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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划“小圈子”，要划“最大的圈子”
——介绍《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关于团结的理论
傅白芦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在理论上，几乎每一个革命者都会认为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作法。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概括，一种是：“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另一种是：“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哪一种作法是正确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口头上也都会认为后者是正确的。但是，诚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决不能够“做的和说的不一样”。回顾中国革命的历程，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宝贵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
阅读《周恩来选集》上卷，学习其中关于团结的论述，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可以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
加强全党规模的有原则的大团结
党的团结，是人民团结的核心。周恩来把增强党的团结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党内生活上他坚决反对“划小圈子”，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地“划最大的圈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者一起，努力探求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建立新的阵地，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如何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团结，使党日益巩固和强大，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1928年11月，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在为《告全体同志书》第四部分《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执笔起草时，看到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看到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的种种表现，深深感到必须“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他从检查党的组织状况入手，对于危害团结的党内纠纷，主张从加强党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等积极方面去肃清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当时，他的思想大体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第一、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的“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是，在纠正“家长制”时，又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例如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党员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等等。周恩来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反对的。
第二、坚持正确的政治斗争，反对个人的意气之争和小组织的活动。周恩来认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政治上是十分重要的。这主要是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判机会主义的观念，分析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使全党同志有个明白的认识，才能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周恩来当时观察到：有一些人把这种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专门对人的意气之争，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攻击他人；有一些人形成小组织，用来攻击他人，甚至使用“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以致党内出现闹不清的意气之争，造成无穷的纠纷。周恩来痛斥这种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认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强调消除党内的“工学界限”。周恩来当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就会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奋斗的人也是不少的；而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因此，根本的办法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加强积极的教育，实行党的改造。既要坚决地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又不要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那种机械地找些工农分子进来，甚至机械地规定领导机构中工人成份的比例的做法，是不对的。
第四、在革命遭遇挫折，党的处境困难的时候，要着眼于未来，要看到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必须振奋革命精神，反对悲观消极。周恩来看到当时还存在另一些表现形式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有的有“雇佣革命”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有的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观念动摇，或因为看到“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针对这种现象，周恩来从党的工作，党员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情绪，引导群众走向积极的道路等方面，讲清道理，鼓励大家坚定信心，认为“只要全党同志坚决地一致地奋斗，少数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并且严肃地指出，消极观念，是“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堕落的倾向”，是必须反对的。
周恩来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搞好党的建设，必须消除党内纠纷，加强党的团结。这些深刻的论述，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增进了全党的团结，党的领导日臻成熟，党的事业日益兴旺发达。在这时期，周恩来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发展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思想。
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时，就经常考虑如何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这在1942年1月《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文中，已有十分明确的表述。而在1943年4月所作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提纲中，更为详细地阐明了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在“领导者的任务”这一章节中，他主张要慎重地从政治标准和工作能力两个方面来挑选干部和分配干部的工作，不应该“专用所谓
‘自家人’”；他还主张对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并且批评了那种认为检查“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的观点，他说：“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1948年2月，他所写的《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的党内信件中，更加强调“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这个基本估计，对于党内团结（也完全应该伸延到党外团结）是万分重要的。更为深刻的是，周恩来还在这个信件中指出，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要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不对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犯错误的同志，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这对于某些习惯于以改造者自居，似乎自己毫无改造必要的同志说来，无疑是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
以上所述，是周恩来所倡导的“领导党的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点就是加强全党规模的有原则的大团结。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如果只有党的团结，而没有党和广大人民的团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周恩来在党和非党的团结问题上，同样地坚决反对“划小圈子”，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地“划最大的圈子”。
1949年5月，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对党与非党的团结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来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1949年4月《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报告中，周恩来认为，有两个“观念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一）“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他指出，不能这样看问题，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不一定完全入了党。他还以自己犯过错误为例，谆谆告诫每个同志要经得起千锤百炼的长期考验，要经常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加强自己的改造。他还再三教育党内同志要充分看到党外同志的许多长处，要向人家学习；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要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能够合作的同志一道前进。（二）“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自己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独断。周恩来从辩证法这个词的希腊字源的本来含意，谈到历史上哲学家、政治家的辩论，谈到“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他认为，“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他还认为，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还是应该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这才能使思想更为发展。他指出，“用这样的精神去做事情，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如上所述，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与非党同志就谈不上团结。这两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按周恩来概括的说法，就是“一小圈圈人”“把自己圈起来”，“画地为牢”；就是“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就是“左”，就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即将到来的当时，周恩来已经预见到“左”倾错误将会对全国人民大团结造成严重的危害。
上面曾谈到，他提出了一个“领导党的方式”。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领导群众的方式”。并且认为，这两种方式是不同的。周恩来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这是讲得十分深刻、十分精辟的，值得我们仔细领会，具体实践。
周恩来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看待。因为，“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长远利益，所以，团结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需要团结合作，一道前进。这就是周恩来关于党和非党团结的思想的核心。
周恩来当时所倡导的“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是进行了科学的阶级分析的。他认为，团结，是人民的团结，人民团结起来，是为了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对不属于人民范畴的、被划出去的人怎么办？周恩来指出：“还要看到，这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也要争取、教育、帮助他们。
周恩来同志就是用这样的无产阶级的精神和气概，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地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能够合作的人们，和我们党一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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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文章论述了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和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两个阶段中，周 恩来同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尽艰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介绍了周恩来等同志作国民党十九路军工作、坚持援助十九路军以及和“左”倾路线进行斗争的一些情况，还叙述了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及西安事变前后所进行的辛勤工作和艰苦斗争的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刊登了韩荣璋、张日新两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文章谈到，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以来，步步向中国内地侵入，蒋介石国民党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本的猖狂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怒潮，在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发生了分化。
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抗日的旗帜，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1933年冬发生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国民党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日前线被迫调到福建“剿共”以来，中央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就十分重视对十九路军的工作。1933年9月22日，十九路军派代表吴明到红军驻地，周恩来闻讯，即时派出袁国平与其接谈。同年10月，周恩来又偕同刘伯承、叶剑英等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派来瑞金的代表吴明、徐鸣鸿、陈九航进行正式谈判。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无论蔡廷锴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政府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发动群众，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总是有利于革命的行为。这次谈判虽然受到迁入苏区的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干扰，但由于我们坚持了三个停战条件，福建政府代表又表示愿意接受三个条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所以，10月26日终于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为保证协定的贯彻和密切双方联系，我方派出张云逸、潘汉年、黄火青驻福州和漳州，福建政府派来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驻瑞金。不久，即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惊恐万状，更怕连锁反应，乃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调动大军，企图消灭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于一旦。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力主我党实践谈判签订的协定，红军从闽北出击打击蒋介石，或突击浙江威胁南京，迫使蒋军回师老巢。这样我们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但此策未被临时中央采纳。当我军获悉蒋介石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顾祝同部抽调兵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时，周恩来又请侧击过资溪、光泽之敌，此策又遭拒绝，并从此将周恩来从前线调回后方。周恩来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援助十九路军的主张，经过努力，于1934年1月上旬，他将杨尚昆找到瑞金，要三军团东入福建延平地区出击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的部队，并给三军团配备一个炮兵营。但当三军团赶到延平附近时，敌主力已过，只吃掉蒋军一股尾巴，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了。周恩来对临时中央执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和行为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不配合以至放弃反日和反蒋的同盟军，将我党提出的三项合作条件当成儿戏，是失信于天下。
据蔡廷锴回忆，周恩来对福建事变始终是非常关心的。甚至就在遭到失败，十九路军退抵龙岩时，周恩来还叫尹时中打电报给他，要他“打起红旗继续革命”。可惜，蔡廷锴在慌乱撤退时未收到这封电报。据尹时中回忆，在他离开苏区时，周恩来代表苏维埃政府仍殷切希望福建事变诸领导人，能继续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告对以后蔡廷锴等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叙述了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事件中所进行的辛勤工作的情况。
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首先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方面。很快得到了张杨两将军的积极反响，收到了显著成效。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受党中央的重托和张学良的邀请，到延安与张举行秘密会谈。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同他进行讨论，并针对张的疑虑，集中阐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还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等具体协定。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的意义。
我党为了尽快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还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国民党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争取。周恩来1936年5月15日分别写给张伯苓、谌小岑的信，就是其中的一例。在致张伯苓的信中，赞扬了张致力救国的热忱，同时着重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在日本已侵入华北的今日，“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进攻”，“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要求张伯苓先生以他在华北所负之重望，力言合作抗日，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致谌小岑的信中，亦肯定了他为国奔走的举动，希望他推动各方，“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
文章在最后一部分介绍了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推动国民党在政策上进一步转变，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又多次奔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与延安之间，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谈判的情况。
1937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叶剑英代表我党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第一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府问题。因贺衷寒、顾祝同横生枝节，未达成协议。
3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两党的第二次谈判。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国内舆论和各派抗日势力的压力，一方面出自下一步在两党关系问题上再做文章的企图，作出了一些让步，在红军和苏区等问题上原则上接受了我党条件，并同意继续会谈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及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
6月上旬，当周恩来携带我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到庐山再次与蒋介石会谈时，蒋竟置共同纲领于不顾，急忙提出先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两党抽人组成，以他自己为主席，凡事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活动及宣传都由同盟会决定，并在条件许可时，把“国民革命同盟会”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蒋介石想以此溶化和消灭共产党。周恩来当即洞察蒋介石的险恶用心，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先行讨论确定共同纲领的主张。此事不能达成协议。蒋介石重又提出设置政训处指挥红军，而不准红军成立总指挥部的提案，并荒诞地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等无理要求。周恩来坚持原则，据理驳斥，正告蒋介石，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蒋介石被问得哑口无言。
7月4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周恩来即根据中央决定率我党代表团再次上庐山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代表我党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第四次谈判。这时，蒋介石虽然承认了我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对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问题仍迟迟不答复，直到“八一三”上海事变之后，蒋介石才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又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周恩来率领我党代表团凯旋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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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识
介绍《三国史话》
《三国史话》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史话》中的一种，作者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柳春藩副教授。它是一本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历史普及读物。以前，以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或一种事物为内容的历史普及读物，出版过很多，而对一个断代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作通俗的、系统而又有一定深度的介绍的普及读物，还比较少见。北京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史话》，在这方面是一种尝试。《三国史话》和《南北朝史话》一样，是比较成功的。
我国人民关于祖国古代历史的知识，以三国时期为最多。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这主要是通过小说《三国演义》和有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作品得来的。《三国史话》完全以史实为根据，给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和经验教训；有的地方还指出文艺作品中一些没有史实根据的虚构。它和历史教科书、史学专著也有区别，全书用42个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题目，概括了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晋灭吴九十多年矛盾复杂、战争频繁的历史。叙述具体，文字通俗易懂，引文一般都经过翻译。
线索清楚、重点突出，是本书的又一特点。魏、蜀、吴三国兴亡过程，基本上按时间先后叙述的。曹丕称帝、三国政权正式建立前，以曹操扫除“群雄”、统一北方的活动为主线；三国政权正式建立后，以诸葛亮治蜀和北伐为重点。诸葛亮死后，则以司马氏代魏和统一南方为主线。本书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善于用兵，对诸葛亮的政教严明和谨慎认真的作风，都有较具体的叙述，并力求作出恰当的评价；对其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如刘备、孙权、周瑜、鲁肃、关羽、张飞、赵云、荀彧、司马懿等的身世和作用的介绍，也力求实事求是。
（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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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出版
国家经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编写的《工业经济管理概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两书，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
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工业和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初步反映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情况和新成果，系统地阐述了工业和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也注意汲取了外国工业和企业管理的有益经验。
两书还分别对投入产出方法、经济数学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市场预测方法、网络计划技术和价值工程的应用等做了简明的介绍。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