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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期影响山西安定的两大问题得到澄清
根据党中央指示，山西省委积极处理因“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而造成的冤案
编者按：在“四人帮”横行时，由于所谓“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山西不少干部、群众吃过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又变成“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列为山西省清查运动的两个主要内容。许多受迫害的同志一再提出申诉，山西省委前某些负责人坚持错误观点，拒不予以改正。现在，党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山西省委已经采取措施，清理“左”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颠倒了的是非终于颠倒过来，山西可望走上真正安定团结的道路。
本报讯 记者许仲英、田培植报道：前不久，党中央批准了山西省委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的报告，后来，又对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作了批示。至此，长期以来影响山西安定团结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原则是非澄清了。党中央的批示，指出了山西省安定团结的关键问题，受到了山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谢振华、曹中南在文革期间分别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近几年来，山西省的许多事情特别是清查工作，都同“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制造了许多冤案。现在，山西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在进一步端正路线，积极处理因“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而造成的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部署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山西省的清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也发生了很大的偏差。比如，大寨和昔阳是江青多次活动的地方，可是，山西省委却决定：大寨、昔阳的问题都免于清查。相反，当“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山西省委就曾以“谢曹路线”和“反大寨”两个问题整过不少干部和群众。“四人帮”倒台以后，又将“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说成是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而且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联系起来，作为清查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对曾经支持或同情过谢、曹，对发表过对大寨表示不满的言论，或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抱有某些看法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清查。
清查中，在所谓谢曹是山西省一切动乱的总后台这种说法的影响下，许多单位提出揭批谢曹，就是揭批“四人帮”，大揪所谓谢曹的“帮派体系”、“黑干将”、“黑爪牙”、“小爬虫”。因为“谢曹路线”的牵连，山西省委直接抓了以两名常委为首的“帮派体系”，省委组织部58名干部，有15名被列为清查对象。各厅、局、地区仿照省委的作法抓各自的“帮派体系”。省卫生局抓了以前局长为首的“帮派体系”；省公安局抓了以正副局长为首的“帮派体系”；太原市抓了以市委四个负责人为首的“帮派体系”；临汾地区抓了以一名副书记为首的“帮派体系”。许多县和基层厂矿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也抓“帮派体系”。临汾地区共18个县、市，抓出了13个“帮派体系”。运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西京，1976年曾以“拥护邓小平反对江青”而被隔离审查；清查时，又以所谓谢曹“帮派骨干”的罪名被抓进监狱。其它的地、市、县类似的情况也不少。在揪谢曹“帮派体系”中，有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株连。在清查中，有的地方和单位，由于以派划线，出现了让一些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甚至打砸抢分子领导清查工作或主持办事机构的情形，以至沿用了“四人帮”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故伎，胡乱捕人，自设监狱，不择手段的对清查对象逼供信，造成了严重后果。
“四人帮”强加给谢曹冤案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所谓“反大寨”。不少单位对因谢曹问题被清查的人，扣上“反大寨”的帽子，甚至关进监狱，判了徒刑。当地群众说：“在山西，‘反大寨’不仅要戴‘帽子’、挨‘棍子’，还得上‘铐子’。”
在1977年的一次大会上，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提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是“反大寨的代表人物”，于是晋东南地区就大抓李顺达为头目的谢曹“反大寨帮派体系”，仅平顺县就牵连一百多人。有个同志曾经给李顺达当过秘书，在清查中，因被逼供李顺达的材料，惨遭折磨而死。在同一次大会上，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气点了二十多个县委书记的名，说他们是“反大寨”的，统统成了清查重点，有的被隔离，有的被抓入监狱。这些人究竟有什么问题呢？不过是因为讲过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的某些问题，或者对大寨极左的一套有些看法，甚至仅仅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敢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领导生产，不搞极左的一套。
阳泉市多年来给过昔阳和大寨大量的和多方面的支援，在“西水东调”工程中，派工程队帮助昔阳开凿了三十多里隧洞。但是，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任意给阳泉加上了“反大寨桥头堡”的帽子，并派人改组了阳泉市委，公然提出，对待大寨和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的态度与感情，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对于“反大寨”的人决不能心慈手软，以清查“反大寨恶势力”为内容，重新进行大清查。阳泉市为此受清查的干部和群众有二千多人，市委19个常委中被清查或隔离的有15个。这个市的下章召大队，有个叫王进军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前些年主动回乡务农，带领家乡群众三年改变了落后面貌。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说他是“反大寨”的“急先锋”，理由之一是：他去大寨参观以后又去西沟大队参观了。
尽管在山西省委的一些文件，以及省委前某些负责人的讲话中，也说要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实际上是以个人划线，扩大清查范围：一是以“大寨路线”的代表——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划线；一是以反“谢曹路线”的代表——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划线（上行下效，有些地方是以单位负责人划线）。顺者昌，逆者亡。有些人因为反对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或者由于对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提意见而被投入监狱。这就使清查运动离开了本来的目的，不但不能拨乱反正，反而使是非颠倒：搞极左的成了正确的，反极左的成了错误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山西省展不开，三中全会的许多政策得不到贯彻，以致极左路线的一套在山西省许多方面延续到1979年，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延续到五中全会以后。
去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派调查组对山西省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有关大寨一些问题的意见，山西省委对“谢曹路线”、“反大寨”以及清查问题的态度开始转变，但是解决问题的行动非常迟缓。直到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易人之后，省委才明确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同时采取措施，推动平反冤案的工作和解决清查工作中的遗留问题。
山西省平反“谢曹路线”、“反大寨”冤案的工作虽然刚刚开始，但在那些认真执行中央批示的地方或单位，已经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山西省委正在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尽管还有阻力，但是，随着领导层问题的解决和“左”的错误被逐步纠正，山西一定会出现安定团结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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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高、中级法院党组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
联系法院工作实际肃清“左”的影响
本报讯 记者晓渡报道：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党组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北京市委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
在学习中，党组成员检查了过去审判工作中“左”的表现，也分析了当前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组通过组织审判人员联系审判工作实际，分析具体案例，认为当前审判工作中“左”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一些：有时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也认定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有的为了加重处罚，混淆犯罪性质即罪名的界限；有时滥用数罪并罚，以致把一罪当数罪来量刑；在执行从快从重打击五种现行犯方针方面，有时也存在对案件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够的现象；在定罪量刑上，常常就高不就低，轻罪不轻判；有的对法定的诉讼程序不够重视，甚至认为可有可无；在民事审判中，处理离婚案件，仍存在片面强调不离婚理由，忽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问题；处理国家、集体与公民个人财产权益纠纷时，往往只强调保护国家、集体利益，不注意保护公民个人的正当权益。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大家认识到“左”的思想对审判工作影响很大，每个司法工作干部、特别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要有足够的认识。
为了使审判工作更好地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党组认为，在肃清“左”的影响、端正思想的同时，还要在工作中认真做到坚持原则，秉公执法，把好定罪量刑关，注意社会效果；要加强审判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刑事审判不能一判了之，必须针对罪犯犯罪的思想根源进行教育，使之认罪服法，有利于今后的教育改造；民事审判人员要改进审判作风，急人民所急，助人民所需，热情为人民解决纠纷，不耍态度，不耍威风，切忌衙门作风、官老爷作风和特权思想；传达室、接待室、申诉庭、民庭等部门，也要改变作风，注意服务态度。他们还提出各个环节之间，要加强协作，加强调查研究。法院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及时发现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且还要亲自接待来访群众。
最近，党组又召开了全体干警会议，动员大家进一步把学习引向深入，把学习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认识，做好审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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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知识问答
怎样理解“半数票”
编辑同志：支部大会在选举或通过决议时，赞成票要超过半数才算有效。这里讲的“半数”是指到会正式党员半数呢，还是指全支部有选举权和表决权的党员总数的半数？ —读者读者同志：
据我们了解，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在去年五月曾有过答复。答复的内容大意是：党支部大会必须有半数以上有选举权与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参加，才能进行选举或通过决议。大会进行表决的时候，赞成票超过全支部有选举权和表决权的人数的半数，选举或通过的决议才算有效。除特殊情况外，党支部应创造条件使所有党员参加会议。如果到会的同志对候选人或拟决定的问题意见分歧较大，一次会议不能统一，可以再议，不要匆忙进行表决。
这个解释与过去的解释（赞成票超过到会党员的半数就算有效）有所不同。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呢？这是因为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支部党员大会所作的决议和进行的选举，应该充分反映党支部大多数党员的意志和愿望。这些年的实践中，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支部进行选举或通过决议时，赞成的票数虽然超过了到会人数的一半，却没有超过全支部有选举权和表决权的总人数的半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决议和进行选举，就难于真正反映多数党员的意志，也不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比如，某个支部有正式党员20人，其中11人到会，在会上有六人投赞成票，按过去的解释就该有效了。但六个人对20个人来说只是少数。六个人表示的意见，怎么能说是这个支部多数党员的意见呢？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才对过去的解释作了修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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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机车车辆厂团委教育青年
爱党、爱祖国、为四化立志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报道：铁道部天津机车车辆厂团委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用启发疏导的办法，在青年中开展“爱党、爱祖国、为四化立志”的教育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个厂的团委举办了《可爱的中国》的图片展览，开展了《伟大的祖国》讲演比赛，《歌唱祖国》的歌咏比赛和以《我们的祖国》为题的诗歌朗诵会，并请人作《可爱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专题报告。这些活动开展后，许多青年工人说，只有了解祖国，才能热爱祖国，现在我才真正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无比自豪，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无愧于祖国。
在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活动中，这个厂团委还号召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本职工作订立三年立志规划。据16个团支部统计，有572人订了立志计划，有一百多名青年要求入党、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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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西宁市委机关的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修车小组，在街头为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新华社记者 王精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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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在“两个世界”的边境上
在深圳市东面十八公里的地方，有个奇特的边境小镇——沙头角镇。镇内“一条小街连着两个世界”，人称“南风窗口”。解放军某部十三连一排就驻守在这里。他们面对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保持了革命战士的本色。
在小镇的入口处，屹立着一座桥头堡，桥头班的战士担负检查进出小镇人员证件的任务。一天晚上，有个回乡探亲的香港人士带着一位女青年急匆匆地来到桥头，塞给执勤战士吴利胜150元港币，央求放他“爱人”一起出境。小吴一边摆手挡开他的钱，一边向他解释：我们代表祖国人民在这里执勤，一切按国家政策办，你爱人没有办理出境手续，我们帮不了你的“忙”。那人见战士很“客气”，便又掏出一块进口表递给小吴，说：“眼下办证已来不及，现在又没人看见，你就通融这回吧！”小吴又把手表推开，严肃地对他说：“对不起，违法的事绝不能做，就是千金也买不通！”那人见小吴态度坚决，只好没趣地把港币和手表塞回自己的口袋。但他仍不死心，等小吴下哨后，又多次和好几个执勤战士磨蹭，都被顶了回去。
桥头班的战士对一般群众按章办事，对领导也不例外。一次，有位老干部带着秘书和家属驱车来到桥头，要到镇内看看。哨兵孙传勇见他们没有特许通行证，便有礼貌地向他解释，请他办妥手续后再来。这位老干部又说：你们的上级是我的老部下，不用办证了吧！小孙感到为难，坚持要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这位老干部便自觉告辞了。临别时，这位领导同志握着小孙的手称赞说：“小同志，做得对！”
桥头班的战士常说：“哨卡是口岸一把锁，锁人先得锁自己。”每天，过往群众送给他们的香烟、糖果，都被他们谢绝了；他们协助海关检查扣下的物资件件上交。去年他们拾到1，400元港币和手表、墨镜等物品都及时上交。副班长尹耀荣的父亲患病，听说海外有一种药治这种病很有效，便连续来信要小尹买药，小尹没法买到，心里正焦急。事也凑巧，一天晚上，小尹执勤中扣下了四瓶这种药，他想起父亲的病，想留下两瓶。他正想把药放进口袋时，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从心头升起。他觉得，不贪欲，不图利，是革命战士应有的品德。于是，把药放回柜子里，第二天上交给了海关。
桥头班口岸执勤遵纪守法的事迹，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被誉为“一尘不染的桥头班”。最近，上级党委给这个班荣记集体三等功。
严美 陈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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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留在“百花村”的美谈
“百花村”是乌鲁木齐一家饭馆的名字。前不久，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曾来到这附近打扫街道，留下了一串串美谈。
这天下了半夜毛毛雨，凌晨时雨住了。“百花村”饭馆的老师傅白行中正忙着招待顾客，乍一抬头，见一位脚穿解放鞋，两条裤腿泥糊糊的老同志走来。
“啊，是你，汪老！”他急忙搬凳子请汪老坐。
汪老，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乌鲁木齐的春天是冰雪消融的季节，市内垃圾多，雪水漫流。这天清晨，他与自治区党委机关的干部一道，扛着铁锹，步行来这里打扫卫生。他们已经装了几车垃圾了。拣空儿，他到两旁的店、铺看看，与群众聊聊。
回族老妈妈马芝清经营的“如意”小饭店就在“百花村”斜对面。当她看到打扫卫生的干部来到时，急忙把桌子搬到外边，连着倒满几杯茶。“多少钱一杯？”有人问。“不要钱！”她边说边让茶，“别看我是做生意的，也不在乎这几个钱。我们早就盼望把乌鲁木齐变成‘百花城’，听说区党委下决心整顿市容，领导和群众想到一起了，咋不叫我顺心哩！”
这时，住在附近的居民也出来了。几位妇女手里提着茶壶，怀里抱着碗，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喊着：“同志，请喝茶！”……
突然，乌鲁木齐部队政治委员谭友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对白行中师傅说：“这是大家喝的茶钱，我付了！”白师傅一怔，说：“这怎么行？”乌鲁木齐部队司令员肖全夫说：“公事公办！”维吾尔族职工吐拉汗坚决地说：“这钱不能收！你们喝的是招待茶！”自治区党委顾问、红军老战士张世功劝她：“拿上！这是规矩！”职工们越围越多。有人把街道办事处干部找来，争执一番，仍无结果。汪锋同志说：“还是拿上吧！”
就在汪锋等同志喝茶时，“百花村”附近的维吾尔族小饭馆走进一位老同志，也是两腿泥糊糊的，问长道短，很亲热。维吾尔族小伙子艾肯把他上下打量一番，好奇地问：“你也是打扫卫生的？”那老同志笑了。艾肯又问：“你叫什么名字？”那老同志答：“谷景生！”啊，是新来的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在场的顾客投射过来亲切的目光。
约到下午一点，扫垃圾的队伍才离去。他们留下了一条清洁的道路，留下了一串串美谈……
本报记者 顾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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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报》将发行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办的《团结报》，自5月份起，向全国各地发行。
《团结报》创刊于1956年，出版了十年之久；1966年以来，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伙摧残下被迫停刊。1980年2月，作为内部刊物复刊，现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在国内公开出版。
《团结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纸，是政治时事性周报，每期出版四开一张。它着重刊载国家和统一战线方面的重要活动，报道民革组织和成员的工作、学习动态，反映民革成员和联系人士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宣传和报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及对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贡献自己的力量。
《团结报》将进一步革新版面，充实内容。第一版为要闻和专访。第二版为民革新闻和通讯。第三版是《爱国一家》专刊，报道党和国家对台工作的方针和基本政策，宣传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必然趋势，反映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向祖国的声音。第四版为综合性副刊《百花园》，刊载国民党民主派斗争史话，文史掌故，以及各种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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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锡林郭勒盟统战部节约会议经费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统战部，在最近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中，节约了会议开支。
全盟统战工作会议，是个小型业务会。会前作预算时，就本着节约的原则，将开会地点由宾馆改在牧民招待所，取消了会议汽车，工作人员不在会上住宿，改变“以会代训”的工作方法，把会议经费预算压缩到一千六百元之内；开会期间，假日照常开会，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会期由十天又压缩到七天半。同时，还采取了少租用会议室、小组活动安排在宿舍等措施，在预算的基础上又节约开支四百余元，按参加会议人员计算，人均节约13．75元。 邹世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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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音》等宗教学术刊物出版
本报讯 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综合性佛教学术刊物《法音》已于二月底在京出版。
1966年前，在党和政府关怀下，佛协曾出版过《现代佛学》杂志，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刊。现在，佛协恢复出版佛教学术刊物
（更名为《法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法音》暂定为季刊，着重刊登研究和探讨佛教文、史、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译载我国兄弟民族和国外佛学名著，介绍佛学常识和佛教文化古迹，报道国内佛教界和中外佛教界友好往来的动态。
新出版的《法音》创刊号，除刊登佛协第四届代表会议文件外，还刊登了赵朴初的《〈解深密经·圆测疏〉后六卷还译序》和诗词，巨赞的《评熊十力所著书》，叶均的斯里兰卡佛学名著《清净道论》汉译前言，以及中日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消息报道等。
另悉，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天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天主教》等杂志，已于1980年出版。以上这些宗教刊物的复刊，对于团结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挖掘、保存宗教研究资料，促进中外宗教界正常的文化交流将起一定作用。
四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