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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给周副主席带路
高克恭
1936年3月中旬，刚整编不久的工农红军第28军，由陕北来到绥德境内，军部驻在前师家沟。刚安置下来，我们军部的党支部就召开支委会，准备明天打义合。参谋长唐延杰通知我：“军长、政委叫你，你另有任务，马上到他们那里去。”
走进军长、政委的窑洞，没等我开口，军长刘志丹就给我交代任务：“明天，周副主席跟咱们一起打义合，他要一个熟悉情况的同志给他带路，你是当地人，决定要你去担任这个任务。”说完，就把一封介绍信递给了我。信封上写着“周副主席亲启”六个大字。宋任穷政委对我讲：“周副主席就住在后师家沟，你把家里的工作交代给吴科长，就到后师家沟去。到了那里，听从周副主席的指挥，要保证很好地完成任务。”
我把工作交代过后，和通讯员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我边走边想，从来没有见过周副主席，这一回就要见到他了，我简直是太幸福了……想着想着，高兴得眉开眼笑。可再一想，给周恩来同志带路，可不是闹着玩的事，这路怎么个带法，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完不成任务，怎样向军长、政委交代呀，心里又紧张起来。就这样，踩着高低不平的小路，心里七上八下地来到了后师家沟。
警卫参谋带我到了周恩来同志住的地方，一进门，我看见周恩来同志坐在炕桌旁边，脸对着门口，正用一个小梳子梳他那又黑又长的胡子。警卫参谋喊了声报告，转身指着我说：“这是志丹、任穷同志派来的高克恭同志。”周恩来同志马上把梳子装进了口袋，连忙打着手势说：“来，来，请坐，请坐。”
我和周恩来同志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个炕桌。他身穿灰薄棉衣，头戴五星灰帽，风纪扣紧扣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双手交叉搭在胳膊上，满面笑容，看上去是那么坦然，那么和蔼可亲。炕桌中间铺着一张小地图，地图右边放着一个小搪瓷缸子，左边反扣的瓷碗上，点着一支白色的蜡烛。
周恩来同志问我：“高克恭同志，志丹、任穷同志交代你任务了没有？”我连忙回答：“交代了。”接着，他关心地问了我的经历，28军整编前后的情况。在谈到军部党支部情况的时候，他问：“你们军长、政委在不在你这个支部？”我说：“都在我们这个支部。”
“他们也和你们一块开支部会议吗？”
“我们开会，他们都参加。”
“他们跟其他党员是不是平等的关系？”
“是。”
这时，我就把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刚当支部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开支部大会，我去叫军长和政委。我说，请军长、政委去参加支部大会。我的话音刚落，志丹同志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这个人还真不简单，你这个支部里怎么还有军长、政委呢？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还傻乎乎地说，是呀，有军长，有政委。宋政委对我说：‘高克恭同志，今后凡通知我们去参加支部会议，你就说志丹、任穷同志，请你们去参加支部大会，不要叫行政职务，因为在党内，所有的党员都是同志，都是平等的关系’。”听我一说，周恩来同志捋着胡子仰天大笑起来。他说：“好哇，他们讲得好哇。党内就是这样，所有的党员都是一样的嘛，你们能按组织原则办事，很好！”
他接着问我：“当时把志丹同志关起来，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把他关起来，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对这件事，我们是有意见的。”周恩来同志点了点头说：“当时，有些同志在执行政策上有错误，把刘志丹等同志扣起来，是绝对错误的。左倾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志丹同志对这件事的处理姿态很高，很正确。你们陕北同志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
然后，他又详细地问了义合的情况。
天快亮了，周恩来同志毫无倦意，精力仍然很充沛，而我可觉得吃不消了，十分困倦，但我还是以最大的毅力坚持着。我同周恩来同志一道喝过了稀饭，就准备出发。临走之前，他突然问我：“哎，你这个指导员，怎么还没有个枪哩？”我说：“有，留到警卫参谋那里了。”他显得很不高兴，问警卫参谋：“志丹、任穷同志派高克恭同志来给我带路，你怎么把他的枪给解了呢？”我连忙回答说：“不是他把我的枪解了的，是我同意留下的。”警卫参谋把枪拿来，周恩来同志接过去仔细看了看，说：“哎，你这个枪不错呀，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这是打横山缴来的。”“你有多少发子弹？”“三发子弹。”
他转身对警卫参谋讲：“你拿二十发驳壳枪子弹来，送给高克恭同志。”警卫参谋把子弹给了我，我手里拿着子弹，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了离二郎山不远的一个小山上，这儿光秃秃的，连一棵树也没有，临时挖了一个掩体。在这个山顶上，志丹、任穷同志向周恩来同志介绍了战斗的部署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前沿指挥所去了。
打义合，必须先拿下二郎山，因为二郎山是义合的制高点。那时，二郎山上有很多敌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有机关枪、大炮，还有坚固的工事。而我们的枪支有限，子弹又少得可怜，不少战士还拿着大刀、梭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拂晓前偷袭。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已经天大亮了，还没有拿下二郎山。周恩来同志的心情很不平静，他一会走进掩体里，一会又走到前边的山坡上，用望远镜看着前边的战斗情况。忽然，他发现有两个连的增援敌人，插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他立即命令警卫连长，带着两个警卫排去阻击敌人，并对连长讲：“坚决把敌人压下去！”接着，又派通讯员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志丹和任穷同志。
战斗又在我们身边打响了。警卫连打得相当勇猛，因寡不敌众，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了。警卫参谋和连长也负了伤。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警卫连指导员就要周恩来同志撤下来。可他很镇静地讲：“不下去，没有关系，这几个敌人一定能压下去。”
见他不撤，指导员又找我商量。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把周恩来同志硬架下去。当战士们架他的时候，他很生气。但那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他的安全，当时也只能这么做。
我们撤离不久，志丹和任穷同志就亲自带着部队赶到了，一阵猛冲猛打，就把敌人打垮了。
周恩来同志叫警卫参谋和警卫连长下去休息。警卫参谋眼含热泪说：“周副主席，我的伤不重，我要跟随部队，我没有完成任务。”周恩来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在战士们抬下去的时候，他的眼圈都红了。
战斗结束以后，周恩来同志说：“高克恭同志，你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去了。”我给他敬了个礼，慢慢转过身子离去。走出不远，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那里向我招手，并大声说：“慢慢走。”
1955年国庆节，我正在北京饭店忙于宴会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同志突然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向他敬了个礼，他一下愕住了，稍停了一会对我讲：“我记得你是刘志丹部队的嘛。”我说：“是。”他用手摸着前额，说：“你姓高，你给我带过路。”我回答说：“是，我姓高，我叫高克恭。”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对，对！你叫高克恭。”我握着他那温暖的手，仔细端详他的面容，他满脸带着微笑，可敬可亲。
李太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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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
刘澜涛 平杰三 张执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党外朋友和我党同甘苦，共患难，同心协力，始终不渝，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历经考验的老朋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身陷囹圄，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惨遭折磨，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在我们怀念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中间，就包括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同志在内。
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安徽人，1898年生于合肥，长于南京。自幼家道贫寒，小学未读完便中途辍学，以种菜、代书糊口。他17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余心清不甘心于做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却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夏，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将军，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但这个“牧师”与众不同，每次在军内外布道，从不讲“上帝”、“天国”，却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一次，泰安德贞中学请他去讲道。他讲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邻环伺之下，就要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事后，校方认为这次讲话煽动性很大，影射攻击政府，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从此，“红色牧师”之名，风传一时。
热心育才的教育家
从1923年至1926年，冯玉祥将军驻军北京，在南苑的团河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余心清被任为校长。该校设有从小学到高中班，免费教育出身寒苦的西北军官佐子弟。由于严格训练，教育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才。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还积极支持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系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他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绣、毛线编织和医护知识等。一遇战事，家属就到前方护理伤病员，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此后，余心清一度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均系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后来，余心清又调任冯玉祥将军在山西汾阳创办的铭义中学校长。他亲手制定的校训是：苦读、苦练、苦干。他经常教育学生说：“目前国家是什么情况呢？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贼压榨，四万万同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你们必须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他把学生当作士兵来训练，每天出早操，半夜里紧急集合。并设有适应战争需要的体育锻炼器械，如走天桥、爬吊绳等，为抗日作准备。
余心清在冯玉祥将军军中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常常到课堂听老师讲课，查晚自习，查铺，抽查学生食堂账目，关心学生伙食和健康，深得学生们的拥护。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不少是西北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流汗流血；有的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解放军的将领，如彭雪枫将军，就曾是团河军官子弟学校的学生。
坚持抗战的爱国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大规模武装入侵。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可耻政策，以致东三省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时冯玉祥将军正息影泰山。激于民族义愤，以在野之身，起而号召抗日，派员四出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余心清多方奔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联络桂系、粤系以及四川的反蒋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1933年3月，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地区，北方风云紧急。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举起了抗日义旗，冯玉祥将军自任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等是主战最力的将领，余心清任总务处长，并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他竭尽全力，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做好后方的安定工作。为抗日同盟军的对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7月12日，抗日同盟军经过浴血苦战，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光复了察哈尔全部失地，振奋了全国人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加冯玉祥将军以“破坏国策”的罪名，调十三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军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挑拨离间、重金收买等鬼蜮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在此险恶形势下，冯玉祥将军被迫去职，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剿共前线，阴谋借刀消灭异己。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达到联共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改元易帜，与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公开决裂。这个时期，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全权代表，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余心清是由1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发表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公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张云逸同志代表参加。
根据实际情况，在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其中经济委员会由冯玉祥兼任主席，由余心清代理。余心清当时提倡冯玉祥式的艰苦作风，开展厉行节约的运动，由李济深带头，凡属政府人员一律穿中山服，戴工人帽，一时蔚然成风。
但是，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即决心以武力来消灭它，抽调二、三十万大军入闽，同时从空中猛烈轰炸。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加以党内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也没有予以很好的配合，历时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至1934年2月中旬便失败了。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明令通缉，流亡到日本去避难。
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1935年夏，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余心清不顾被蒋政府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将军的旧部，余心清利用西北军过去的关系进行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未承认我党为“合法”政党，红军也尚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党为了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特委派张经武、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为我党代表，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借其公开合法地位，帮助该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办起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余心清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党动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平津流亡学生千余人考入这个训练班。余心清聘请了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我党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许德瑗等为教官，讲授国际形势、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动员民众等课程。学员结业后，分配到临清、德州、烟台、聊城等各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山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我党政军中的不少高级干部，是当时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1939年，余心清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廉洁奉公，不辞辛劳，大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曾到过华北，并到了解放区。他亲眼看到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内心极为倾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面目日益暴露。1944年，余心清参加了接受我党领导的国民党内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余心清与徐冰同志直接联系，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余心清决定北上之前，曾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面请示行止，他们希望他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同年10月，他应冯玉祥将军的旧部、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之邀，到北平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以北平为基地，积极展开民主活动和争取孙连仲起义的工作，在他的住处，曾经开过不少次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多种形式的座谈会。他邀请许多知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一些革命同志，在他这里暂住避难。徐冰同志常常约人到这里会晤，布置工作。余心清同许多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也在这里接头。在蒋介石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下，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他曾叮嘱他的妻子刘兰华：“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一有那一天，我把母亲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千万把孩子培养成人，继承我没有做完的事业。”
1947年，被迫流亡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青年学生。冯在国内的一些旧部，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或为保全个人的禄位，纷纷去信劝他勿发反蒋政府言论，有的还对冯进行人身攻击。唯有余心清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已临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灭。……腐枝不去，新干不生，黑夜深时天破晓。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震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
1947年中，由于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下，孙连仲开始动摇，表示愿与我方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即就此事对我北平地下党同志作了指示，并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幸，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中央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稿未及销毁，导致了余心清和我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时间是1947年9月26日。余心清在被捕前，还通知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在狱中，余心清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供词就是讨蒋的檄文。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他一度与几位共产党员同囚一室，他从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黑暗的尽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当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上台，经我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党即派人掩护他到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余心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地投入了建国后的繁重工作。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政府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余心清于开国之初任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有关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为我国制订了最初的外交礼仪规定，并把各省、市交际处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在他任典礼局局长任内，没有设其他副职，事无巨细都由他过问，事事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政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纷繁，任务琐细，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政治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员，有一次由他负责安排选举事务，他事先召集工作人员，就发票、投票、检票、计数以及代表从座席到票箱投票的最短路线等各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细致的布置，圆满地完成了庄严的选举任务。余心清同志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严格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粗心大意。
不可侮辱的志士
余心清是我党的真朋友、好同志。然而令人愤懑不平的是，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铁牢之中，却死在十年浩劫的暴政之下。1966年9月4日，余心清同志不能忍受对他的那种人身侮辱，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淫威，悲壮地倒下了。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同志，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假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横扫一切”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恳切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感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后，齐燕铭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时燕铭同志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灵堂主持追悼大会。当时，习仲勋同志恢复工作不久，远在广州，闻讯后于追悼会当天打电话到北京，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并通知他的夫人齐心代表他参加追悼会。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几天后开的追悼会，便是燕铭同志的。这种生死连心的革命情谊，是感人至深的。
并非题外的话
十年浩劫，人妖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志、好朋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们人民的不幸！
现在，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颠倒了过来。杀人者被押到被告席前，受到应有的判处，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殉难者将留芳后世，永留纪念。
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不仅要有强大的主力军，而且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多则在四十年以上，少则也有三十来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在我们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党，相信我们的事业，为革命作出贡献。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艰难险阻。恩格斯说得好：“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国古话也说：“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我们就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