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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如何看待粮食增产问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侯学煜
解决粮食增产问题，首先要树立“大粮食”观点。增产的途径不在于强调扩大水稻、玉米、小麦面积和复种指数，而在于提高单产，重视集约经营。根本问题是要靠政策，靠科学。
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必须自力更生地增加粮食产量。如何增产粮食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商讨的问题。
增产粮食的主张很多。有人提出必须稳住水稻、小麦、玉米等的种植面积，不宜再减少，还有人主张把南方双季稻面积稳定下来。这些主张对吗？
我看，首先应该找出我国粮食增产速度缓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近几年我到南北各地调查，各地农民吃“大锅饭”是首位原因。自1956年起，特别1958年以后，农村生产关系改变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力。那时，我们在野外考察，经常看到一小块田里有几头牛犁田，一二十个人在一起干活，窝工的现象很严重。1980年10月，我到安徽省考察，看到了可喜的变化。凤阳县梨园公社雁头塘生产队，二十多年来年年靠吃返销粮，每年秋后大人小孩就外出逃荒要饭。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虽然气候正常，粮食亩产仍然只有66斤，还吃返销粮8，000斤。1979年实行大包干到组；亩产粮食200斤。1980年改为包产到户后，粮食亩产四百斤以上。当年除留口粮种子外，向国家出售粮食十一万多斤，还卖花生一万多斤。这个情况说明，同样的耕地、同样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条件，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是大不一样的。农民有了真正自主权后，才能产生积极性，才能发挥土地的优势和人力的优势。不恰当的生产关系，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必然障碍粮食生产的发展。
其次，广种薄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我到创春小麦高产纪录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调查。那里有好几处农场小面积（15亩）耕地的春小麦单产达到2，000斤，还有一个1，500亩耕地的生产队，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但是，大多数农场的平均亩产只有二三百斤。这是因为当时上级每年只要求各农场保证种麦面积，对产量并无明确要求。于是，各农场就搞广种薄收，不去集中水、肥、劳力搞精耕细作。又据河北省南皮县穆庄大队的实践，那里有大面积盐渍化土，1974年播种粮食2，650亩，单产只有46．8斤；1978年粮田面积缩减为1，769亩，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单产提高到211．8斤；1979年再将粮田缩减为1，229亩，单产提高到336．6斤。这两年，这个大队在沙地造林、洼地种苇、盐地种草或草粮轮作，全面发展了农林牧业。这就说明，粮食产量的高低，不单靠种粮面积的大小，我国许多地方粮食低产，是与广种薄收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破坏森林、开垦山地、围湖造田，是形成水旱灾害、影响粮食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山地毁林开荒，不仅损害林业、畜牧业和多种经营，对粮食生产本身也造成不利后果。晋西群众说，“开荒到顶，人穷绝种”，“山上开荒，山下遭殃”。湖南西部雪峰山砍伐森林，全垦山坡，甚至在30°以上的陡坡上种植玉米，与杉木幼苗间作。1979年一场特大暴雨，就冲毁洞口县山下稻田一万余亩、旱地二万余亩。安徽大别山1958年砍树烧炭炼铁，因水土流失，往后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围湖造田表面上增加了耕地面积，由于减少了储水量，雨季发生涝灾，旱时又缺水灌溉。例如安徽霍丘县城西湖围垦前可储水七亿立方，围后只能储0．75亿立方。汛期一到，六亿多立方水到处泛滥，不仅被围的湖田发生渍灾，而且湖的周围农田被淹。当地群众说“围湖是围了锅底，淹了锅边”。1980年因受涝，失收粮食一亿斤以上。此外，由于围湖和建闸，鱼类不能洄游湖中产卵，鱼、蟹、虾等水产大量减少。这些动物性蛋白质粮食损失了，莲子、芡实、茭瓜等植物性粮食也无处生长了。例如安徽枞阳县一个白荡湖，原有水面18万亩，现在已围垦三分之二的湖面。围湖前年产鱼二百余万斤，1979年下降到二十余万斤；过去野鸭捕获量达到一百万只以上，现已绝迹。1980年圩田冲破了三分之一。有人说得好：“人要违反天理围湖造田，老天爷把它退垦还湖了。”
全国自南到北不合理地乱改耕作制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1958年以来，南方“一刀切”地推广双季稻，有的地方粮食总产量反而降低。例如长江中下游土壤肥沃处，双季稻两季一般共约千斤，如遇秋雨低温晚稻不保收，一年仅能收早稻700斤。但稻麦（油菜）两熟，反而可稳拿1，100斤。1980年江苏组织七个地区26个点进行百亩连片高产试验，证明稻麦两熟的产量可超过双三熟制。以邗江县湾头公社田庄大队为例，稻麦两熟亩产2，014斤，而双三熟亩产只有1，515斤。湖南桃源和江西泰和一带双季稻一般也不过六七百斤。上述地区七八月间光照和大气热量较好（光照占全年30％），早稻在此期间已进入生育后期，光合效能大减，晚稻又正处于秧苗期，叶面积很小，不能充分利用七八月间的光热条件。这一带冬季较冷，春季温暖，正适合小麦、油菜的春化阶段所要求的温度，能充分发挥“午季”的作用。而且双季稻长期浸水，晚稻茬如套种绿肥，缺乏耕翻和冬季晒垡的机会，容易使土壤次生潜育化；土壤因透气性差，稻根呼吸困难，即使施肥很多，稻根也不能充分吸收养分。田间灌水时间长，一些害虫的天敌如稻田蜘蛛被淹，不能生存、繁殖，也加剧了晚稻病虫的危害。尤其是一年种两季同一种作物，需肥量大，用种子多。可见，南方双季稻面积要缩减，不应稳住原来不合理的面积。
东北平原自“大跃进”以后，缩减高粱、谷子和大豆的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原来的大豆田现有90％以上间种玉米，谷子地里也间种玉米。玉米是喜温作物，尤其中晚熟玉米品种，生育后期如遇早霜就会造成严重减产。另外，玉米为高秆作物，与大豆间种，会把大豆的阳光遮掉，降低局部温度，在东北生长季节短的气候条件下，必然会引起大豆减产。
华北平原历史上盛行以秋粮为主的冬季休闲二年三熟制，一季种秋作物高粱或玉米，一季种晚秋的大豆或谷子，一季小麦。目前平原的耕作制十分单一化，冬小麦和玉米一般约占80％面积。1958年以来，一再压缩抗旱、耐碱的谷子和高粱的栽培面积，而适应沙土的花生、耐湿的大豆和耐轻盐土的棉花也多被小麦、玉米挤掉。这样不仅造成棉、油减产，而且小麦、玉米连年重茬连作，既掠夺地力，又使土壤缺乏有机质，没有豆类根瘤固氮细菌活动，加以因无豆饼、花生饼作肥料，土壤肥力递减，粮食的产量总是提高不起来。
分析了上述原因以后，解决粮食增产问题，就有了努力方向了。
除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纠正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外，首先要树立“大粮食”的观点，要打破粮食只限于水稻、小麦、玉米等以淀粉为主的禾本科粮食的狭隘看法。要从人体的健康需要出发，除了发展满足热量的淀粉粮食以外，还需要发展含动物蛋白质的肉、蛋、奶、鱼等，发展植物蛋白质、植物油以及蔬菜、水果、食糖等粮食。因此，在东北种大豆和甜菜等，在华北种大豆、花生，在南方种油菜、花生，华南种甘蔗，就不能误认为不种粮食了；更不要把湖泊养鱼、蟹、虾和野鸭，湖边种莲子、菱角、芡实、茭瓜等，算作粮食以外的东西。另外，对油茶、板栗、核桃、柿子等木本油粮，也都要加以重视。有了这个“大粮食”观点，就不会再干围湖造田、毁林开垦山地，破坏生态平衡的蠢事了，也不致违背因土种植的规律了。
提高全国各类低产田的单产，是解决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南方红黄壤旱作坡地所占面积约有1．8亿亩，粮食亩产不足二三百斤，有的甚至几十斤。这类低产田都呈强酸性反应，除施氮、磷、钾化肥和绿肥外，施用石灰岩粉末以中和土壤酸度，是提高玉米、花生、豆类、甘薯等旱作物单产的关键性措施。如能修建小型水利工程，将部分旱地改种小麦、水稻，增施肥料，亩产800斤是容易达到的。此外，在丘陵山沟中的冷浸田、锈水田、黄泥田等也多是强酸性土，每天日照时间短，水稻亩产不足三四百斤，除施用石灰外，特别要修建环山防洪沟和排水沟，搞好排灌系统，做到干耕晒田以免土壤发生沼泽化和次生潜育化，改为冬种小麦、油菜、蚕豆，夏种中稻，亩产到800斤也不难。南方许多低产的积水田，目前亩产仅二三百斤，主要矛盾也在于解决内涝和排水问题，亩产提高到800斤也是可能的。
北方的低产田主要属盐渍化土壤。一类夏季多雨的，在黄淮海平原地区，主要环节在于解决春季抓苗问题，包括洗盐、躲盐、耐盐、抗盐等多途径措施，由亩产200斤提高到500斤是容易办到的。内陆干旱区的盐渍化低产田，田块不宜过大，土地要平整好，灌排系统要分开，利用那里的光、水、热的优势，春小麦亩产由二三百斤提高到千斤也是有可能的。全国低产田约五亿亩，如集约经营、科学地投入适量物质和能量后，平均每亩增产二三百斤，全年就可能增产一千亿斤以上的粮食。
增产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要提倡用地养地的耕作制度，即豆科作物要与禾本科粮食作物、旱作与水稻的倒茬、轮作。南方要缩小现有的双季稻种植面积，以减少长江流域早稻烂秧，秋雨低温所引起的失收或秕粒。即使在大气热量充足的桂南、粤南，一部分种双季稻，一部分也要改为旱、水、旱三作，实行轮作制，以免稻田泡水时间过长，防止土壤次生潜育化。华北要因地制宜地提倡小麦、玉米与大豆、花生的倒茬轮作。东北要发挥大豆、甜菜的优势。西北春小麦要与豌豆、蚕豆、油菜轮作，这些都是增产的重要方向。
此外，我国东半部在适宜生态环境下，推广核桃、板栗、柿、大枣（包括亚热带的油茶）等木本油粮，南方发展柑桔、荔枝、龙眼、菠萝、香蕉等水果，北方发展梨、桃、苹果、葡萄等，也都应看作是粮食的增产。
在增产动物性粮食方面。南方养好菜牛，高原养好牦牛，西北草原和华北海边盐土草地养好牛羊，农村大养家禽和猪，江河、湖泊、池塘养鱼，都是全国重要的增产途径。利用三四亿亩水面养鱼，适当投饵，即使以每亩30斤计算，也可以产蛋白质粮食100亿斤。
总之，解决我国当前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首先要有“大粮食”的观点，而增产的途径不在于强调扩大水稻、玉米、小麦面积和复种指数，而是在于单产的提高，重视集约经营。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实发展农业的正确方针，靠政策，靠科学，不断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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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击投机倒把 大力组织货源
上海继续加强市场物价管理
上海市在初步稳住物价之后，正集中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取缔套购倒卖，打击投机倒把，同时大力组织货源，安排好市场，以发展政治上安定、经济上稳定的好形势。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去年12月中旬普遍开展了物价大检查。在检查中，注意改变了以往那种“只查商不查工、只查下不查上”的状况，不仅普遍检查了零售部门，还注意检查了批发部门、货栈、工业自销门市部以及生产单位和主管机关，及时纠正了一些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问题，使上海城乡市场零售物价，稳定在国务院规定的水平上。
为了努力做到标、本兼治，目前上海财贸、工业等部门正在就冻结零售物价后发生的矛盾和一些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清理整顿，逐步把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工作推向深入。主要措施是：一，加强对市区现有批准设立的63处农副产品市场的管理，劝说摊贩进入指定场内交易，并规定大量农副产品到货，要在商业部门设立的批发市场成交，严禁投机商贩截拦抢购。二，设立了小商品摊贩市场，引导生产和经营这些商品的集体、个体户进场交易。三，清理无证商贩。对外地和郊县农民长期逗留在沪从事商贩活动的，动员他们回去。四，加强外货管理。外货统一由指定的外货收购站和商店经营，其它单位一律不准经营。五，规定零售商店不得整箱、整包、整匹、整批出售日用工业品，以制止商贩套购外流。六，打击转手倒卖生产资料、居间牟利、买空卖空等非法活动。现在上述措施正在迅速落实，工商行政和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在车站码头等重点地区加强检查。在整顿集市贸易的同时，公安部门还密切配合，打击了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
本报记者 何子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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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来广营供销社认真执行物价政策
北京朝阳区来广营供销社认真执行物价政策，努力改善商品管理。1980年商品价格差错率下降到万分之一点九，全社17个经营单位中，12个消灭了价格差错，全社杜绝了擅自抬价的现象。
有一次，群众反映从商店买的猪肉没等到家就浸湿了包装纸，倒在锅里有爆水声。当天下班后，供销社领导就召集会议。他们从每个商店切来一块肉，挂在会场一侧空水，用事实进行执行物价政策的教育，当场规定了纪律。
来广营供销社每月定期检查一次各商店的物价和度量衡器；半年进行一次价格清理工作。物价员有权随时抽查物价和度量衡器。对造成错价和度量衡器失准继续使用的单位和售货员，除进行批评教育，还扣发20％奖金。
来广营供销社在抓好物价管理的过程中，重视抓商品管理工作，仓库和门市部的商品一律上货架，分门别类，井然有序。货账本、商品标价卡片、商品陈放，都按一定规律固定位置，这样大大减少了商品价格的差错。
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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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技术联合 提高经济效果
津市日用化工厂转产后越办越兴旺
据新华社长沙3月4日电 湖南省津市日用化工厂与四川省食品工业研究所实行技术联合，转产酿造工业需要的糖化酶，既推广了科研成果，也改变了工厂连年亏损的局面。去年，津市日用化工厂总产值比前年增长了二倍半，实现利润六万元；他们生产的糖化酶已经在四十多个大小酒厂中推广应用，取得了提高出酒率、降低粮食消耗、改善劳动条件等良好效果。
津市日用化工厂，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一家小厂，曾生产过肥皂、香皂、雪花膏等产品，也试制过蛋白酶和淀粉酶，因缺乏竞争能力产品销不出去，困难重重。去年年初，他们经过调查，了解到四川省食品工业研究所试验成功了一种糖化酶新菌株，发酵效率高，轻工业部准备在酿造工业中推广应用。于是，这个厂就主动与四川省食品工业研究所联系，经协商，双方签订了实行技术联合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由研究所向厂方提供菌种、生产工艺、设备改造方案和有关图纸，由厂方提供试车、生产的基本条件，收益由双方分成。接着，四川省食品工业研究所便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协助津市日用化工厂生产出第一批糖化酶产品。他们的糖化酶产品经澧县、常德、津市、沅江等县、市酒厂进行应用试验，效果良好。
现在，津市日用化工厂已改名为津市酶制剂厂，他们生产的糖化酶不仅在湖南全省酿酒行业中普遍应用，邻近省的一些酒厂也都要求他们供应糖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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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梅岭更加郁郁葱葱
当年陈毅同志战斗过的地方——粤北山区梅岭，如今更加郁郁葱葱。
由三十多位姑娘办的南雄县梅关大队三八林场，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图为姑娘们在林场劳动。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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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取信于顾客
陆晓明
武汉的许多副食商店，在“复称台”前分别摆上了各式各样的秤。顾客见了，都说这些商店做生意讲信誉，使人放心。
其实，顾客买了东西再去复称的是极少数；但是，对设置复称的作法大多数顾客是赞赏的。本来，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要取得顾客的信任，这样顾客才乐于前来。现在，商店欢迎顾客监督，强调不摆“官商”架子，加强了买卖双方的交流。这样，相互之间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看来，取信于顾客决非难事，诸如从恢复复称台等一点一滴不起眼的小事做起，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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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西红柿高产的年轻人
记者在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董茹大队看到这样的奇迹：一亩地产西红柿35，000斤，而且一年有11个月都结西红柿，这里的九亩菜地，1979年收入达两万多元。奇迹的创造者是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雷安军，他是生产队的蔬菜技术员，才25岁。
雷安军1973年高中毕业，1975年董茹大队把建设塑料大棚蔬菜栽培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带领21名青年和几个老农在一片沙滩上安营扎寨，干了起来。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西红柿栽培的书籍和资料，和同志们一起摸索西红柿的生长规律，逐步改进了塑料大棚结构。为了掌握西红柿生长的关键性数据和大棚内小气候的变化，不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在大棚里一钻就是几天几夜。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对西红柿栽培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77年采取宽行密植，1978年实行主副行栽培，1979年，他为了更好地发挥“单特17号”西红柿长势强、果型较大等特点，又采取了适当稀植的栽培法。技术上每进行一次改革，西红柿产量就提高一步。
为了使西红柿高产，雷安军如饥似渴地攻读《塑料大棚园艺》、《蔬菜栽培生理》、《番茄问答》以及土壤、气象、农药等专著。初春的寒夜，冷风刺骨，他坐不住躺不好，观察着每一株西红柿苗的生长。每隔一小时就去查看棚内温、湿度的变化，写下当日的记录。就这样，春去冬来，人瘦了，眼红了，但架上的西红柿越结越多。去年，他又和同志们一起创造了南北向双高双低、高垄地面覆盖栽培法，并采用了较先进的地面滴法灌溉，使亩产达到了35，000斤，创造了全国西红柿单产最高纪录。雷安军在被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后，更加谦虚好学了，他说：种庄稼的名堂多着哩，一辈子学不成庄稼人。
本报记者 池茂花（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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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上海老工人帮助下
太行牌缝纫机质量提高
据新华社电 山西省长治缝纫机厂同上海缝纫机工业公司开展技术协作，在上海老工人的帮助下提高了产品质量。他们生产的太行牌缝纫机在去年北方地区十四家缝纫机厂产品质量评比中名列前茅。
长治缝纫机厂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过去，这个厂不重视采用先进技术，虽然形成了年产五万台缝纫机头的生产能力，但产品的质量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在去年三月份同上海缝纫机工业公司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按照协议，上海缝纫机工业公司派来一个技术组，帮助这个厂改造了设备二十七台，还对全厂逐道工序进行了整顿，使全厂的生产面貌迅速改观，加工出来的主机件和零配件的质量分，由平均六十分，提高到八十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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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周至红”和“琼酥”
——全国示范推广的西瓜新品种
“周至红”和“琼酥”是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新选育的两个西瓜新品种。近年来，各地栽培的西瓜品种混杂、退化现象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业部把推广这两个品种列为全国重点示范推广的农业科技项目，先在辽西、沈阳、北京、北戴河等地推广，以逐步代替现有品种。
“周至红”是1971年在“兴城红”西瓜中发现的自然杂交单株，经连续五代单株自交选抉并试栽，1976年经周至县瓜农、农业技术员、果品公司技术人员等品评鉴定，命名为“周至红”。
“周至红”为中熟品种，果实长椭圆形。平均单瓜重9．5斤，最大13．5斤。瓤肉深粉红色、质脆、汁多、味甜。这个品种生长旺盛、适应性强、适宜密植，亩产4，000—5，000斤，适于城市远郊栽培。
“琼酥”是1972年以“旭大和”（日本品种）为母本，“葫芦皮”（陕西地方品种）为父本进行人工杂交，经过连续四代单株自交选抉，到1976年杂种性状基本稳定。1977年经品评鉴定并命名。从试栽结果看，“琼酥”一般亩产四千斤左右，果实椭圆形，平均单瓜重九斤，最大单瓜重12．4斤。果皮绿色较薄，瓤肉鲜红，肉质酥脆、汁多味甜，风味极佳。
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余文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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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采取措施
改善牧区炒米供应
炒米是内蒙古牧民习惯用的食品。十年浩劫中，由于糜子的播种面积越来越少，牧民的炒米供应紧张。近几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为了使牧民能吃上炒米，采取扩大糜子种植面积、提高糜子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这样去年全区收购、换购糜子共达两千七百八十万斤，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按照已经收购、换购的糜子数量，巴彦淖尔盟等地区的牧民，每人每月可吃到三斤以上的炒米。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