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摆脱“左”的影响 调整科技工作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黎崇勋
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科技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形势是好的。但这并不是说科技工作中不存在“左”的影响。为了使我们的科技工作在调整中有所发展，当前很有必要清理一下这些“左”的影响。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调。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把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寄托在基本建设上，忽略了科学技术的作用。直到现在，科学技术部门还是作为一个消费性的事业部门来对待，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比例，每年都是“等米下锅”，影响了科研任务的落实。从上海纺织系统的情况看，二十多年来，由于抓了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强对花色品种的研究开发工作，尽管有一百多家工厂支援内地和本市机电仪表行业，厂房面积减少了十几万平米，纱锭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产值却增长了五倍，劳动生产率提高近三倍，花色品种也不断扩大，并成为目前上海出口产品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长期来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上海纺织工业生产虽然发展了，利润增加了，而科研经费却没有相应增加，一些较大的科研项目和中间试验无法安排，致使目前已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些产品基本上是中档的，消耗高，售价低，缺乏竞争能力。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老厂的技术改造放在应有的地位，我们的纺织产品，以及其他产品，就一定能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其次，在制定科学技术规划的指导方针上，盲目赶超的思想影响比较严重。当然，不是说不要“赶”或“超”，我们的努力目标是要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反对的是那些不顾国情，只从主观愿望出发的盲目的“赶超”。由于这种盲目性造成许多“半拉子”的“长胡子项目”，欲上不能，欲罢不得。这种教训是深刻的。由于我们较少地注意到现实的国民经济水平，忽视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忽视科技队伍的实际状况，不注意从实际出发，结果是片面强调高速度，高起点，带来了高指标，而对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和基础技术考虑不足。如对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有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放在应有的地位，农业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科学技术项目，长期得不到重视，这是科学技术任务安排上的失调。
第三，在布局上强调所谓建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体系涉及科学技术结构的问题，而科学技术结构，应当同国民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如果离开国民经济结构，孤立地谈科学技术体系？就必然会脱离实际。长期以来，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科学技术体系，在概念上是不明确的。中央同地方如何结合？科学院、高等学校同产业部门如何结合？我们整个科学技术力量和机构应该怎样配备和设置？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和规划，于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做法。再加上“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的障碍，造成全国机构重叠、阵线过长、力量分散，“内耗”越来越严重。这是科研机构设置上的失调。
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是要使国民经济有一个新的结构和合理的比例。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科学技术工作应以调整为中心，科技工作的调整不光是科技系统的任务，也是经济管理部门的任务。
第一，要端正科研方针和调整科研任务。
要将科技工作的着重点真正放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上来，对科研任务的安排，不论是长远的或近期的，基础的或应用的，都要明确这一目标，以此作为我们安排计划的总的指导思想。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在布局上应注意这些特点；但从总体看，从发展过程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结合，这是当前调整科技工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第二，要继续搞好扩大研究所自主权的试点，继续积极推行合同制。
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是科技战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重要措施。去年以来，上海部分科研单位进行扩权试点，对促进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目前对科研体制还不可能进行大改大革的情况下，要着重巩固和完善已经进行的扩权和改革，并逐步扩大扩权的试点单位和扩权的范围，使扩权和改革同科技工作的调整相适应。
我们感到，在优先保证国家计划科研任务完成的同时，积极推行合同制，不仅有利于加强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使科研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逐步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补充科研经费的不足，使一部分从事应用和发展研究的单位逐步向企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去年，我们在推行科研单位与企事业单位签订横向合同的同时，还对部分重点科研项目试行了由科委与承担任务的单位签订纵向合同的办法。这种纵向合同加强了承担任务单位的技术经济责任，加快了科研工作的进度。由于纵向合同实质上仍然是带有行政指令性质，较多的是单位对国家承担责任，而单位和个人得益不多，不利于鼓励先进，有些研究所对签订这类合同的积极性还不高。因此要在进一步推行纵向合同中，研究改进这个问题，以更好地体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
在安排纵向合同时，指导思想上要明确优先安排一些密切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科研项目，特别要重点扶植那些投资少、见效快，而又有地方传统特色的项目，以保证纵向合同的签订能更好地符合科技工作调整的方针。
第三，关于科研机构的调整和改革。
大部分从事应用和发展研究的单位，可根据需要和可能，争取同一些经济单位组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逐步从“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和“分级所有制”（指省、市、地、县各级）中解脱出来，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进行调整和组合。大多数从事应用和发展研究的科研单位应该成为一个经济体，逐步形成科研、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的综合体。科技发展要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动力，经济发展需要科研为它提供先进的技术，两者要从体制改革中达到统一。目前的情况是纵横交叉，错综复杂，单靠科研行政部门从组织协作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这种不同的“所有制”的存在，形成各据一方的局面，不打破这些障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难发挥出来。因此我认为可以通过行政干预、政策引导和经济手段，逐步引导他们之间的联系和调整。这是调整中的难题，必须积极而认真地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
为了推动科研与生产的联合，我们感到当前有必要迅速确定一个科研经费在总产值或销售额中合理的比例。建议科研经费实行“双轨制”：一方面，要开辟科研经费的新的渠道，主要经费可由经济部门按比例拨款，每个企业（工厂或公司）都应确定一个科研经费的比例；另一方面，由国家拨款，重点扶植一些带有综合性的、跨部门跨行业的、比较长远的、重大的项目。可实行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办法。现在单纯依靠国家拨款弊病甚多，最突出的弊病是科研、生产“两张皮”，贴不在一起。
第四，改善科研工作的领导，使科学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
为了改革领导管理上的落后状态，建议国家建立科技管理“数据库”，存储大量的科学、技术的分类、统计、成果以及各种国内外的技术情报资料等，以作为组织管理科学技术的资料信息库，随时供全国各部门、各地方调用。地方也应根据情况建立自己的信息库。要建立科学预测和技术政策研究的工作部门，逐渐形成一支为决策部门提供各种方案的咨询和参谋队伍。
第3版()
专栏：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记南京大学副教授张福炎
1979年6月的一天下午，在法国控制数据公司的一幢楼房里，法国的一位计算机专家，正在给15位中国技术人员讲课。当他讲到高速行式打印机走纸系统的加速平台和减速时序原理时，后排站起一个近40岁的细高个子，对正在讲课的专家轻声说：“先生，这一部分讲错了，应该……。”接着，他熟练地在黑板上画下两道波形。
这位专家仔细听完这位听讲者的解说，沉入深思。接着，他说道：“张先生，这门课我已经教了十年了，培养过欧洲和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技术员，这样讲错已经十几次了，他们都没有发现，今天从张先生这里学到知识，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完，他又记下了黑板上的波形。
这位细高个子的人，就是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系统结构教研室主任张福炎。他是应地质部的聘请到法国协助辅导中国技术人员的。地质部从美国在法国的一个分公司进口了两套大型计算机，派出技术人员赴法学习计算机技术，张福炎担任他们的技术顾问。
张福炎同志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对计算机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才能。早在1976年，江苏某公司从国外进口了一台计算机，他就被聘请去给技术人员讲课，参加计算机的验收工作。当时，原五机部老专家王运丰，也被公司请去参加这一验收工作。王运丰从来往资料中发现材料不全，提出“机器可能是旧的”的疑问，嘱咐大家要注意机器质量。张福炎带领硬件组的同志从机器本身查找。白天他们跟外国技术人员一块装机，晚上他们分别对机器逐件检查，把每一块线路板都抽出来比较，测试使用的电子器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也不放过。就这样辛勤工作了二十来天，从查到的大量书面和实物的证据中，证明是一台使用和返修过的旧机器，连主机里面的线路板子都维修过。外商不得不承认是一台旧机器，同意赔偿损失，更换一台新机器。张福炎在这次验收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连外国公司里一个曾获得博士学位的计算机专家，也非常佩服他的才能。
张福炎从1958年开始学计算机。二十多年，他从搞电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了。他曾参加过三台进口计算机的验收与调试工作，培养过多批计算机技术人员，他还参加设计、调试了三台国产计算机。他本来擅长硬件，但对软件部分也下苦功研究，软硬结合，成了他学术上的特点。
张福炎同志治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1970年，江苏无线电厂制造Ｃ3数据处理计算机，张福炎是该机的主要设计人员之一。机器使用三年后，用户提出再加上浮点运算系统。张福炎利用整个暑假，把浮点运算系统设计好，直到投入生产。他搞科研是如此，搞教学同样极端负责。去年上半年，他给79级上系统结构课，这本是他的专长，但每次上课他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讲稿几经修改。课堂上，他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象磁石一样把每个同学都吸引过来，经常有一些高年级学生，跑来听他讲课。张福炎说得好：“作为一个人民教师，首先要把教学搞好，出人才比出科研成果更重要。搞科研是为了丰富提高教学内容和质量，而教学又能充实科研，扩充知识面。”
“业精于勤”，张福炎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刻苦钻研业务。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知识的取得，是靠平时的积累。他善于在一种杂乱的环境中挤出时间学习。前年9月份，第二十九届国际计算机通讯博览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上展出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等国家的计算机设备。当时张福炎正在法国，连续两天都在博览会仔细观察，他与工作人员认真交谈，中午也不休息，为教学和科研搜集了不少资料。
由于张福炎的教学、工作成绩显著，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时年39岁。他常说：“要想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事业搞上去，关键在于踏踏实实地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方延明
第3版()
专栏：
“只有热爱他们，才能转变他们”
——北京阜成路学校关鸿羽老师做后进学生工作的事迹
1979年夏，北京阜成路学校团委副书记关鸿羽被任为七九届高中预备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预备班50名学生，高中升学考试平均只有30分。第一天上课，教室里就很乱，有的学生坐在桌上，有的踏在椅上，一片吵闹声。
关老师从调查研究入手。他和学生谈心，访问学生家庭，了解学生思想、生活情况。关老师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有一次家访时，关老师发现一位女学生家的窗户纸破烂不堪，屋里连电灯泡也没有。原来，这个学生父母双亡，只有姐弟俩生活。关老师当即和同学们一起给她糊好窗户，打扫了房间。以后，关老师又给她买灯泡安上，还送去几件衣服。这位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逐渐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和老师成了知心朋友。
关老师常想，对学生的最大爱护就是使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灵。他经常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英雄人物的故事，讲科学家苦学成材的例子。为了纠正学生唱不健康歌曲的现象，关老师发挥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特长，自编词曲，开展每周一歌的活动。他还利用假日带学生登长城、游公园，欣赏祖国名胜古迹、山川草木，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
关老师常说：“要象爱护嫩芽一样爱护学生的积极性”。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他常表扬好学生，在批评违犯课堂纪律的学生时，也注意分寸，讲究方法。班里有个学生常打架，经过教育，有所进步。但有一次，为了他弟弟同别的孩子的纠葛，又抄起砖头。关老师在严肃批评他的错误的同时肯定了他以前的进步，使这个学生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关鸿羽很注意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教育。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学生爱打篮球，关老师从这一点入手，帮助他们组织篮球队。后来，他们成了班里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
“只有热爱他们，才能转变他们”。从1979年到现在，关鸿羽所带的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乱”班变成了先进班集体，在全校纪律评比中获得了第二名。原来八名受处分的学生撤销了处分，二十多名学生写了入团申请书，四名学生加入了共青团。全班被评为全校爱校集体；团支部被评为先进支部。学生们回顾两年来取得的成绩，都衷心地感激培育他们成长的辛勤的园丁——关鸿羽老师。
马小兰
第3版()
专栏：
他们在为祖国勤奋学习
——中国学者在瑞士
圣诞节的瑞士，白雪皑皑，千山万壑，银装素裹，正是滑雪季节。一辆辆小汽车载着人们，奔赴山区，去度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假期。这是瑞士政府法定的假日。但是，在瑞士进修的近百名中国学者却依然象往常一样，冒着寒风，迎着朝雾，急步赶向实验室，端坐在操作台前，坚守在仪器旁，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他们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忘却了时间的流逝，直到暮色苍茫，才匆匆回到住地。做点简单的饭菜，冲洗一下身躯，消除一天的疲劳；接着又伏案读书，直到夜深人静……这就是中国学者们的假日生活。其实，何止假日如此，一年三百六十天，他们几乎天天都是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度过的。
化学家的工作是艰苦的。要得到一个科学结论，必须做大量的实验，而且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每次实验，从设计到操作，经常持续数日。陈水林和黄永仁是第一批到瑞士进修的中国学者。近两年来，他们一直埋头在实验室工作，从未度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有时中午就是一杯凉水，一个面包，守在仪器旁观察实验。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两个春秋的艰苦努力，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预订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在巴塞尔大学妇科医院进修的曹泽毅，是一位外科大夫。他的导师凯塞尔教授是妇科医院院长、瑞士著名的妇科肿瘤专家，治学严谨，享有盛誉。曹大夫到瑞士不久，由于刻苦学习，苦心钻研，很快就掌握了该院的先进手术技术，而且还做了大量的肿瘤分析实验。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和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得到他的导师的赏识。去年10月，曹大夫被凯塞尔院长破例聘请为该院的主治医生（全院共有三名主治医生）。对于外国进修学者，这是一份不寻常的荣誉。
何起祥、宋鸿林和赵霞飞三人，是在苏黎世高工地质研究所进修的中国地质学者。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习上团结互助。为了收集地质资料，他们经常跋涉在阿尔卑斯山的奇峰异谷之间，一呆就是一二个月。野外的工作是艰苦的，他们的工作区是雪线以下的悬崖峭壁。上面是雪山冰河，下面是万丈深渊。但他们不畏艰难险阻，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短短的一年中，就胜利地做完了四十多个样品的分析。得到了瑞士同行们的赞许。
数学家的确是科学界的“苦行僧”。他们的工作是一项非常艰苦的脑力劳动。在瑞士进修的史松龄、李忠等，终日埋头书桌，悉心研究。早晨很早就走向学校，晚上又自学到深夜，他们就这样辛勤刻苦地学习着。
更可贵的是那些较年轻的研究生。他们首先要过语言关，又要跟班听课，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做博士论文的资格。他们的担子是很重的。在纽沙泰尔大学学习的叶培剑，从来到瑞士第一天起，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攻外语关，他逢人便说，不耻下问，不到半年，已基本能同外国学生一起跟班听四门功课了。韩渝生对专业学习认真踏实，从不轻易放过一分一秒。一次，她由于劳累过度而晕倒，碰伤了额头，导师劝她休息几天，但她第二天就带着淤血的伤口坚持跟班听课了。
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在异国他乡这样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呢？
是党，是祖国，是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牢记着祖国的嘱托，在灯红酒绿的异国都市，眼不迷，心不乱。每当他们走到一起，总要谈谈祖国的变化。祖国四化的步伐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的心与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他们在为祖国勤奋学习。
刘瑞亭 靳仲华
第3版()
专栏：
安徽蚌埠市朝阳路第一小学四年级（乙）班学生在家长支持下，利用假期做飞机模型，开展学科学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文礼摄
第3版()
专栏：
立意在培养 目的在提高
北京市为万名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基础理论知识补课
本报讯 记者王友恭报道：从去年6月份起，北京市对一万多名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基础理论知识补课，并于今年元旦前后进行了测验。从最近揭晓的成绩看，有一半以上的人基础理论知识达到或接近了“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本科毕业生水平，其中高等数学和物理（或化学）两门都在90分以上的有773人。
国务院颁发的《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要求，对不具备规定学历的科技人员，在评定技术职称时“除评议其业务成绩外，还应当对本专业必须的基础理论知识、技术知识和外语程度进行测验”。为了保证技术职称的质量，也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科技人员掌握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北京市科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决定在评定技术职称的过程中，先组织他们认真补习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等基础课，然后再进行考试测验。不少单位把青年科技人员抽调出来脱产复习，并聘请了辅导老师。市文化宫电化教育班和各城区业余大学也都相应地组织了辅导班。市科委还同市广播事业局联合举办了为期四个月的基础理论知识电视辅导。
复习辅导活动开始时，有少数青年科技人员认为这是同自己过不去。后经反复解释，广大青年科技人员认识到这是为四化建设增长技术知识的有效措施，决心把压力当作动力。
测验表明，这批青年是有志气、有毅力的。市计量局13名参加辅导补课的青年科技人员，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初次测验大部分不及格，但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最后在全市统一考试时全部达到及格以上水平。
据悉，市科委认为，这次测验成绩两个科目均在及格分数以上的，可以作为评定助理工程师的依据之一。这次基础知识测验不及格的，决定再给他们两年时间进行补习，然后专门为他们举行统一的基础理论知识测验。
第3版()
专栏：
探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成都市成立“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小组”
为了探索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去年成都市成立了“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由11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比较丰富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团专职干部组成。
研究小组成立半年，除研究了如何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问题外，还集中研究了三个问题：一、当前中学生的思想特点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当前学生思想特点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学生思想特点的异同；二、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学生；三、怎样针对学生思想特点和四化建设的要求，探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