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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要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本报评论员
近几年来，党中央一再号召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迫切的任务。当前，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奋发努力，为实现这两种建设而奋斗。人们期待着作为上层建筑重要部门之一的文艺，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去年二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同志着重指出：“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这就是斯大林讲的，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努力塑造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艺术品去感染人、去陶冶人，努力塑造高尚的灵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人的精神建设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塑造了许多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美好的道德情操、闪烁着先进思想光芒的艺术形象，这些作品帮助我们的党和国家培养了一代新人，树立了一代新风。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肆意摧残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用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封建帮派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使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恶性泛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残害、腐蚀了一代青少年的纯洁的心灵。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较多地强调了物质文明的建设，在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虽然着手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但对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精神面貌方面，措施不够有力。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比较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因此，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有所下降，甚至出现了种种错误思想倾向。虽然这不是主流，但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文艺是诉诸人们感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部好的文艺作品，比如一本好小说、一部好电影、一幅好画、一支好歌曲，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起到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知识和陶冶人们的性情的作用。一部不好的文艺作品，比如一本坏书，一出坏戏，一幅不好的画，或一支不好的歌曲，也会对某些意志薄弱者起不好的作用，助长他们精神颓丧，意志消沉，对社会生活发生消极的影响。这是为许许多多的客观事实所证明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文艺的社会效果是不应该忽视的。我们反对“精神万能”论，但也不能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不要忽视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支柱，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也就没有保证，即使建设起来了，也是难于巩固，这也是为客观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
文艺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体现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培养人们为实现崇高的目标而英勇顽强、百折不回的精神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同时还要同整个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人们的高尚的美学理想和道德情趣。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文艺恢复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在这些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许多文艺作品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鞭挞了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剖析了某些人的丑恶灵魂，使人们从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中，认识了生活，认识了真理。有许多作品直接歌颂了各条战线中的英雄人物，表彰了他们美好的品质和高尚情操，使人们得到了学习的榜样。这些作品正是直接或间接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但也不容否认，有少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不够健康，审美趣味不够高尚，因而社会效果不好，人民群众对这些作品不满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相信，在前进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会得到克服的。
文艺要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政治路线，继续解放思想，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鼓励作家认真实践，大胆探索，提倡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创造出丰富多采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帮助我国人民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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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
——《天云山传奇》随笔
钟惦棐
一
影片《天云山传奇》的951个镜头，11，388英尺胶片全部从银幕上划过去了，而观众还静静地坐着不动。他们是否如导演所预想的，是在为三个女性的命运苦想沉思？还是为这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寻求答案？
如果是前者，那么，他们对知难而退的宋薇，是否会比她对自己谴责更深？而对冯晴岚，是讪笑还是同情？还有那个“桀骜不驯”的周瑜贞，是当做一种“时代病”，还是看做新一代人的觉醒？
《天云山传奇》是当代历史的一个回旋。其时代背景和建国初期的优秀影片《中华女儿》相距不远。可一个流血而不流泪，一个流泪而不流血；一个悲壮，一个沉郁。
观众在影院中能够融入到影片中去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足以引导人们认识其所处的时代的深刻思想内容，和与此相适应的在艺术上的卓越的创造。影片《天云山传奇》在同类题材的影片中显得宏大而不矫饰，深沉而不哀伤。它不讳言作为历史的失着，而又显示出我们党敢于面对严酷的现实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令人“不愉快”的只是历史，只是过去。而令人鼓舞、予人希望的则是清醒的今天和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中国无产阶级具有自己的历史：失败与成功，奔泻与回流，从总体上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它将肯定地作用于中国和世界。
二
影片中所突出描写的几个女性，甚至包括吴遥这个人，可以说，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影片所再现的宋薇，和罗群一样，都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不同的是罗群从延安到国外学习过一段时期，眼界比宋薇开阔些。而宋薇的一切，则是从按部就班中成长起来的。生活里的确有这么一代人，由听从、盲从而屈从。而与此同时，我即组织、我即党和我即一切，却由慢慢滋生到恶性膨胀起来，使党的原则由一个党员服从党变质而为服从某个特殊的个人！因此，服从可以是高尚的品格，也可以是怯懦和愚蠢的行为。用宋薇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这么多年来，我怕犯错误，怕孤立，怕被人瞧不起，我丝毫也没有敢想过独立思考，丝毫也没有呵！”可见独立思考在需要见地之前，更需要勇气。
在天云山发生的事情之所以能称之为“传奇”，冯晴岚是个重要角色。当人们对罗群避之唯恐不远的时刻，她的好友宋薇走了，而她却敢于藐视新的世俗，拒绝向她表示好感的青年技术员，而去天云山教书，去看望那个被“发配”的人，并在风雪茫茫中用板车拉着病中的罗群，以五块钱的“破费”和他结婚。二十年中，罗群写了卷帙浩繁的科学著作，以他当时的处境，没有十倍于此的努力，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说1957年是上苍降灾于罗群，而落在冯晴岚身上的冰雹，则又更甚于罗群。她的晕厥和死，正是这一推理的验证。影片突出一个憨憨厚厚的冯晴岚，不仅作为道德的化身，而且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是足以使一些七尺须眉为之汗颜的。
周瑜贞则是个“初生之犊”，与宋薇适成对照。她习惯于怎么想就怎么说并且怎么作，嘴边不设岗哨，行为不受约束，也就是说，少了个“因袭的重担”，但也就更近于事情的本来面目。
也许有人会从周瑜贞出现在银幕上的打扮——鲜红的羽绒衣，时兴的小帽和咄咄逼人的言词，而斥责这个毛丫头不知天高地厚。这实际上触及了我们的政治标准和审美标准究竟如何。这样，现实生活本身就逼迫我们不能不在周瑜贞和朱科长之间进行选择。这许多年，我们的不幸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少了周瑜贞和多了朱科长，不能不是一个辛酸的教训！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苗头，但真正能够引起警惕的，事实证明为数甚少。
可喜的是周瑜贞这样的毛丫头和愣小子在多起来，当她读完罗群在屈辱中完成的一系列著作之后，便敢于对这个陌生人得出如下的结论：“情操是高尚的，对党是忠诚的，信念是坚定的。”她幼稚，当马车陷入坑洼，罗群竭尽全身力气去推动车轮时，她竟然蹲下来照像，但在对一个人作出评价的时候，她却表现了惊人的成熟。
三
至于罗群，我以为不必为他费去许多笔墨。第一，罗群就是罗群，是一名普通的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他有优点，也有缺点，甚至还有错误，但不是一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多少年来，我们警惕着把敌人引为同志，但却很少警惕把同志当做敌人。近三十年的教训，最惨痛的正在这一点上；第二，作为罗群，亦如许多和他同样遭遇的人一样，对其不幸，持“组织服从”的态度，并且认为“我现在的处境，在和我同样遭遇的人当中，就算是好的了。”事实也是如此，他只看守一个磨坊，连粮食口袋也不用扛，使得他有时间继续从事关于天云山的研究。他说：“我不能浪费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和生命不属于个人，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人永远应持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吗？这同时也证明上述的一点：尽管有人要把同志推向敌人一边，但同志终究还是同志；第三，影片确也如导演谢晋所声明，并没有着意去刻画这个人物，而是刻画了他周围和有关的几个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
这样，我就认为我们应有点时间来剖析一下吴遥这个人。
吴遥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不怀疑。中国之大，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口实陷人于不义，并乘人之危，夺人妻女，肯定不是个别的。如果影片把吴遥描绘为品格低下，思想僵化，就反而容易模糊一般人对历史教训的认识，以为是由于吴遥这样一粒耗子屎，把一锅好汤给毁掉了！吴遥诚不足取，但当时把许多吴遥加在一起，也只能是吴遥，不足以把罗群推向敌人那一边去。实际生活向我们证明：后来给吴遥挂牌子、住牛棚的，不就是吴遥原本所惯用的那一套的极端化吗？此人的大可悲处，在于他竟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我整错过人！我整错过什么人？……我从前领导过多次运动，也确实处理过不少人，但这是必要的，正确的。”这种僵化是出于认识上的不逮，还是保持某种权力的需要，或者兼而有之，这倒真是值得思索的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倾向于影片《燕归来》中对那个党委书记的处理：第一，他率直承认1957年时他对路燕的处理是错误的；第二，他声明这个问题也不是他个人决定得了的。我看这样比较符合事实。提出这点来探讨，并不和实际政治相抵牾，而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思想深度，吴遥顶多只能成为发人深思的“……”，而不是个句号。
四
1980年的中国文艺思潮可谓万花缭绕，既有庄严者在向着现实主义的深度进军，并且不惧闲言和形形色色的干扰，也不乏趋时之作，但求取悦于一时；既有呕心沥血，也有随意为之。影片《天云山传奇》是严肃的。它在从小说改编为电影时，突出了对三个女性的刻画，而把支撑点放在宋薇的往事回忆，也就是自我谴责上，从而讴歌冯晴岚，烘托周瑜贞。
扮演宋薇的演员王馥荔，只消一个吕瑞芬（电影《金光大道》中的女主角），而且只消一场戏（小叔子闹分家的那场戏）便令人魂牵梦绕，使我再也想不出有哪一个表演农村妇女有如她在这个戏中的传神入化。王馥荔之使人感到沉重，实际上是由于她在演剧美学上提出了新的课题，而这个课题正是二十多年前我企图全力去说明的，这就是劳动者的美。从经年的劳动中所提纯出来的韵律、质朴、豪放和坚定。而这些，存在于王馥荔的顾盼、颦蹙、举止之间。我是多么希望她能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农村妇女的画廊呵！这里由王馥荔扮演的宋薇，亦如剧中人所要求的正直和善良，但闪光的地方在哪里呢？她对自己的谴责甚至还是朦胧的。她对周瑜贞所告诉她的一切，还有些近乎事务性的客观调查，连吴遥把她从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叫了回去，为两个不速之客炒菜作饭，也显得是那么平静从容，有条有理。由于时间的跨度大，王馥荔要倒回去表演青年时代的宋薇，在镜头前是有困难的。但为什么不可以使现在的宋薇更具沧桑之感，用以加强时间的距离，并表明她二十年来的心境也并不平静呢？为什么她会在摄影棚里暗自抹去两鬓的微霜，重自我而轻角色呢？指出这一点对著者也是痛苦的，但近数年中的确是有一种市俗美学在侵蚀我们的银幕。这些说来话长，且按下不表。倒是由施建岚扮演的冯晴岚更显得憨厚而内向，尤其是她在水车边会见罗群的那场戏，取笑地问罗群：“坐在哪儿呀！”洒脱大方，显出她此来除了被她称为“傻子”的那个人外，一无所求。洪学敏扮演的周瑜贞是个配角，但是个有着闪光的配角，她演的落拓不羁，心直口快，她为人物设计的两个转身而面对镜头的动作，对于刻画角色是富有魅力的。扮演吴遥的仲星火，初次在银幕上露面时，观众发出轻微的笑声，意思是说“又是你呀！”但这种错觉很快便消失了，这标志着老演员把握角色的能力。
关于石维坚扮演的罗群，我听到了异议，但我以为他仍旧是好的。我倒以为从剧本到导演对这个角色的设计和要求，很有不合理处。第一，他在大车上，为什么要对小凌云说那么许多话，这些话引起周瑜贞的注意和诧异，是颇为生硬的；第二，罗群扛包，步履艰难，作为导演的用意，主要说明他食不果腹，但对一个二十多年一直劳动下来的人，看来反是不贴切的。第三，罗群为妻子买了新棉衣回家，絮絮叨叨显然旨在向观众说明他对妻子的怜爱，以及冯晴岚这些年所过的苦日子，但一件棉衣换了许久，也是颇有违于生活的真实。第四，罗群在乡间劳动，休息时各奔一方，罗群独自躺在土坡下，啃着凉饼子，孩子们反用土块砸他。这样的事，还值得描写么？值得描写的倒正是罗群不能独来独往，而是必须与地富反坏为伍，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说不定反受到他们一点欺负，因为他们究竟是本地人，而罗群作为“发配”者。孩子们知道什么？一个政工干部不能赢得孩子们的欢心甚至热烈追随，只能说明他还不娴此道，而接近群众，经常是从接近孩子开始的。所谓反右斗争并把它扩大到党内，和农民是无关的，和孩子们更是无关的。农民不管这些，因为他们从没有吃过这些人的亏，因而也从未感到有什么必要去赶政治浪头。
但我以为石维坚对罗群这个人物的总体把握还是对头的。罗群的风华正茂，付与了水车锄头，如此二十年，坚强的人只是自己不倒下，但意志的消磨在不同程度上总是有的。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精神状态毕竟是同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相适应的。“罗赶车”有些木然，我以为是真实的木然而并不颓然，罗群能做到的算是已经做到了。
谢晋在不平静之年接受了个不平静的剧本，其双倍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这部影片没有他上一部影片《啊！摇篮》从容，没有那许多精雕细刻，匠心独运，评论者把它付与无言之中，并满怀信心地期待他新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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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深入观察 洞烛幽微
陈传才
有的作家这么说：“只要写自己熟悉的，作品就能真切、深刻。”这话不错。但细加思索，又觉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同是写自己熟悉的，有的达到了真切、深刻的程度，有的却未必能达到。因为作家在动笔之前，不仅要谙熟所写的事物，而且必须对所谙熟的事物静观默想，洞烛幽微。如果作家缺乏细致的观察和深沉的思索，即便是写自己熟悉的，也不见得有独特、深刻的发现与创造。
例如在过去的画家中，画兰竹的何止千百，然而郑板桥的成就却最高。奥秘在哪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画家不惜在观察和思考上呕心沥血。为了揣摩竹子的特点，体察竹子的各种形态，绘出竹子的不同神韵气势，他养成一种竹癖，并在不同的季节和时辰，对它们进行细察：夏天，他放一竹床于竹林之中，卧着看新竹的生长；深秋，他用竹子作窗棂，观看纸窗外一片竹影凌乱的天然图画。正是通过多方面的透彻的观察和思索，他描绘的兰竹千姿百态，达到了神工独运，意境深远的境界。如同他所写的诗云：“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为凤为龙上九天，染遍云霞看新绿。”
郑板桥的艺术实践说明，画家胸中的“十万竿”，是靠旷日持久的观察和思考得来的；如果胸中不曾有“十万竿”的深切感受，又哪能描绘出形态各异、多姿多彩的兰竹呢？
这个问题，对以写人和人的性格、命运为中心的作家来说，尤其重要。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既带阶级性，又存在某种共同人性；人的个性、情感、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复杂，人与人的关系也会随着生活的变动而发生微妙的变化。作家对人和人生真谛的观察和探求，必须在深入上下功夫。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每一个都是一副“社会相”，真实、活脱、蕴藉，正是得力于他对旧时代形形色色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透辟洞察，因而他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从扑朔迷离的人生命运中，深邃地画出各具时代特征的不同人的灵魂。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家的社会经验越丰富，他的见解就越高，他的精神的视野就越广，他就越能清楚地看见世界上什么跟什么相毗连，以及这些彼此接近和毗连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因而，也就越能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这个问题，对今天处于伟大变革时期的作家来说，其意义更加重大。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除旧布新的急遽变化。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人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精神风貌，出现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整个社会生活节奏，也比过去大大加快了。面对生活急遽变化的新时期，作家不能满足于已经熟悉的事物，必须进一步了解那些还不熟悉的事物。即使过去熟悉的事物，也仍需要深入观察、继续探求，才能突破原来的认识水准，力求有更深刻的发现和创新。为此，作家要以挚爱人民和执着追求真理的饱满激情，关注生活中的重大变革，不断探测人们心灵正在产生的复杂变化，经过艺术的筛选和冶炼，创造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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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全国青年美展的几幅油画
刘迅
我国的油画是一门新兴的艺术，它从西欧传入只有约百年的历史。它的短暂的历史又经历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但是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年轻的油画家们却显露出了聪明才智。中国的油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展出中有许多表现青年生活的油画作品，引人深思。我们可以感到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好象在发出豪迈的声音：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忠于自己的事业，努力认真而愉快地工作，象《孺子牛》（作者葛运波）这幅作品描绘了一个年轻的送煤球工人，在白色的雪的街景中，背着沉重的煤球，满脸都是煤的污染，但他的心情却是愉快的。画面上那黑与白的色调对比，象青年人的心一样的纯朴。《生命的光》（作者王嘉陵）、《有志者》（作者艾轩）描绘了青年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学习，表现了一代青年要为四化积累知识的坚强毅力。《不倒的红旗》（作者李蕾）则表现了青年一代英勇奋战，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在青年画家们的作品中，也没有忘记十年浩劫时期给人民心灵上所造成的伤痕。如《再见吧！小路》（作者王川）对青年人走在人生坎坷道路上的复杂的心思，作了深刻的反映。她在沉思，在回忆，在探索。已走过的路，不必留恋；未来的路是什么呢？
林彪、江青这一帮政治恶棍，在妄图实现他们野心的同时，使整个一代青年的身心受到极为残酷的摧残，把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青年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高尚情操败坏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在《晚年》（作者李慧昂）这幅画里，使人十分难过地看到一个老妇晚年的不幸境遇。从画面细节描绘，如双人床、孩子骑的三轮车玩具、洗衣盆里五颜六色的衣服等等，可以看出老人是在自己（生活水平还可以）的儿女家中，老人坐在床上想着这几乎无法承担的繁重家务劳动，叹息着这风烛残年的命运。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的确有一些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快乐，而把赡养父母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年轻的画家不仅同情这些被遗忘的老人，而且也无情地鞭笞了某些人自私的肮脏的灵魂，虽然这种潜在的含义并没有直接表现在画面上。
《舍得一身剐》（作者李斌、陈宜明）忠实地处理了一个复杂的矛盾场面：“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群“红卫兵”“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的场景：有的近于歇斯底里地朗诵；有的则横眉怒对，……这一群被林彪、江青野心家愚弄的天真青年，幼稚地相信“精神万能”，念几句语录，彭德怀同志就会被打倒。而彭德怀同志在这样闹剧似的喧嚣声中，他能说些什么？他对于野心家们内心充满忿怒，对年轻人的幼稚又感到难过。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判决，再看看这幅作品，历史是多么无情！年轻人，在自己走过的道路上，你留下了一些什么足迹，得出了一些什么有益的教训？
野心家们愚弄青年只能是暂时的；甚至在被愚弄的同时就使人们开始产生了觉悟的萌芽，这是历史的辩证法。《禁锢年代》（作者李全武）描绘一个“红卫兵”查抄“反动学术权威”家的情景。所谓封资修的“黑书”布满了整个画面，“小将”查抄时深信不疑地认为所有的书都是“毒草”，可是当他打开这些书仔细翻阅时，却被书的内容所吸引，聚精会神地专注地阅读起来了，这真是对历史的嘲弄。
人，是我们这个日行八万里的星球上最宝贵的财富，包含着一切美的总和。自从人类出现了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以后，一切先进人物都为着恢复人的美和崇高的尊严而作了极为艰巨（甚至贡献出自己生命）的斗争。这种美和人的尊严所包括的内在含义，只是随着人类科学文化、道德教养和阶级变动而有所不同和深化而已。因此任何时代任何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自称的和冒牌的），为着人，为着人民，无不在苦恼、探索、希望和追求。
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艺术的特质。如果文学艺术不去描绘人，人的命运，那也就没有艺术了。即使在风景静物的描绘中，虽然在画面上没有直接出现人（风景画中的人物点景不能算人物形象的描绘），但仍然是反映人的思想情绪和审美的观点。
当然，艺术的题材不可能决定作品的质量和社会意义。艺术是需要通过自己特有的手段，深刻塑造形象给人以感染，才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达到她自己所可能达到的目的。揭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伤痕、污秽，如果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时代某些侧面的本质，这些作品就可以发人深省，从而唤起新的斗争力量。艺术家应当努力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如果说逝去的几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深刻地塑造了自己的英雄人物，从而创立了自己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峰；那么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就应当而且是必然地有自己的艺术高峰。这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家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年轻的艺术家所应当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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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什艾提卡尔广场的印象〔油画〕
——选自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赵拓 易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