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访问记
她，始终没有被征服
——访革命老前辈帅孟奇同志
我曾经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读过《女共产党员》一书；最近，我怀着同样的心情，访问了书中记叙的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家、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春，在惨绝人寰的“马日事变”以后，湖南的天空，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了三湘四水，到处是反动派的屠刀，到处是革命者的鲜血。就在这风狂雨骤的茫茫黑暗中，“没有被征服、没有被杀绝”的共产党员中的一位年轻女同志，艰难地奔波在从汉寿到汉口的泥泞路上。她，为了去寻找党的组织，不顾反动军阀的追捕，不顾到处张榜悬赏缉拿她的布告，一身乞丐打扮，夜行晓宿，常常是一夜赶一百多里路……她，就是当年湖南省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被称为“汉寿四大金刚”之一的帅孟奇同志，也就是现在我正访问着的这位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大家崇敬的老革命家帅孟奇大姐。
就从这里，帅大姐开始对往事的回忆：
1926年我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第二年的5月21日便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派对共产党实行“宁肯错杀一千，不要走漏一个”的血腥政策，不少同志被捕、被杀。我受县委的派遣，从汉寿经长沙、沙市，坐船去汉口找党。尽管周围的政治环境和自然气候是那样的恶劣，我的心里却怀着一团火，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能找到党，找到了党，就有了希望。当时我什么都不怕，经过不少曲折，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向警予大姐，找到了党组织。
不久，汪精卫也叛变了。向警予大姐告诉我，党决定让我到苏联去学习。我有些犹豫，我识字不多，怎么能到苏联去学习呢？向大姐亲切地对我说：党的工作需要文化，将来的建设需要文化，党是让你去为革命学习，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学习。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我克服了自卑感，于1928年到了苏联。
1930年回国以后，我主要在工厂做工，发展党的组织。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抗日运动，摧残进步势力，疯狂逮捕、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受到很大挫折。再加上资本家对工人们的剥削很重，我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我们每天要做12小时的工，下工以后，再做地下工作。还有些同志找不到工作，经常没饭吃。当时，党没有执政，不能象现在这样给大家发工资。我们不仅要靠自己做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还要交党费，还要帮助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志。我们常常是早晨一个大饼，一碗不放糖的豆浆；有时一天吃一餐饭，有时连一餐饭也吃不上。这些，都没有动摇我们的革命信心，我们坚信，共产党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抗日的胜利，一定能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我问帅大姐，自她参加共产党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个人作出了哪些牺牲。
帅大姐郑重地回答说：
自我入党的那天起，就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马日事变”后，我为了到汉口找党，把唯一的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丢在家里，反动派不让我的母亲抚养孩子，把她交给了孤儿院。1932年，我在上海被捕以后，反动派为了斩草除根，竟狠毒地将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毒死。我母亲因此而急疯。我的父亲也因受我的牵连，被湖南军阀驱逐出湖南。我的爱人是建党初期入党的，很早就到苏联学习去了，我们分别达12年之久。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我无期徒刑以后，外界传说我已经死了。我爱人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后，另外建立了家庭。为了党的事业，我牺牲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和家庭；被捕以后，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为了保护革命同志，我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说到帅大姐的被捕，我想起了《女共产党员》一书中记叙的一些情节：
1932年秋，帅大姐在上海领导纱厂女工进行罢工斗争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对帅大姐施用了种种毒刑，折磨坏了她的左眼，折断了她的右腿骨，敲掉了她的大部分牙齿，全身布满了伤痕。但帅大姐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反动派对她施展各种诱降、劝降的伎俩，都遭到她的怒斥。她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巍然正气，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令人气愤的是，十年浩劫中，帅大姐竟被康生点名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投进监狱达七年之久。那本记叙帅大姐狱中斗争事迹的《女共产党员》一书，也被当作帅大姐“欺骗”、“毒害”青年的“罪证”。紧跟林彪、江青的一伙丑类，竟把这本书卷成一个纸筒，朝帅大姐的右眼上打，在狱中还用强烈的灯光刺激，致使帅大姐的右眼也失去了光明。
谈起十年浩劫这段历史，帅大姐激愤地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这个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就叫“靠边站”了，可我的思想并没有靠边站。我听说，彭老总在寒冬腊月穿着单薄的衣服，被“造反派”反绑着双手，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流下的鼻涕被冻成了冰凌，我的心如刀绞。我听说，“造反派”要给陈老总戴高帽，贺老总被整得不知去向。我还听说，中南海里开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同志的会……说着说着，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泣不成声。在连续两次长达四、五小时的访问中，谈到她自己家庭和亲友的不幸，谈到她自己所遭到的种种残酷刑罚时，她都没有流泪。此刻，谈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端遭难，她哭了，哭得那样动情，那样悲愤！
“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有功之臣呵！”帅大姐在悲愤中大声喊出了这句震人心弦的话。
稍事休息以后，帅大姐慢慢恢复了平静，继续说：
我当时就想，共产党是为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这些专整好人的人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坚持和他们斗！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我常常以夏明翰同志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鼓舞自己。在十年浩劫中被关押时，我天天背诵毛主席、朱老总、董老、陈毅等同志的诗来激励自己。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诱使我投降叛变，我痛斥他们，我不怕死！这次，我却怀着无论如何也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念，经常告诫自己要顶住，决不能自杀。我在监狱里一有机会就偷偷练“八段锦”。管监牢的人发现以后说我这也是
“反动”，还想“东山再起”。我想：我就是要练好身体，我要看到他们的下场，我还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听到这里，帅大姐的形象在我面前更加高大了，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对这位可敬的大姐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时，你才三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有多少美好的事还没有来得及作，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想，你却处处无所畏惧地向敌人挑战：“要杀，要剐，听便！”而在被林彪、“四人帮”投进监狱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那冬不避寒，夏不通风，恶劣的食物，无休止的批斗，胃病、肠炎、全身浮肿等多种疾病同时袭来的监狱生活中，反而有这样强烈的生的愿望呢？
帅大姐笑笑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三十年代初，我们党在社会上还是少数，很多人还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共产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也一再诬蔑共产党，丑化共产主义，逼迫我们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种时候，我们共产党员就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决心，有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气概。这样，既可以坚定狱中其他同志的斗志，也可以教育广大的人民，从而和我们一起信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倒下去，将会有一百个、一千个人自愿加入我们党，党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何惜一死呢？而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他们虽然能蒙蔽一部分群众，但肯定是不能持久的。因而，我要抗住他们的折磨，不能轻易地死去。我相信，我一定能看到他们的下场。现在不是都兑现了吗？
帅大姐说到这里，止不住笑了，她笑得那样自然，那样安详，就象何香凝老人赠给她的画幅上那静静开放的梅花一样。
访问结束了，我紧紧握着这位革命老人的双手，长时间地凝视着她。我发现，在这位穿着布衣、布鞋，外表的一切是那么朴素无华的革命老人心里，蕴藏着多么丰富的、熠熠闪光的革命传统的宝藏；在她那纤弱的身躯里，却有着多么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信仰呵！
本报记者 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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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活着就要做一名社会的公仆
——爸爸许建国的教诲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杜新民 杜安棣
爸爸生前所常说的话：“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就要为国图强，为民造福，就要作一名社会的公仆。”爸爸也正是这样以他五十五年的斗争经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早在1916年，爸爸刚刚年满十二岁就来到安源煤矿学徒。在那里，他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熏陶。在震惊中外的安源煤矿三次大罢工中，爸爸又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23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北伐战争开始后，爸爸担任了湘潭县武装纠察队长。他每天走乡串户宣传马列主义，动员广大工农拿起枪杆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爸爸于1929年7月被捕。在长沙陆军监狱关押期间，爸爸和狱中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与敌人展开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0年红军攻下了长沙，爸爸才被解救出来，参加了红三军团。然而偏偏是爸爸这段光荣的狱中斗争经历，却成了后来江青罗织罪名诬陷爸爸是“叛徒”的“罪证”。他们如此颠倒黑白、混淆功罪，怎不令人发指！
在长征中，爸爸始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当长征到达川北毛尔盖，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妄图谋害毛主席。在这紧急关头，爸爸在彭老总的亲自指挥下，率领一个手枪排寸步不离地守卫在毛主席身边，直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脱离险区安全到达三军团司令部。“西安事变”期间，爸爸担任一军团保卫局长，他随同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爸爸战斗在华北地区情报保卫工作的第一线。全国解放前夕，爸爸先后随军接管了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市。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期间，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乱摊子整顿得秩序井然。
全国解放以后，爸爸先后担任了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公安局长等职务。1959年以后，又连续八年出任驻外大使。在这十几年中，爸爸的职务变了，生活环境变了，但他一切为人民着想的思想没有变；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品德没有变。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爸爸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把党的工作，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记得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很乱，暗藏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猖狂。为了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证，爸爸一连几个月没有回过家。当时，妈妈正在北京学习，家里只有我们六个孩子，我们是多么需要爸爸能回来看看我们呀！事后听叔叔们讲，在那些日子里，爸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亲自调查敌情动态，指导工作，作出处理决定，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整顿了城市秩序。
爸爸常说：“我们只有经常和人民在一起，才能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一有时间就到工厂、里弄、郊区农村和群众促膝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上海解放初期，有些工厂对工人还实行“搜身制”，爸爸听到后十分气愤地说：“现在工人当家做主人了，怎么还搜身？”他亲自下厂调查，及时通报全市所有工厂一律取缔搜身作法，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在爸爸分管地区里弄工作的一个时期，他经常走访里弄居民。一次，在静安区爸爸看到一家居民生活困难，几个孩子入冬还穿着单衣，当即取出身边的三十元钱交给孩子的母亲，叫她赶快给孩子添置棉衣；并指示市、区民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社会救济工作。
执法守法，才能取信于民
爸爸一贯奉公守法，坚决反对封建特权，哪怕是自己的亲友犯了错误，爸爸也同样执法不阿。在上海期间，我们的一个堂哥一度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青年混在一起，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长，不把民警放在眼里。爸爸知道后把他找来，训斥了一顿，然后让他自己去派出所交代问题；同时，亲自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我们是执法者，必须带头守法；如果执法违法，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子就越要从严处理。”在爸爸的坚持下，把他送进了管教所。事后，爸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你们就可以高人一等，你们也是社会的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时尽管我们还很小，但这几句话却始终记着。1958年，大哥准备考大学，爸爸的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爸爸知道后立即制止，并批评秘书说：“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去做工嘛！”五年后，大哥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了，那时爸爸妈妈已经出国了，我们弟妹五个多么希望大哥能留在我们身边呀！我们联名给爸爸去信，请求爸爸和有关方面讲一下，在分配上作些照顾。爸爸在回信中严肃地批评了我们，教育我们当个人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这样，大哥按照国家的需要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
只有工作义务 没有伸手权利
爸爸在多年生活中始终保持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我们只有为人民工作的义务，没有向人民伸手的权利。”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的三次搬家。1952年，我们初到上海，市委安排我们到原来宋子文住过的公馆去住。爸爸一听就连连摇头说：“昨天才赶跑了宋子文，今天我们又住进去，老百姓该怎样看待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呢？”于是我们就和另一位干部挤在一幢房子里。那个干部很不安，要把整幢房子让给我们住，爸爸嗔怪他说：“你要搬走，我们也不住在这里。”不久，我们搬到了荣昌路60号，市委为了保障爸爸的安全，安排了警卫站岗，爸爸坚持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我搞的是公安工作，有了门岗，人民有事就找不到我了。”院里的房子比较多，爸爸就把会议室腾出来做为公安干警活动的小俱乐部。后来，索性搬到康平路，把原来的住房改做幼儿园。1958年，市委提出领导干部和工人同住的号召，爸爸不等工人新村全部竣工，就全家搬进了东庙二村。随着住房的越搬越小，爸爸和人民的心却越贴越近了。
生活向低标准看齐，爸爸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建国初期，干部待遇还实行供给制，爸爸总是嘱咐管理员不要铺张浪费，每顿饭只能一荤、一素、一汤，不许多加菜。尽管如此，月底爸爸还要把账单拿来过目，看有没有不合理的花销。所以全家每月开销总比规定的数字要低。当中央作出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的决定下发后，爸爸主动要求，除扣掉规定中应扣除的部分外，再把他的五级工资按六级下发，直到调离上海工资始终没有变过。尽管爸爸时时处处都很注意克己奉公，但心中还觉得自己为人民尽的义务太少，而人民给自己的待遇过高了。
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是爸爸的一贯作风。听叔叔们讲在国外工作期间，逢年过节，爸爸总要亲自下厨房操作，把厨师、司机、公务员都请来吃饭，爸爸说：“你们平时太辛苦了，过节你们应该休息了。”爸爸亲自动手带领使馆人员修建球场、组织假日活动，活跃职工生活，并在房后空地栽瓜种豆，和外国花匠一起修整草坪、果树，他们对爸爸说：“我们到过许多使馆，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大使。”
你们要向工农子弟学习
爸爸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来没有娇纵过。尤其在爸爸出国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机会更少了，对我们的教育也抓得越紧。爸爸规定我们每个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能超过15元，衣食要简朴，不能浪费。记得有一次全家在吃早饭，不满十岁的弟弟把一大截红薯头扔掉了，爸爸说：“你们不要因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脚，我们长征过草地时连皮带全吃光了，为了坚持斗争，我们把前面走过的同志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粒都一粒一粒地拣出来，洗一洗再充饥，这块红薯都咽不下去了吗？你们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爸爸在国外工作八年，从没给我们买过什么贵重物品。一次，哥哥、姐姐提出让爸爸从国外给买手表，爸爸听过后，指着手上的上海表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一块国产的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你们也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很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懂得爸爸是对的，从此再没有提过从国外要东西了。
爸爸不但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他自己也经常用先烈的事迹鞭策自己。记得在爸爸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支美制小口径步枪，枪管已失去法兰的光亮，枪托的油漆也失去了本色。爸爸经常把它取下来擦拭，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爸爸一定又在回忆往事了。我们听爸爸讲过，枪的主人是爸爸身边的一个年轻通讯员，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当爸爸找到他时，枪还紧紧地抱在胸前。为了纪念他，这支枪就再也没有离开爸爸身边。这个故事我们已听爸爸说过多少遍，每讲到最后，他总要加一句：“活着的人如果不加倍工作，又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呢！”
关进了关敌人的监狱
由于爸爸多年从事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使他掌握了江青和康生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给他们以可乘之机，他们以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黑调查”的罪名，把爸爸投进了监狱。记得那是1968年3月12日，爸爸在机关已被“群众专政”了一个多月，那天，妈妈送去衣物时，发现爸爸不在了，只听说被一伙“身分不明”的人带去了。我们全家人四处打探，然而却象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就这样，在期待和失望中我们度过了四个春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我们的多次要求下，1972年7月，终于见到爸爸。当时，我们简直不相信这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他和我们记忆中那刚毅、爽朗，性格豪放的爸爸已判若二人。多少要说的话一下子全忘了，我们再也忍不住大滴大滴地落下泪来。爸爸却镇静如常，拍拍我们的肩膀，询问我们的情况，当听说我们弟妹四人全在农村插队时，他摸了摸弟弟的头说：“没有什么要不得！种田也是革命嘛！”当从爸爸嘴里知道这里就是秦城监狱时，我们越发糊涂了。爸爸干了一辈子的公安保卫工作，今天却被关进了关敌人的监狱！望着眼前那不足六平方米的牢房，我们实在不能想象爸爸这样一位转战南北、驰骋疆场的老战士，如今被囚禁在这个“火柴盒”里。在以后的几次探视中，我们了解到：爸爸为了将来能继续为党工作，每天坚持做几遍自己编的广播操，坚持在屋子当中不到二米的空间走上几百圈，从不间断身体锻炼，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他的，真理和正义一定会战胜伪善和邪恶。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1975年，爸爸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实行
“流放管制”。起初叫他住在六安地区医院里，不准爸爸讲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但隐姓埋名并不能成为阻碍爸爸和群众联系的鸿沟，工人、农民、医生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在地委招待所居住期间，他的房间里也经常有许多人，而当中大多数来客是四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之间无所不谈，从庄稼的长势到家庭中婆媳关系；从当时农村中的政策到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爸爸总是专心致志地听着。谈话的人们忘记了这个没有名姓的人，是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都亲热地叫他“老红军”。爸爸的身上也确实有一股老红军的传统作风，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他看到招待所的电灯经常白天亮着，就主动当起“灯官”；看到公用厕所的抽水马桶堵了，就自己动手去修；事无巨细，凡是看在眼里的就都要管起来。
在“流放管制”期间，爸爸花费时间最多的还是学习。他订阅了大量的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我们清理爸爸的遗物中发现他读过的马列全集的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我们明白爸爸这样关心时事、关心民情，这样孜孜不倦地学习，是为了党和人民需要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一天，不要辜负了人民的期望。但长期的监禁生活，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严重损害了爸爸的健康。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经常感到气憋胸闷，但是由于我们都不在身边，谁也没有发现这已经是肺癌的症状。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爸爸一连几夜没有入睡，他首先给党中央写出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他还觉得自己有充沛的精力，还可以为人民继续工作，也许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权利了。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我被剥夺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九年了，如今总算看到了希望……。”但，事情远不及爸爸所想的那么简单，“四人帮”倒台了，他们的流毒并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而爸爸的病情却日益沉重起来，由于缺少起码的医疗条件，癌细胞开始在爸爸体内扩散，等到医院确诊时，已为时太晚了。爸爸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国家大局，他不让我们在他身边久留，催我们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在1977年9月26日，爸爸的病危通知书发下以后，爸爸还不同意妈妈给我们拍电报，怕我们为此而耽误了工作。待我们赶到时，爸爸已奄奄一息了。没有等到把“四人帮”强加给他的罪名澄清，就含冤饮恨离开了人世。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相信我，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两年后的春天，历史为爸爸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如今，爸爸的音容笑貌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爸爸的谆谆教诲我们再也听不着了，但是爸爸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崇高品德；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为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