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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投资为什么不统一管理
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在1980年5月前后，向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工艺美术厂投资10万元，用来生产雨点釉陶瓷工艺品。这个厂没有烧制陶瓷的设备，拿不出样品来，就利用别的厂烧成的雨点釉代充自己的产品。本来淄博市陶瓷公司所属的淄博美术陶瓷厂专门生产雨点釉陶瓷品，远销国外。但是，这个厂属一轻局系统，二轻局无法得到雨点釉。因图自己便利，就再设一个搞雨点釉的单位，搞同一地区、同一产品的重复生产。这笔资金已投入快一年了，但博山工艺美术厂根本没有建窑，而是把投资用来搞塑料产品了。
雨点釉投资这么长时间了，轻工业部有关部门并未认真查问一下。国家的投资要不要统一管理？根本不必要的投资为什么要投？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轻工局 而清 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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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不能随意改变投资用途
来信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国家的投资要不要专款专用？我们看，不但要，而且必须要。
就拿博山工艺美术厂来说，原来轻工业部给它投资是考虑旅游业需要，发展雨点釉（姑不论这样重复建设是否必要）。但淄博市拿到这笔钱后，却用来生产“当地紧缺的短线产品塑料花”。塑料花在当地短缺，是不是全国都短缺？淄博发展这种生产是“独此一家”，在全国平衡是不是重复建设？权衡轻重缓急，国家的资金要不要投放在这方面？试想，如果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拿到国家的投资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主管部门把国家的资金投下去后，不管不问，随便下面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那还谈得上什么综合平衡，什么计划经济，什么建设银行的监督？！
当然，不能说主管部门确定的每一项投资都十分正确，完美无缺。下面常常了解情况更实际，有些见解可能更高明。但是，这种意见必须有上有下，反复商量，最后服从上级的决定。不能下面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博山工艺美术厂这件事不大，但它提供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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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
答复
关于博山工艺美术厂搞雨点釉陶瓷品的问题，淄博市二轻局早在1979年下半年就已提出。当时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市二轻局想搞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虽然该市美术陶瓷厂已有雨点釉生产，但主要供应出口。所以市二轻局拟将博山工艺美术厂作为生产旅游用雨点釉的点。省、市主管部门向我部提出了投资要求。1980年3月，我部拨给该厂10万元，指名用于生产雨点釉产品的设备。投资下达前后，这个厂用本厂的技术力量，借用美术陶瓷厂的设备制做了几件样品送我公司审查。据山东省工艺美术公司称，该投资到达时，市里正在清理各项投资项目，贯彻中央不准搞重复建设的精神，经省、市有关部门同意，该厂将雨点釉生产搁下，把投资转向生产当地紧缺的短线产品塑料花。淄博市二轻局根据形势变化改变投资用途是可以的。但是，未征求我部和公司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对这项投资的使用情况未及时检查，也应负责任。
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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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不宜发展小轧钢
浙江原有轧钢设备10套，近两年新增27套，在建的还有8套，再加上原有设备的改造，总生产能力可达221．6万吨轧材能力，相当于1979年全省实产钢材的3．4倍。
盲目发展轧钢能力，结果钢坯供应严重不足。以1981年全省实有轧钢能力匡算，需钢坯170万吨。除省内自产和国家调拨外，有130万吨钢坯无着落。如今后若干年内全省需用钢坯保持1980年的水平，全省轧钢能力的利用率还不到40％。
绍兴地区原有一个年产12万吨钢材的钢铁厂，1979年又投资120多万元，新建一个轧钢厂，设计能力也是12万吨。新老二厂紧紧相连，中间只隔一条小河。
发展小轧钢，从局部看，能捞到一点“下脚料”，有利于发展地方工业。但从全局看，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全省年产150多万吨钢材，一年要耗费20多万吨煤和1．5亿度电，这对缺煤少电的浙江，威胁很大，不利于发展轻纺工业。
目前，有些地方和企业对发展小轧钢仍无“下马”之意，正在争相上马。有的正在筹集资金，有的已订购设备，有的正在紧张施工。
沈世纬 唐庆忠
编者说明：就以上问题，我们向浙江省有关负责同志作了询问。答复说，他们最近对一些轧钢设备已作调整，有的已决定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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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样搞“脱壳”显然不合理
我们厂遵照市委的指示，于前年2月把利润最高的锰粉车间“脱壳”给郊区沙塘公社。打这以后，从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和税收60万元，跌成不断向银行要贷款。两年已少缴利税120万元。如果1981年实行自主权，连工资也将发不出！
沙塘公社在无矿源、无设备、无厂房的情况下，从农村抽调大批强劳力到锰粉车间生产，利、税都分文不缴给国家，除了积累和筹建新厂外，去年还从利润中抽出六万元分给个人。
把这种国营企业中利润高、税收大的车间“脱壳”成公社小厂，国家既少收入一笔钱，又增加了贷款，两头吃亏。那些该上缴的利润却被分到私人手里。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国家收入怎能不减少？赤字怎能不增大？这样的“脱壳”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我们厂的干部、工人纷纷向市委和区党委反映情况，要求结束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至今未解决。
广西柳州市锰品厂工人 王景全
答复
我们收到来信后，即请示领导。根据领导批示，向柳州市委了解情况。得知当时该厂由生产锰品改为生产电池，锰粉车间用不上了。市委根据当时报纸关于大办社队企业的宣传精神，决定将该车间“脱壳”给沙塘公社。厂里工人及部分干部虽有意见，但经市委、公社、工厂三方协商后都已同意。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信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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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勿投资做赔钱买卖
某缝纫机厂的技术科长讲，我国缝纫机的年产量现已达七百万台。据有关资料测算，五年后缝纫机的供应将达到饱和点。也就是说，现在热门货的缝纫机，到那时将变成滞销品！
然而，有许多地方只看到目前缝纫机供应紧张，热中于筹建新厂。有个省竟炸平两座山头，筹建一所巨型厂。殊不知，等这些厂建成，付足了“学费”，到开始生产时，就要因为供过于求，不但自己蚀本，还要争夺老厂的市场，搞得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怪不得，外地同志取经时，该厂技术科长总是给大泼冷水。
这冷水应该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学会算大账，不要将人民节衣缩食得来的资金，拿去做赔钱买卖！
上海 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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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大家都来关心残废人
战争、工伤或因病致残，以及先天性残废的人，包括盲人、聋哑人、四肢瘫痪者中，“残而不废”、“身残志不残”、“身残志坚”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当中，有些人已做出感人的成绩，对残废者、对健全人都有鼓舞。
北京师范大学80高龄的陈友松教授，1976年因患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症渐渐失明了。但他还在培训研究生，翻译书籍，积极为四化做贡献。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思为四化添砖瓦，欲效六盲向耕耘。名诗似锦弥尔顿，壮志如钢柯察金，爱罗先珂集童话，海伦凯勒著奇文，荷马史诗非谋食，左丘国语岂为名。不甘服老羞落后，但愿胜蓝喜出青。好景不只黄昏好，明朝更比夕照明。”
关心残废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也是提倡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国家的盲人，解放前遭受社会歧视，大多只有卖唱、算命、讨饭三条出路。解放后，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许多人得到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但是，问题也还不少，许多盲人就业和生活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文化教育上的问题更多。社会上一些人对盲人的歧视也还没有消除。盲协组织虽已恢复，但许多工作排不上队，受不到领导重视，以致许多盲人工作者有劲没处使，有许多苦衷。
有一位下肢瘫痪的残废者，很希望有一个包括他们在内的残废者组织，因为现在的盲人聋哑人协会，不包括他们这一类残废者。
北京盲文出版社 曹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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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耳闻目睹
“家丑”外扬以后
元月下旬，城关一些学校在修建校舍。这是由一条电视新闻引起的。
去年11月，省电视台记者在我县城关镇拍摄了一段《要让孩子们生活得更美好》的电视片。试放时，在家的县委领导同志和几名副县长都看了。屏幕上映出了漕溪学校破烂的教室，城西小学用芦席代玻璃的窗户，城东学校300名学生，只有100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城南学校周围的厕所、垃圾堆，一位六口之家的教师住的15平方米的房间兼作办公室，等等。这些场面触动了县里的领导同志。
十多年来，地方财政开支中教育事业的经费比例太小。县领导决定筹集资金，逐步改善学校条件。县人民政府除从地方财政中给城关镇增拨十多万元的教育经费外，城关镇还自筹了部分资金。三个月内，漕溪小学建起了六间教室和十套住房，城西小学分配到了窗玻璃，县人民政府还计划今年上半年给城北学校建一幢24间教室的教学楼。
湖南湘阴县委宣传部 蒋益祥 霍桂华 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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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文艺工作者，请您带个头！
近年来，电影、电视剧、话剧中的人物和文艺工作者，不少人留长鬓角，头发也理得很低，有的干脆是长发，接近西方嬉皮士发型。因为他们常在影剧上和各种公开场合露面，又是些著名人士，在广大男青年中很有影响，不少男青年也学这种发式。我的孩子是理工科大学二年级学生、团支部书记，也留了这种发式。他说，在大学里这样的发式不足为奇，这也是对美的探索。
我认为，青年人十几、二十来岁，毕竟还年轻，生活经验也不多，对美还缺少正确认识和修养，往往把一切“时髦”的都视为美的。因此，建议大、中学党团组织适当开一些美学讲座，以抵制长发、长鬓、小胡子之类。同时建议文艺界同志带个头，因为你们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呵！
江苏吴县多种经营管理局 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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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影剧院中的公德
常常在电影开映十几分钟后，场内的灯光尚未全熄。原因是座有虚席。即使把灯全部关掉，也不会好受，不是脚被踩了，就是看那银幕上川流不息的人影。在冬天有些人场内不脱帽，棉帽高出一块，后面的观众遇上这样一位，连脖子都受委屈。提前退场已是习以为常了，电影还没映完，一些人就起的起，走的走，秩序大乱。掐头去尾一算，真正享受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呢？
我经常陪外宾去看戏。每当一出戏演完时，外宾总是坐着不动，直到演员出来谢幕，大家起立，鼓掌致意，幕落下之后才离座而去。如此风尚值得在我们中间提倡。
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 孙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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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衣何时才不难？
去冬一天傍晚下了班，我直奔王府井大街，去做衣服。
走到蓝天服装加工部门前，看见台阶上已坐着一位身着棉大衣的男青年。我随口问这位同志：“你这么早就来排队哪？”“是呵，不早不行。”这位同志是西城区一个建筑公司的司机。他说：“服装店每天只有25个号，我第一次是早5点钟来的，没有拿到号；第二次是晚10点钟来的，也没有拿到号；所以，今天只得天刚黑就来了。”
“天气这么冷，你在这里待一夜，能受得了吗？”
司机同志说：“下半夜别人来替我，因我明天还要上班；明早，我那将要结婚的妹妹再来量尺寸。做一件衣服实在太难啦！”
旁边一位年纪约莫50岁的妇女，也发愁地说：“我为了给女儿做一件衣服，也跑了好几趟街，问了好几家服装店，都没有做成。”
我原来知道做衣难，但未料到竟难到这种程度。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做一件衣服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全市那么多要做衣服的人，为做衣服该花费多少时间呀！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 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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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调查汇报
编者按：北京做衣难的问题提出很久了，但至今变化不大。仔细了解，其中问题很多。诸如服装行业的管理体制问题，成衣生产中碰到的面料、型号、花色品种问题，零活加工网点少问题，发展个体缝纫户的问题等等，甚至还有服装行业和纺织工业、商业部门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结果造成目前群众做衣难的局面。希望有关部门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深入调查现存的问题，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来。
（一）增设服装加工门市部为什么这样难？
据去年的统计，北京市的服装加工门市部，只有165个。有90万人口的朝阳区，只有九个服装加工门市部，94名工人。东城区和平里一带，1958年有居民二万人，目前已发展到15万人，依然是一个服装加工门市部。王府井、西单、前门大街，服装加工门市部虽然比较集中，但一家一天只收十件、二十件，远远不能满足群众要求。
北京市服装零活加工难、加工慢，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人提出了增设网点的建议。北京市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强调，将一部分做批活的改成做零活，增设门市网点。街道也曾组织了不少服务站。可是，过一段时间，一些已经办起来的门市部、服务站，慢慢又减少了，改行了；即便没改的，也在偷偷做些批活，减少了零活收活量。增设服装零活加工门市部这样难，原因何在呢？
网点的增设，固然碰到一些一时不好解决的具体问题，诸如组织工作、人力安排、用房等，但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通过解剖一个先进门市部，可以看到症结之所在。
西四服装加工厂南长街门市部，从1973年起，历年被评为公司和区的先进单位。这个门市部服务项目多，加工质量高，服务态度好。他们面向群众，无论单活、棉活、皮活，或是修补、翻新、包缝，什么活都收。一些别的加工门市部推出来的被认为既费事又不赚钱的“苦活”，他们也都收了下来。因此，受到群众的赞扬，远近顾客闻风而至，甚至远离城区的丰台、石景山的群众，也送活给他们。这个门市部承担了这样繁重的工作，工人们的干劲也很足，但一年下来还赔钱。以去年1至8月为例，共亏损864．22元，平均每人每月亏损13．50元。
造成亏损的原因，是由于开支项目急剧增加。零活加工属于服务性行业，手工作业占的比重较大，劳动效率的提高受到限制。过去的经营方针一直是保本微利。从合作化后到1965年，利润率为4．7％。到1966年所有制改变后，开支项目逐年增大，亏损就开始增加了。现在的成本费中，包括如下开支：工人工资、副食补贴、交通费、企业管理费、房租、水电费、折旧费等等。这样，南长街这个门市部每人每月的费用开支，从1977年的59．07元，提高到现在的113．16元，提高了91．57％，成本提高了107％。此外，门市部的开支项目还有洗理费、独生子女补贴费、退休金，以及举办托儿所、修建队等等。随着这几年退休工人增加，平均每三个人就要负担一个退休工人的退休金。
零活加工门市部是背不动这么重的“包袱”的。第一，它不具有成批生产的大工业的效率。零活加工从技术上讲，要求比成衣流水线要全面，但流水线上平均一人一天可加工12条裤子，零活只能加工三条。第二，它没有个体户的灵活性。北京目前发展的缝纫个体户，以家为店，随来随收，每人每月收入不超过60元者，不缴纳任何税，不背任何“包袱”。
零活赔钱，北京市普遍存在。开一个门市部，一年下来还要赔钱，投入的加工力量越多，赔钱越多，企业自然不会有积极性了。各加工厂都把零活加工视为“包袱”，市场上压力大了，就抓一抓，将做批活改成加工零活；上边不抓了，零活又改成批活，做零活的又减少了。看来，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的。
本报记者 刘桂莲
（二）服装行业需要培训技术力量
这帧照片反映的是北京市东城区东升服装厂创办技校的情况。一个既缺设备、资金，又无校舍、师资的小厂，为什么下决心办技校呢？原来，该厂设在王府井大街的凤凰、宏大、明星等服装加工门市部的压力太大了。据统计，王府井大街服装店敞开收活，每天至少可收进高档男上衣100件，女上衣150件。而现有的技术力量，日产只能达到56件，生产能力和顾客需求量相差近四倍。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有5—8级工207人，今年已减少到82人。而高档服装收活量却与日俱增。1979年敞开收活，交活期要长达七个月。今年根据生产能力限量收活后，顾客为做衣服要早起排队拿号，或想尽办法走后门。东升服装厂面对供求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下决心培养掌握高档活全面技术的力量。他们把部分徒工，安排到技校来，学期两年。从前年开始办学，目前，在校两批学员共188人。他们腾出生产车间做校舍，抽出技术熟练的老工人担任教师。学员毕业后，将全部充实到高档服的加工方面。
服装行业缺乏技术全面的工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变得这么突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工厂中断了对技术力量的培养。近年来，一些技术熟练的技工相继退休，造成了青黄不接的现状。
如果各厂都象东升服装厂一样，通过各种形式培养技工，对缓和矛盾会起一定作用。但由于条件限制，培训数量有限，也还不能完全解决全市服装行业的技术力量问题。
东升服装厂的同志们认为，服装行业属于劳动密集性行业，也是适合首都建设特点的行业，北京市应该拿出些力量办学。学校怎么办？过去统统由国家包起来的方针不妨改革一下。是否可以由国家出钱办技校，代服装厂培训学员，同时也招收社会青年，学生交学费。毕业后国家不负责分配，代各服装厂培训的回原单位，其余的由需要单位自行招聘，或凭毕业证书发给营业证，允许自己开业。这样，就会为解决北京的“做衣难”问题打下技术基础。 本报记者 李渡（附图片）
既是车间又是技校。203名师生挤在仅395平方米的地方，平均每人占地1．94平方米。图为技校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