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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
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
谭冰若
编者按：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扩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艺术视野，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包括音乐欣赏）能力，是我们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前，音乐界和群众中，对如何对待交响乐，如何看待流行歌曲，如何评价新近创作的一些抒情歌曲和某些演员的演唱风格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议论。本文就音乐领域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准备就当前国内音乐创作和表演中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展开讨论，希望音乐界和广大音乐爱好者发表意见。
近年来，在国内音乐生活中，关于流行音乐的问题引起了注视，尤其在如何对待“港台时代曲”、如何评论新近创作的一些抒情歌曲以及某些演员的演唱风格等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这种艺术争鸣是正常的。流行音乐在社会上掀起层层热浪，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群众对一种易于接受的轻松活泼的音乐形式的喜好，它是否应在今日社会主义的音乐生活中取得一定的地位，可以说是问题的焦点之一，解放以来的多次争论，都未得到统一。
在古今中外音乐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新旧风格的过渡或交融的年代里，类似当前的流行音乐之争是无不存在的。如在中世纪，走江湖的流浪艺人演奏的“舞歌”（常用一段慢板和加以变奏的快板组成的器乐曲）一类的音乐，其地位很接近今日的流行音乐。由于它“面向生活”而与“走向彼岸”的宗教思想相对立，因而被看作“魔鬼的工具”而遭横加谴责；当十七、八世纪的欧洲音乐舞台盛行以神话和宫廷生活为内容的正歌剧时，意大利的喜歌剧、法国的集市歌剧、德国的歌唱剧、英国的乞丐歌剧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后来还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喜歌剧之争”。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喜歌剧也很接近今日的流行音乐剧。上述历史时期的音乐，其共同特点是：生活气息浓厚，形式生动活泼，浅显易懂，有十分广泛的群众性。诚然，群众喜爱的音乐不一定全是高尚的艺术品，其中也有不少粗制滥造的东西，甚至糟粕的毒品。但许多事实证明，凡具有活力的东西，必有其合理的因素，流行音乐之所以受到群众的欢迎，也必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二十世纪以来，有不少音乐家已经开始认识和重视流行音乐，如美国的格什温和法国的拉威尔都把爵士音乐应用到他们的管弦乐作品中；著名的美国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写了许多流行音乐、他的代表作《魂断城西》，就是一部很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剧。种种事实表明，流行音乐并不是面目狰狞的群妖猛兽，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音乐潮流，它已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听众，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所喜爱的音乐形式。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由于流行音乐中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兼收的复杂情况，因而需要慎重地因势利导，使它成为一种有益于人民的音乐，使之得到健康的发展。
当前关于流行音乐的争论，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矛盾。其一，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认识不一致。流行音乐，由于娱乐性强，容易产生消极因素，例如常常渗进颓废的思想意识，结合低级庸俗的社会风气，而变成资本化的商品音乐。然而流行音乐也有曲调优美，节奏丰富，形式生动，易于上口等许多优点。但在思想内容上，流行音乐是否也同样有积极与消极、精华与糟粕之分呢？我认为应该是肯定的。就举西方五十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摇滚音乐为例，它既有庸俗无聊、色情淫秽的内容，也有内容深刻甚至表达人民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歌曲”。前者的例子不胜枚举，随手可得；至于后者，却很少被人注意。如在六十年代，过去为人所不齿的摇滚乐歌手曾手拿六弦琴高唱“人们要多少次抬头仰望，才能看见青天？有些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民呼声一片？要死去多少人，他们才会知道死的人已经太多，何止万万千千……这答案正在风中飚掀”。这类歌曲不但代表人民提出了一连串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且也促进了当时整个流行音乐的内容和风格的一次深刻转变。
在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祸，也使无数日本青年作了军国主义的殉葬品，正义的流行歌手用他们的歌声提醒今日的日本人民要牢记这个历史的教训，著名流行歌手西冈塔卡西演唱的《这是我们的道路吗？》《与幻想的翅膀在火焰中共同消失》等歌曲，用深刻的诗句和感人的音乐，控诉了侵略战争的罪恶，他悲愤地唱道：“踏进这座光辉灿烂的森林，连青春力量的碎片也消失净尽，剩下的不过是断木残草……”他又以动人的歌声呼唤：“啊，不行啊！这样的世界，我不想再看到啊！”毫无疑问，这样的流行音乐必然会在今日广大日本人民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正义的情感。
这样的例子虽然在流行音乐中占据的比例不多，但数量并不少，这就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假如我们在内容上对流行音乐认真加以改造和引导，这种形式不但可以存在，而且还会产生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效果的。对此，我们是否有对流行音乐作重新认识的必要呢？
其二，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矛盾。音乐艺术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人们由于艺术修养、兴趣爱好的不同，必然引起对音乐欣赏的要求和趣味的差异。强求一律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些专业音乐工作者或致力于革命音乐创作，或致力于古典严肃音乐的研究，他们对祖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设想和抱负，但有些人出于善良的愿望，往往对流行音乐抱着固有的成见，一律视为糟粕，不加研究，不加分析，不了解青年的特点，不理解群众的喜恶，用自己习惯了的欣赏口味来要求听众，这样，他们与群众间的鸿沟出现了。作为对立的另一方面，很多群众对流行音乐有盲目的看法，长期的文化专制造成了他们今天的如饥似渴。以至把流行音乐，甚至流行音乐中的某些格调不高的音乐当作音乐艺术中唯一的最高级的东西。视野狭窄了，欣赏水平停滞了，音乐艺术宝库中还有无数瑰丽绚烂的珍宝，在他们面前竟是一片空白。在这个矛盾中，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音乐知识的普及教育问题，一个是应如何介绍流行音乐，把真正好的流行音乐介绍给广大群众。高深的东西需要启导，例如对古典严肃音乐的欣赏，需要有些必要的准备知识，如作家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音乐的形式结构、曲调、节奏、和声、音色的特点，要做好这个工作就需要细水长流地进行普及工作。在介绍流行音乐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的歌唱家和作曲家有积极接近群众的好的一面，但往往忘记他们的社会责任，忘记自己肩负着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艺术修养的神圣职责。即使对流行音乐的借鉴，也应是其中健康的艺术性，而不是以庸俗的模仿来换取廉价的掌声。优秀的流行音乐并不是粗制滥造的，它们都不断地从民间吸取新的旋律和节奏因素，使音乐日臻丰富精美，伴奏处理得更加生动活泼，随着电子音乐的出现，他们在制作录音唱片时，还要在工作室里进行许许多多的反复实验，他们为扩大流行音乐的表现力下了许多功夫。探索难免遭到失败和非议，但总比模仿抄袭有出息。有些演唱者也有这个问题，近来似乎时兴手持话筒演唱，这在三十年代，美国歌手平·克劳斯贝就开始采用，目的是通过话筒控制技术，造出各种新的微妙的音响效果，加强艺术感染力。而我们某些演员手拿话筒，但好象目的性并不明确，因此，除了给人以哗众取宠的表面效果外，好象别无其他意义。更有一些演员，原有很好的声音条件，已自成一格，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他们不是下苦功深入探索研究，提高自己的现有水平，而是为赶时髦，图方便，去追求某种听腻了的，千篇一律的流行风格，其实流行音乐的演唱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也要求高度的艺术性。盲目地仿效和迎合，将会走向死胡同而难以自拔。
因此，我们在承认流行音乐在音乐领域内的应有地位的同时，还要对其发展和改造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目标，抱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断扩大他们的视野，努力提高人民音乐水平和鉴赏能力，这样才会使流行音乐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其三，是对流行音乐各种不同社会属性的认识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音乐是明显带有商品性的。歌星演唱，出版商销售，都以赚钱赢利为目的，那些色情淫秽的东西姑且勿论，仅那些内容较好的流行音乐，也难免沾有金钱的痕迹。而我们所提倡的流行音乐，是以培养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陶冶人民健康情操为目标的。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概念，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是模糊的，两者往往混为一谈，结论却各自相异：或者不论青红皂白，斥之为“一路货色”而加以抵制，或者不顾社会影响，视之为谋利手段而用来招徕观众。我们应当坚决反对那种置人民精神文明于不顾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从作品内容到演出台风都应注意这些问题。最近，看到有些打击乐的表演，他们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如何用节奏来体现和传达乐曲的神韵，有的甚至鼓点都没有打准确，但模仿西方某些低级的流行乐团那种摇头摆尾、挤眉弄眼的表面功夫，以此刺激观众。这样的表演，丝毫无助于乐曲意境的表达，对提高观众的音乐欣赏能力和趣味也是无益的。
对于流行音乐，一味排斥固然错误，但不加引导同样有害。应该让广大群众了解，港台流行曲仅是流行音乐中并不显眼的一小部分，而流行音乐也不过是整个音乐领域中的一部分。在音乐艺术的百花园里，它仅是小小的一束。现实的劳动和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人类的精神文明是历史悠久的，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必然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更加美丽，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将越来越多，也必然需要各种各样的音乐。各类音乐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民族民间音乐是发展我们祖国音乐文化的重要基础；革命传统音乐唤起我们积极改造世界的精神；古典严肃音乐积累了各历史时代人类宝贵的深刻的思想；而流行音乐则敏锐地反映了人民当前的生活现实，并以清新的风格和生动活泼的形式，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各种音乐都应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祖国的百花园培植出千姿百态的美丽花朵来！（原载1981年2月18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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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文学真实二议
韩瑞亭
提要：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不能只限于真实性，还应当看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它的艺术典型化程度以及艺术表现方面的完美程度。文艺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但不能忽略作家在创造文学真实上的主观能动性；作家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要努力提高观察、分析生活的能力，概括生活和揭示生活的本领。
一
文学不能缺少真实性这个基本因素。一部缺乏真实感的作品，首先就失去了它的说服力而不能使人接受；即使只有局部失真之处，也会损害作品的艺术说服力。真实性之于文学，就象血液和脉搏之于人体一样，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尽管真实性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如此重要，但是它却并不等于作品的价值本身。有一种意见认为：真实性是衡量作品有无价值的尺度。这是把对文学作品的起码要求和基本条件，混同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了。杜勃洛留波夫曾经说过：对文艺作品来说，“真实是必要的条件，还不是作品的价值。说到价值，我们要根据作者看法的广度，对于他所接触到的那些现象的理解是否正确，描写是否生动来判断”。杜氏的这一见解，是比较符合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际的。人们鉴赏一部作品，当然要看它是否描绘出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但更要看能否透过这幅图画获得对那一时期社会生活广泛、深刻和正确的认识，能否从中接触到某种社会的本质和生活的真理。
巴尔扎克和左拉都注重观察和表现生活的真实，而他们作品的价值却有很大差别。左拉的作品虽然对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作了某些揭露，但由于他往往从生理学和遗传学方面去探求社会罪恶的根源，加之其琐碎的自然主义描写，因而总难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深刻地揭示了已经腐朽没落的贵族阶级怎样被贪婪成性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所代替，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怎样将奄奄待毙的封建社会送进坟墓这一社会发展趋势。正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对社会的反映如此广泛、深刻，揭示了生活的本质，恩格斯才高度评价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后，出现了一批反映这次军事斗争的文艺作品，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在同类作品中则高出一筹，引人注目。这篇小说通过对七位青年战士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发展的动人描写，从历史的纵深上展现出这场血与火的考验对青年一代迅速成长的巨大影响。小说对七位青年战士性格面貌的刻画，不但渗透着鲜明的时代气息，也熔铸了深厚的社会内容。因之，它对生活的概括和开掘，要广泛和深刻。如果只用真实性作尺度，就难以衡量出这篇作品应有的价值。
一部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它对生活本质的揭示，总要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体现。因此，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需要看它艺术地把握生活的程度如何，它的典型化的程度如何，这一点，也并非真实性所能包括或代替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如果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形象和人物，没有性格，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里面叙述的一切是怎样忠实而精确地从自然中摹写下来的，读者还是找不到任何自然性，看不出任何观察入微并被巧妙地把握住的东西。”
一篇记述战争年代陈毅同志斗争实践的朴实的回忆录，可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但却不一定有艺术价值。而话剧《陈毅出山》，由于在舞台上立体地再现了活生生的陈毅形象，表现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棱角分明的性格，强烈深沉的爱憎，而成为一件富于感染力的艺术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是一篇颇具特色的优秀之作，不仅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这个转折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这一点不少作品也做到了），更由于它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四化闯将的艺术典型。乔光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信念，知难而上的品格，大刀阔斧排难解纷的魄力和胆识，既是我们党的干部优秀品质和传统作风在新时期的闪光，又带着人物性格特征的鲜明色彩。这个人物渗透着作者的理想，但又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广大群众排除阻力、推进四化的意愿和要求。广大读者那样热烈呼唤乔厂长，证明小说的价值是同乔光朴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的。
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表明，作品的价值固然要建立在真实性这个必要条件之上，然而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则不能只限于真实性如何，还应当看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对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揭示的状况，它的艺术典型化程度以及艺术表现方面的完美程度如何。恩格斯要求戏剧艺术所具备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尺度。如果把这种尺度仅仅归结为真实性，那就把鉴别作品这一复杂的工作简单化了。
二
在讨论文学的真实性时，有的同志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把生活中的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就是文学的真实了。这种意见要求作家忠实于生活，从生活真实出发去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却无形中把生活真实与文学真实混淆起来，忽略了作家在创造文学真实、深刻反映生活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
毫无疑问，文学真实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然而，任何一个作品所反映的真实生活，都要经过作家对生活现象选择、取舍、集中、概括等等加工制作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文学真实是已经修饰或加工了的生活真实。它是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而不是给生活真实定影。如果说，生活真实还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真实，那末，文学真实则是一种渗透着作家主观因素的客观真实了。所谓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并不是可以任意分开的两半截，作家对生活的认识、评价，亦即作品的倾向，就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对场面和情节的描绘之中，也就是体现在作家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之中。
文学真实能否正确、完善和深刻地反映着生活真实，不能不同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紧密相关。优秀的作家从不否认他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包含着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托尔斯泰明确地表述过他的见解：“把真实和通过作者的人生观流露出来的那种解释记录下来，这就是艺术的任务”。莫泊桑在一篇研究左拉的论文中谈到，即便主张作家要做“单纯的事实记录者”的左拉，他自己的创作也不能完全做到纯客观的单纯的事实记录。而左拉给自然主义所下的定义——透过艺术家的气质看到的自然，也分明承认艺术真实不能不带着作家主观世界的因素。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曾就诗与历史在反映客观生活方面的不同作过比较，认为“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普遍性”就是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的东西，亦即规律性的东西。这个说法虽然不太精确，却也大体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特征。他讲的是诗与历史的区别，实则说出了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在现实本身里还显得更是生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文学真实比生活真实更能揭示出客观生活本身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的揭示，有赖于作家对客观生活的深刻观察与分析，对客观生活规律性的认识以及他概括生活的能力。可以说，在把生活真实转化为文学真实的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举屠格涅夫的《木木》为例。这部中篇小说是以作者母亲的庄园里发生的一件事为基本素材写成的，主人公加拉新也同作者母亲庄园里那个看门的哑吧农奴不差分毫。但是，作者却改变了事情的结局。真实事件中的哑吧农奴在女地主强迫他亲手溺死自己的爱犬之后，虽然内心十分痛苦，却仍然对女主人忠心耿耿地效劳，甚至原谅她害死了他的木木。屠格涅夫抛弃了这个奴隶式的妥协的结局。他写了加拉新离开女地主的庄园出走，沉默地但却有力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抗议。这个结局的改变，显然反映了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屠格涅夫主张改革农奴制的思想观点，但更重要的是，沦为农奴的俄国农民阶级再也不能忍受贵族地主加给他们日益深重的压迫，因而对贵族阶级统治的不满和抗议越来越激烈的现实生活潮流，使屠格涅夫看到了那种一团和气的结局是虚假、不合理的。假如屠格涅夫单纯记录生活真实，照原来的结局去写，那么这部小说就会变成对黑暗的俄国农奴制的可恶的粉饰。
文学的真实性，要求作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和矛盾的发展中去把握生活真实，去展示这种生活真实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当然，强调作家在创造文学真实时的主观能动作用，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违背生活真实，主观随意地粉饰生活或歪曲生活。这类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在林彪、“四人帮”为害作乱时期曾经产生了怎样恶劣的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清除这类恶劣风气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影响，至今还有待于继续努力。不过，在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克服混淆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界限，片面追求单纯记录生活真实的现象，以避免导致自然主义的弊病。而要求作家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提高观察、分析生活的能力，概括生活和揭示生活本质方面的本领，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的水平，产生更多深刻动人的佳作是更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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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陕西民间美术随感
黄永玉
陕西民间美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我是偶然听说的。赶去一看，简直是大吃一惊。对艺术欣赏，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大吃一惊的感觉了。这还是近年来第一次。面对这些来自民间的珍贵艺术品，你不能不高兴得打心里颤抖。
我没去过陕西，但对于这些艺术珍品的出处：延安，扶风，华阴，咸阳，凤翔，榆林，宝鸡，长武，永寿，彬县，岐山，铜川，汉中……是我自小在历史课本或古典小说中知道的，知道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已闻名的陕西民间艺术，可惜多少年只有幸欣赏它的一枝一叶。要说一饱眼福可就算这一回。
华阴县手绘的精密绝伦的门帘；陕西省艺术馆和户县的皮影；彬县、永寿、岐山、凤翔、宝鸡的黑底和红底的绣“兜肚”；宝鸡的黑布虎枕；华阴、长武、岐山、永寿、乾县的绣花动物小鞋小帽；旬邑的青蛙耳枕；汉中、咸阳的袜底刺绣；以及民间泥塑大小玩意，……这一笔笔写下去，恐怕半版报纸也登不完。
我们忘不了，也不应该忘记伟大的民间艺术，它是我们一切艺术的母亲。一个国家的民族民间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就象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和他的母亲大地一样。安泰和对手搏斗气力枯竭时，一贴近大地母亲就又精神奋发起来。但是，希腊神话故事中安泰的结局总不能不令人神伤，安泰被赫拉克勒斯举在高空中扼杀了。因为他离开了土地母亲。
这次展览中的民间艺术珍品，充满了东方艺术技巧的要诀。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健康和不健康的情感，什么是快乐和充实，什么是色彩，什么是造型上的大体和细部的关系；什么是幽默和含蓄，什么是纯朴……
近年来，我听够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这些对任何艺术都使用的形容词。这种懒惰而毫无生命力的、假情假意的废话，多少年来成为评价艺术的“不成文法”的标准。民间艺术品就会开导我们，艺术和真实的关系如何。
我从来没去过陕西，但是，每回听到“秦腔”时，都仿佛自己在陕西生活过许许多多年，在陕西小县城和无数的村子里呆过，有许多亲人。托尔斯泰说得好：“音乐使你产生从来没有过的回忆”。
人家问，为什么你爱民间艺术？
我就会回答：我是中国人。面对着民间艺术，好象母亲在远古呼唤我们还睡在摇篮时期的感情。只要不是铁石心肠，很少人能不为其感动，因为谁都有过童年。
但是，对这种感情好象已经疏远了，甚至已经被遗忘。有人以为，在电视机、录音机时代再来爱好这些民间玩意，岂不落后而可笑。但是那些先生不应该忘记，生产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日本及其它外国，却是把这些民间艺术当作比录音机和电视机更重要的精神和物质哩！
我常常听到一些据说是“民歌”而酷似“洋歌”的音乐；也看过一些据说是“民间舞蹈”而实际是“玛祖卡舞加京戏武打”的好心的实验；在所谓“民间玩具”群里，也不难发现涂了品红、品绿的半裸的“维纳斯”和画成五颜六色的“贝多芬”像。
对待民间艺术，我们可算个“谜”似的国度：既丰富，又糟蹋；既不懂，又要去“改”。于是，很多可贵的民间珍品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种例子难道我们见识得还少吗？
研究民间艺术，首先当然应该大量掌握资料。去采访，去搜集，去研究；得忍受寂寞、艰辛和遭受奚落。有时还颇象是去挽救一个垂危的病人，晚一步就会完事。
就这种几乎是神圣的事业，我们伟大的十亿人口的国家，据我所知，收集民间艺术较有系统、煞费苦心的人还为数很少。
民间艺术，有的是给好心的人“改”掉了的，有的则是因遗忘而被湮没。
怎么动不动就去改呢？自己还不懂，怎么就能做教育者呢？
先学一学“爱”，学一学“珍惜”吧！就象我们最近正在学习珍惜那射死在玉渊潭的天鹅那样，把人们美好的情感唤醒过来。
全国每一个省市如果都象陕西省那样把民间艺术工作抓起来，及时而适当地给以扶植，那丰硕的成果就会出人意外的来到。你信不信？
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在最底层，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它最普及，而又是最深刻、最富于哲理，最难以说透的艺术。它最通俗、浅显，但研究高深哲理的学者却从来不敢轻视它。
以上的一些看法，是因为展览会的成功而想起来的。
当然还应该感谢中国美术馆那么出色的一次布置和陈列，其本身就是高明的艺术手腕。那几座皮影灯座和三个挂着美极了的门帘的窑洞门，真是充满了诗意，令人产生温暖的回忆，连没有去过陕北的我也分享了这些快乐。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吉祥的开头，但愿全国更多的省市都在北京有这种可喜的展出。这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完全可能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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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玩具（凤翔）——选自陕西民族美术展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