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论洋务运动
李时岳 胡滨
近代中国既处于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又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制约的。洋务运动虽然不能和当时广大人民的斗争相提并论，但它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而且从它的发生、发展到失败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所以不能抹煞它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玕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现，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并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抑，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3页）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并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派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派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派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派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洋务派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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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
——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的一些体会
郭罗基
《周恩来选集》上卷有不少总结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的篇章。温故而知新。这些论述，对于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重要的借鉴。
尊重历史事实 端正思想方法
1944年在延安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时，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页，以下只注页码）尊重历史事实，端正思想方法，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唯一正确的态度。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从原则出发；相反，原则必须用事实来验证。社会生活极端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实例来证明任何一个论点。所以，对于事实还必须用正确的思想方法进行分析。周恩来指出，“六大”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提出许多事实，但研究不够，“把问题平列了”，“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第168、175页），因此，还是没有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
尊重历史事实，端正思想方法，这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周恩来在总结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是从实际出发进行辩证分析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立论依据“城市中心”论。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是有条件的。周恩来实事求是地指出：“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第177页）他又指出：“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第178页）“六大”以后才有条件产生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才有可能出现“乡村中心”论与“城市中心”论的对立。而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不是一开始就提出“乡村中心”论，而是有一个从城市中心到重视乡村再到乡村中心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学习毛泽东》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一点。“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第179页）周恩来的研究方法是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来说明对立的产生、展开和解决，这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辩证方法，而不是预先设定一个框框，歪曲和修改历史事实的方法。
纠正“左”倾错误 清算思想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是萌发“左”倾思想的开端。“左”倾思想的发展，在1927年11月形成了第一次“左”倾。由于许多党组织的抵制，不到半年，这次“左”倾机会主义就宣告结束了。1928年6、7月间召开的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没有肃清，并继续容忍了一些“左”倾政策。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遇到了有利的条件又加强起来，发展成为第二次
“左”倾路线。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都没有清算“左”倾的思想实质。党内的“左”倾思想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以王明为首的一批教条主义者利用这种情势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一条形态完备的“左”倾路线。王明的“左”倾路线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说明了“左”倾路线是在“左”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时，周恩来已经指出这一点，他说：“立三路线之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第55页）
周恩来要求党内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第52页）党内长期存在的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就是产生“左”倾路线以及它所以能发挥作用的一种基础。历次“左”倾都是打着“反右”的旗号。所谓的“反右”，实际上是夸大右的危险，或是在没有右的地方来反右，甚至把“左”也当作右来反。因为怕右不怕“左”，所以，口号是不断地“反右”，脚步就不断地向“左”。因为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情绪，所以，出了“左”倾路线难以抵制、难以纠正。周恩来在批评“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这一口号时指出：不能用少数干部或勇敢分子的情绪代替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即使这种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情绪是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也还不能说，大多数群众有了这种情绪，革命便可达到胜利”。（第49页）认为只要有革命热情便无所不能，这也是“左”倾的一种思想基础。列宁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不顾一切限度和条件夸大革命性，就会丧失理智。宁“左”勿右、夸大革命性等等都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周恩来在他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就着重强调：“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第9页）但当时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很不得力的，所以没有抽掉“左”倾路线的釜底之薪。
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再发生“左”倾的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但是，也不能说“左”倾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周恩来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8页）发生错误路线的原因，主要地在于党内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处在封建传统的纠缠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党内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并不奇怪的。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是不断地得到改造，逐渐削弱下去；或者是恶性发作，形成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只要正确认识和自觉驾驭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防止自发势力的作用，改造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完全能够达到目的的。
提高全党认识 反对人身攻击
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强调清算它的思想基础和分析它的产生原因，这在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过于着重计较个人的责任。这种倾向也是从“八七”会议就开始了。周恩来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第172页）1928年召开的“六大”，也还是“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第181页）直到延安时期才找到了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方针，在思想上弄清问题的同时达到党内的团结。
周恩来认为，“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第9页）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反对机会主义不能变成攻击个人。周恩来同时又指出：“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同上）
《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多处提到不要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看成“简单的人事撤换”，应着眼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全党的认识。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认识，必须对于党的错误和个人的错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周恩来说：“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第140页）对党的错误或个人的错误，采取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态度是不好的，要提倡勇于作自我批评。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是我党的表率。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认识，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周恩来十分重视理论工作对党的建设的意义。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把反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确倾向的斗争归结到“在党内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而“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第12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上的准备是不足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成立以后忙于实际斗争，没有注意理论研究。“六大”以前一直没有搞清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周恩来指出，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160页）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凭经验、常识、阶级感情等等干革命是很难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又一再重复，更足以证明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而迫切需要提高理论水平。在延安时期，清算错误路线之所以见成效，是同党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分不开的。当时毛泽东指出：“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接着他又谈到，“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771页）这种理论方面的落后状况，经过整风运动有了显著改进。但是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上，我们的水平还是不高的。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康生的肆虐，使理论工作受到大破坏。在新时期结合历史经验，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不仅是当前清算“左”倾思想的需要，也是为了弥补党的历史上理论基础薄弱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