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对当前音乐演唱风气说几句心里话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周小燕
《人民日报》开展“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我很赞成，想趁此说几句心里话。
音乐是陶冶人们感情的，应当用音乐来提高人民的美学趣味和情操，给人民以美的享受，激发人们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热爱，激励人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音乐应当对人民的生活起积极的作用。
可是，在当前的音乐演唱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风气，在某些方面对观众和社会风气起了不好影响。例如，有的演员为了迎合少数观众的趣味，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模仿外国的演唱；有的外国酒吧间或咖啡馆演唱的歌曲，在我们这里却登了大雅之堂；有的演员为了赢得观众掌声，舞台表演动作故意忸怩作态；有的演唱时，故意把调子唱得软而“慢”，说不清是什么味道；有的演出服装花枝招展；有的女演员大袒胸，长袍拖地，手拿话筒，演唱时摇来摆去，有气无力。
有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她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参加了许多晚会和联欢会，她感到很奇怪，不管是成年音乐家，还是少年儿童，许多人都演唱美国三十年代的一首电影歌曲，而这首歌曲在美国早已不唱了。她还说，她对我们把一些不适合同台演唱的歌曲放在一个音乐会上演唱不理解。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于音乐演唱的风气不正，有些音乐会，剧场秩序混乱，有的狂喊乱叫，有的拍手跺脚，有的乱吹口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混乱的剧场演出秩序，简直使人感到伤心。我认为，这种现象，同我们今天提倡“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很不合拍的，应该引起有关方面和广大听众的重视。
对这种剧场秩序混乱的现象，群众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批评一些起哄的青年观众“没有礼貌”、“不讲文明”，也是完全正确的。应当说，某些青年的狂热，固然与整个社会风气有关，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某些音乐演出刺激起来的，或是由于片面追求“票房价值”造成的。
这股歪风，甚至刮到了表演作风一向比较严肃，因而受到人们尊重的文艺团体，这更使人感到担心。有一个文工团不久前来上海演出，应当说，他们的绝大部分节目是健康的，不少演员的演出是严肃认真的，但也有个别演员台风不正，我认为，这可能就是受那种“时髦”的演唱风气的影响。
有的演员原是唱民歌的，可是，在这些音乐会上，特别是“新秀”音乐会，几乎听不到一首有民族风格、有地方色彩的民歌。一个国家的音乐要具有本民族的特色，歌唱家、作曲家都要熟悉本民族的民歌。世界著名音乐家，如俄罗斯的格林卡、匈牙利的科达伊都很熟悉本民族的民歌，因此他们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奇怪的是，打倒“四人帮”已经四年多，许多音乐会演出了那么多的
“流行歌曲”，却很少听到新的民歌，更不用说涌现出象郭兰英这样的民歌歌唱家了。这种状况，难道不值得文艺界重视吗？
现在有些演唱和某些作曲家的作品，有的同志说是“创新”。其实，有些作品和演出方法，根本不是什么“创新”。例如有的作曲家的配器手法是美国三十年代初期电影的音乐配器手法，现在人家也向前发展了。这并不是什么“创新”。还有的演员的“气声”，也是美国三十年代爵士音乐的那套唱法，也不是什么“新”。如果说，这也是什么“新品种”，我是怀疑的。
我们不应当把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但也不要轻视文艺的社会效果。孔子说，音乐可以移风易俗，我想，搞得不好，音乐也可以伤风败俗。
近年来，在舞台上出现了大批新人，令人高兴。他们中间确实有很多人是有才华的，有嗓音条件，有歌唱能力，又肯钻研，也不保守。我们对这些青年演员是欢迎，是支持的，但要爱护他们，对他们某些吸收外来的唱法和做法，应该慎重地扶植和引导，分清良莠。对“新星”、“新秀”的评论和鼓励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那种“抬轿子”“吹喇叭”的庸俗作风。
当前我国歌唱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一段差距，我们要吸取世界各国真正好的东西，扬弃别人不好的东西，不能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更不能把别人都已扬弃的糟粕当作好东西照搬过来。在声乐方面，我们不是没有人才，我们有不少好的人才。我们到国外参观过不少音乐院校，那里的学生嗓音条件也不整齐。而我们的学生，有不少人嗓音条件很好。有些外国声乐专家也承认，我们有些学生的音质是“第一流的”。只要我们奋发努力，我们的声乐艺术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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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对待歌坛“新星”
方萌
在八十年代第一个年头，我国歌坛涌现了一批“新星”、“新秀”，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小荷才露尖尖角”，她（他）们不免有些稚嫩，但却是生气勃勃，很少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这是文艺繁荣、百花齐放的结果，这种情况是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棍棒横飞时所不堪想象的事。
众多“新星”的出现，确是件可喜的事，但是，也时时听到对她们诟刺隐隐，指摘声声。我不免为这些年轻人担心了。如果说，某些宣传文章确有言过其实之嫌，这也不应算作“新星”的“罪过”。她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为人民歌唱，想给四化建设者们以美的享受，激励他们更好地生活和劳动。也许他们的本意并不想猎取“新星”的桂冠，是他们深情、真挚的歌声打动了听众的心，好心的听众便把他们拥上“星座”。应当说，这是大家欢迎、赞誉、鼓励的结果。
对于这样一些青年演员，我们（包括老前辈们）究竟给了他们一些什么帮助？我们又是抱着一种什么态度？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要允许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艺术作品存在。“严肃音乐”是一个品种；同样，“通俗音乐”也是一个品种。它们应当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抑彼扬此是不应该的。同样道理，我们的“新星”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艺术修养和美学观念，确定自己的演唱风格，选择适当的曲目，或“严肃音乐”，或“通俗音乐”，这完全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任何人不该无理指摘。但如今却有人出来反对，夸大其词地以“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沦落为沧海中的孤舟”为由，来抨击“通俗音乐”。我以为，这些同志若是关心“严肃音乐”的命运，那完全可以从正面提出问题，大声呼吁，却不必埋怨“通俗音乐”的发展。须知“通俗音乐”也是从林彪、“四人帮”的桎梏中刚刚解放出来，它同样需要关怀，渴望发展。
文艺园圃，宜放百花。有时也会出现不平衡：或红花少了，或白花少了，那就不妨多种些红花、白花，却不应把其他颜色的花锄掉。
我认为，这一时期“新星”们在音乐会上的演唱是健康的、正派的、严肃的。他们认真对待艺术，给听众以欢乐和美的感染。他们的歌唱，有的深情、含蓄，有的纯正、朴实，有的热情、奔放……。他们尤其注重融情于声，而以传情为主，这是受到听众欢迎的主要原因。当然，他们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他们有的造诣不高、修养不深，有的技巧不够、音域偏狭，还很少有人胜任“三个八度”；相信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会提高的，会更好地为人民歌唱的。不过，这需要热情的扶持和恳切的帮助，而不是无情的嘲讽和冰冷的奚落。幼苗最怕霜雪的摧残，需要的是春雨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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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牟小白
对于音乐，我是门外汉，但尚属“广大音乐爱好者”中的一员。近来社会上、报刊上常对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进行种种评论，褒贬不一。有一种见解是，凡是西洋古典名曲，如出自欧洲著名经典作曲家之手的大交响乐、大歌剧等，再由科班出身的音乐工作者演奏演唱，就被认为是高雅的、深刻的、健康的，可称“阳春白雪”。而一般流行歌曲，尤其由自学成材的演员演出，就被认为浅薄、庸俗，可谓“下里巴人”。当然，流行音乐也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
我国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经过十年浩劫，喜欢欣赏旋律较为轻松柔和的流行乐曲，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音乐或其它各种艺术的发展及群众的欣赏能力，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均有关系。以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来看，未必有多少工农群众或普通知识分子能够听得懂贝多芬、门德尔松、莫扎特的无标题大作品，也不见得有多少青年会哼几首西洋大歌剧中的咏叹调。倒是流行歌曲一般青少年都会哼哼几句。因为它节奏明快、语言简练、旋律轻柔，而且比较容易和民族音乐相结合。人们在一天劳累之余，借以松弛松弛神经，也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事情。
然而，我接触过一些“懂音乐”的同志，他们对古典音乐顶礼膜拜，对流行音乐大加鞭笞，似乎前者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艺术作品，非但必须借鉴，甚而高不可攀。后者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靡靡之音、精神鸦片，因而视之为洪水猛兽 遗憾的是，人为地将音乐分为高低贵贱，“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等等，并不能阻止流行音乐在我国日益流行的趋势。我们的某些专业音乐工作者又很少研究音乐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甚而对当今世界音乐动态和群众的欣赏爱好不屑一顾。例如对风靡世界的西方“摇滚乐”、“迪斯科”等等新潮音乐舞蹈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象样的、综合的、深刻而透彻的分析论述文章。听说英国“硬壳虫”四人乐队之一的伦侬遇刺身亡后，全球亿万人为之举哀。我们总不能说这亿万人都成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俘虏吧，即便这亿万人是吸食精神鸦片的俘虏，为何流行音乐与流行歌曲影响如此之大，不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吗？
目前，西方古典音乐在我国并没有广大的听众，优秀的传统革命歌曲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摧残，也没有巩固的阵地，那么，应该如何对待所谓“泛滥成灾”的流行音乐呢？我觉得既称之为“泛滥”，那也要象治水一样，无非采取拦阻、疏导等等措施。我主张以“导”为主，采取其它措施，势必适得其反。对音乐的各种形式进行归类，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由此而断定其价值与意义是毫无作用的。总之，如何利用流行音乐这一形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是音乐界刻不容缓，必须予以正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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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评论中的“捧杀”
于庆新
近来，在一些音乐评论中，一种不切实际的赞扬和吹捧的庸俗风气日渐滋长。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此话不也正切中当前的时弊吗？
例如，对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歌唱演员，不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是笔下生花，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人民歌唱家”——这是崇高而严肃的称号，可它在某些人的笔下却成了廉价的桂冠，任意奉送。
又例如，有些歌唱演员为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对此，一些评论者非但不帮助人们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反而大加赞扬，似乎这才是当今中国乐坛的正宗。这就使得通俗与庸俗、轻快与轻佻、洒脱与放荡、委婉细腻与矫揉造作等等都混为一谈了。
声乐表演艺术是声与情、技与艺等诸种因素融于一体的完美艺术。无论西洋传统唱法、民族民间唱法，还是要新创我国独立的声乐学派，都离不开坚实的基本功作根基。只有那些在艺术的道路上勤学苦练、精雕细琢，并在声、情、字、味……各方面达到较高水准的人，才能誉为歌唱家。这绝不象贴近话筒哼几支港台流行小曲那般轻而易举。声乐艺术上常讲声情并茂，以情带声。但不是以情代声，有情而无声者是不足取的。更何况某些歌唱演员所抒发的往往并非健康、高尚的情操，而是矫揉造作甚或不健康的情调呢！
近年来，歌坛上新人辈出，形势喜人。青年时代正是艺术家迸发火花的黄金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是艺术事业的主力军。在攀登艺术高峰的征途上，青年人既需要老一辈艺术家及社会各界的鼓励和扶持，也需要正确的批评和引导。那些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喝彩，不仅污染了我们的音乐论坛，也会使被捧者误入歧途。
我想，每一个向艺术高峰前进的登攀者，若能在掌声和鲜花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的态度，并非轻而易举。这就向我们的音乐评论者们提出了要求：珍惜他们的天赋，给予实事求是的赞扬和批评，使他们的艺术才华得以健康地发展。要做热情的浇花人，万勿做庸俗的捧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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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多创作些适合中学生的歌曲
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尹乐祝
我是中学教师，在文体课和其他课余时间，经常给学生教唱歌曲。最近有些教师和家长给我提出两点意见和要求：一是不该教学生唱带不健康的爱情色彩的歌曲；二是要多教些雄壮有力、鼓舞精神的合唱歌曲，便于集体活动时唱。
这两点意见和要求，自然是对的。但是，目前适合中学生的好歌曲甚少，尤其合唱、齐唱歌曲。每次教歌之前，我总要花不少时间选择。有时即使选中了几支歌曲，也很难流行起来。而有些爱情歌曲，学生不教自会，而且广为流行，教师时常要为此做些说服工作。我曾了解过部分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理解或不全理解歌词含意的，只觉得曲调动听，唱的人又多，学得也快。可见目前适合中学生的歌曲，除了数量少，质量（尤其是曲的质量）不高也是值得重视的。
我建议音乐工作者多写些适合中学生唱的，有利于培养理想、情操的优秀歌曲。电台和有关部门也可搞一下评选和推荐，这样有助于教师选择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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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科学家的精神和文艺家的责任感
戚方
在讨论文艺的社会效果问题时，不止一次听到文艺界有的同志引用“606”的例子。他们说：医学上可以允许605次的“失败”，到606次才取得成功，为什么在文艺创作上却不允许这种“失败”？
把“606”的发明和文艺创作所做的上述类比，乍一听，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似是而非。
人所共知，医学科学实验上，当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把某种有毒性或可能有毒的药物，直接用于人体试验甚至用于临床治疗，那是绝对禁止的。实际上，“606”试验过程中，605次的“失败”，并不是人体直接试验或临床治疗的“失败”，至少它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实验室内或动物身上的“失败”。都不是发生在它成为正式的社会产品之后，而是发生在它的定型和投入生产之前。如果同文艺创作相比较，它只相当于一个作品正式发表之前，作者反复推敲、补充、删削、修改、征求意见，甚至数易其稿，多次推倒重来的那个过程。而“606”的诞生、投产以及用于临床，和文艺作品的正式定稿并发表出来与读者见面，才同属于社会产品的完成阶段。显然，把“606”准备阶段和文艺作品完成阶段这两种不同情况拿来比较，相提并论，是欠妥当的。
如果说，“ 606”的发明过程对我们有教育和启发作用的话，那么，它倒是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证明：这些可尊敬的医药学科学家们对自己的产品，对自己的服务对象——疾病患者，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精神的。在没有经过反复比较、试验、实验，没有积累大量、充分、精确的科学数据，没有确切证明这种药品对患者具有安全、可靠而有效的治疗作用的时候，他们绝不轻率地把人类当作自己的试验品，或把这种产品投入生产和用于治病。为此，他们才不惜花费巨大的物力、财力、精力、时间，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经受千百次“失败”的严格科学检验，最后才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社会上的病患者。“606”这个简单的数字正是记录着这种一丝不苟的严格科学态度和对病患者的高度负责精神，记录着医药科学家为此所付出的大量心血、艰苦劳动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医学科学家们606次的反复试验，目的就在于最终使这种产品诞生时，能确实发挥其“治病救人”的最佳效果，而把它的危害作用（即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降到最低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科学家们倒是十分重视科学家的责任感和自己产品的“社会效果”的。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种革命工作来说都是绝对需要的。
当然，文艺作品，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产品，它所反映的是千变万化、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人们的无限丰富、多样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这比“606”这种物质产品的产生过程要复杂得多、难以把握得多。它的社会效果的好坏，也不可能象“606”那样，可以依靠化学试剂和精密仪器，用十分精确的实验数据来直接地加以测定和判断。它既不能根据个别人的好恶来进行评价，也不能简单地用“票房价值”或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作为对它进行评价的根据。这样，就使得对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判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情况。但是，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降低了文艺家的社会责任，绝不意味着文艺家可以把自己的创作过程看成是一种随心所欲、任意涂写的过程，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一种可以不问社会效果、不受社会检验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发泄”。恰恰相反，这种困难而复杂的情况，正是加重了文艺家的责任，使他们不能不用更加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
不管一个文艺家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写出作品来，总是为了给人们看的，总是要影响人们的精神成长过程的。我们选择了文艺这个职业，并要发表自己的作品，也就对人民、对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承担了不可推诿的一份历史道义责任。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文艺作品到底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四个坚持”？是有助于还是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他向人们所注入的是一种凝聚剂还是涣散剂？是向心力还是离心力？是使人们振作奋发，还是使人委靡消沉？是愈合人们精神创伤，还是使这种创伤恶化？难道这些都是与我们创作无关和不应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吗？一个严肃的作家，在他的创作构思的过程中，总是把作品的社会效果包括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作品发表之前，则总是慎之又慎，再三考虑他的作品会给自己的读者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影响。我们怎么能轻率地把自己的不成熟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和读者呢？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对文艺作品“求全责备”。百分之百的完美、百分之百没有副作用的文艺作品是不存在的。一个作家，总有一个由低到高，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出现有缺点的作品、不成熟的作品，是难以避免的。一遇到有缺点错误的作品，就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把作家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不得翻身，这种惨痛的历史，我们要永远不让它重演了。但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总还是应当提出尽可能严格的要求，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准确、完善、成熟，力求对人民多起一点积极作用、少起一点消极作用，力求把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精心制作的艺术产品奉献给自己的人民。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允许作家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大胆触及和反映实际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正由于此，我们应当用高度负责的严肃精神对待自己的创作劳动，绝不粗制滥造，绝不把那些思想水平低下，艺术上粗糙的不成熟的东西拿给读者。要不吝惜时间和精力，虚心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使自己的作品不断成熟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恰恰需要“606”的科学精神吗！
最后，我想引用恩格斯的两段话，以为共勉：
“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争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感人至深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精神劳动的。处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中的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们，他们不但是从休息和睡眠时间中，抽出不多的时间来阅读，而且还从微薄的劳动收入中，节衣缩食，抽出极其有限的钱来买一本书、订一份杂志、欣赏一场电影或戏剧，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健康的、有益的艺术精品。让我们也以最好的精神劳动成果奉献给滋养和哺育了我们的母亲——人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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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反面人物的美学价值小议
吴士余
著名京昆演员王传淞有句艺诀，曰：“丑角不丑”。语言虽不多，却是立言警策，鞭辟入里。丑角，顾名思义，是反面人物的泛称。“不丑”，则含意深长。据我的理解，这，一是指其美学价值，丑角，也应表现作家的美学理想；二是言明获得美学价值的途径，即，不以“丑”写丑。这个朴素的美学辩证法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在文艺作品中，固然有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但它们的美学涵义，都应该是“典型”。反面人物如同正面人物一样，它作为“某一类人的典范”（巴尔扎克语），集中了同他类似人们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认识社会生活的形象和画面。这也就是反面人物的美学价值。因此，文艺作品塑造、刻画反面人物，也应该同正面人物一样，要达到“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别林斯基语），力求人物典型化，典型个性化，给反面人物以生命。
多年来，在一些小说、电影中，反面人物不少是被鬼化了——以“丑”写丑——的形象。角色一亮相便是个鬼脸。如，男角无外乎是獐头鼠目，酒糟鼻子凹抠脸；女角也不离狐狸精、母夜叉的长相。在情节展现中，反面角色仅仅是为了反衬英雄人物、阐述主题思想而存在，召之便来，挥之即去，似同一具纸糊的模型，一推就倒。这种形象并无美学价值可言。两百多年前，《红楼梦》的权威评论家脂砚斋在批评那些“千部共出一套”的野史小说时，说过：“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这条批语是很有见识的。鬼化反面人物，如同神化英雄人物一样，是违情悖理的，须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反面人物之假、丑、恶，是体现在思想性格的内涵中，而不是在其外部特征。《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便是很典型的。贾雨村野心勃勃，善于钻营，奸诈贪酷，是个庸俗而阴险的封建官僚政客。然而，此人出场的亮相却是个道地的小生。作者描写道：
……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
若依相面术士的说法，这是一副标准的天人贵相。在读者的直感中，贾某无疑是个沦落风尘的英雄豪杰。贾雨村不仅相貌堂堂，而且举止风流，豁达大方，知书明理，气振兴豪。这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出场便牵动了甄家娇丫环的春心。这种亮相，在反面人物的画廊里可谓少见。曹雪芹写反面人物之丑，不在于鬼怪似的外貌，而是贾雨村自身的经历和活动，如徇私枉法，乱判葫芦案，逼死石呆子，忘恩负义，置甄家幼女于火坑，等等，以此来揭露、鞭挞他丑恶的灵魂、卑劣的品质。曹雪芹敢于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不鬼化外貌，立足于写行为真迹，如实描写出一个“真的人物”，这比一览无余的鬼相描绘，更富于形象的典型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在社会生活中，人，是“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高尔基）。因此，塑造反面人物形象，不能肤浅地从“好人”、“坏人”的政治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要善于将深藏在反面人物各种变态多姿的声容笑貌里，甚至是隐藏在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心理性格特征揭示出来，将反面人物塑造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现在不少作品将人物关系的阶级性、社会性绝对化，只强调社会性对反面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制约，而忽视了他自身的心理和性格逻辑。于是，反面人物就“无往不恶”。从思想感情到行为语言，无一处不表现为赤裸裸的丑态。这种写法，只能失去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真实性，角色的美学价值也因此付诸流水了。
鬼化反面人物的现象，往往是出于作者主观臆想去替代反面人物的自身性格逻辑的结果。契诃夫说：“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描写偷马贼，我得随时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要不然，如果我加进主观成分，形象就会模糊”。可见，描写反面人物不能凭主观臆断，只能如实描写他在特定环境中所呈现出的个性、灵魂和思想感情。可以这样说，获得反面人物的美学价值的关键，就在于让他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去走完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