珠子换的，跟资本主义不沾边！你今年搞平均，谁还信你的责任制？支部作主，分配兑现。大把钞票当场到手，超产粮食装进麻袋，社员们感动得眼泪汪汪。公社党委听说这件事，把全社几十名支部书记叫来，开一个“说话算数现场会”。县委听到这件事，立即在全县推广。
这一冬，林县农村好热闹。三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多数社队已经落实，也有的一边走一边看，落实一半。新支部出面作主，统统来个说话算数，全部落实。林县境内200里太行山，大部分光秃秃。省委和县委早就说，可以给社员分自留山和责任山，放手让大家植树造林。可是难哪！谁来带个头？茶店、原康、石板岩等公社一百多个新的党支部就要带这个头。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们带领全体社员上山，自留山加上责任山，每人3亩，当场量准分清。这才叫绿化太行，匹夫有责！三九天，山上到处是人，两个月挖树坑七万多个。刚到“春分”，树苗就栽上了。
林县还有一个大优势：石匠多，木匠多，泥瓦匠多，有几万人会盖房子。前几年，这些能工巧匠都窝在家里，谁出门赚钱，就说“搞资本”“走自发”。近两年开了禁，但是组织得不好。今年，各支部和大队管委会把匠人们组织起来，订下合同，算一项专业承包。春节过后，全县两万多名匠人分批上路，北到沈阳、天津，西到青海、新疆，去十几个省包工盖房。冬天他们回来，一个生产队能收入上万元，“旱涝保收”！
要劳动，要为公
新选的党支部要执行党的政策，领导好生产，给群众带来好“时光”，还要管好党的队伍，树立好风气。三个月来，多年没人提的“三会一课”——党的支委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和党课又恢复了。前几年，党员们晚上开个会，给记两分工。现在党员们说，计较这两分工，还算党员？大家议决：废掉那两分！人，真要讲点“精神”，不要那两分，党的会倒开得勤了。各支部还有个党员联系群众的制度，规定每个党员都要经常去看望几户乡亲，听听意见和要求，帮着办点事，看谁给群众办事多。夜晚，太行山里那些走过八路军游击队的小路上，又有些热心为公的共产党员来来往往了。
农村里，党员是不是模范，就看你劳动不劳动，搞不搞自私？泽下公社党委揭出“家丑”，说：“前几年，我们这里的阳和大队，从大队到21个生产队的84名干部，基本上都不劳动。这怎么得了？现在，一有党支部抓，二有责任制管，不论你是书记还是队长，一律有自己的责任田。你不干，你就少分少吃，反正干部的补贴工分只能按政策给。”
林县农村的共产党员中，有多少勤勤恳恳的劳动好手呵！任村公社盘山大队支部书记王东方的三亩八分责任田，种得比谁都好。有人说：“老王，你五十多岁啦，队里给你补贴，你还下这苦力？”老王听了只是笑笑。他家缺劳力，去年虽说他出工210天，还是比多数社员收入低。春节前，公社给他15元补助，他收下钱没回家，就拿去交给困难户彭德永，说：“这是公社发给你的！”这次让王东方继续当支部书记，是党内外的共同心意。
刘家街党支部的老书记郭文元把新当选的支部委员叫到自己家里，拿出两条香烟一瓶好酒，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啥？礼物。说得好听一点叫礼物，说得不好听一点叫啥？今天你们跟我一道，去退还这些礼物！”退掉礼物回来，老支书又说：“往后咱们支部就得认真立下规矩，只能给群众办事，不能向群众伸手！”
还得天天“洗脸”
当然，总不会事事都好。党内还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党员就得天天“洗脸”。五百多个新的支部委员会成立以后，在“三会”上进行过许多诚恳实在的批评。
这两年，林县连着丰收。全县17万户，有一万五千多户盖起新房，总共七万多间。现在一进林县，看到村村有新房，村村有工地，红瓦白墙，十分惹眼。就为盖房子的事，党内费过许多口舌，开展过多次批评。王爱民和刘贵才是西张大队新当选的支部正副书记。他们两家住房都挤，想盖新房。可是全大队550户人家，有110户申请盖房，按计划今年只能盖20户。开支部大会时，两个书记都批评自己不该跟群众争，当场宣布收回申请，让给社员。他们两个一带头，党员和干部们也都说应该让给社员，有的作了自我批评，有的退出已经分到手的宅基地。现在西张大队正在动工的二十处新住宅，全是社员的。
桑玉宏当选支部书记以后，在支部会上说出一件事：去年，队里分给他家的宅基地小一点，施工时他私自扩大五厘地的面积。要在过去，这事没人去说，说出来也不算回事。可是，这一次新支书不放过自己，检讨之外，当天给生产队背来200斤粮食作退赔。
二十年来，搞“运动”，搞“斗争”，在群众和干部中留下许多“疙瘩”。问起老支部有啥问题，头一条是不团结。新的支委会一成立，费很大劲解“疙瘩”。阳和大队的陈德旺和阎章福，同在一个队工作多年，谁也不登谁家门，坐到一起就顶嘴。这一次，他俩都被选为支部副书记。社员们说，你俩不能再闹，再闹没有好“时光”。今年春节，公社党委和新支委会再三解劝，终于解开“疙瘩”。他们都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互相登门谈心。干部中的大“疙瘩”一解开，群众中的小“疙瘩”也跟着解开。多年来又落后又别扭的阳和大队，有了和气景象。人们笑着说：“好，和气生财！”
说起林县农村五百多个党支部改选后的新鲜事，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很冷静地说：“有变化，有进步，可是不能估计太高，不能说得太好！工作上还有不少问题呢！”
他说：“咱们党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说过头话。比如我们的红旗渠，三年困难时期，几万人动手，在太行山上修渠引水，不容易！这条渠能浇30万亩地。可是‘文化革命’中，硬要说能浇60万亩。不说60万亩，就叫‘反红旗渠’，‘反大寨县’。‘左’呵，吹呵，吹坏了林县的名声，吹得林县人受苦。这是个大教训！往后，做什么事都不能‘左’，不能吹，要脚踏实地干社会主义！”
县委副书记王有志补充说：“咱林县有山有水，人们能吃苦，会手艺。只要咱们把党的政策落实，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把党风搞好，还怕过不上好时光？！”
是的，林县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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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改造人 又造就人
辽宁省凌源第一劳改支队在罪犯中开展文化技术教育
本报讯 辽宁省凌源第一劳改支队，在罪犯中开展文化技术教育，收到了既改造人、又造就人的良好效果。最近，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转发了这个支队在罪犯中开展文化技术教育的具体做法和基本经验。
凌源第一劳改支队主要生产汽车发动机。1979年开始，这个支队在罪犯中开展了文化技术教育。有1，217名罪犯参加了学习，其中80％是青年犯。目前，共有技术班31个，文化班13个，设有18个专业，教员68名。
这个支队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认识到，开展文化技术教育是教育、改造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转化罪犯的思想，使其摆脱愚昧，明辨是非，改邪归正，成为有用之才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端正罪犯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这个劳改支队在进行文化技术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有计划地进行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前途的教育，同时还进行了学习文化技术重要性的教育，使罪犯懂得，学好文化技术有利于加速改造。他们还规定了必要的学习纪律，建立了学期考试制。
凌源第一劳改支队在罪犯中开展文化技术教育，由于认识明确，措施具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罪犯学到了文化技术，增强了改造信心。通过学习，原来269名文盲罪犯有217名摘掉了文盲帽子；263名罪犯由初小达到了高小文化程度，可以进技术班学习了；299名不会做工的青年罪犯，现在能独立操作，顶班生产了；340名青年犯成了车间技术骨干，有的成了技术能手。一些入监初期悲观失望、混刑度日、抗拒改造的罪犯，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纷纷表示：“要好好改造，学好文化技术，出监后再不干坏事了”。
二、稳定了监内改造秩序。开展文化技术学习后，把青年犯的精力和兴趣吸引到学习上来，减少了不轨活动。以前，一些青年犯在空闲时间，到处乱串，有的还寻衅滋事。在工余时间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文化技术后，监内的秩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三、解决了技术力量不足问题，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1980年在押犯比开展文化技术教育前减少了300名，两年内释放了622名生产技术骨干。新收押的青年犯，绝大多数不懂生产技术。但由于及时培训了技术力量，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汽车发动机产量不断增加，1980年比1978年增产78％，产值增加一千多万元。生产的汽车发动机成为省的优质产品。
四、进一步落实了党和国家的劳改政策，赢得了社会的赞扬。两年来，收到各方面的感谢信三百多件。许多家属感慨地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劳改政策的结果。”有的赞扬说：“如今的监狱，既改造人，又造就人。”许多青年犯深有体会地说：“人民政府不仅是改造我们成人的师长，也是滋润我们受害心灵的园丁。”
公安部在通报中指出，凌源第一劳改支队在罪犯中开展文化技术教育的工作，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们的经验，是当前教育改造罪犯，特别是加强教育改造青少年罪犯的一个带方向性的经验，也是管教同生产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公安部要求所有劳动教养单位要学习凌源第一劳改支队的经验，有计划地在劳教人员中开展文化技术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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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中队青年民警程九林，入伍六年来，年年月月出满勤，还经常在上班前或下班后，主动到繁华街道义务值勤，扶老携幼，自觉地为人民做好事，连续五年被评为南京市公安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
新华社记者 丁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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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部队某师领导干部带头端正党风
据新华社济南4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谭吉安报道：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师主要领导干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部队树立良好的风气，受到了济南部队领导机关的表扬。
师长高裕疆、师政委程恒义，都是从兄弟部队新调来的。他们处处注意和群众同甘共苦，影响和带领大家同心同德搞好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这个师的住房比较紧张，高裕疆从外单位调来时，有关部门安排他临时住在招待所。他说，住招待所容易脱离群众，把行李一卷，从招待所搬进了办公室，平时干部战士有什么事找他都很方便。在师长的带动下，其余四名住招待所的领导同志，也都搬了出来。政委程恒义到任不久，为私事用了一次车，当他找会计交费时，会计不肯收，说师里还没有这个规定。程恒义说，这个先例就从我这里开始。
前几年，这个师与驻地政府及一些社队关系不太融洽。新师长、政委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到任后，有的同志提出以新领导的名义，办点酒席请当地政府有关单位的干部来见见面，疏通疏通关系，以后有什么事也好办些。他们认为，搞好军政、军民关系，关键是部队要自觉尊重和支持地方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在几瓶酒、几个菜上。这样做只会败坏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师的主要领导主动到驻地一些县社听取意见，凡是部队做错了的事情都承担责任，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且把地方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帮助，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指战员看到师领导与地方干部亲如一家谈工作，不搞那些庸俗的不正之风，都很满意。
这个师的领导干部对领导班子中违背党的政治生活准则的事情，敢于坚持原则，开展严肃的批评。师通讯科用旧材料安装了12台落地收音机，打算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师的领导干部，并且得到了有关领导干部的同意。师长、政委听说后，决定取消这个不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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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玉春、季羡林在出国考察和外事活动中
精打细算主动为国家节约外汇
本报讯 不久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刊物《党风与党纪》刊载了苏玉春、季羡林同志在出国考察活动中，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模范事迹。
北京市一商局副局长苏玉春同志，在1980年9、10月间，带领五名同志赴日本考察。根据日方安排，考察组住在一家大饭店，在这里就餐每人每天最低标准6，700日元。苏玉春等同志听说中国式的小饭馆价格便宜，便决定到那里去用饭，每人每天伙食费比饭店最低标准节约一半。他们外出活动一律不坐卧车，而是乘坐价钱比较便宜的地铁或公共汽车。他们回国时，从住处到机场，也没有坐专车，而是乘日航班车去的。仅交通费一项，他们为国家节约六万多日元。他们还自己动手洗衣服，节省五万日元。在这次出访中，他们严于律己，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约外汇共一百多万日元，回国后全部交给中国银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东语系主任、东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同志，1980年7月赴日本参加京都召开的日本印度学、佛学会议，本应领取制装费，但他说自己有衣服，就没有领。他对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也严格按规定处理。他不仅把这次从日本带回的录音机、照相机、金钟等礼品交公，还把日本外宾来访时送给他的一台大型收、录音机，也让外事人员交公了。季羡林同志的这种作法，受到大家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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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汉景词典》即将出版
本报讯 我国第一部《汉景词典》即将由云南出版社出版。
景颇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通用本民族语言，有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随着景颇族地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需要有一部汉语和景颇语对照的词典。《汉景词典》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编写的。
这部词典共有二万余条目，主要供从事景颇语翻译、教学和科研工作使用，也可帮助景颇族学习汉语文，汉族学习景颇语文。戴庆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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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从罗舜初爱人的要求说起
吴华
据《辽宁日报》报道，沈阳军区顾问罗舜初同志的爱人胡静同志，遵照罗老生前的嘱咐，丧事从简，以三千元存款购买国库券，她自己又向党组织提出要求：现在住的房子是分给舜初同志的，我在地方工作，不该住这么多的房子，请给调整一下。司机、车辆等等，都是配给舜初工作用的，我们不该享受，请组织考虑尽快地撤回去！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对于幸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住房、保健、用车等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是完全必要的，它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他们健康的爱护和关心。这些老同志逝世以后，公家为他们生前工作和生活需要配备的司机、车辆、住房等理应归还公家，其家属、子女无权继承，不该享受。要说继承的话，应该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继承那种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财富。我们革命队伍中有许多具有高尚风格的干部家属和子女，他们同胡静同志一样谨守革命老前辈开创的革命事业，继承革命的传统和作风，在物质待遇方面，决不自视特殊侵占公物。他们永葆革命者的本色，使作古者含笑于九泉之下。但也有少数干部家属、子女，斤斤计较物质享受的“继承权”。对照胡静同志的高尚风格，他们难道不应该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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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街道办起文化站
据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省景德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街道办起了文化站、文化室，使居民们，特别是青少年在业余和课余有了活动场所。
这些街道文化站、室拥有电视机九十七台，还有许多图书、报刊、文化体育器械，开办文化补习班，组织青少年开展文体活动和一些公益活动。许多青少年参加文化站、室的活动以后，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一些过去闲逛的青少年，现在思想进步很快。
为了办好街道文化站、室，景德镇市从地方财政中拨款支持，各街道发动居民群众改建和集资新建房屋，作为活动场所。管理工作除配备少数专职人员外，大多数由居民委员会干部、退职退休干部和教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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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成立“文明礼貌研究会”
新华社武汉电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某部机枪一连成立“文明礼貌研究会”，帮助战士养成讲文明、讲礼貌的好习惯。
研究会是在连队党支部领导下由战士组成的。它的任务是观察分析连队干部和战士的行为表现，搜集、研究和宣传符合文明礼貌的范例。去年，这个连已订出了《道德修养规范四十例》。
今年，经过补充修改，又扩充为《文明礼貌行为规范一百例》。现在，全连干部、战士都很注重讲文明，讲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