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文化生活

文化场所要有精神文明
王荆
今天发表的这几封来信,对目前一些演出场地的不好风气,提出了批评。信里指出的事实,广大观众已早有感触,意见很大。这些信讲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其实,剧场、影院等文化娱乐场所秩序不好,有些人无视社会公德、不讲文明的现象,还不止这些,略举数例,以作补充:
有的观众在大幕已拉开后,他才姗姗来迟,踢椅蹬脚,扰乱四邻,不等终场,就纷纷起身;
有的在演出中起哄打趣,合乎自己口味的,口哨唏嘘;不合自己兴趣的,咂嘴吐舌,骂骂咧咧;
有的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嗑瓜子,嚼东西,乱扔果皮、纸屑,或在场内吸烟,弄得烟雾腾腾,空气混浊;
有的演员缺乏好的台风,为迎合少数人的喝采,举止轻浮,有迎合取宠之意,无真诚严肃之心。有的演员不自重,观众在演唱后礼节性的鼓几下掌,就立即再来一个。
凡此种种,说明在文化场所,整顿秩序和提倡精神文明,已经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刻不容缓了。
剧场、影院、俱乐部等文化场所,应该是最讲文明和礼貌的。文化场所首先应当是文明的场所。人们来到这里欣赏艺术,既是一次文明的娱乐活动,也是一次受教育的活动,需要参加者都有良好的习惯和作风。不能设想,剧场影院里秩序混乱,一片鸦噪,能够看好戏、听好音乐。也不能设想,一个人在欣赏艺术时言行放浪,神情不专,能够领略艺术的底蕴。象前面说的那几种人,在场内不遵守纪律,惊扰左右,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文明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听音乐,看戏,是人们紧张劳作后的休息,但更是一次高尚的艺术欣赏活动。这就要求演出者和欣赏者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如果不守秩序,不讲台风,能得到应有的艺术享受吗?文化场地的艺术欣赏活动,一般都是集体的活动,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德,守秩序,讲纪律。
“我出了钱就要有我的自由。”这是一种无理的诡辩。自由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旧时代的影剧场里秩序乱糟糟,充满低级庸俗的气氛,是旧社会的制度造成的。解放后,我们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那种不文明的现象改造过来。现在影剧场里出现的不良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沉渣的泛起,是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不能允许的,根本不是什么个人的自由问题。你要妨碍集体的自由来达到个人的“自由”,那么,群众就完全有理由来干预和制止你这种损人利己的“自由”。
文明场所不文明,是十年浩劫的恶果之一。本来,我们的民族以讲文明、礼貌为美德,而且有良好的传统。在五十年代,那时的影剧院、体育场、图书馆等公共场地,谦恭礼貌、秩序井然,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友爱、互尊的文明风气。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极左思潮泛滥,文明礼貌遭受“横扫”,良好的社会风尚受到破坏,出现了公共场合缺乏社会公德,无视文明礼貌的现象。粉碎了“四人帮”,党中央着手抓了文明教育,社会风气有些好转,但是,在少数青少年身上,这种坏习气尚未绝迹。有些人自恃高明不俗,实际上是缺少道德修养和文明礼貌的表现。这种人应该在最近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中,好好洗刷一下思想。同时,我们也要努力造成一种社会声势,扫除掉这种不讲道德的坏风气。
文化场所是社会的一个窗口,其道德风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那些不讲文明的行为,一方面要有舆论和道德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有必要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对那些不听劝阻、肆意破坏公德的人,就要给以一定的纪律和经济制裁。在一些文化场所,应规定出作为文明场所的某些最低要求,比如观赏者应该讲场风,守秩序,不无故走动,尊重他人包括尊重艺术家的劳动;演出者也应该端正台风,要自重。让所有人都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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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一、芬兰专家阿尔密·林饶蒂欧的来信
今年2月25日晚,我有机会欣赏了胡坤的演奏,为此,我表示感谢。我和我的芬兰朋友们在音乐会上获得享受,同时,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有了很高兴的一瞥。全体演员的艺术和技术是高超的,当然,胡坤与他的同伴们相比,更要高出一筹。所以,我毫不惊讶来自芬兰的反应——据报道,人们含泪聆听胡坤的演奏。如果胡坤在西贝柳斯比赛中没有获得成功,那是得不到这般效果的。
胡坤演奏的曲目之一——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本来可以充分地显示出他华丽而富有的技巧的,但是,有两个原因致使他没能获得很大的成功:一是作为伴奏使用的那架钢琴,有的音区已经不能再使用,应该修理了,如低音区;其二,便是始终安静不下来的剧场。在西方国家,人们走进音乐厅是去欣赏音乐,而不是去交谈。在音乐会剧场里多余的走动、进出也是被禁止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制定出一些音乐会的规章,使听众在节目当中不离开他们的座位呢!比如说,他不在音乐会即将结束时,必须提前离开剧场,以免赶不上乘末班汽车回家,为什么不可以规定他们在节目与节目间隙之时而要在节目演出中做这些事情呢?在我看来,这些人们的行为至少是自私、不体谅人和失礼的。它不仅妨碍了其他听众专注地欣赏音乐,而且它也给演奏者带来沮丧的感觉——正当演奏者试图以最大的努力使表演达到完美的地步时,不应该让演奏者感觉到他们的才能没有欣赏者,以及对他们通过无休止的练习和付出艰辛劳动的结果无所报答。
我常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听众和西方听众之间存在这样的差异:在中国,古典音乐和轻音乐或流行音乐经常在同一个音乐会上被演奏,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但是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多人口的国家,人们总要为一场音乐会排上相当长的队,那么,为什么不能够为一些渴望音乐的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安排一场单独的音乐会,然后,再为那些为消磨闲暇时间的听众组织可供他们需要的另一场音乐会呢?
另外,为了帮助音乐会听众选择他们所喜爱的曲目,你们应当在报纸上将演奏的曲目和演奏者的名字逐一给予恰当的预告,而不要仅仅简单地在广告中这样说:“×年×月×日有一场音乐会……”
我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在北京的音乐艺术团体中得到讨论。
你们忠实的阿尔密·林饶蒂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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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二、北京观众石茵的来信
最近,在听音乐会、看演出时,经常使人感到头疼的问题是剧场秩序太乱。当音乐会或演出已经开始,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欣赏或观看时,经常有些人晚来。你既然晚来了,安静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就可以了,可是有的人并不这样,却大声向同伴招手叫喊。有的人把椅子放得乒乓直响,弄得剧场一片响声。有的青年不是很好地听音乐,而是交头接耳,对演员评头论足,说得很难听,对演员极不尊重。也有的离开座位,在通道上游来逛去,喝汽水、吃糖果,极不雅观。有的发出口哨声、尖笑声和鼓起掌来没完没了。个别青年男女旁若无人,搂搂抱抱……
这些现象,不但影响听众、观众很好地欣赏音乐和观看演出,也影响演出的效果,对演员的劳动极不尊重。因此,这不是一个什么小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人的公共道德,精神文明的问题。不能认为,一个人花钱买票,愿意怎样就怎样。遇到这样的人,大家都应当提醒和制止。我也建议剧场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条例,使人们都懂得公共秩序必须遵守,不能违反。
希望在当前大力进行“五讲”、
“四美”活动中,能够通过报纸的舆论,进行宣传教育,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使文化场所的不文明现象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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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三、铁道部建厂局顾群的来信
在电影院看电影,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影片未完,就有人提前退场。由于这些人的退场,把电影院的秩序搞乱了,其他人想把电影好好看完也不能了。最近我去看彩色传记片《绅士流浪汉》,在映到卓别林回到美国时,有些观众以为影片结束了,就开始往外跑,有的则抢先站在太平门出口处,整整站了十来分钟,直到看完卓别林的晚年生活才走。由于他们提早离开座位,放椅子霹雳啪啦响,别人根本听不清影片中人物的声音。这给大多数观众带来了不愉快。在提倡“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希望影剧院大力宣传良好的精神文明,克服以上不文明的作风,让大家能在影剧院里看好电影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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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于电影中的爱情描写
何洛
徐小宝还不满三岁,就从电视上学会了一句惊人之语:“我爱你呀!”他妈妈喟然叹道:“现在的文艺作品和演出,老是谈情说爱的,简直泛滥成灾。要把孩子们引向何处去哟!”他爸爸却风趣地说道:“不是有人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吗?连七仙女也要下凡求爱呢。”
“哼!戏不够,爱情凑,别把这当饭吃。”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使得我这个邻居也不禁感慨系之。
在十年浩劫中,所谓“样板文艺”里的人物,好象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佛,没有一点人情味。粉碎“四人帮”,文艺也突破了禁区,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爱情描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的作品不管题材是什么,主题多么严肃,是否有必要写爱情,总要穿插一个爱情的奏鸣曲,而且还以那种缠绵悱恻的调子,再加接吻、拥抱,就未免太过分而不必要了。在文艺创作中,爱情描写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近年来,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还是能以正确态度来描写爱情的,把爱情描写摆在有价值的地位上。我赞扬《闪光的青春》、《刑场上的婚礼》等影片中关于爱情的描写。还有影片《第二次握手》、《飞吧,足球》和《飞燕曲》的爱情描写,都是健康的。这些影片把爱情的坚贞与祖国的荣誉、对共产党的忠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理想联系起来,显出它的宝贵价值,使我们得到真正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我们热爱一切发光体,希望把爱情和艺术从个人狭隘的欲念中,从庸俗和低级的趣味中解放出来,使爱情描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帮助人们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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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东生
十、震撼天地的声音
沙家店战役的炮声响了!人们纷纷跑出窑洞欢呼:“打响罗!打响罗!”毛主席笑吟吟地说:“这下看胡宗南怎么交代!”他躺下想好好睡一觉,但久久不能入睡。最使他焦心的是,陈赓过河因连日暴雨而延期,陈毅、粟裕一时又难以进入鲁西南,这就使进军大别山的刘、邓处于敌人前堵后追之中,情况极端困难……他走出窑洞,帮隔壁徐大娘推碾子,一边和她拉着家常。
担架队抬着伤兵进村来了。任弼时同志在村头大声招呼:“万团长,你马上带警卫团去抬伤员!”接着,他又通知各大队烧开水,煮稀饭,慰问伤员和民工;凡是能抽出的人,统统去抬伤员。毛主席忽然发现,一个抬担架的老乡摇晃着倒下了,上前一看,原来是被敌人砍去手指的吴老汉!雷雨之夜当向导的区委书记老高也抬担架来了。他对毛主席说:“吴老汉身体不好,可非要送公粮来;今儿个又抢着抬担架。他是饿昏了……”不一会,老高也饿倒在地。醒来时,他看见毛主席在一勺一勺地给吴老汉喂米汤。为了支援前线,吴老汉把家里最后一点小米、黑豆献了出来。他天天上山挖野菜吃,几次饿得昏过去……老高含着热泪说:“毛主席呀!为了革命,我们陕北人民,除了胃里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了……”听到这里,毛主席的眼睛润湿了,周副主席大步走出窑洞,泪水在他的脸上流着。
他的步子越走越快,冲向一副停在路旁的担架,和任弼时同志一下把担架举起就走。一群老乡跟在担架后边跑着喊:“同志!同志!让我们来抬。”
这时,徐大娘正把碾好的玉米面装进口袋。她背着这袋玉米面,非要村干部收下“支前粮”。可是,当她跌跌撞撞走回家时,一头便倒在炕上……
徐大娘饿死了。毛主席抚摸着石头?子悲痛万分。任弼时同志走来,在碾盘上坐下,慢慢说道:“土改以后,大娘的两个儿子都参了军……”毛主席说:“明天开个追悼会,我们都去参加……”
傍晚,在伙房里,老炊事员愁眉不展:“连黑豆也没有了。把米糠、秕谷和瓜菜搅和在一起,吃糠菜糊糊。”任弼时同志坚决地:“把我的马杀掉!”
老炊事员着了急:“这怎么行!你血压很高……”“没有关系!”任弼时擦着眼镜说,“你忘啦,长征那时候吃的是什么?”老炊事员:“那是长征嘛!现在……”“现在,人民在挨饿,战士也在挨饿……”任弼时同志望着远方沉思地说。
在前线指挥部,彭总正指着一碗小米粥,生气地说:“谁叫你们给我做的?你去看看,毛主席他们吃的什么!战士们吃的什么!老百姓吃的什么!”警卫员说:“彭总,你肠胃不好……”彭总冒火了:“大家生活很苦,你让我吃小米粥,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端回去,给病号吃!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
在碾盘旁,毛主席对卫士说:“黑豆粥端回去,给弼时同志吃。他是病号。”说着,他端起卫士吃的一碗糠菜糊糊,走到树下和战士们一道边吃边笑。
正是党、军队和人民同甘共苦,浴血奋斗,才使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变成了现实。胶东我军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我军拖住敌人的两条腿,“三把刀”嗖嗖地飞向敌人胸膛:陈赓率两个纵队和一个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刘、邓率十万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区;陈毅、粟裕率八个纵队进入鲁西南……我军终于从战略防御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主席的声音,象春雷一般,震撼着天空和大地。
“再见了,陕北!”1948年3月,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分乘三条船东渡黄河,到河北和刘少奇、朱德会师。4月,在我军撤出延安一年零三十三天后,一杆杆红旗又在宝塔山上迎风飞舞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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