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思想评论

  领导和服务
  任炳 怀义
不久以前,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通过这个讨论,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提高对人民负责的自觉性,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高兴,同时,也不免引起一些感想。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对我们并不陌生。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一直坚持的宗旨。毛泽东同志曾经以此为题,作过一次著名的讲演。这个口号朴实无华,听起来不那么豪壮、那么铿锵,然而,它是我们党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失去了这个特点、这个标志,我们的党就会变质,我们的干部就会变质。
一个时期以来,“为人民服务”似乎不大讲了。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这个根本宗旨变得模糊了,淡薄了,甚至完全丢到一边了。有些同志口头讲一讲,也多是要求别人、要求下面的,或者是对售货员、服务员提出的要求,似乎这仅仅是服务性行业或基层工作人员的事,同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没有多大关系。
服务性行业当然要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各行各业都要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相服务的关系。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劳动和工作,都是为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服务,都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新型的互相服务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在这里,服务的概念同旧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们好好劳动和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为老板赚钱,也不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是为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加富裕,更加美好。因而,这种服务应当是自觉的,是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人翁地位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懂得这个道理,自觉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同时,还应当看到,一个售货员、服务员或普通的工作人员,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给一部分顾客和人民群众带来困难和不便,应当受到批评教育。但那影响毕竟还是比较小的。一个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影响所及,就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问题。因此,“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所以需要干部,就是需要一批替他们服务的人。人民交给领导干部的权力,是要他们运用这个权力为人民谋福利,办事情。有些同志常常忘记了这一条。他们手里有了权力,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热衷于为自己服务,为自己的家属子女服务,为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户”服务。他们占据着人民委托的岗位,却很少想到替人民办事、服务,或者服务得不很好,很不象样子,成天在那里“画圈子”、“踢皮球”,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该办的事不办。少数人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哪里说得上为人民服务,简直是要人民为他服务。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威信、干部的威信降低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因。
现在形成了一种习惯的看法,好象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能讲“领导”,一讲“服务”就降低了身份。这起码是胡涂观念。为人民服务得好,替群众办了事,人民才相信你,才乐意听你的话,你才能真正取得领导的资格。否则,你这个领导就一钱不值。有些人确实对“领导”很感兴趣,对“服务”不大顺耳。他们当官有瘾,办事无心。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呆了几年,对那里的工作、生产毫无建树,对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毫无帮助,这样的领导,怎么能够继续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呢?
把领导和服务对立起来,喜欢“领导”而不愿意“服务”,这种风气蔓延颇广,连一些本来是服务性的行业,也不大讲服务了。譬如,有的牛奶公司成了统管群众喝奶事宜的领导机关,有的煤气公司成了统管群众使用煤气事宜的领导机关。……这些单位对群众下达的各种通知、规定,那口气也往往俨然是领导机关的指示、文件,是必须“一体遵行,不得违误”的。人们到这些单位去办事,也就如同进了“衙门”一样的困难。当然,这里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也确实不可忽视。
据报道,北京市的这一讨论已经初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始扭转了风气,打破了“惯例”,积极主动地解决一些问题。过去长期“扯皮”的事开始解决了,不是自己“份内”的事也肯办了。事实证明: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情况大不一样。在目前生产水平还很低,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官僚主义少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多一点,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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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张静如 江长仁
李达同志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9年上半年,李达在参加留日学生救国斗争提高了认识的基础上,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有了一些理解,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之后,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同时还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文章。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在1919年6月,李达就注意到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说明他在理论上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陈独秀等人正酝酿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李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1921年2月,他担任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理书记职务,负责全面工作。
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理论和思想的准备方面。
第一,主编《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秘密的理论刊物,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发行量达五千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方向,排斥一切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它以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为主要任务,大量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并译载过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这些内容,正是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党中所急需的,可以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了解各国建党的经验。当时,《共产党》月刊在提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
李达很重视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积极写文章,通俗地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写的《劳工神圣颂》,不是抽象口号的赘述,而是在生动的描绘中贯串着“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的思想。文章深入浅出,令人喜读易懂。另一篇题为《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向工人讲述了有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确点出“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并强调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第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
1920年下半年,继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之后,各地共产党小组也先后出现。这种情况,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恐慌。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分子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而是“穷”,解决的办法要靠资本主义开发实业;至于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现时不宜宣传社会主义,不宜组织共产党。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权,认定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社会罪恶的根源,鼓吹实行无政府主义。此外,张君劢等人盛赞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共产主义运动向前推进,就不能不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思想的和理论的论战发生了。论战的规模很大,国内许多刊物都对论战中所争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但其主战场则在上海。
在这场斗争中,李达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将。他的主要贡献是:
最早奋起迎战,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发动了对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李达在当天,立即挥笔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发表在第二天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既指出张东荪的文章的立论中心“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又点明张东荪“滑头”、“善变”的本质,揭破了张东荪这个冒牌社会主义者的假面具。李达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对张东荪的进攻开始反击的标志。在李达的带动下,斗争日益深入。
打击主要论敌,在反击中起核心作用。当时,梁启超、张东荪一帮人写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多,而其核心则是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善于写文章。击败了他,就使张东荪等人失去灵魂。对此,李达看得很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说得明白:梁启超的文章“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所以,他“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予以批驳。李达在他的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文章中,细致地分层剖析了梁启超的主张,道出其错误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证了世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指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文章最后还概括地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主要任务:“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李达的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斗争中进行笔战的中坚。
划清理论界限,在战斗中起提高作用。当时李达所发表的几篇论战文章,如《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非常注意理论上的分析。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那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究竟应该信仰什么,坚持什么?对这些急需回答的问题,李达力图用自己能够掌握的理论知识,作出明确的解释。在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及的有三点:其一,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把“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概括成七条,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点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讲到国家消亡,只用了617个字。这样的概括,在当时非常需要,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其二,在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对无政府主义之起源和派别作了细致的分析,指明“各分派的共通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至于实现主义的手段,大都是不外于暗杀、破坏和暴动,可是也有主张用平和手段的”。李达的文章,揭示了蒲鲁东、巴枯宁以及克鲁泡特金等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根本错误,并就要害问题作了批判,从而剥掉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武装。这样系统而又抓住要害的理论批判,在当时是少见的。其三,在《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中,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怎样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李达还进一步强调,“厉行阶级争斗”,坚持“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就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支持议会政策”,则必然导致修正主义。当时,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没有多大影响,但很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本弄不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派别斗争情况,这就潜存着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危险。李达注意到这个问题,最早写了批判文章。
重视思想教育,在革命中起团结作用。五四时期许多革命青年思想非常活跃,只要是新的学说,都想接触和了解。由于各人的出身、经历、地位、思想基础不同,因而对各种学说的认识也就不同。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接受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主观上却是要革命的,要救国的。对于他们不能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一样看待,而应该向他们讲清道理,团结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对此,李达非常重视。鉴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蒙蔽的青年很多,他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始终贯彻思想教育。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写作的目的是要告诉那些要求革命的朋友,“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而“择定那必定可以通行到这目标的道路上进行”。文章中还特别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这就引导革命青年认真思考,应该抛弃无政府主义。李达写的其他文章也都坚持说理,读后令人信服。这对帮助革命青年认识真理,抛弃错误,是非常有益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李达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李达在那时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既有不准确的论述,也有错误的观点,特别是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还不能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
革命者应有坚定的信仰,并终生为之奋斗。李达在党的创建时期,努力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后虽因故脱党,但并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为忠实主义起见”,不畏危险,刻苦钻研,认真宣传,坚持真理。这种可贵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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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情况
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由广东、广西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于3月8日到3月20日在广州、桂平、桂林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市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和爱好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英国、美国、日本一部分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上共收到论文、资料一百多篇。与会者本着“百家争鸣”、学术问题自由探讨的方针,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运动的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平均主义和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时候,涉及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能不能称之为革命运动的问题。与会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严格科学概念来看,革命是采取暴力手段,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太平天国运动纯粹是农民起义。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可以起来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但不可能改变封建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农民虽然采用暴力行动,但农民不是先进阶级,它所采用的暴力只能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运动,不能称为农民革命。另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推翻旧的反动政权,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一词就多次使用过,马克思当时就对太平天国运动怀有巨大的热情,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革命”。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担负起近代史上初期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可以称为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会议讨论了有关洪秀全宗教思想的问题,有一种意见,不同意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是改造和利用了某些基督教教义来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的传统看法,而认为洪秀全是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即拜上帝教。从教义、经典、崇拜方式、宗教节日来看,都是两套不同的宗教世界观。基督教是讲创宇宙万物的上帝为了完成对人的救赎,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按照基督教的说法,物质世界都要毁灭,代之以新天新地,也就是属于灵的天国。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则主要是讲创造万物的上帝一家的事,在这一家中人人平等。上帝为了救赎人类,先派遣长子耶稣,后又派次子洪秀全、四子杨秀清来到世间,建立人间天国。也有的认为,太平天国并没有创立新宗教。这和基督教的产生一样,基督教原来只是犹太教的一派,后来才逐渐发展成新宗教的。
会议讨论了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平均主义只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随着运动的进展,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很快就转化成反动的了。如“圣库制度”在金田起义时期是有过积极作用的,到定都天京后,把“圣库制度”拿到民间去推行,就不仅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破坏,而且是反动的了。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以平均主义为特点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建都南京之后颁布,不但没有积极意义,而且是封建特权主义恶性膨胀,利用平均主义进行愚弄的产物。其特点是上搞特权,下搞平均。这种以平均主义为形式的封建国有制,适应了领导集团封建化、特权化的需要。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另一种意见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洪秀全颁行《天朝田亩制度》是为了满足亿万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摆脱封建剥削压迫的愿望,从而进一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以实现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天国。因此,他们认为,金田时期的平均主义和建都南京后的平均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动员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武器。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太平天国真正的高潮,不是《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之前,而是在《天朝田亩制度》之后,这个高潮的形成因素固然很多,但同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个思想的鼓舞是分不开的。第三种意见认为,对平均主义要作具体分析,同一个平均主义口号,却包含着截然不同的内容。例如,平均主义针对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要从地主手中均出一部分土地,这种平均主义是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而平均主义如果用来均农民的财产,在农村中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这部分内容则是消极的。持这种意见的人都承认,平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可以起到发动农民参加起义,维系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团结,以及征收粮税支援战争的作用。
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主观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内部矛盾,韦昌辉的变乱和石达开出走大大削弱了太平军的力量。客观上则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才使太平天国归于失败。另一种意见认为,平均主义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平均主义的推行,遭到农民的普遍反对,从而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但许多与会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平均主义在民间根本没有实行过,1853年秋石达开在安庆推行“照旧纳粮”后,就不见在任何农村再推行过平均主义政策,平均主义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过早称王,想做皇帝,又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通盘计划,迷信上帝能作主,没有物色一大批文才武将。过早的封建化、宗教迷信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此外,会上还就洪秀全的思想、人物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期间,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同志作了《关于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 (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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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更正编辑同志:
我写的《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一文(发表在3月24日你报第五版),讲到建国以后对于1948年党中央曾经郑重地提出过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这件事,很少提及了,甚至在有关的历史文献中,“农业社会主义”的字样也给删去了。最近我了解到,当时删去“农业社会主义”的字样,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避免引起误解,把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理解为反对在农业中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要否定1948年所做的批评的意思。情况确实如此。删去了
“农业社会主义”字样的那篇历史文献,依旧保留了“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就是说,依旧保留了1948年所作的批评的实质。因此,特地写这封信给你们,希望予以发表,向读者说明这个情况。
龚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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