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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
夏衍
提要：电视是最富群众性的传播工具。电视剧历史虽短，但也搞了一些好的，受到群众的欢迎。电视剧艺术的幼稚和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重视群众意见，接受教训，鼓起信心。电视剧创作中要注意开拓题材，特别要关注农村题材。还要增加一些体育节目。对政治性、政策性强的题材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能瞎编和歪曲历史。电视工作者要和各方面合作，努力创作出好作品，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
电视和电影是姊妹艺术。作为文化、科技乃至思想、道德等等的传播媒介，电视是最富于群众性的。人类最早有了语言，后来有了文字，经过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后来发明了造纸、印刷，把文字印成书，在古代，书籍是最有力的传播媒介。到本世纪初才有了电影、广播，但是当时的电影有形无声，广播则有声无形。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有了电视，它不仅有形有声，而且有色，因此，电视最富群众性，是在同一时间可以让千千万万的观众看到听到的一种传播工具。加上电视可以通过卫星向全国、全世界转播，如果一台电视机有4、5个人收看，在一次节目里，就能有几千万人在收看。
电影也是一种富于群众性的艺术，但看电影必须有电影院、放映队，在城市不到电影院就看不到电影。另外，一个电影院能容纳的观众也是有限的，它不能象电视那样一下子就能有几千万人同时收看。所以把电视说成工具也好，媒介也好，它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效率最高的，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可以超过电视。由于这个原因，电视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电视工作者的责任也更大了。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对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道德情操会起很大作用，相反，一个坏的节目也会起到坏的作用。最近听到，不少观众对某些不好的电视节目写信、写文章、打电话表示不满，于是从事电视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不要忘记，坏事可以变好事，开个会交流一下经验，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改正错误，同时，多听听群众意见，提高思想、艺术水平。多搞点好节目，人民群众是会改变印象和表示欢迎的。
电视是最快、最有力地向最广大的人民传播新闻、文化和科学的工具，所以使用这个工具应该谨慎。一个电视剧就能有几千万观众。看过《加里森敢死队》、《敌营十八年》的就有几亿观众，我以为观众提意见是不奇怪的，可以说是对电视艺术重视和爱护的一种表现。《敌营十八年》的确不好，不单在艺术上，而且在政治上、政策上。电视剧也搞了些好的，《凡人小事》很好，受到观众——特别是教育界的欢迎（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电视周报》就收到不少赞扬信。对坏的不批评，好的不表扬，不能鼓励艺术的前进。这次来开会的主要是电视剧编导，你们应该将批评你们的人看作诤友，因为电视剧对中国来讲是最年轻的艺术。电影有七十多年历史了，电视剧从1959年才开始，中间又经过了十年浩劫，从1979年又重新搞起，历史短，发展快，所以电视剧艺术的幼稚和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必须重视群众意见，认真地接受教训，鼓起信心。电视事业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儿童和青年的道德品质和高度文明有直接的关系。
电视对青少年和儿童影响很大，电视节目他们会模仿，《加里森敢死队》播出以后，就有青少年组织了“敢死队”。这点我们是有过教训的，1960年拍了电影《飞刀华》，小孩子就用飞刀扎伤了人，这个电影后来只好停映了。
去年我去日本，日本电视有十二个频道，每天二十四小时播出，NHK的节目一般说来是比较正派的，而且节目编排得很好，生动活泼，品种繁多。他们的国际新闻一般也由播音员讲，但有重要消息时他们就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座谈，有问有答，也有不同意见。总之，节目要不断创新，要搞活而不要搞死。播出一些外国的文艺节目是可以的，最近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卫·科波菲尔》是较好的。前些时我遇到不少老干部，都对《敌营十八年》表示了强烈的反感，认为这是对我们地下工作者的诽谤。了解敌情这件事，不论战时平时，都十分重要。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讲过，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准用什么美女计、美男计，不准搞暴行、暗杀等等，而这部片子正好违反了周总理制定的方针政策。我们不要去苛责编导这部片子的青年人，因为他们对这方面不仅缺乏生活，而且缺乏知识。重要的是掌握节目的同志要认真地“把关”，有些政治性强的剧本，一定要十分慎重。同时，要给青年编导以学习和读书的机会，特别要让他们懂得建党以来六十年间的大事。这类政策性很强的题材，千万不要大意，更不要一窝蜂。中美建交后，对台湾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要求和希望台湾回归祖国，但绝不能把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破裂，十年内战，三年内战都可以忘记。《以革命的名义》一剧中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不要忘记过去，并不是意味着要记私仇，问题是要从过去吸取教训，所以我们不赞成放弃原则，用“相逢一笑释恩仇”的态度，或者用儿女恋爱的故事，来编写过去的历史。题材可以宽阔，但历史不能歪曲，电视剧《乡魂》就有这个问题。《那里并不遥远》拍得不错，但其中有一句话：“过去就过去吧，把它忘了吧！”这是历史的教训，怎么能忘记呢？你忘记，他不忘记又怎么办？台湾不是拍了一部反共片《皇天后土》在香港上映么？关于写历史题材的特别是有关党史的剧本，可以翻翻革命回忆录，看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我劝青年作者提笔写革命历史剧之前，先读读李维汉同志发表在《文艺报》今年第二期上的《关于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的文章。
今年，有好几件大事，电视上都应有所反映。如：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但据我所知到现在还很少反映。不要简单地把辛亥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是亚洲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开始，它在亚洲打落了第一个皇冠，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件大事。电影、电视、文艺没有反映怎么行，一定要有所表现。你们拍了《翠亨行》，很好，这就赶在电影前面了。
写历史人物，必须多看书，搞通一点基本原理。我看过一些历史题材的剧本，如《山城雪》、《血沃中华》，有些地方很不真实。由于电影成本大，影响大，所以一定要好好把关。听说电视台是事业单位，那问题就更复杂，一部片子报废了就要浪费很多钱。所以我主张领导还是要看双片（没有配音的），发现问题改一改还可以，混录完的再改就难了。电视剧可搞点本轻利重的戏，拍农村片，花钱少，多请些年轻导演和演员参加。最近上海拍了《喜盈门》，是描写婆媳关系的，很不错，是一个年轻的导演第一次拍片子，花了三十万元。《车水马龙》也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也可以。
现在形势大好，好就好在八亿农民稳定下来了。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农村各项政策，农业搞活了。但也要看到农村政策大转折时期还有“左”的思想束缚，写农村题材要注意掌握政策。
最后，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就是电视事业不能“单干”，一定要和各方面互助合作。电视台可以合作的单位很多，如“文联”各协，还有电影厂、剧团等等。不是说有剧本荒吗？作协每年评奖中得奖的短篇小说就有二十几篇，中篇小说1980年就有一百七十几篇，我认为择优“改编”，总比“闭门胡编”要好得多。还有，要培养德、智、体、美具备的青年一代，电视应该更好地和体委合作。外国电视节目中，体育占很大的比例，我们为什么不每天规定一定的体育节目时间呢？现在通过卫星转播的国际新闻中，不是总有一段体育比赛吗？我殷切希望电视台多播体育节目，球赛、田径、体操，都有大量观众，让儿童、青少年多看体育节目，我认为是电视对儿童、青少年的重要贡献和职责。
我们要用电视这种影响群众力量最大的武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责任就在电视工作者身上。
总之，电视工作者的职责是光荣重要的，搞得好，对国家贡献非常大，会促进社会风尚的改革、促进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搞得不好，对人民的危害也很大。我们应该扬长避短，发扬富于群众性的优点，避掉政治、艺术上还存在的缺点，这样，电视事业一定会很快上去，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本文是作者根据在全国电视剧编导经验总结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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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春天的脚步
——评彩色故事片《残雪》
高鸿鹄
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时代提出的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期望，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对于端正党风，恢复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彩色故事片《残雪》的主题及其主人公周丰的形象，正是适应了时代提出的要求，表达了人民的理想与愿望。这是一部积极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周丰这个形象，有着坚实的现实生活的基础，同时也具有理想色彩。周丰的形象是我们党的优秀高级领导干部的艺术概括，为广大干部树立了仿效的榜样。人们从周丰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去建设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现实生活来看，不正之风除了表现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的问题之外，大量的、突出的是表现在干部的特殊化的问题上，表现在干部对待家庭和子女的问题上。因此，影片选择周丰处理自己的儿子周伟光的离婚问题作为全剧的中心事件，是相当典型的。这不仅从政治思想的含义上来说是如此，而且从艺术构思的角度上来看也是如此。这样就把周丰直接置于戏剧冲突的中心，有利于深入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在同各种不正之风，同自己的儿子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中，着重表现他坚持原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崇高思想品德，这就是影片塑造周丰艺术形象的主要特点。
家庭问题，归根到底也是社会问题。以家庭问题为中心，向社会生活领域纵深扩展，不仅展示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利于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刻画周丰的形象，而且也有利于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影片从一封未敢署名的给周丰的人民来信开始，有力地拉开了全剧戏剧冲突的帷幕，把周丰的家庭问题拉到社会的舞台上来，让各式各样的人物环绕着它登台表演。由这里出发，影片紧紧地围绕着周丰处理自己的儿子周伟光的离婚问题，层层深入展开情节，而以人们误会他到新疆来是要把孙子带走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为高潮，深入地解剖了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之风，尖锐地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它在党和人民中间造成的重大隔阂。同时，也相当生动地展示了以周丰为核心，包括张秀云一家，县法院正直的工作人员胡培、托乎地，以及茹仙古丽、看林老人、研究所的领导干部老耿等等在内的社会先进力量，表现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这正是我们党赖以克服不正之风的社会基础，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一切都说明，只要我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够移风易俗，树立好的社会风气，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影片在刻画人物上采取对比的手法是比较成功的。一是通过周丰的眼光，把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同在不正之风的影响下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油水关系作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里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描写，把这种对比有机地联接起来。周丰来到张秀云家时碰到一个挎篮子的老大娘，她以惊疑的眼光注视着周丰夫妇，而当她发现周丰也在注视她时，便又匆忙躲进家门；可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普通劳动妇女的王嫂，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收养他的孩子。两相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二是张秀云与周伟光的对比，张秀云在周伟光处在最困难的时刻，关心他，鼓励他，给他温暖，给他爱情，使他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也才有了今天。而周伟光在父亲恢复工作后却要抛弃张秀云，去追求腐朽的生活。通过这种对比，影片生动地表现了张秀云的朴实、正直、善良的美德；同时，也有力地鞭挞了周伟光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它的危险性。
影片的导演风格比较朴实，镜头的运用也较顺畅，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李炎同志扮演的周丰，斯琴高娃同志扮演的张秀云，为我国电影画廊增添了新的、具有光彩的艺术形象。他们在表演上的共同特点，都是朴实、自然、细腻，着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思想感情的抒发，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
影片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比如，周伟光抛弃张秀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处理得比较简单，缺乏层次。又如，在这部具有严肃的主题思想的影片中插入青年们跳“迪斯科”舞，既感落套，又并非必要。
影片主人公周丰说：“严冬过去，总会要留下一些残雪嘛！”尽管如此，春天的脚步毕竟已经踏进人间。这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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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实与本质
赵增锴
离开了真实就谈不到任何真正的艺术。只有真实，作品才有感染力，才有说服力，才有思想性，才能发挥艺术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四年多来，随着现实主义艺术真实性原则的恢复，文艺从虚无缥缈的天堂回到人间，重新植根于人民的肥壤沃土，一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相继问世。
但是也要看到，在强调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扼杀了的艺术真实性原则的同时，在某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自然主义的现象。有些同志错误地理解艺术的真实性，认为“只要描写了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事实就是真实”，而忽视了文学艺术还有反映客观社会生活本质的功能和作用，这就减弱了文艺的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抑低了文艺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文艺创作不是对现实的简单的复制。把日常生活现象如实描绘出来，或仅仅根据生活中是否存在着的事件与人物来判断是否真实，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重要的是要使文艺能够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某些本质来。这是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作品之所以流传不朽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文学艺术家的职责。
不能认为只有科学理论才能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本质，文学艺术同样也能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本质，并且两者可以达到同样的高度和深度。
生活不论多么复杂纷繁，都有着它们内部的本质规律和因果的必然联系，有见识有才能的文学艺术家能够透过杂乱纷纭的现象，洞悉与把握住事物的本质，通过活生生的形象创造出艺术典型，从而反映出艺术真实来。因此，成功的艺术典型，必须也必然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由于文艺作品中的生活本质或规律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的，因此，也就必然呈现出互不雷同、各有异采的风貌，作品才富有感染力和打动人心的力量。文学艺术家愈是精确地、透彻地把握并形象地表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生活及事物的浓缩、凝聚的程度也就愈高，所创造的艺术典型的真实性也就愈强。其次，事物的本质总是由它内部包含着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两方面，因此，文艺作品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在表扬和歌颂真、善、美的同时，就要揭露和批判假、恶、丑的东西。但是，艺术真实不是纯粹数量的概念，它可以表现在事物的主流方面，也可以表现在支流方面或萌芽状态的东西上，通过常见的多数或光明面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通过罕见的少数或阴暗面也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问题在于作者是否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有真正的认识与把握。例如，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它的主流是积极搞四化的，但也有少数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搞特殊化、不正之风，成了四化的阻力。歌颂干部大多数、主流方面可以反映本质面貌，揭示出少数干部为什么成了四化的阻力及其必然会被时代潮流所淘汰的原因，不是也可以反映出本质、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吗？诗人郭沫若在十月革命后从我国掀起的“五四”运动中看到无产阶级与人民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看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太阳虽还在远方”，但“我们感受着新鲜的暖意了，我们的心脏，好象鲜红的金鱼，在水晶瓶里跳跃！我们什么都想拥抱呀！我们唱起歌来欢迎新造的太阳吧！”在这里，郭沫若以万分欣喜的心情，通过对“远方”的“太阳”的讴歌和礼赞，把艺术真实和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一致起来，构成了《女神》这样一部宏伟的诗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不正是通过对阿Q独特生活的具体描写，提供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生动的图画，来对这次革命作本质的形象的评价吗？因此，那种认为少数、支流和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不能反映本质及其规律是错误的；那种用“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来指责描写了有缺点或错误的人物，或揭露了生活的某些阴暗面的作品不能反映事物本质及其规律，也是错误的。
强调反映事物的本质，只是为了排除和摒弃在艺术形象塑造中的表面、偶然现象的罗列和堆砌，而不是让生活的必然性来图解形象的塑造。但是，也不能把事物本质仅仅归结为阶级与阶级斗争。虽然在阶级社会中，它是十分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更不能认为同一阶级或阶层的人，只有一个典型。
文学艺术作品究竟如何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呢？这就需要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客观事物的整体上、从事物的联系与发展中去把握它。因为社会生活现象虽然浩瀚非凡，历史发展虽然错综复杂，但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可循，如果我们离开社会整体，孤立地去认识、评价各种生活现象，那就失去判断的依据，也就无法认识它的本质意义。因此，只有从现实的总和中，从事物的联系上提取精华，汰却渣滓，才能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的功夫，而达到准确地、本质地反映生活。孤立地反映生活中的某一事物，或把一些丑恶的生活现象加以罗列和堆砌，决不是艺术真实，也无法表现事物的本质。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要努力去写英雄人物、写光明面。但也不排斥写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落后的、反动的人物。写阴暗面，既要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丑类，也要克服与批判某些官僚主义习气、封建特权观念和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心理、保守思想、旧习惯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以扫清我们四化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在描写和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或落后、反动的人物时，也要联系社会整体，从事物发展的趋势上去衡量它、把握它，才能达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落后的、阴暗的暂时现象孤立起来，描写成暗无天日、漆黑一团，那就会成为对我们现实生活本质的歪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即使社会生活中的消极、落后的阴暗面，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方暂时占了主导地位，但终于会被积极的、健康的、成长壮大着的力量所战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作者写出阴暗面如何被光明面所战胜，使艺术真实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统一，也是同样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的。那么，是否说描写新生事物的本质，就一定要写出胜利的结局，不论什么作品都加上光明的尾巴？也不是的。如果作者掌握事物的主要方面的特征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即使作品的结局写了人物的失败，也是可以反映其本质的。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写，和用什么立场、态度和方法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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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努力表现时代的蓬勃生机
——评莫伸的短篇近作
白烨
青年工人作家莫伸，以出手不凡的《人民的歌手》和《窗口》出现于文坛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友谊》、《采石场的喜事》、《冲突》、《清凌凌的水》、《绿叶》等十几个短篇，受到了读者的重视和赞誉。莫伸的创作所以能掀动人们感情的波澜，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精心发掘生活中向上的、美好的一面，着力塑造普通实在而又光彩夺目的新人形象，生动地反映前进中时代的蓬勃生机。
莫伸创作上的这一特色，在1978年获奖的小说《窗口》中，就已初露端倪了。这篇小说通过许多平实细小而又警策动人的情节，使人们从某火车站这个小小的“窗口”，窥见了一代新人的美好内心世界和我们社会蔚起的时代精神。莫伸此后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子，扎扎实实地前进的。
《冲突》是莫伸近作中一篇开掘得比较深的力作，也是比较早地塑造了开创局面的新人形象的少数作品之一。作者以比《窗口》更清晰的线条，给人们展现了某铁路工程段围绕制定和实施生产任务所发生的严重冲突：党委书记武翔由于政治上别有用心，大搞生产上的盲目冒进，使得人心涣散、计划失调，把全段拖入了一片混乱的境地。面对成堆的问题，段长石斌华及时掌握生产情况，紧密依靠工人群众，在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的同时，提出实事求是的生产计划和措施，有理有节地坚持同武翔斗争。当武翔在自己所造成的事故面前毫无愧意，仍然一意孤行时，他断然同武翔决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对比是鲜明的：武翔言必称四化，实际上专打个人的小算盘。他政治上心怀叵测，技术上一窍不通，但又妄自尊大，嫉贤妒能，这样的人，简直是一块横在四化路上的绊脚石。与此相反，石斌华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困难面前不低头，关键时刻冲在前，充满了革命干劲和牺牲精神，这样的人无疑是我们时代的脊梁骨、新长征路上的带头人。这篇为新人扬声造形的作品，不仅描述了主要人物使人激动不已的事迹，它还以恢宏的气势和壮阔的场面，吸引着读者同作品主人公一起，追随着时代的铿锵脚步，进入到了“四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冲突》形象而又雄辩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趋势：我们的事业大有可为，我们的时代大有希望！
稍后一些时候发表的《清凌凌的水》和《绿叶》，则是通过对青年人美好心灵的剖掘来歌颂新生活和表现新时代。《清凌凌的水》里的赵秀鹃和《绿叶》里的红旗乘务员，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女青年，陌生的环境、同伴的猜忌、无赖的侮辱等等，曾经使她们苦恼过、彷徨过。但是，她们没有消沉，而是在矛盾的漩流中判别着是非，辨识着方向，不断坚定自己追求理想的信念，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她们是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先进青年的形象。这个特点就是：她们在剧变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既有着要强而又易躁、爱思而又多虑等毛病，又有着强烈的上进心和分明的是非感，本质是好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虽然在困难面前免不了短暂的动摇，但不会迷失方向，不会畏葸不前，而是在经历了挫折之后，带着心灵上的烙印更顽强地前进。这是十分符合生活真实和青年实际的。在赵秀鹃初学理发遇到困难时，朱万春等忍痛让她在自己的头上学手艺，使她很快掌握了理发技术。当七车厢女乘务员主持正义的行为遭到几个无赖的诬蔑时，“整个车厢的旅客都起来为她辩护”，并推选她当红旗列车员，使她在及时的支持和鼓励中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正象小说借女主人公之口所说的：没有那些扶持“红花”的“绿叶”，“也许在我成长的第一步就夭折了！”“绿叶”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啊！莫伸就是这样，不仅重彩描“红花”，而且浓墨绘“绿叶”，着意表现我们时代五彩缤纷、气象万千的绚丽景象。
即使是反映那些不太令人愉快的生活，莫伸的作品也大半是扣着时代的主题，力求写出新意。最近发表的《雪花飘飘》，是写某铁路工区女工吴娜通过后门关系，调离工区时的境遇和心情的。吴娜的离别很特别：人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冷漠和疏远，没有人挽留和送行，好象她并不存在一样。而吴娜本人也是若有所失、心烦意乱，没有一般人调到了好单位之后常有的快乐。她拿到了爸爸的权势所换来的进身大城市的调令，然而却失去了她原有的好多东西——同志的友情、生活的乐趣、做人的自豪……。小说没有正面叙写阻挠和批评吴娜不正当行为的人和事，但通过吴娜的感受所透露出的无形的道德批判力量，是十分强烈的。作者有意地表现了吴娜心理的自愧和不安，也是含有深意的。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来暴露走后门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而且预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莫伸的小说创作，能同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主要是他对社会有着深切的认识，对生活有着浓烈的热爱，并把这些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是经过作者的头脑加工了的生活。因此，作者自己的思想是否正确，感情是否纯洁，情趣是否健康等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思想意义。只有观察生活的眼光敏锐而又幽夐，加工生活的头脑清醒而又明达，才能做到准确、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莫伸正是这样地努力着的。他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的创作有什么目标的话，那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一个信念：生活是美好的！……唯其如此，才更需要我们大胆尖锐地抨击丑恶，精心发掘和小心翼翼地扶植美好。”莫伸确实是在不断追求着自己的这一目标的。我们每每读他的作品，无不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他那挚爱生活的热辣辣的心。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对社会有这样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对生活有这样一种挚着炽热的感情，对创作有这样一个矢志不渝的目标，是难能可贵的。
从艺术方面来看，莫伸的作品也是显露出了他的一些特色的。他总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入手，用朴实无华的手法写出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但那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对比鲜明的性格刻画，以及俊逸的文笔、明快的格调，无不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种洒脱自然的艺术风格与掘意深邃的思想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作品既质朴又明丽，既素雅又醇厚，具有诱人、感人而又动人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
当然，在艺术上，莫伸的创作也是存在着不足的。他由《窗口》所开始显露出来的谋篇不够简洁、细节时有堆砌的毛病，在一些作品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莫伸很谦虚，不满足，也有一定的生活底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筚路蓝缕的创作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是完全有可能的。愿他不断努力，创作出更多好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