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把晚年献给壮丽的事业
——记退休老干部高育英
在北京市三里屯居民住宅区,经常可以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人们尊敬地向她打招呼,她总是亲切地同他们谈话。这位老太太就是已经退休十年的老干部,原西城区饮食服务公司党委书记高育英。
十年浩劫中,高育英被残酷地批斗了五年之久,最后被迫退休了。可是,这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她还给一位负责同志写信表述过自己的心愿,希望领导带头端正党风;把退休老同志组织起来,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为四化培养人材和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信里洋溢着这位老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之情。
高育英退休那年,已经64岁了。她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照说可以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了。可是,她并没有安于安乐的小家庭,而是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创造幸福而不息地操劳。退休后,她决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工作,她就到处找工作做。她曾经找西城区几家著名饭店里她过去熟悉的掌勺师傅,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难,鼓励他们带好徒弟,传好技艺。为了使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我国烹饪技艺后继有人,她把自己积蓄的800元钱交给了党组织,做培育青年厨师的资金。
这几年,高育英更忙了。她为了让受冤多年的老同志和群众获得平反而奔走,为待业青年就业、低工资职工的孩子入托等事而操劳,还经常给一些行业的领导部门反映情况和问题……她简直不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早上五点多钟起床,中午从来不休息,晚上十一点钟才睡觉。大雪天里去给一位有病的同志送药,一跤摔折了胫股骨,至今身上还留着一根穿骨钢棍和两只钢铆钉,阴天时时作痛。她患有严重的脸部三叉神经痛,这几年越发痛得厉害,但她并不在意。人家劝她少管点儿闲事吧,她总是一笑置之。十年来,她不知为群众,为同志办了多少好事,人们都很感激这位热心肠的老党员。
去年的一天,高育英到一家浴池洗澡,这个浴池过去是她领导下的一个基层单位。一进门,她却感到陌生了。服务员对顾客冷冰冰,怠答不理。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她坐在聊天的两个女青年服务员身边,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原来,这两个女青年服务员在生活上有些实际困难,得不到解决,向上反映又找不着门,正在大发牢骚。于是,她主动上前与她们搭话,了解她们的困难,帮助她们出主意,想办法,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她们讲做好工作和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两个女青年听了,很受感动。后来,当她们知道这位老太太就是大家敬佩的原西城区饮食服务公司党委书记时,一齐拉住老太太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的心事能叫您知道就行了,暂时的困难没有关系。您放心,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工作,不再发牢骚了!
通过这件事,高育英感到:群众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的确有许多的困难需要解决。如果我们的领导不是借口解决不了躲避他们,而是满腔热情地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体察他们的困难,积极地为他们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或是实在解决不了的,也要耐心地、有的放矢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讲清我们国家经济上的困难,群众是会理解,是能够和党同心同德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干四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完全可以发挥出来的。
由于这些想法,过了不久,高育英每个星期都抽出几天,约上一位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女医生,不管刮风下雨,都去一些饭馆、澡堂为职工看病,她就利用这个机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就这样,高育英配合一些基层党组织,通过思想工作解决了不少职工的思想问题,从而团结了群众,推动了工作。
有人说,高育英老大姐就象一团火,她接近了你,就能温暖你的心。一家洗染厂的工人徐增式,为人老实正派,当厂里的义务图书管理员,常掏出自己的钱为职工多买书,宁愿自己一家日子过得紧些。前年,徐增式因为看不惯厂里某些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和人闹翻,一赌气再不说话了。这无声的抗议,使许多人着了急,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叫他开口。一年快过去了,徐增式仍旧一言不发,变成了一个“哑巴”。洗染厂的领导只好请高育英来做工作,因为都知道徐增式最敬重高大姐。老大姐没有滥用自己的威望,她找一些群众了解情况,到徐增式家访问。最后,终于弄清了问题。她和洗染厂的领导干部谈话时,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对待徐增式的错误做法,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老大姐的这些“外围”活动,早已感动了缄默不语的徐增式。终于开了口:“高大姐,我说!”
有人见她年纪大了,劝她好好休息。然而,她却经常告诫自己:“明天的事业在召唤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休息不得啊!”
 本报记者 张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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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雷锋班
“他们多么象雷锋呀!”这是人们对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雷锋生前所在班战士的赞语。
雷锋同志有句名言:“活着,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今天,雷锋班的每一个战士都在履行他们老班长的格言。
看看这些战士对驻地一些孤寡老人的情谊吧!
那是八年前,雷锋班来到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集安县。一到那里,他们便和三家五保户的老人们结下了“父子”深情。如今,雷锋班的战士已经换了好几茬,但照料五保户的活动却一茬传一茬,从未间断。每逢星期天,班里都有人去看望老人,帮助他们挑水扫院,买粮买菜,料理家务。春天,播种的季节到了,他们给老人们把菜种上;冬天,需要烧炕,他们打柴给老人们送去。
今年春节前夕,他们全班出动,给老人们扫除门前的积雪,擦洗玻璃,收拾得窗明几净,还给老人们贴上了年画和对联。春节那天,他们清晨就去给老人们拜年,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度佳节。老人们乐呵呵地说:“当年的雷锋,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从你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雷锋精神。”
雷锋班战士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去年6月的一天,战士王惠胜外出,路过驻地附近一个综合加工厂,见工人们的头发很长。同志们告诉他,厂里生产任务重,离县城五六里地,进城理一次发要耽误半天生产。小王听了,被工人们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所感动。打那以后,他便经常带着理发工具给工人们理发。打从部队到集安县驻防以来,他们给驻地群众理发达两千多人次。
当年,雷锋同志“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今天,雷锋班的战士也是这样做的。一次,雷锋班副班长马洪刚回乡探亲,在火车上,见一位带着孩子的大嫂没有座位,便主动把座位让给大嫂坐,自己站了两个多小时。
雷锋同志生前是一位优秀的校外辅导员,把社会主义的崇高美德播种到许多少年儿童的心田。今天,雷锋班战士也跟雷锋同志一样,象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祖国的花朵。张玉风就是突出的一个。
去年3月,小张担任集安县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的校外辅导员。他发现社会上一些不讲礼貌、不讲道德、不守纪律的行为给小朋友带来了不良影响,便和老师一起,组织小朋友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在班里形成文明礼貌、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新风尚。
这个班有个12岁的女学生于学美,沾染了偷摸的恶习,被送进过派出所。家里人气不过打骂她,她就逃学。有次挨骂之后,独自乘火车跑到通化。她白天上饭馆要点剩饭残汤吃;晚上露宿在街头火车站,流浪了二十多天。于学美被找回以后,学校怕担风险,没有收她入学。小张不忍心看着一个天真烂漫的小朋友朝着失足的道路走下去。他首先做通了老师的思想工作,然后把于学美接回学校。那些天里,小张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于学美,他见于学美穿得又脏又破,衣服上的钮扣掉了好几个,就把小于拉到身旁,边给她钉钮扣,边对她启发诱导。往日,同学们疏远她、歧视她,父母亲打她、骂她,眼前这位解放军叔叔却和声细语地开导她,她感动得哭了。
从此,于学美渐渐懂得了是非,分清了什么叫光荣、什么是耻辱,热心为集体做好事,劳动时她争着干重活、脏活。于学美功课拉的多,小张又耐心地辅导她刻苦追赶,仅两个月就学完了半年的课程。老师和同学们无不夸奖:“于学美真的学美了!”小于却说:“这是雷锋班叔叔教咱学美的。”
本报通讯员 夏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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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吉林通讯

优秀派出所所长徐保才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北京街派出所党支部副书记、所长徐保才,是公安战线上的老同志。几年来,他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深受群众的爱戴和尊敬,被评为省、市公安战线先进工作者。
有一位职工家属的户口被批准迁入长春市后,给徐保才同志送去两条人参烟、四瓶大曲酒、二斤花生米、十多斤苹果。徐保才立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并当天到这位职工家里,把送来的礼物全部退回。
1980年春天,在长春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来看望老徐。谈话中,老同学说:“老徐,我那个小子在农村也不小了,你给想个法,把他的户口迁到长春来吧!”徐保才说:“咱们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应该按照《准则》办事,带头抵制不正之风,可不能借风行船啊!”
徐保才有个外甥在农村,中学毕业后想托他把户口迁到长春市来,找个工作。一天,徐保才的姐姐亲自来到他家,要求给孩子落户。徐保才解释说:“户口不能随便落。咱们的三亲六故落了,别人的怎么办?”他姐姐听了很不高兴,赌气走了。后来,他老伴责怪他:“你这个人就不能给自己亲友办点事?这份所长当的还有啥意思。”老徐说:“我这份所长不是为亲友当的。”
最近一年多来,徐保才同志处理各种案件十一起,他都秉公执法,依法办事。
徐保才处理一起盗窃案件,罪犯的哥哥是徐保才的老同志,来找老徐说情,要求对他弟弟“手下留情”。徐保才对那位同志讲,你弟弟盗窃群众财物,破坏社会治安,民愤很大,必须依法处理。决不能因为咱们是老同志而徇私枉法。后来,老徐将罪犯的罪行如实上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罪犯逮捕法办。
徐保才同志对公安机关的干部子女犯罪更是执法严明。一次,一个青年因殴斗伤人,徐保才和派出所其他同志准备上报上级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这时,上级公安机关有人来找老徐,说这个青年人是某公安局一位干部的儿子,能不处理就别处理了。徐保才想,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安干部的儿子难道可以违法不究吗?
于是,徐保才找那位干部说:“我们公安人员是执法人员,我们的子女犯了罪,更应该依照法律严肃处理。不这样,就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就会降低公安机关的威信。”那位公安干部提高了认识,要求对其儿子依法从严处理。事后,派出所上报公安局,追究了那位公安干部的儿子的刑事责任,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龚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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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不正之风不能当“和事佬”
金晴太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某局行政处的一位副处长利用职权多占一处住房,有关部门准备处理这件事时,“和事佬”纷纷出动了:有的以“要看一贯表现”替他开脱,有的以“客观原因”为他辩解,有的以“领导责任”为他揽过,有的以“高抬贵手”为他说合。结果,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不难遇到这种“和事佬”。每当有人犯了错误应该批评,有人违法乱纪需要处分时,他们总是四处奔走,使肇事者平安无事,使违纪者安之若素。这种人常打着“助人为乐”的旗号,标榜自己“急人所难”。其实,他们是“张口三分利,无利不起早”的。他们为之斡旋的,不是自己的亲朋故友,就是得过人家好处,或者准备事后从中捞一把。
《准则》指出,为了端正党风,必须同错误的倾向作斗争。“和事佬”对坏人坏事,不仅不斗争、不制止,反而徇情枉法,为之开脱,我们应该好好治治这种人。一要认真批评,二要对其中情节严重者绳之以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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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要洁身自好
全林 忠信
根据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为了端正党风,如果认为“洁身自好降低了党员标准”,而一味要求普通党员挺身而出,捍卫党的纯洁,似乎有些脱离实际。
在现实生活中,不正之风多与“权”字紧紧相连,加之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普通党员对居于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很难起到监督作用。普通党员如敢对搞不正之风的领导者开展批评,多数要尝尝“穿小鞋”的味道。如果越级向上反映,写给上级领导的信件也是往往下转,有的还会转到被批评者手里。所以,不少同志产生了消极情绪。感到不搞歪风“吃亏”的人,也因此逐渐多起来了。
我们认为:每个党员首先应要求自己洁身自好,保持自己党性的纯洁,也等于是为捍卫党的健康建起一道防护墙。如果多数居于领导岗位的同志,也都能保持洁身自好,当然更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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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丈夫的“好后勤”
——记空军“模范饲养员”张克禄的爱人韩兰英
在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人们谈论起“模范饲养员”张克禄的爱人韩兰英,赞不绝口,都夸她是丈夫的“好后勤”。
韩兰英是位农村妇女,和老张结婚24年了,两口子没有在一块过一个整月的日子。24个新春佳节,也只有三次丈夫跟她和孩子们团聚过。是离得远吗?不是。她就住在部队机场边的村里,骑自行车用不了30分钟。可她深深理解丈夫以饲养场为家,一心拴在牲口上的心情,从不埋怨,不拉后腿。
老张身在饲养棚里,顾不上家,韩兰英把全家人的衣、食、住一手包了下来。前几年,孩子们都还小,大的不懂事,小的还没断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纺线织布,一大堆家务缠身,白天还要下地干活,真是又忙又累。但她坚持多出工,每年都挣回一千多个工分,最多挣到2,000分。夜晚,村里静悄悄的,可韩兰英还在忙乎着。
1976年春节,张克禄老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危,要他立即回去。当时,老张一人正在饲养棚值班,离不开。韩兰英就请来一个亲戚看门,自己去河南张克禄的老家,服侍在病床上的公公,直到处理完后事才回来。有一年秋天,韩兰英生病需要住院作手术,当时老张正忙着给牛准备过冬的饲料,又赶上有一头奶牛得了急性胃肠炎,老张又忙着请兽医,还是大儿子送她到医院去的。去年春天,家里盖房子,她自己领着儿子买木料、砖瓦等,托人帮忙拉回来……,这些,她都没有让老张请过一天事假。
韩兰英积极支持丈夫的工作,凡是对集体有利的事,她都乐意去做。每年夏天,韩兰英和孩子都要割些青草晒干去卖钱。每当部队饲养场草料缺少时,老张就动员他们把干草一车车地送给饲养场。对这些,韩兰英从来没说过不字。
张克禄不知疲倦地工作,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回到家里,有时彻夜睡不着觉。韩兰英从没有怪他“傻干”。有时见丈夫较长时间不回来,惦念着是不是病了,总叫孩子跑去看看。夏天天热,她知道老张吃不下饭,便想办法擀点面条,让孩子送去。韩兰英还经常抽空去部队看望他,见老张在剁草,配料、挤奶、垫圈时,她总少不了上去帮一把。有年春天,奶牛要吃青饲料,老张身体不好还坚持去割草,韩兰英就主动帮忙。草还没长多高,两口子割了半天,才割了一平车。老张推着,她拉着,回到了饲养场。张克禄见牛吃着细嫩的草,很是高兴,韩兰英也笑了。
曾建军 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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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洛克公社的基诺族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九。
新华社记者 兰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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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真情温暖病妻心
——记共产党员程贤金护理瘫痪妻子的事迹
湖北省大冶县罗桥公社女社员石爱莲,因患病瘫痪12年。她的丈夫程贤金,千方百计访医求药,长年累月护理照料,受到人们的称赞。
1962年,程贤金和石爱莲结婚,后来,程贤金应征入伍。从此爱莲在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精心照顾一家老小,但不幸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最后全身瘫痪。这可急坏了程贤金,他两次接爱莲到部队驻地医院治疗,疗效甚微。以后,贤金又向全国八个省、市的十多所医院联系,想尽一切办法给爱莲医治。
为了照顾爱莲,组织上批准程贤金复员,并把他安排在县建设银行工作,同时把爱莲由农村接到城关居住。1978年冬季以来,爱莲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程贤金不但不嫌弃,而且护理得更精心。他每天早晨四点多钟起床,做好一家四口人的饭菜,接着给爱莲穿衣洗脸,喂饭喂药;中午下班后又要做饭;晚上除做饭外,还常给爱莲洗澡、洗一家人的衣服。看着丈夫一天天消瘦下去,爱莲心里很难过,曾产生过消极的念头。程贤金便安慰她,并省出一些钱,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要她听听新闻和文艺节目。
由于治病花钱多,他们家生活很困难,全家人节衣缩食。可是,贤金还是千方百计地弄点好吃的给爱莲补养身体。
程贤金照顾妻子,操持家务,负担很重。但他没有影响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出色,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诚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在医生的积极治疗和丈夫的精心照顾下,爱莲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现在已能甩掉拐杖,缓步走路了。
刘代贵 胡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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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高教部副部长,知名化学家、教育家
曾昭抡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我国知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曾昭抡教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1967年12月8日不幸逝世,终年68岁。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为曾昭抡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曾昭抡教授湖南湘乡人,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曾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并获得化学科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等职。反右派斗争后期,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曾昭抡同志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共编写了数百万字讲义,著译了几十本科技书籍,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和文章。他执教40年,为中国化学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几代人。现在他所培养的学生和助手,许多已成为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重要的骨干力量。
在追悼会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楚图南宣布,关于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决定予以改正,对他参与起草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党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追悼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群众代表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附图片)
曾昭抡同志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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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一辑出版
本报讯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和东北烈士纪念馆编写的《东北抗日烈士传》,最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已在全国发行。
《东北抗日烈士传》选撰烈士的范围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九三”抗日时期,参加或领导过东北抗日斗争并牺牲在东北的地下党县以上领导人,抗日联军师以上干部、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抗日群众团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抗日义勇军中的著名领导人,以及部分在东北抗日战争中有较大贡献牺牲在外地的烈士。
 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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