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白宫一角话沉浮
蒋元椿
都说今年美国特别冷。一月中旬,华盛顿积雪皑皑,冷风刺骨。从水门饭店楼上眺望,结了冰的波托马克河象一条冻僵了的蟒蛇,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铁灰色的寒光。只有那些在桥上和河边行驶的汽车,才给这肃杀的景色带来了一点生气。
美国东道主安排我们住在水门饭店似乎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包括饭店、办公楼、住房、体育设施、超级市场和商店的综合建筑群,因位于波托马克河上从前一个水闸旁而得名。迫使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而尼克松是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九年过去了,两年前中美建交后在白宫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卡特总统,在新的一轮总统竞选中被里根击败。里根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前途又将如何?这是人们站在水门饭店台阶上自然要想到的问题。
好象预见到我们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朋友早就为我们作了去白宫会见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安排。
白宫象两年前我初访时一样,景物依旧,但是人事将要全非了。车如流水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从白宫大门往东,两侧人行道上用钢管密密麻麻地搭起了看台的架子,还没有来得及铺上木板。在林立的钢架之间,几家电视台选择最好的位置停放好了转播实况用的车辆。到里根就职那一天,他将从国会山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来到这里,入主白宫。白宫门外的这一番布置,就是为此而准备的。
白宫铁门紧闭,旁边开了一扇小门。我们的东道主鲍大可先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沙利文先生在门后出现。布热津斯基先生由于巴黎大雪,滞留在欧洲,因而由沙利文接见我们。门警按照名单,逐个放我们进入白宫。
沿着甬道,主人把客人请进白宫西翼最后一个房间。据介绍,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在这里开会的。房间不大,中间放了一张长会议桌,桌上显眼地放着三个黄色大烟灰缸。四壁橡木镶板上挂着几幅华盛顿等人的肖像油画。房间尽头有一扇门,大概可以通往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主客就座以后,在交谈中,客人对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也对前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表示担心。主人坦率地说,他很快就要离开白宫;他虽然不能保证,但是相信中美关系是会继续发展的。对于一个即将卸任的人来说,这大概是他所能说的最好的话了。
我望着那扇通往总统办公室的门,猜想着卡特总统是不是在那里,在干什么,又在想什么。现在他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一位美国总统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了。在这个标榜自由的国家里,总统其实并没有多少自由。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国内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还是国外的苏联威胁,都不仅仅是美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也不是任何一个总统根据某个利益集团的需要所能解决的。一个总统所能做的,只是在内外各种压力的丛莽荆棘中择路而行。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说的,“每一届新政府所作的保证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飘流的树叶一样”,谁也不知道“压在一个大国所有领导人身上的重重压力的疾风暴雨,最后会把它们冲向何方”。基辛格是过来人了,卡特现在也尝到了滋味,里根又将如何呢?
会见结束了,沙利文匆匆走向西面的行政大楼,我们则向大门口走去。阳光照在仍然青绿的树丛上。一队旅游者在向导带领下正从东面缓缓走来。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只松鼠。它跃过甬道,在草坪上用后腿站住,抬头滴溜溜地环顾四周,然后一溜烟地消失了。白宫的主人要更换了,然而松鼠显然将留在这里。它将不问人世间的浮沉得失,继续悠然自得地享受它那一点儿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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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蜣螂——澳大利亚的“清洁工”
李宜华
澳大利亚的花园城市堪培拉的夏季,落英缤纷,芳草遍地。在伯利格里芬湖畔观赏喷泉时,我突然感到脸上一阵痛痒,原来是一群苍蝇叮在脸上。在堪培拉野外进餐时,苍蝇来势更猛,大家边吃边赶苍蝇,手忙脚乱,显得狼狈不堪。
“为什么这样美丽而清洁的城市会有这么多苍蝇呢?”到澳大利亚不久,我冒昧地提出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朋友和蔼地回答说:“我们的牛羊太多,牲畜的粪便使苍蝇成灾。”我记起1978年《人民日报》曾登载过一篇关于澳大利亚引进中国蜣螂(屎壳郎),帮助解决牧场上的牛粪问题的短文。“听说蜣螂可以帮助消灭苍蝇,现在解决得怎样了?”主人建议我们在访问联邦科学工业与研究组织时,向专家们提出这个问题。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访问了澳大利亚全国科研中心——联邦科学工业与研究组织。这个庞大的科研组织五十多年来做出了许多贡献。利用蜣螂当牧场上的“清洁工”,也是这个科研组织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澳大利亚全国共有牛羊一亿八千多万头。按人口平均,每人十头羊,二点五头牛。每头大牛平均每天排粪十二堆,全国三千多万头牛每天要留下三亿多堆牛粪。这些粪堆布满牧场,不仅使每年约一百万公顷草场受破坏,而且夏季来临,每堆牛粪即使滋生几只苍蝇,也会使澳大利亚苍蝇成灾。
西澳大学昆虫学博士乔治·博纳米扎,从1951年开始研究利用蜣螂解决牛粪问题。后来他参加了联邦科学工业与研究组织,一起研究这一课题。澳洲本地也有蜣螂,但这种蜣螂只爱吃袋鼠粪。博纳米扎博士建议从外国引进蜣螂。他先后到欧洲、夏威夷、斐济等地挑选对牛粪感兴趣的蜣螂,然后把它们撒在澳大利亚北方的牧场上。
“那么蜣螂究竟是怎样当清洁工的呢?”我问。
蜣螂产卵时要爬上粪堆,它把牛粪捣成碎块,然后把卵裹在粪里,搓成粪球,埋入地里它们栖身的穴内。这样一来大堆的牛粪就化整为零了。蜣螂就是这样一面繁殖后代,一面完成“清洁工”的任务。
1967年,联邦科学工业与研究组织第一次大规模撒放蜣螂。在以后的三年里,又把二十七万五千只蜣螂撒放在昆士兰州和西澳的一些地方。小小的蜣螂繁殖很快,两年之内,它们遍及一个面积三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个科研组织专门在南非建立了蜣螂研究所。他们收集到的各国的蜣螂,已经有三十四种先后被送到澳大利亚。目前,除了研究用蜣螂灭蝇外,澳大利亚的科学工作者正在探索其他的灭蝇办法。
随着中澳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广泛。1978年,中国的蜣螂也被“邀请”到澳大利亚落户,参加国际“清洁工”队伍,很受欢迎。每当澳大利亚朋友和我们谈到苍蝇时,总是风趣地说:“苍蝇是澳大利亚凶恶的敌人之一,希望我们共同合作消灭这个敌人!”我们也表示:希望中国蜣螂能出色地完成“清洁工”的任务。(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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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雨果·望室·《悲惨世界》
凡慈
在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有一座小小的海岛,名叫格恩济岛。在这风光如画的小岛上,有一所名叫奥特维尔府的古老的别墅。别墅里,曾经住着一位伟大的作家,名叫维克多·雨果。闻名世界的不朽小说《悲惨世界》就诞生在这里。
那是1851年12月,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发动政变。一年后他当了皇帝,废黜共和,实行独裁。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雨果被迫逃亡海外。最后于1855年来到了格恩济。幸好他那著名诗集《静观集》即将出版,他靠着预支的稿费,买下了奥特维尔府。“从第一根屋梁到最后一爿瓦片,都将由《静观集》支付。这本书总算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雨果这样给朋友写道。他喜欢这个新居,因为它面向大海,可以看到大西洋的潮起潮落,更可看到在远处的诺曼底——法兰西的土地。身在异乡,心向故园的雨果为自己设计了一间特别的书房,四壁全由玻璃构筑,名曰“望室”。在这里,遥望烟雾中的祖国,思念苦难中的人民,作家心潮起伏,奋笔疾书,终于在1862年完成了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写的《悲惨世界》——一部洋洋百万余言的宏篇巨著。
《悲惨世界》是雨果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法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小说通过主人公冉阿让一生坎坷的遭遇,向读者展示了拿破仑帝国后期到“七月王朝”终结这段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劳动人民的贫穷、饥饿、屈辱,封建王朝中法律的虚伪,小市民的鄙琐、贪利,劳役的残酷,警察的凶狠,以及资产阶级的萌芽兴起,劳动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抗、起义……这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历史的缩影,是作家数十年观察、体验、思考、探索的结晶。作品中处处洋溢着对受苦者的同情、对压迫者的憎恨、对善良者的歌颂、对反抗者的赞赏,显示了雨果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1852年人民起义的热烈描写就更接近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了。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性格刻划细腻入微,鲜明生动,以至冉阿让、芳汀、沙威等艺术形象能够长存于世界文学典型的画廊之中。对滑铁卢大战的描写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是浪漫主义的大手笔,与斯汤达在《巴尔马修道院》中对同一事件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适成对照,共相辉映。
在《悲惨世界》问世前后,在流亡期间,在格恩济岛,雨果还写了其他许多作品,主要的有诗集《惩罚集》、《历代传说》(第一集)、小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等。所有这些题材、形式各异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而这一切在《悲惨世界》中最集中、最完善地体现了出来。
雨果在格恩济岛生活了整整15年。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巴黎人民起义,第二帝国被推翻,他才回到祖国。奥特维尔府的故居则在1927年由雨果的后人捐献出来,供热爱雨果和他的作品的人们瞻仰。故居内的各种陈设都保持着当年的风貌。特别是那间全由玻璃建成的“望室”书房,人去物留,还在向人们诉说着雨果创作《悲惨世界》的甘苦,以及作家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向往。
俄罗斯大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悲惨世界》应是“人人必读”之书。的确,一百多年来,这部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超越了时代和国界的限制,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的艺术魅力还促使美、法等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先后多次把它搬上银幕,把文字形象变为视觉形象,使更广泛的人们可以欣赏这部杰作。
在中国,小说《悲惨世界》早有译本,并为读者熟悉和喜爱。最近,电影《悲惨世界》在中国上映,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伟大作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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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世界

美丽的达喀尔
大西洋的碧波吻着迷人的海滩,习习的海风摇曳着青葱的椰林。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年四季阳光灿烂,各种热带花木茂密生长。
达喀尔原是一个被猴面包树紧紧围绕的小渔村。如今,它已成为一座拥有六十多万人口的塞内加尔最大的城市。它又是一重要的洲际海空交通枢纽。现代化的建筑群中耸立着清真寺的尖塔。崭新的汽车飞驰而过的马路旁,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的妇女用头顶着东西轻盈地走过……。
达喀尔,充溢着浓郁的热带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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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肯尼迪的“双棺案”
梁柯
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18年前在达拉斯市街头遇刺案,一时轰动世界。杀人嫌疑犯奥斯华德在审讯前被人击毙,更使此案错综复杂。美国政府曾指定华伦委员会作过大量调查,证明材料多达26大卷,最后认为:奥斯华德枪杀肯尼迪纯属个人行动,并无阴谋。但是,美国国内对凶手是谁,长期存在争议,对肯尼迪被刺的原因也有种种猜测。
最近,一个名叫大卫·利夫顿的人写了《最好的证明》一书,以他15年来大量调查的人证为依据,认为当年判断该案的主要根据——肯尼迪的伤口,是被作过假的。据称,肯尼迪经过抢救身死后,尸体被裹上被单、装进铜棺运往首都验尸。在达拉斯机场,肯尼迪的副官曾因飞机迟迟不起飞,离开尸体14分钟与驾驶员争执过。利夫顿认为有人在这时间内把尸体从铜棺中取出藏进飞机的另一个地方。飞机在安德鲁斯机场降落后,趁飞机左侧挤满记者拍摄棺材下飞机镜头时,尸体却被从右侧门偷运出来,由当时从右侧起飞的一架直升飞机运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这比载运铜棺的车队早到30分钟,有足够的时间做手脚。
一些在场人员证明,肯尼迪的尸体是被转移进一具灰色的普通棺材内,由一辆没有标志的黑色灵车提前从后门送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在停尸房里打开棺材时,肯尼迪的尸体是放在橡皮盛尸袋里,没裹被单。尸体颅部已动过手术,脑子不在头盖骨内。
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证明,当装运那具铜棺的灰色救护车开到时,他们知道铜棺是空的,因为他们刚为尸体拍完X光片。当时在医院门口等候迎接灵柩的仪仗队也提供了一些蹊跷情节:这辆灰色救护车在仪仗队待命时突然开走,仪仗队的成员驾了辆卡车去追也没追上。将近一小时后才在贝塞斯达医院后门找到这辆车和铜棺。铜棺有碰损的痕迹,抬棺材时还掉了一个把手。在医院后面停尸房边值班的人员也证明,几十分钟前曾把车上的铜棺抬到停尸房的外间,后来又放回车上。
利夫顿认为,肯尼迪的尸体是在停尸房的外间被放回到铜棺里去,并在仪仗队到来前匆忙放回车上的。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肯尼迪脑子里真正致命的子弹已被取走,而贝塞斯达验尸的医生,发现尸体头部伤口的直径大于五英寸,达到头盖骨的顶部和前部,喉管切开达八厘米,头部后面还有两处伤口。可是,在起初抢救肯尼迪时,达拉斯的医生在头部找到一个仅有2寸长、23/4寸宽的伤口;医生只作了约3厘米长的喉管切开,未作开颅手术,并没有发现背后有伤口。负责验尸的医生还记录了脑子曾经被从头盖骨取出过。而按正常的手术程序,是无须在验尸前或验尸时挖出脑子的。
利夫顿根据自己的调查推断,当年所谓的凶手奥斯华德是桩假案;肯尼迪是从车队的前面被枪击中,而不是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杀害的。他认为当时作为判定奥斯华德犯谋杀罪的一些证据,如车队后面一家书库六楼窗口找到的一支步枪和汽车中的两个弹片纯属栽赃陷害。利夫顿没有猜测这一谋杀案的背景,而只是从一些当年华伦委员会没调查到的普通人物那里收集旁证。有人认为,利夫顿关于肯尼迪“双棺案”的说法迹近离奇。但是不少人认为,这本言之凿凿的书,很可能再次在美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附图片)
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遇刺前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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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谊之花

掌声伴随《雷雨》声
王学作
一月二十三日晚,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一个大阶梯教室的讲台被布置成一个中国风格的舞台,白布覆盖的讲桌上摆着一些中国瓷器和古玩。蓦地,灯光暗淡下来了。达娜走上台前,用清晰的汉语和罗马尼亚语向观众表示感谢,并介绍当晚上演的中国名剧《雷雨》的剧情。她说:“现在北京正上演罗马尼亚的著名话剧《公正舆论》;同一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演出中国的著名话剧《雷雨》,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达娜是中文专业四年级的班长,同时是话剧《雷雨》的导演。《雷雨》的罗文剧本是中文专业的杨玲老师翻译的。为了适应业余演出,不宜过长,她把原剧四幕凝练为两幕。杨玲本名伊拉娜,五十年代曾留学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杨玲”是她为自己取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名字。为了罗中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除教学工作外,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缩译了《红楼梦》、翻译了《楚辞》,均已出版;近期编译的《中国作家词典》,也正在印刷中。
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一人是法语系的女同学外,其他都是中文专业的学生。服装道具是借用杨玲老师和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罗马尼亚同学的,这个同学也参加了演出。令人惊异的是:扮演鲁大海、周萍和周冲的都是女同学。达娜笑着解释说,中国不是也有全是女演员的剧团吗?这是因为,在这里,外语系的男学生确实太少了。中文专业的三十个学生中,只有五个是男生,其中两个还是保加利亚的留学生。
整个演出大约用了五十分钟。演出过程中,台下十分安静。当繁漪最后悻悻然离开舞台时,台下立即掌声雷动。人们纷纷上台献花祝贺演出成功。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同志和留学生代表也登台献花祝贺。有的观众啧啧称赞说:
“场面集中,情节清楚,很好,很好!”系主任夫妇也连连称赞说:“看懂了,看懂了,语言优美,富有诗意!”人们在回宿舍的路上还对这次友谊的演出津津乐道,议论纷纷。的确,这部内容深刻、情节错综复杂的话剧,经过改编,演出是成功的。这里面既凝聚着师生们为中罗友谊付出的心血,也说明两国人民对过去的苦难有着共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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