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关于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几个理论问题
宋则行
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宏观平衡。它要求社会总需求及其各个重要构成部分必须同社会总生产及其相应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相平衡,要求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互相一致。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是搞好综合平衡的一项基本原则。搞好综合平衡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按照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最优比例协调发展,实现最优增长速度和最优的宏观经济效果。基建投资过多,势必使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生产,造成生产资源和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紧张,导致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的失调。这时,为了搞好综合平衡,就要控制社会总需求,调整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可划分为原始产品生产、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生产三大门类。在安排社会总需求和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生产时,都必须考虑原始产品资源供应的可能这个根本的制约条件。
贯彻调整方针,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从而为国民经济按比例、高效率的发展创造条件。下面结合我国现实,就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需要探讨的几个理论问题谈谈个人意见。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宏观平衡,是相对于单项或局部(部门、地区)的微观平衡来说的。它要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生产相平衡,要求社会总需求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投资和消费)和社会总生产中相应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如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相平衡。综合平衡是建立在单项或局部平衡的基础上的,而单项或局部的平衡又必须符合全局性的综合平衡的要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的平衡主要是价值上的平衡,而社会总需求各个构成部分和社会总生产中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平衡,又必须在实物上取得平衡。因此,综合平衡要求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互相衔接,互相一致,要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资源的供应可能相适应。在计划期间,经过努力,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才能安排多大的社会需求。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是搞好综合平衡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是综合平衡,不是为平衡而平衡。搞好综合平衡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这就是要使整个国民经济按照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最优比例协调发展。所谓最优比例,是指能保证最优增长速度的比例;而所谓最优增长速度,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高速度,而是指能保证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具有最优宏观经济效果的速度。这就是说,要通过综合平衡,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率的利用,在国民经济的全局范围内实现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即使在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比例比较协调的正常情况下,也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实现上述目标;而当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就更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搞好综合平衡。当前把调整放在计划工作的首位,就是为了逐步求得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进而精益求精,结合体制改革,实现最优比例、最优速度和最优的宏观经济效果。
综合平衡从何着手?
怎样搞好综合平衡?当然,首先要从分析过去一个时期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生产的规模、结构着手,从中揭示国民经济中的不平衡因素,生产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挖掘的生产潜力,急须满足的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投资规模,以及为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所需的生产资源的供应可能,等等。进行综合平衡,就是要在分析过去、摸清现状的基础上,按照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估算计划期内可以达到的国民收入水平和资源供应规模,由此出发,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以及两者的规模和结构,使之既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又能逐步增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取得最优的宏观经济效果。这样,就需要从两方面来反复平衡。一方面从计划安排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估算其所需的各项生产资源的规模(包括物力、财力、人力,特别是其中的物力);另一方面,从采取的生产结构调整措施和增产节约技术措施来估算各项生产资源的供应可能及其薄弱环节。如果发现后者不能满足前者的需求,就要控制或压缩社会总需求,重新调整投资和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同时尽可能改善或加强资源供应方面的薄弱环节,直至两者相适应为止。在制定计划时,固然要从这两方面来反复平衡,就是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也要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从上述两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不断进行综合平衡。
控制社会总需求是搞好综合平衡的关键
从我国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看,每次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都是因为在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下违背了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不适当地安排了过多的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生产,超过了资源供应的可能;而造成社会总需求超过资源供应可能的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不自量力地安排了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
大家知道,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愈大,占用生产资源愈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挤掉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源;同时,如果占用的大都是与消费品生产所共同需用的资源,如能源、材料、制造机器设备的能力等,还必然要挤掉消费品生产的能力。不仅如此,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愈大,占用劳动力愈多,就业面相应扩大,职工工资开支增加,社会购买力膨胀,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就随之增大。为了充分估计这种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大,还应看到投资的增加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引起几倍于投资额本身所包含的职工收入的增长。这是因为投资不仅引起投资部门本身的就业的扩大和职工收入的增加,而且引起为它供应能源、材料、设备等生产部门的就业的扩大和职工收入的增加,而这些部门在增加生产时,又必然引起它们生产所需的又一些原材料、设备生产部门的就业的扩大和职工收入的增加;并且这些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就业和职工收入的层层扩大,又必然通过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要求消费品生产部门职工就业和收入的层层扩大,这又进一步引起对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这样层层连锁反应,不仅引起生产资料供求关系的紧张,而且将会因为职工就业和收入的层层扩大而引起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紧张。因此,如果对投资不加控制,必将造成各方面比例关系的失调。
一般说来,基本建设投资除了扩大社会总需求外,可以或迟或早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对各方面紧张的供求关系可以起缓解的作用。但进一步分析起来,问题复杂得多。从统计上说,一年的积累是从这一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除去当年消费之后余下的那一部分物质产品,它通常包括以下各项:一、各部门新增的固定资产,其中又可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新增的固定资产,消费品生产部门新增的固定资产,非物质生产部门新增的固定资产,如住宅、文教卫生、福利设施等;二、基本建设未完工程在这一年内新增的价值;三、各部门新增的实物流动资产,如生产部门和建筑部门中积存的原材料、燃料、制成品、半成品的增加额,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商品库存的增加额;四、国家新增的物资储备。因此,从积累的构成看,真正形成本期或下期使用的新生产能力,能够对本期或近期的社会供求紧张关系起缓和作用的,仅仅是其中的第一项,其作用的大小还要看这一项在总积累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说来,基本建设工程项目愈大,工程完成周期愈长,工程建设的效率愈低,则第一项所占的比例愈小,第二项所占比重愈大,投资的近期效果也就愈小。同时,如果在第一项中,生产生产资料部门所新增的固定资产占的比例又很大,那末,在本期或近期内扩大消费品生产的能力就更有限了。此外,如果第三项积累比重,即各个部门中原材料、半制品、制成品的库存不适当的增大,这是各个部门经营管理不善、货不对路、质量低劣、产销脱节所造成的大量积压的结果,也是本期投资效果低下的又一表现。
总之,如果通过中央、地方的财政、信贷和企业自筹资金,过多地安排基本建设投资,超过生产资源供应的可能,则一方面容易挤掉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消费品生产所需生产资源的供应,另一方面又相应地不适当地扩大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对消费品需求的压力,若再加上投资效果差,积累构成中增加近期生产能力特别是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比重小,以及由于产销脱节造成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库存积压增大,就势必同时造成生产资源供求关系和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紧张,导致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的失调。这时,从控制和压缩社会总需求方面来搞好综合平衡,就必须首先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的方向和结构。
构成社会总需求的另一个因素是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增长取决于城乡人民收入的提高。城乡人民的收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而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必须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因此,在压缩和调整投资的同时,通过控制农产品价格、平均工资和奖金增长的幅度,把人民的消费需求控制在消费品生产供应可能的增长范围内,也是搞好综合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整生产结构,狠抓稀缺资源生产
计划安排的社会总需求及其构成部分的规模、增长速度,需要在生产结构上与之相适应,给以物资上的保证。为了搞好综合平衡,从生产结构方面来说,一般认为要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但是把生产结构简单归结为农轻重三大部门,安排一个与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相适应的农轻重三者合理的比例关系和先后次序,在实际的综合平衡工作中,是十分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农轻重的划分不能确切地吻合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粗略的划分掩盖了三大部门内部的复杂性和增长可能的不平衡性。举例来说,国民经济的安排,一般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但是重工业是由许多处于不同的社会生产程序上的部门组成的,有的部门就整个社会生产来说是基础,又是薄弱环节或卡脖子的稀缺部门,如不把它放在优先安排的地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从长远说,就是从当前说,也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例如能源生产就是这样一个部门,显然不能因为它属于重工业部门,在安排上就放在农轻之后。重工业部门还有一些矿产原料、建筑材料的生产也属于这种性质。生产结构的划分,最重要的,要便于显示社会生产过程的先后衔接程序,从中发现哪个是关键性的而又一时不易克服的薄弱环节,即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是卡脖子的稀缺生产部门。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关键性的稀缺产品的供应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基础上,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生产的安排,都不致于超越这类关键性的稀缺资源供应所许可的范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关键性的薄弱环节会变化转移,但由于发展不平衡,在一定时期内,总会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而只笼统地注意农轻重三大部门的划分及其比例关系,或只笼统地注意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及其比例关系(这里暂不说划分两大部类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就不易更具体地显示社会生产过程的先后衔接性和突出其中关键性的薄弱环节。
根据上述要求,我们认为物质生产部门可以按照社会生产过程相互衔接的程序,划分为三大门类:
一、原始产品生产门类——可细分为农业(包括畜牧业、渔业)、林业、能源(包括一次能源煤、天然气、石油和二次能源电,后者严格说来属于下一生产门类)、矿产原料采掘等;
二、中间产品生产门类——包括金属冶炼、化工材料、建筑材料等;
三、最终产品生产门类——包括用于投资的最终产品部门,如设备器材制造业、建筑业等,和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部门,如以农业原料为主的消费品工业与以金属、化工材料为主的消费品工业等。
以上这种门类的划分,实际上是把社会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大部类的科学方法的具体化。
原始产品生产是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生产的基础。和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由于人口众多,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量薄弱,目前不可能有大量的出口产品和偿债能力,从国外换取大量的原始产品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因此,我国整个社会生产还须主要建立在自有的原始产品生产资源的基础上。可是,目前这个生产门类由于过去长期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生产条件差或者需要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等原因,恰恰是我国生产结构中关键性的薄弱环节,对社会总生产起着“卡脖子”的作用。而且它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不可能增长很快。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调整生产结构,集中适当的财力、物力,有步骤地努力扩大这类原始产品生产部门(特别是农业和能源)的生产,在投资上给以优先的安排;另一方面,在安排包括消费和投资在内的社会总需求,安排上述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生产门类的生产时,都要考虑原始产品资源供应的可能这个根本的制约条件。超越这个制约条件,就会破坏综合平衡,导致比例失调,不可能实现最优速度和最优宏观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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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再走经济效果低的道路了
周叔莲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训主要是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经济效果下降。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根据当前情况确定切合实际的增长速度,努力提高经济效果,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增长快,经济效果必定好。我们所以长期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是原因之一。事实说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看,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增长并不算慢,但人民生活却改善得比较慢。十年浩劫时期,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达7%左右,这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都是快的,而人民收入增加很少,职工平均工资甚至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通常用积累率过高、积累挤掉了消费来说明。积累率过高确实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分配看问题,而应该从生产、分配、流通即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来考察问题。这样考察,就会看到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和建设中的经济效果太差。
第一,生产中消耗大,浪费严重。很多企业在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劳动力等方面浪费十分严重,有些甚至是惊人的。这就必然导致消耗增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57年为23.6元,1976年为12.1元,减少51.2%;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1957年为34.7元,1976年为19.3元,减少55%。这就大致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经济效果下降的情况。
第二,产品质量差,有的甚至是废品。有些产品花了很大的代价生产出来,计算了产值和利润,但由于质量差等等原因,不具备应有的使用价值,甚至完全没有使用价值,从而不能成为有用的社会财富和可分配的国民收入。例如目前大量积压的机电产品中,据计算,需要报废的约有5—10%,能勉强使用但要削价处理的约有40%。
第三,流通过程迟缓,物资积压严重,资金占用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1957年为19.4元,1976年为36.9元,增加将近一倍。据物资部门统计,1979年以来全国16种主要原材料和机电产品的库存,与1964年相比增加了4倍,而同时期国民收入只增长1.4倍,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2.5倍。按当年实际安装使用量计算,1979年底机电产品的库存量相当于一年半的消费量。物资积压不仅使产品不能及时利用,长期积压还使有些产品完全失去使用价值。
第四,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很多,但浪费大,效果差,发挥的作用小。我国“一五”时期以来工程造价成倍地增加,建设周期成倍地增长。“一五”时期固定资产形成率为83.7%,“二五”时期为71.4%,“三五”时期为59.5%,“四五”时期为61.4%。如果维持在“一五”期间的水平,1958—1978年可以多形成固定资产一千亿元。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时期为1.68元,“四五”时期为3.76元,增加一倍以上。如果维持“一五”期间的水平,“四五”期间可以多增加国民收入三千亿元以上。
马克思曾引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1页)由于经济效果下降,虽然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不慢,但真正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加上积累率高,人口增加多,人民生活也就难以改善了。
早在六十年代初,陈云同志就指出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必将造成浪费。当时追求高指标被说成是积极平衡,即所谓按长线搞平衡。陈云同志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指出:按长线搞平衡不可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结果只能是“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他还说:“过去几年,指标高,物资少,生产吃老本,基建不配套”。可见,我们早就不应该走高速度低效果的建设道路了。
当时陈云同志还提出了克服高指标的办法,指出:“拟定计划指标,要看各方面的条件,有多少能力,就搞多少,不能凭主观愿望”。他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当时争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陈云同志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他还提出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搞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这样做,“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这些意见对现在也还是适用的。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经济建设中我们决不应该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而应该切实地重视经济效果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我们要根据取得最佳经济效果的要求来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应该用降低经济效果作为代价来取得所谓高速度。增长速度优劣的标准主要在于能否保证最佳的经济效果。还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速度指标应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也才能保证取得较佳的经济效果。现在经济科学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目的就是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果。
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我们是在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中进行建设的。现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尤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我国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比较贫困。这种情况,一方面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另方面决定了要更加重视提高经济效果和注意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当前我们不能再靠多上基本建设项目和大量增加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来扩大再生产,而主要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巨大潜力,依靠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消耗,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再生产。只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有可能比在其他社会制度下使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再把经济建设看得过分容易,不能再轻易地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就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制订的正确方针。两年来,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农村经济活起来了,轻工业得到了优先增长,不少产品质量有所提高,消耗有所下降,人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是现在调整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当前要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它退到国家财力物力能够负担的程度,要克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现象,并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努力增产市场需要的商品,增加财政收入,争取及早消灭财政赤字。这样,才能为提高经济效果提供有利条件。当然,提高经济效果还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要有一系列具体措施跟上来,包括企业的整顿、企业的改组、技术的改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等等。我们要努力脚踏实地地工作,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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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重庆谈判资料》等将陆续出版
为了配合我国党史研究和学习,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选编了《重庆谈判资料》、《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和《停战谈判资料》。这三本书收集了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期间,我友敌三方面的有关文件、电报、命令、讲话、评论以及各界团体、人士的呼吁和回忆,共二百八十九篇,约七十万字。这三本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重庆谈判资料》已经出版,《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和《停战谈判资料》也将陆续出版。
(倪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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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云梦秦简研究》将出版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千多支秦代竹简,这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收获。发现秦简,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批秦简具体地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秦国历史的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古文献中所缺少的珍贵史料,对于研究战国秦汉史具有极大的意义。秦简材料陆续刊布,引起不少学者注目。为了推动这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下,编辑了《文史》增刊——《云梦秦简研究》。目前已发稿付排,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
《云梦秦简研究》共收论文十九篇,都是从未发表过的,字数约三十万。有些文章的作者曾参加过秦简整理工作。这些论文分别从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角度对秦简进行了专题研究。
(李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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