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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怀念叶挺同志
阳翰笙
那是在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5月1日，叶挺率领的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到达广州，准备出师北伐。周恩来同志在广州驻地接见了叶挺，听取了他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叶挺。他是那样的年轻英俊，虎虎有生气；说话简明、扼要、准确、有力；行动果断，具有一种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同志当时是党的两广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东江地区行政专员。这次，他专程从东江赶来，组织领导北伐。我当时在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党总支书记兼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这次汇报会以后，我又和军委的几位同志一起去拜访叶挺的部队。叶挺对我们说：“请同志们放心，我绝不会给党丢脸！”叶挺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中的军事领导干部。
北伐时期是我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在国民革命军各部分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但是军事领导权大多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建立一支从军事到政治全部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党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建立了叶挺任团长的独立团。以叶挺为首的独立团，是我党一手创建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全团两千人，武器是粤造七九步枪（在当时是比较差的），只有两挺重机枪。在我党的领导和叶挺的严格要求下，独立团展开了反打骂、反贪污、反虚报的学习运动，扫除了旧军队的坏风气；在高要、广宁、德庆、新会一带支持农民运动，帮助农民打垮了反动地主的武装，已经锻炼成为一支新型的、纪律严明的革命武装队伍。
汇报会后，周恩来同志又在司后街（现在的越华路）叶家祠堂叶挺同志的驻地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会，介绍了全国的斗争形势，并且宣布我党已决定由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六条重要指示：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的与友军团结；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现在有些军不愿意派部队打头阵，但是只要你们独立团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因此，你们的任务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打胜仗。
周恩来同志最后用“饮马长江”这句话来鼓励大家，预祝大家在武汉胜利会师。他临走时与同志们一一握手，很有信心地说：“武汉见面！”
独立团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立即在党内党外进行普遍的传达和讨论。
独立团出师北伐，冒着酷暑、淋着暴雨行军。6月初，在渌田打垮吴佩孚六个团，解救了唐生智，取得了初战大捷的胜利。接着就是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独立团所向无敌，威震天下，被全国人民称誉为“铁军”。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就象一颗灿烂的红星，照亮了全国人民心中的希望。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8月3日，我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向广州进军。叶挺任起义军十一军军长，直接指挥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我这时被分配在二十四师任党代表。蒋介石发现我军矛头所向，便急电盘踞两广的军阀武装,倾巢而出，迎面阻截。8月底，我军到达瑞金，得知敌右路总指挥钱大钧率领两个师屯兵会昌，堵截我军的去路。我前委决定，主动攻击会昌，狠打钱大钧。会昌城外有贡水环绕，还有岚山岭、寨?两座山峰作为屏障。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早已做好工事。但是我方在前委指挥部领导下，也作了周密的军事布置。在总攻的前夜，叶挺在指挥部宿营的地方叫上我说：“走！我们巡哨去。”于是我们带了两名警卫员，悄悄地沿着警卫线走去。夜色黑暗，看不见人影，我们身边带着手电筒，但是不是特殊情况，是不准用的。树林中鸦雀无声，山野间一片寂静，只听到四野的草虫鸣叫。忽然远处哨兵厉声叱问“口令！”我们当即回答了口令。待我们走近，哨兵见是叶军长来到，眼中闪着惊喜的光，挺胸立正致敬。叶挺见哨兵个个持枪以待，严肃认真，十分满意，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肩膀，没有说话。一切都是在寂静无声中进行的，四围充满了肃静森严的气氛。
8月30日拂晓，总攻开始。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叶挺同志率十一军两个师为主攻打西北角。朱德同志率领两个团助攻东北角。敌众我寡，地形于我非常不利，我军攻城，两边山头的敌人互相呼应，使我军腰腹受敌。二十五师又迟迟未能赶到，致使我军奋战五个多小时，只有局部进展，主要高地仍未拿下。在这紧急的时刻，参谋团有一位同志考虑到如果主要高地再拿不下来，就有被敌人四面围困的危险，主张把最后两营预备队压上去，以便尽快解决战斗。但是叶挺沉着坚定，非常有把握地说：“我的部队是打不垮的，预备队必须留下！”叶挺深知自己一手严格训练出来的部队，一个个都是百折不挠的铁打的好汉，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也绝不会退却。而且，叶挺考虑到周恩来、聂荣臻、刘伯承这几位起义军的领导同志都在司令部，如果把两营预备队压了上去，万一敌人包抄过来，就无防卫的兵力。
枪声不绝，硝烟弥漫，战斗一直激烈地进行到中午一点钟。这时二十五师的同志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叶挺声色俱厉地责问：“战斗这样紧张，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同志回答道：“因为部队迷了路，跑了一上午，连口饭还没有吃呢！”叶挺斩钉截铁地说：“还吃什么饭，把敌人打垮了再吃！”接着他就发布命令：“七十五团进攻寨?，尽快拿下这座小山。七十三团从北面进攻岚山岭主峰，七十四团接七十三团左翼进攻，得手后，由北面猛攻会昌。战斗中还要派人与朱德同志那边的部队取得联系。”叶挺对自己各师各团的情况、特点、长处，了如指掌，所以他总是能非常恰当、果断、有效地分配任务。周恩来同志对二十五师同志们的疲劳表示慰问，对叶挺的指挥完全赞成，问两位指挥员有没有把握？两人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一定能拿下会昌城！”
叶挺指挥战斗雷厉风行，但是对待干部、战士是十分关心爱护的。
在这次战斗中，我的任务是及时了解二十四师三个团的战斗情况、存在的问题和鼓舞士气。战斗开始时，二十四师董朗那个团的战斗情况不明，司令部命令发布下去后，一直不见人来汇报战况。叶挺就命令我带一个联络参谋去了解情况。我当时已心急如焚，有如待发之箭，一听到命令就直着身子要往山上奔跑过去。叶挺一把把我抓住，说：“流弹不长眼睛的，你弯着腰找隐蔽的地方走！”
战斗胜利结束后，叶挺下命令将所有负伤人员全部从战场上抬下去，立刻包扎治疗，不准贻误。
会昌一战，我军以少胜多（敌军多我一倍），大破蒋介石嫡系部队，钱大钧仓皇逃跑，连他坐的轿子也扔了。我们冲进指挥部，看见钱大钧的办公桌上有一杯茶，我用手一摸，茶杯还是热的呢。此次战役，毙伤敌人上千，俘虏九百余人，缴枪一千多支，辎重甚多，我军伤亡八百余人，陈赓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腿部负伤的。
战斗结束后，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回瑞金，叶挺领十一军驻会昌。我们正在打扫战场、医治伤员、清理物资的时候，黄绍竑率领的中路大军先头部队二千余人，又由白鹅圩开来，双方立即展开战斗。原来黄绍竑是敌人这次截击部队的前敌总指挥，钱大钧只是三路大军的一路，重兵还在后头哩！
战斗继续了几个钟头，敌我双方争夺激烈，互有伤亡，不分胜负。眼看天色接近黄昏，从缴获敌人的文件和俘虏口供里已经知道，敌人的援军还多得很。叶挺把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叫到跟前，果断地说：“仗不能这样打，再拖下去，不利。我把所有的机枪集中、迫击炮集中、号兵集中。你们要率领全体战士，把手榴弹带上。冲锋号一响，就冲上去，拚刺刀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有把握吗？”三位坚强的指挥员，一声雷鸣：
“有！”机枪迅速集结，炮兵、号兵集结，战士们弹上膛、刀出鞘、手榴弹准备好。叶挺一声令下，几十个铜号同时吹奏，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同时爆响，战士们象猛虎下山、蛟龙出水，铺天盖地冲了上去。这阵势，如同山崩地裂，海啸潮涌，一下把顽强的敌人震走了魂，吓破了胆，丢盔弃甲，四散逃命。黄绍竑的先头部队，又土崩瓦解了。
两次战斗，地形不熟，敌众我寡，战士长途行军又十分疲劳。桂系部队又很顽强，被包围却不缴枪，所以打死的多，俘虏的少。这是两场恶战，稍有疏忽、稍有犹豫，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叶挺指挥若定，刚毅果断、机智神速，意志象钢铁一般。刘伯承同志后来赞扬说：“我见过的将领很多，没有谁能象叶挺那样沉着、坚定。”当时的刘伯承同志已经身经百战，他的评价是很有分量的。
战斗结束，部队休整10天。十一军在汀州开了一个全军党员大会，叶挺作了军事总结报告，李立三同志也讲了话，会议由我主持。叶挺同志在讲话中表扬了二十四师、二十五师英勇善战，同时也指出，由于二十五师行军迷路，延误战机，增加了一些伤亡；如果及时参战，有可能活捉钱大钧。叶挺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士气，迎来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927年底，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叶挺被迫离开党，在海外住了多年。
1933年春，我在上海接到叶挺同志从澳门寄来的一封信，他要我去澳门看看他。我明白他这是在主动找党，便把这封信交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的朱镜我同志，请示领导我能否去澳门。组织通知我：斗争很紧张，你现在不能去。组织上另外派人和他联系。
1935年，党组织派张云逸同志去港澳与叶挺取得了联系。
1937年日寇入侵，抗战爆发。
在海外住了多年的叶挺，于1937年底来到武汉，转赴延安，接受党的指示，筹建新四军。
1939年春，叶挺曾经从敌后到重庆来过一次。那次我请他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中制”拍摄的“抗战特辑”及其它影片。电影看完，恰巧碰上敌机来袭，我就陪他到制片厂的防空洞里躲空袭。在这时候，我请他对所看到的电影发表意见。他就问我：“为什么这些电影所反映的题材，不是前线，就是后方，为什么敌后的英勇战斗一点也看不到反映？”他指的敌后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我告诉他，中国电影制片厂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贺衷寒那些人所控制，控制得很严，根本不许制片厂的人到敌后去拍摄。叶挺愤愤然感到很不公平。敌机凌空，他还在非常激动地向我讲述敌后斗争的真实情况。
皖南事变以后，叶挺失去了自由。我惦念着他的安危，但总是得不到确凿的消息。有一天，我在重庆突然收到一封意外的来信。白色的信封，工整地写着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地址和我的名字，下面没有写发信地址。拆开来一看，啊！原来是叶挺亲笔写的一个字条。字迹潦草，上面写着：我已被押解来重庆。任光在我身边阵亡。下面署名希夷。我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立即拿着这封信去找周恩来同志。他一看到信，就惊喜地说：“好！我们正在设法找他呢！反动派玩弄阴谋诡计，说他生活得很好，很自由。全是鬼话！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立刻去找蒋介石！”
这封信，他是怎样寄出来的呢？直到1946年，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叶挺被国民党释放出来，我们又再见面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采取了一个巧妙出奇的方法。那一天，他被押解来到重庆，下了车，走在马路上，他的周围警备森严，特务密布。他想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使同志们知道他的消息。他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公共厕所，便要求上厕所。押解人不得不应允，守在厕所外面。叶挺就在厕所里匆忙写下了这封信，并附了一张字条和五元钱。字条上写着：请拾信的朋友买个信封，按信上的地址发出去，感谢不尽！这五元钱作为酬谢。他拣了块砖头压在信上面，砖下露出那张五元钱的钞票。
这件事不仅显示了叶挺的机智、果断，而且也充分表明了国统区的普通老百姓是同情共产党的，是明辨是非的，是正直的。假如说拾信者并不知道希夷是何人，但是任光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进步作曲家。从信的内容就可以断定事关重大，而且这位拾信者肯定是严守秘密的，一直没有把我暴露出来。不知这位朋友今天是否健在，我每想到这件事情，总是十分感动。
1946年3月，春风送暖，红梅盛开。
为了祝贺叶挺同志出狱、入党，我和郭沫若同志在重庆一家饭庄设宴，邀请叶挺、夫人李秀文、爱女扬眉、幼子阿九吃饭，一家四口全部到席。这次还请来了董老、王若飞、邓颖超和南方局的几位同志。周恩来同志因为有要事没有能来。
这个小小的宴会，很亲切，很热烈，很兴奋。叶挺已经五十周岁，头发花白，但是那双明亮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说话的声音洪亮有力，仍然闪现出当年驰骋疆场的威武。
说话当中，不可避免地也回顾了已往，更多的是瞻望将来。抗战胜利了，祖国向何处去？人民能否得到安宁？和平民主能否得到巩固和实现？胜利的果实会不会被盗窃？一切仍在动荡着，变革着，形势发展很难预卜，但大家的信心却是很足的。
叶挺心情激动，生活的风雨已经把他锻炼得炉火纯青。他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听了叶挺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想起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想起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与以后的多次接触，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现在我的面前。他走过的道路是那样坎坷不平，却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正直热诚。正如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电文中所说：“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宴会散后，我陪他回到驻地，我俩坐在灯下谈心。我们又谈到那封信，谈到了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他非常感动地说：“周公总是那样的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我能够出狱、入党，能够在监狱里坚持斗争，与他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他为革命同志简直奋不顾身呵！”叶挺沉思片刻，感情凝重地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叶挺同志逝世已经三十五周年了。他是为人民而死，为争取人民民主、人民解放而死。他的革命风采，他的崇高人格，他的高尚情操，至今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里。1946年悼念希夷，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这样写道：“希夷！你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周恩来同志的话，十分恰当、毫无夸张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希夷，你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祖国，已经度过了她的幼年，三十年的劳动、创造、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总结了惨痛的教训，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这样新的时代、新的征途上，你的革命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你是一只“火中的凤凰”，你没有死，你将永生！
（人民出版社供稿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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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卓越的新闻战士浦熙修
梅益 徐迈进 石西民
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浦熙修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浦熙修的形象不仅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淡漠消失，反而更加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十年动乱中，我们都失去了联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竞相打听她的消息，殷切期望她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候，再度显示她的才华，为人民的新闻事业继续作出贡献。没想到她已在1970年4月23日，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悄然地离开了我们。
抗战前夕，浦熙修以偶然的机缘进了《新民报》，踏上了记者的岗位。从此，她以满腔的热忱从事新闻事业。由于采访新闻的关系，她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的同志有了接触。共产党人的言行使她深受感动，她感受到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当她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后，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后她便从感情上行动上自觉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了，她的一生也就和党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浦熙修三天两头要到重庆曾家岩50号和后来的南京梅园新村。我们向她发布新闻；在重大政治问题方面，她也告诉我们一些所见新闻。我们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感情。在具体工作中，遇到有的新闻不适宜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就通过她转给其它报纸。她有什么烦恼和困难总要找我们的同志倾吐，她成为周公馆的常客。她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没有把她当作外人。她是我们忠诚可靠的朋友，在我们遭遇到某些暂时困难时，她常常是主动给我们帮助。在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我们要疏散一些同志秘密离开重庆，浦熙修帮我们介绍掩护关系乃至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这些看来是具体的“小事”，然而在当时是要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不是患难之交，是办不到的！1947年春天，我们代表团撤离南京前夕，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和中山北路新华日报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封锁，浦熙修冒险为之传递东西。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全力以赴地去做。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组织为她的安全考虑，一位领导同志想给她一笔钱要她暂时离开重庆。可是她却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的钱来之不易，认为自己的处境还不是太危险，因而没有接受这笔钱。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打内战，和谈之门已被关闭，中共代表团准备撤离南京。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她一天要到梅园新村数次，她找到梅益同志说：“你们要走，我难过极了。我想加入共产党。”这就是浦熙修当时的心情，她在政治环境最险恶的时刻，表示要和党在一起。
浦熙修一生中遭遇到许多不幸，她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她曾失业、挨打、坐牢，都没有动摇过她对党的信念。即使在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受到莫大的委屈，她还是一心想着党，从没有埋怨过党一句话。她身处逆境而不怨天尤人。1962年，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日记，以此来激励自己，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她曾找过范长江、石西民、沈兹九等同志，剖析自己的思想，寻求帮助，她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做好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争取在政治上有个大的进步，期待重新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我们至今为她在生前没有实现这一愿望而感到惋惜。
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嫉恶如仇，看不惯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她用笔揭露了许多丑恶和黑暗。她参加国民党官员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追根问底，常常使那些达官贵人为之张口结舌。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不久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重大时刻。浦熙修夜以继日地工作，宣扬共产党的和平、民主、独立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她的一篇篇通讯，受到了新闻界和各界人士的重视和赞扬，她成为当时有声誉的女记者。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知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等。事后中央社发表了颠倒是非的新闻，为国民党开脱罪责。浦熙修对此无比愤怒。为了维护新闻记事应该真实的原则，她积极协同新华日报的同志，在新闻界人士中征集签名，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中央社提出抗议。中央社复函强词夺理，浦熙修等又再次联名写信斥责中央社。在这次斗争中，浦熙修英勇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现场采访的浦熙修和自上海来的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等遭特务毒打。在危急中，浦熙修以她的身体掩护着雷洁琼，她的鲜血溅红了雷洁琼的衣襟。她身受重伤，被送到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深夜赶去医院慰问。暴徒行凶没有使她退缩，党和人民对她的鼓励更坚定了她的斗志。浦熙修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来写新闻。
血的教训教育了浦熙修，她更加自觉地参加到反蒋统治的斗争中去。1947年5月，南京青年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大示威。国民党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五·二○”大血案。当时南京的形势十分险恶，浦熙修本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她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恫吓，坚持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事件的真相，有力地支持了人民的反蒋斗争。
1948年夏天，南京新民报被封，浦熙修被剥夺了公开采访的权利，但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继续为香港、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写南京通讯，为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敲丧钟。这时，国民党对她已恨入骨髓。在这年的11月16日深夜，正当她在灯下写稿时，国民党特务闯进了她的小楼，把她逮捕入狱。监狱也同样没有使她屈服，她在狱中斗争得更加坚定。
解放以后浦熙修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国大典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她感到兴奋、激动，决心要当一辈子记者。她负责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不辞辛劳地三赴朝鲜战场采访，还到新疆等地作抗美援朝的宣传报告。她写下了《朝鲜纪行》，《新疆纪行》等小册子。正当她风华正茂，大有作为之时，1957年的政治风暴迫使她离开了新闻工作。
1959年，她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用她自己的话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当旧闻记者吧！”她利用她当过记者的丰富经验，积极组稿，搜集史料，不顾年事渐高，身体有病，跑遍了半个中国。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由于积郁成疾，她在1965年底患了直肠癌。接着在那场浩劫中，她受尽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摧残迫害，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她在病中几乎与世隔绝，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孤寂和痛苦。她的手已无法把握住笔，她用最大的毅力在日记上写道：“必须保持乐观精神斗争到底！就是自己牺牲了，也还可以向抗癌贡献一份力量。”
浦熙修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向组织上写了一份自传，向党倾诉衷肠，盼望历史为她作出公正的评价。历史是不会辜负人的。今天，由党中央批准，浦熙修同志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
浦熙修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是她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她不管遭受什么挫折，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爱却始终如一。她身处逆境，从未丧失生活的信心和战斗的勇气。这种精神多么高贵！我们永远怀念浦熙修同志，怀念这位为真理奋斗毕生的，我们党的忠实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