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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 让一些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干部继续发挥骨干作用
河南省委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本报讯 新闻研究生李松晨报道：中共河南省委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坚持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方向，同时又从实际出发，注意让那些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在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和人数上适当放宽，在审查和控制退休干部的条件上从严掌握。
去年8月份，河南省委组织部门曾经提出：45岁以上的干部一般不再选拔当县委常委，50岁以上的干部一般不再选拔当地、市委常委，并提倡一些老同志主动离休、退休或当顾问。为此，引起一部分老干部思想波动。有的同志说：“当接班人太老，退休太早，干两年拉倒。”
对这种情况，主管干部工作部门的同志产生了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老干部对提拔中青干部不满，有抵触情绪。但多数同志认为，这样认识问题不够全面。为了统一认识，省委于去年10月又专门召开了地、市、县委干部工作会议。会上，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列举了许多老干部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培养中青干部、搞好传帮带的事例，并分析了河南的具体情况和老干部目前的各种思想状态，使大家认识到：河南省在前段调整班子过程中，虽然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老干部工作方面，注意继续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不够，在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和人数上卡得有些死，对走后门争着让子女顶替而退休的又把得不够严。于是，省委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两宽一严”的原则，这就是对选拔中青干部的方向要坚持的同时，对去年8月份规定的老干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领导成员的人数要适当放宽，对要求退休的老干部的年龄和条件要从严掌握，并要求地、市、县委要特别注意让那些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继续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运用他们几十年的经验，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实现政治上进一步的安定团结。
“两宽一严”提出后，老干部的思想比较稳定了。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时，省委和大多数地、市、县委也确实做到了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了让那些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继续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54岁的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文化程度低，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到林县工作两年，该县形势变化很快。省委在配备安阳地委的领导班子时，没有单抠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从全盘考虑，提拔了王德政当安阳地委副书记。周口地委副书记李福昌，66岁，多次提出要离休，但省委考虑到他对周口地区情况比较熟悉，身体还不错，仍让他当地委副书记。
河南省委提出“两宽一严”后，并没有影响选拔中青干部和安置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工作。截止目前，河南省共选拔50岁以下的地、市级干部32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的16人；县级干部633人，45岁以下的占72．5％，大专文化程度的164人，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198人；公社一级的干部1，480人，40岁以下的占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6．7％。还选拔48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副省长一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已批准离休的干部349人，当顾问的853人，退休的43，100人，退职的3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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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见不贤则内省
党员们在一起，每当谈到党风不正的问题，愤愤不平者有之，忧心忡忡者有之，灰心泄气者亦有之。可是，谈后静心深思，这种态度对于端正党风不会有多大的作用。
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有些同志开始以权谋私，搞特殊化，个别人甚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在十年浩劫期间，党的肌体更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风虽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可是，只在嘴上议论议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鲁迅先生说得好：“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一个党员面对党风上存在的问题，决不应该只当评论员，更不能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而是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做得如何，今后应该怎样做。实践证明，与其坐着空谈不如起来行，与其评论他人莫如自己先做出个好样子来。我很赞成“从我做起”这个口号。
古语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省。虽然我们党内有少数不贤之人仍在搞不正之风，但明廉守法、克己奉公的贤良之士确是大多数。对于前者，我们应该批评或者斗争，同时又要引以为戒；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学习并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问问自己：你为党的利益、党的发展与胜利，曾经尽了你何种努力？你预备怎样在今后来尽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经有过违反党的利益之思想、言论与行动？怎样才能在今后不会再有违反党的利益、思想、言论与行动？”如果每个党员都能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付诸实践，这样，我们党的事业也就大有希望了。黄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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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从点滴做起
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议论：“我走点小后门，收点小礼物，多餐顿‘客饭’，同那些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受贿、拉帮结派、安插亲属子女、挥霍国家和集体资财的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必大惊小怪”。这种看法，是很有害的。
我以为，不论是哪一种不正之风，虽然在情节上有轻有重，但都是损害党的威信、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腐蚀剂，都应当在反对、克服之列。大的错误往往发端于小的错误，在小节上不加检点，往往就会导致大节上的差错。许多事实表明，某些人之所以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就是因为在小节上自我原谅的结果。“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其道理也在于此。所以，对于那些不大起眼的不正之风，我们也不能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不仅需要“从我做起”，而且需要从点滴做起。
蒙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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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加强党员的道德教育
实际生活证明，有些人搞不正之风，除去认识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往往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原因。例如，有的人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并不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懂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而是缺乏诚实的品德，为了个人某种目的不惜说谎、制造假象、编撰伪证，以欺骗上级和群众。又如，有的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虽然有世界观方面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在道德上缺乏“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情操，浸染着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道德的基本问题是个人利益同党、国家、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作风和道德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很显然，有什么样的道德，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作风。
搞好党风，从根本上说是靠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自觉行动和自我改造。党的法规、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对制止不良作风泛滥当然有一定的管束作用，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大量的、经常出现的是没有人监督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党员能否对自己行为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象刘少奇同志所说，要能做到“慎独”。也就是说，即使做了坏事并不易被别人发现，也决不去做，而是自觉按照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办事，不违反党风、党纪。道德的力量也正是如此，它比法规、纪律和组织监督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作用。如果每个党员都能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责任感，经常自觉检查和约束自己的行为，那末，搞好党风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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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需要这样的“走官”作风
——读延安《解放日报》一篇通讯有感
王谨
1944年7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篇冀中通讯《走官》。通讯的第一段这样写道：
“赵县的老百姓和县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的县长，也可以说给他们亲密的战友，起了一个外号——
‘走官’。因为他们看到县长陈翕儒同志，不象从前的‘县太爷’，一天到晚坐在衙门里要钱，要粮。陈县长呢，不骑马，不坐车，整日价用着他的两条粗壮的腿，从这个庄子走到另一个庄子，忙着替老百姓办事情，想活路。一遇到有了敌情，他又领着游击队走上火线，打鬼子。陈县长平素穿着老百姓的布大衣，如果不是认识他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当县长的。”
据报道：这位抗日民主政权的陈县长，“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事情”，既当县长，又当科长，又当秘书。“漫地里看水车的一间小屋就是他办公的地方”。因“嫌生火做饭既耽误工作，又暴露目标”，“他腰里经常揣着干粮”。由于他工作深入，团结起根据地的大多数群众，“抗击了敌人”。“赵县的民主县议会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包括各个阶层的代表。他和中间人士搞得很好，曾经是怀疑过民主政府的人，在他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之下，也举起双手拥护民主政府的施政。”不幸的是，这位被老百姓誉为“走官”的好县长，于1943年2月带领地方武装执行任务中，遭到敌伪的包围，最后负伤被俘，英勇就义。
读了这篇通讯，这位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县长形象犹如在面前，使人觉得既可亲又可敬。用“走官”这个外号来称呼工作深入的领导干部也许不一定确切，但是，象陈县长那样不摆官架子，“整日价用着他的两条粗壮的腿”，“忙着替老百姓办事情”的好作风，今天仍是值得称道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今天仍需要这样的“走官”作风。
这样的“走官”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是不乏其人的，但是也确有那么一些干部，他们不是放下架子当“走官”，而是摆着架子当“坐官”，喜好蹲在机关里听汇报，就是不喜欢下到基层中去，“走”到基层中去，就地解决问题。即使偶尔下去，也只是坐着小车，“蜻蜓点水”般地转转看看，就是不愿意迈开双脚到群众中调查研究。这种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当然就无从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就不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也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群众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或实际问题，这就更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要当“坐官”，而要放下架子当“走官”，迈开双腿深入到基层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就地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走”下去，把当前国家的形势和困难真实地告诉群众，用党的政策来解释群众中不理解的问题，尽可能多为群众办一些好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完成党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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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足县委学习《准则》知错改错
坚决纠正招工中违反政策的错误
本报讯 中共四川大足县委在地委帮助下，学习《准则》，知错改错，坚决纠正在招工中违反政策的错误，得到群众好评。
1979年，这个县境内有个煤矿招工，县委看到家住农村的干部实际困难多，片面地从照顾干部出发，违反政策，扩大招工范围，招收了十一个家住农村的县、区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上行下效，县委带了头，下面有的干部也在招工等问题上违反政策。群众议论纷纷，有的直接写信给省委、地委控告。江津地委责成县委纠正这个错误。开始，县委怕影响威信，影响干部情绪，多次向地委提出：“这次算了，‘下不为例’。”地委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在地委帮助下，县委召开了常委会，联系实际学习《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认识。常委认识到：这种搞特殊化的错误，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脱离群众，影响安定团结，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纠正。
认识统一后，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委扩大会、三级干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县委常委分工负责抓清退工作，并成立了由纪委、公安、粮食等部门组成的清退小组。县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找思想不通的领导干部谈心，共同学习《准则》，帮助他们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自觉端正党风。城郊区委书记李成沛主动把女儿从煤矿叫回来从事农业生产。
现在，违反招工政策的错误已纠正。同时还清查出全县从1978年1月起违反政策、把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有36人，其中有一批也是县、区级领导干部的子女。除一人因家中发生特殊事故暂缓清退外，其他已全部清退回农村务农。
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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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因病离职休养的原铁道兵某部副团长胡美泉，七年来，每逢清晨车辆行人高峰时刻，他总是在十字街道协助警察维持交通秩序。新华社记者 袁兆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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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湖北通讯
让青年们都有美满幸福的家庭
——记天门县小庙公社婚姻介绍所
提起湖北省天门县小庙公社婚姻介绍所，方圆数十里的男女老少，人人皆知。它成立七个月来，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建立象样的办事机构，可这块从未出示过的“婚姻介绍所”的牌子，却早已挂在男女青年们的心坎上了！公社团委书记兼婚姻介绍所的所长汪国华同志说：我们共青团组织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成立了生产大队、管理区和公社三级组成的婚姻介绍所。大队、管理区的组长由共青团支部、总支的干部担任。婚姻介绍所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普遍建立“三册”登记制度。即一般未恋青年登记册；25岁以上未恋青年登记册；以及在婚姻介绍所帮助下恋爱的青年登记册。未恋青年的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并附有照片。当我们翻开一本本登记册，仿佛看到了一对对情侣，带着共青团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结伴而来……。
随着新婚姻法的宣传工作的日益深入，农村青年迫切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由于农村婚姻中的封建余毒没有肃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一些地方相当严重。据统计，以往这个公社的青年婚姻状况是，父母包办约占36．8％，媒妁之言及所谓亲上加亲的占50％。这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婚姻方式，给一些农村青年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成立婚姻介绍所不久，小庙公社就有17对已订婚的近亲青年退了婚约，希望在婚姻介绍所的帮助下，另寻佳偶。
农村的交通和文化娱乐条件比城市差，该怎样从实际出发，为农村青年自由恋爱创造条件呢？小庙公社婚姻介绍所的团干部利用“青年之家”，组织青年读书学习，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娱体育活动，从中扩大青年们的交往和接触。美满大队女青年蒋想娥，在“青年之家”担任业余文化教员，她看到男青年李国平勤学好问，刻苦学习，深受感动。小李在“教师”的帮助下进步很快，这种“教学相长”，使他们产生了超出“师生”关系的感情。婚姻介绍所为他们缔结了秦晋之好，成为情投意合的夫妻。
灯塔大队的男青年周胜利，过去动辄扬言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谁也不敢惹他。大队团支部经过深入了解，摸清了他的实际思想。原来小周的母亲常年卧病，家庭经济拮据。小周对自己的前途和婚事，非常悲观，以至于存心“破罐子破摔”。大队团支书傅想忠耐心地开导他，帮助他去婚姻介绍所登记。女青年熊想娥十分同情小周的处境，主动照顾小周的母亲，使小周深受感动。从此，小周决心改邪归正，精神面貌有很大变化。一次，生产队的肥猪掉进粪坑里，他毫不犹豫地跳进粪坑，救出了肥猪。这一行动，受到了社员群众的称赞。去年，小周被团县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春节和小熊结了婚，真是双喜临门。
小庙公社婚姻介绍所穿针引线，基本上立足于本大队。不过，有时也会遇到困难，这就需要在管理区以至公社的范围内物色对象。丰岭四大队团支部书记洪国成，前几年为考大学而发奋读书，无心考虑个人问题。他年近三十，才开始想到成家，已是
“高不成，低不就”了。婚姻介绍所替他在另外一个大队物色了一位25岁的女青年。
处理婚姻问题，最困难的莫过于残废青年。五星大队一个女青年，幼年时在一场火灾中不幸烧伤了一只手和一只脚，如今23岁，仍“待字闺中”。提起她的终身大事，父母亲愁眉紧蹙。婚姻介绍所的“红娘”们在未恋青年登记册中发现了一个条件相当的男青年，虽然手有残疾，却十分能干。经过婚姻介绍所介绍的，双方见了面，父母也满意。不久，他们高兴地领了结婚证。
本报记者 张燕
本报通讯员 王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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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论坛
且说这“不宜考虑”
嘉旺
某市长到任不久，接待了一位记者的访问，其中有段对答：
问：“你准备何时接家属来？”
答：“暂未考虑。住房是这城市的一大难题。群众尚未安居乐业，个人安逸与否也不宜考虑”。
一个城市的住房再紧张，也决不会没有市长的“府邸”。可这位市长真有点“不同凡响”，至今宿在办公室、食在机关食堂。此事一时在群众中传为美谈。
共产党人所以胸怀博大，不在于他是“超人”或是“苦行僧”，没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及其妻室之累；而在于共产党人不沉湎于其中，并能够正确处理这类问题与大众利益的关系。必要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前者以成全后者。
这样的人和事，在党的壮丽史册上多不胜举。
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母亲讨饭到军部驻地。因为当时部队处境险恶，吃粮极其困难，焕先同志只和母亲见了一面，便含泪送别了母亲。过了些天，焕先的妻子听说部队断了粮，就把自己讨饭得来的米和鸡蛋送到部队，由焕先同志分给了伤员，而她自己没几天就饿死了。
为了革命大业，吴焕先同志作出如此的牺牲，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这种献身精神，才使我们党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从而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胜利。
经过十年浩劫，在党的形象被一伙蟊贼、败类践踏了的情况下，党依然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维系着人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我们党有着一大批继承了革命传统的党员、干部。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因而在心灵上得到一种慰藉。
问题是：这种革命传统尚未能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得到继承，更确切地说，是被他们逐渐丢掉了。他们谋取“特权”的行径，客观上起着瓦解人们斗志的消极影响。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有鉴于此，象某市长那种旰食宵衣、勤政为民的作风，那种“群众尚未安居乐业，个人安逸与否也不宜考虑”的精神，岂不是应当认真提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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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京的抗大二期四大队部分老同志座谈
怀念董老 回忆延安精神
本报讯 记者品端报道：3月10日上午，应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回忆董必武》文集编写组之请，在京的抗大二期四大队的四十多位老同志，聚集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共叙延安时期董老的革命事迹，回忆当年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表示在新时期继续接受新的考验的决心。
会议原定九时开始，可八点多钟，会议室里早已笑语喧哗。四十多年前的老同学又相见了，不少已是“相见不相识”：“这不是当年延安的第一代演员吗？”“呵！当年篮球场上的猛将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大家高兴地你给我一拳，我紧紧握着你的双手。欢声笑语之中，同志们好象回到了当年宝塔山下，延水之滨，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九时正，座谈会正式开始。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顾问何长工同志主持。这位当年抗大二期四大队第十一队的队长、今日81岁的革命老人，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当年的小青年，现在白发苍苍的老人，今天在一起纪念董老、怀念董老、学习董老，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集会。刘伯承同志曾经说过：“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歌声嘹亮，到处一个样。”就是说，抗大精神，延安精神要遍天下。我们当年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清凉山下，延水河边，现在年老了，不要悲观，我们还要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新的长征！……
当年抗大二期四大队的政治教员吴亮平、王观澜同志在会上介绍了董老的一些事迹。四大队的男女同学代表分别讲了话，有的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会议一直进行到十一点半，大家才余兴未尽地离开了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