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深挚的革命情谊
——史沫特莱与中国
热爱中国，这是美国人民的伟大女儿、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史沫特莱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始终不渝的崇高感情。今天是她八十九周年诞辰，重读她在我国革命从艰苦走向胜利的年月里的一些话语，无疑会使我们受到感动，并激发我们更好地为实现四化而努力。 ——编 者
“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史沫特莱遗嘱。在遗嘱中，史沫特
莱还要求在她的葬礼中奏中国国歌《义勇
军进行曲》，并把遗骨埋葬在中国。）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1949年底在英国的谈话）
“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
“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30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1949年10月，给朱德同志的信）
“你，中国的青年人，应当为了祖国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1939年春为《五台山日报》记者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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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邻漫笔
英 韬
忘 年 会
日本已经把过去欢度阴历春节的习俗全部转到阳历年来了，因此，阳历元旦过得热闹而隆重。新年前数日即进入假期，机关团体纷纷举行忘年会，大概与中国风俗同一源流，是送旧迎新之意。
中国漫画家代表团恰在80年岁尾和81年年初访问日本，正好赶上过新年。12月27日晚上，和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参加了忘年会，愉快地共祝中日友好事业年复一年地发展。
门松和屠苏酒
由于历史上的文化联系，中日两国的不少习俗极其近似。元旦，家家门口都挂着“谨贺新年”的花饰，四个字的读法虽与我国不同，字形却完全一样。每家门前，还有一对门松分置左右。门松是用松、竹、梅结扎组成，翠碧之中间以洁白的花朵，造型非常美观。门松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可是这不正是我们熟悉的“岁寒三友”吗！
日本还保留着元旦饮屠苏酒的风俗。中国过去“正月初一，长幼以次拜贺，进屠苏酒”。现在，中国饮屠苏酒的习惯大概不多了。这次在日本，我还是第一次品尝这种早先出自中国的佳酿。
一个农户
我们到埼玉县小川町一个名叫横山的农民家去拜访，主人以新打的年糕和丰盛的午餐款待。四邻组成一个吹打乐队，即兴演奏了传统的乡土民乐。
农民是颇富裕的，从主人的儿媳在一旁把我们访问的活动拍摄电影，可见一斑。但是，当主人领我们去看他们全町的耕地时，说老实话，在国内看大片土地看惯了，感觉他们的耕地，要比我们的小多了。
并存
新年期间的浅草寺，游人接踵，十分热闹。少女多和服盛妆，点缀得满条街都显得艳丽。很多人都买支羽箭拿在手里，大概是驱邪之物。说来有趣，在日本，一方面有着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但某些迷信活动也同时并存。高楼大厦丛中有求签的寺庙；家庭陈设中总少不了神像；现代化的饭店里有看相的；迅跑的小汽车里悬挂着祈求保佑平安的护身符；东京有名的六十层阳光大厦屋顶展望台上也有电子计算机在为顾客算命。
象蜜蜂一样
东京的街道上，一年里难得有新年这几天那样清闲，行人不多，车辆稀少。可是一过1月4日，假期结束，都市又重新“开动”起来。车辆穿梭疾驰，行人都急匆匆地各自赶路，奔向工作岗位。许多人利用途中间隙读书看报，迈着慢步蹓跶的人几乎找不到。从这里也可以感觉到日本人那种勤奋工作的精神。一位日本友人说得好，他说：“日本人工作起来象蜜蜂一样。”
席书
1月5日，来自全国的大小书法家们，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新年“开笔”仪式。上千人的会场中，一批批地轮流席地而书。有些小学生伏在纸上，身体相当于两个字大小。书写的内容是指定的，小孩子写的简单，如“美丽的海”、“希望的春天”、“身体健康”、“实现理想”等等。年龄大的就写五言、七言绝句。每人在限定时间内写两张，自选一张参加比赛。比赛者的家长、亲友们则坐在看台上，注视着自己的亲属挥毫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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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双喜与越南式阿Ｑ
冷 眉
一辆又一辆饰有大红双喜（囍）的结婚彩车，轻快地驶过河内街头，给这个连年阴郁、落落寡欢的越南首都，洒下了一点点难得的欢乐气氛。
这是古老的习惯了：从年终岁末到春节前后，是越南人办喜事的大好季节。尽管日子一年比一年难熬，可是一个个成长起来的越南青年男女，终究得办婚事呀！在吃的和穿戴方面都每况愈下，没有多少可以摆弄的情况下，人们唯一能够保持下来的表达喜庆心情的传统方式，就是布置一副红双喜。不管是在河内或僻远山村，千百年来，办喜事的人家总爱在门楣上、洞房里和请帖中精心做上一副红双喜，好让它们喜气洋洋地伴随着对对新人，成为他们白头偕老的幸福象征。
可是最近境遇不同了。在越南当局看来，老百姓的这种传统做法未免太煞风景了。那些输红了眼、穷极无聊但又总要发作一番的反华英雄们，开始选中红双喜开刀。为了多少发泄一下他们对中国的仇恨，越共中央机关报不久前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指着红双喜大骂：“为何至今这种欢乐的婚事还要借助于外国字呢！”这是“想来令人震惊”的“遥远的奴隶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叫嚷要越南老百姓“完全摆脱”这种至今“仍未引起人们注意清除”的“不良习俗”。当然，《人民报》无意中也透露，越南人民顽强地抗拒着这种压力，仍然精心制作红双喜……
本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各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互润，是很自然的。在中国语汇中，世界、法宝、庄严等词，来自古印度佛经；狮子和葡萄，来自古波斯语。而节日舞狮，至今仍是中国人民表达喜庆心情的方式。日本人民并不因今天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而摒弃习用已久的汉字。中国人民也没有因几百年前越南的阮安曾经参与紫禁城设计而愚蠢到要拆毁故宫。北京阜成门内巍然耸立的白塔，只会引起人们对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的友好怀念……。可是河内当局却不同凡响。看来，他们在疯狂的反华丑剧中要竭力借助于某种“超级自尊心”，以至把千百年来越南老百姓习用的喜庆标志“红双喜”也视如猛兽。
其实，正是由于各国人民历史上这种相互交流和学习，河内红河岸边的博物馆里，用汉字书写的越南珍贵历史文物，触目可见，河内环剑湖畔的名胜玉山祠的汉文诗歌对联，脍炙人口。可以说，越南的名胜古迹、文学名著、珍贵史料，不少与汉字有关。就在越南《人民报》这篇骂街文章中，象“政权”、“结婚”、“习俗”、“组织”、“表现”、“精神”等等从汉语转借过去的语汇，又岂在少数。越南当局对此不更应该“震惊”吗？看来，《人民报》这篇文章如果不是反映了越南当局在反华狂中热昏了，只能说他们正在扮演着一个实行越南式的“精神胜利法”的越南式“阿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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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盛顿的“联邦浪费之钟”
葛茂成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对面，矗立着全美商业委员会大楼。大楼一楼大厅里，有一座惹人注目的方型大钟，它的两侧一直插着美国的国旗。
这座高达两米的大钟，有一大一小两组字盘，由电子计算机操纵以显示数字。不过，它显示的不是时间，而是美国人称之为“美元浪费的数目”。原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极其庞大，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责备。而这座大钟就是专门用来“监视”政府开支的。每当联邦政府开支一万美元，大钟就会响起一阵音乐的旋律，告诉人们联邦政府又开支了一万美元。钟的上方，还有联邦政府开支的累计数字，使人一目了然。联邦政府的庞大开支，使这座大钟的工作异常繁忙。据统计，每隔6．4秒，这座钟便要响起一阵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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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方公园的人工湖里，停泊着一艘船首高翘的木帆船，甲板上一名船员正在那里用力升帆。人们到了湖边，沿着一条搭到船舷上的跳板，登上帆船，还可看到有的船员紧把着舵，有的正在起锚，船顶层的一间小小的客舱里，一个人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同站在他左侧的一个伙伴交谈。这是一组塑像，客舱的那位坐着的人是十五世纪名噪一时的哥伦布。这艘船就是他在一四九二年从西班牙起航寻找新大陆的三艘帆船之一“圣玛丽亚号”的复制品。
据说，这艘船是完全仿照当年的
“圣玛丽亚号”修造的，一九六八年就已建成，并在东方公园展出。后来，因失修一度停止了展出。去年十二月二日，经半年多时间的整修之后又重新开放了。当时总统埃雷拉·坎平斯的夫人主持了揭幕式。船的中舱里安置着介绍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前后主要事迹的十二组塑像。其中一组刻划的是船队历尽波折终于发现美洲陆地的情景：船员聚集在甲板上，有的遥指远处，有的高举双手，有的整个身子伸向前方，个个兴高采烈。这组塑像标题是：“呵，陆地！陆地！”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它展示的历史时间是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但是，实际上哥伦布这天首次登上的陆地还不是真正的美洲大陆，而只是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巴哈马的华特林岛。
尽管现在已经证实，哥伦布并非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可是，无可否认自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新大陆”才真正被重视起来，美洲才开始了历史上的又一页，同时也为世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贡献。因此，哥伦布以及他所使用过的帆船
“圣玛丽亚号”等，也为人们所怀念。
钟民·树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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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寻史沫特莱的足迹
张一凡
史沫特莱！中国人民对这位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作者，是多么熟悉和尊敬啊！在她逝世三十多年以后和89周年诞辰（2月23日）前夕，一对美国夫妇正在继续孜孜不倦地追寻她的足迹，奋笔疾书，要使她那非凡的一生，更完满地流芳于世。这对美国夫妇就是斯蒂夫·麦金农和简·麦金农。麦金农前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之聘来华讲课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历史学副教授。简·麦金农夫人是亚利桑那州的自由撰稿人。
1974年，麦金农夫人在史沫特莱一个老朋友的地下室里，偶然发现了史沫特莱在其生命最后岁月里写下的部分手稿，随后，又在史沫特莱早年就读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现了她当时为校刊撰写的一些文章，这使他们对这位进步作家、记者、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勇士油然起敬。自此，他们便与史沫特莱结下了“不解之缘”。
麦金农曾怀着敬佩之情谈到，史沫特莱出身贫寒，一生走过漫长、坎坷的道路，她是一位热情实干、勇于争取人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战士。一个象她那样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美国妇女，能在思想上达到如此解放，在事业上成为闻名大洋两岸的记者和作家，以其犀利、生动、隽永的笔触，向全世界报道她所亲历的中国革命的艰难和胜利，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史沫特莱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她眼观五洲风云，尤其关注美国、欧洲、印度和中国，为此还长期遭受反动势力的迫害。收集有关她的各种资料，真是谈何容易！
在美国主要的图书馆里，麦金农夫妇一头扎进尘封的档案之中；在墨西哥，他们同在麦卡锡时代受迫害、不得不流落异邦的史沫特莱的老朋友深谈；在德国、荷兰、丹麦，有关机构和人士应他们的要求，寄来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18年被捕出狱后，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充满同情的史沫特莱就热情地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她同当时投身于印度独立运动的尼赫鲁有过不少交往。她曾呼吁尼赫鲁支持中国抗战，她本身也曾因支持印度独立运动而锒铛入狱。为了搜集这段时间有关史沫特莱的第一手资料，1977年，麦金农夫妇远访印度，紧张地工作了七个月。在卷帙浩繁的尼赫鲁图书馆，在对众多的印度独立运动的老战士的采访中，他们了解到史沫特莱怎样刻苦攻读印度历史，怎样在当时的斗争中激流勇进。在查阅印度独立前英国警察留下的档案时，麦金农夫妇惊异地发现，当年的大英帝国竟把手无寸铁的史沫特莱视为对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威胁”，派出密探严密监视她在欧洲和上海的一举一动。这一切，如今已成为史沫特莱革命活动的宝贵实录了。
史沫特莱与中国的联系，是她一生中最熠熠生辉的部分。1976年，麦金农夫人随一个代表团首次访华时，适逢“天安门事件”。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人们怎能同她谈史沫特莱呢！甚至连她想去八宝山看望史沫特莱墓的要求也遭到拒绝。这一切，使麦金农夫人心情压抑和失望。但一天，一位曾与史沫特莱长期密切交往的中国老革命者、著名学者陈翰笙同志来到麦金农夫人的住处。这使麦金农夫人多么兴奋！陈翰笙同志和她长谈，详细介绍了史沫特莱在上海、香港、纽约等地时的工作和斗争情况，使她终能不虚此行。四年后，麦金农夫妇在回忆此事时曾说：“那时，江青的淫威尚炙手可热，朱德是她仇视的人物之一，人们怎能轻易地同我们谈史沫特莱呢！”
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三次来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印下了他们的足迹；那饱经沧桑的资料和实物，使他们喜形于色；大量的复印、拍摄工作和座谈讨论，使他们乐而忘返。在华期间，他们访问了周立波、陈翰笙、戈宝权、茅盾、王炳南、康克清、吴强、周扬、丁玲、夏衍以及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夫妇等史沫特莱当年的许多战友和同志，听到了对史沫特莱崇高的革命品格充满敬意的赞誉。这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对史沫特莱非凡一生的认识。
1978年初春的一天，麦金农夫妇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史沫特莱。他们站在中国人民为她建造的大理石墓碑前，凝神注视着朱德同志笔力刚健的题词，不禁心潮起伏，写作激情不可抑止。他们肃立良久，向这位美国人民的伟大女儿表示深深的敬意。
六度春秋过去了，麦金农夫妇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四处奔波，大量收集了有关史沫特莱一生的文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归纳。他们已成为研究史沫特莱的专家。
1975年，麦金农夫妇在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出版的季刊上，发表了介绍史沫特莱生平的长文。1976年，他们将史沫特莱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时写下的18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辑成一册，并作长篇序言，以《革命中的中国妇女》为书名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由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史沫特莱及其著作的兴趣”而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1980年，他们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介绍史沫特莱和鲁迅战斗情谊的专文。这些作品，同将在今年脱稿、包括二十多个章节的著作相比，当然只是初步成果了。
麦金农夫妇锲而不舍的努力，又为中美友谊的花丛增添了一朵艳丽的新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