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经中共中央批准
  山西省委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
本报讯 记者王谨报道:1月21日,山西省委在六千人的干部大会上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
谢振华、曹中南错案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下造成的。1969年7月,中央改组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谢振华、曹中南同志主持了山西省的领导工作。1974年2月20日,中央召集谢振华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到北京汇报工作。3月8日,江青穿着军装突然在一个剧场“炮轰”谢振华,诬陷上演《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随后,在连续几天召开的省委汇报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亲自坐镇,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揭发批判,说谢振华“跟着陈伯达走错了路线”,“批极左”,“抵制干扰学大寨”,“演《三上桃峰》搞翻案”等等。3月底,山西省委负责同志一行回到太原,由担任山西省委领导职务的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动员全省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揭发批判。会议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山西是空前的。同年6月12日至7月16日,中央再次召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根据王洪文等人的讲话,起草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以下简称“十一条”),对谢振华列举了七条所谓罪名,作为谢、曹犯了“路线错误”的依据。
“四人帮”直接插手造成的这起错案,不仅诬陷了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更重要的是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助长了派性,影响了山西的安定团结。从1974年以来,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直把贯彻“十一条”,肃清“谢、曹路线”的流毒与山西历次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粉碎“四人帮”后,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仍抓住“十一条”这个“尚方宝剑”不放,把支持、同情谢、曹的干部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加以清查。甚至在1978年3月,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在省党代会上的报告中再次认定谢、曹是“路线错误”,提出山西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对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注:即谢、曹)的错误是揭呢,还是捂呢?”“是坚持贯彻‘十一条’呢,还是反对、干扰‘十一条’?”这种错误指导思想,使得更多无辜的同志受到牵连。因此,早日分清路线是非,平反这一错案,促进山西省的安定团结,早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
但是,山西省委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78年9月,党中央已经为《三上桃峰》平反,而山西省委在中央的平反文件所附的报告中仍申明:“推倒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不影响谢振华同志所犯路线错误的性质或减轻其错误的严重性”。
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分别给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了申诉信。1980年6月,中央组织部给山西省委转去谢、曹的申诉信,敦促省委对此案进行复查。与此同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赴山西调查小组协同省委对谢、曹案进行了几个月的复查工作。复查结果表明,谢、曹案纯属一起错案,“十一条”中列举的谢振华同志的所谓七条错误,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把本来正确的当成错误来批。如所谓“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的问题。经查,陈伯达1970年7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有个“华北之行”,陈到山西时,谢振华同志接待并陪同陈伯达到过内蒙古,是属于工作关系,不应定为“走错了路线”。又如所谓“批极左”问题。实践证明,1972年10月中旬,在山西省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再如所谓“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所谓“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问题”。现已证明,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在山西工作期间,反对在农业上推行大寨那套左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强加给《三上桃峰》和山西省委及谢振华同志的种种罪名,纯属捏造、诬陷。
最近,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1974年处理山西问题时“四人帮”直接插了手,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中所述谢振华、曹中南同志的主要问题不是事实,省委决定: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凡因所谓谢、曹问题而受株连的地方和军队的干部、群众一律平反;对于一些地方和单位,在贯彻执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时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在省委。
山西省委在报告中还强调,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做好善后工作,我们要搞好干部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顾大局,识大体,讲谅解,讲团结,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根绝资产阶级派性,同心同德,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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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论坛

  小中见大
  向玚
去年年终,工程兵学校财务科的一位助理员,结完了一年的经济账目后,对人说:“今年,我们学校的领导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党的好作风。”他列举了好几个例子:政委刘力民的家里来信,要他回家时带些大米。他谢绝了食堂的同志要他去买刚从农场运来的质好、价低的大米的意见,而到市粮店买了一些带回去。去年国庆节晚上,有几个干部的孩子看完电影后时间较晚,副政委杨振国担心路远出问题,要了一辆汽车送他们回家,其中虽没有他自己的孩子,他在事后仍给管理科缴了六元钱车费。校长王国栋和一位参谋上北京汇报工作回校后,这位参谋按规定给他报销了六元四角钱的住勤补助费,他说:“这八天我是在家吃饭的,不应补助。”当即把钱退还了财务科。
这些似乎都是小事,但就是这些“小事”给人不小的影响,人们从中看到了党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既表现在首先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也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群众的表率上。前者当然很重要,因为一个党员如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态度,说明他的党性很差,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先锋模范作用呢?后者所涉及的事,虽没前者那么重要,但也决不可以忽视。因为共产党员生活在群众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对群众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为什么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威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党员用一个个实际行动证明了是群众的表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这些年来,我们党的威信所以下降,不正同一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如过去有密切的关系吗?由此看来,共产党员切不可小看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小事”。“小”中可以见“大”。要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要增强党的战斗力,我们每个党员就要真正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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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安阳钢铁厂小型分厂党委思想工作有成效
本报讯 河南省安阳钢铁厂小型分厂党委,把思想教育同解决职工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分厂的党委通过批判极左路线,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如果不问产生思想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不解决,只一味地讲大道理,道理就讲不到人家的心坎上,思想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从此,分厂党委在开展思想工作时,就从分析产生思想问题的原因入手,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果确实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就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从中进行思想教育。有个技术员的爱人在外省工作,他为了把爱人调回来,曾多次到有关单位联系,均未成功。他很苦恼,工作不大安心。党委负责同志在和他谈心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就派人替他联系,将他爱人调了回来,使他放下了包袱,激发了工作热情。去年7月,信阳地区发生了水灾,有些家住灾区的职工心神不宁。党委一方面责成车间支部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派出两名同志带着钱,千里迢迢到他们的家乡,进行家访,对确有困难的便给予救济。家访的同志回来后,把各家的情况告诉本人,使这部分同志很快安下心来。
安阳钢铁厂小型分厂于前年10月成立了一个职工生活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专门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有一个工人因爱人病逝,家务负担很重,到了冬季,为几个孩子穿不上过冬衣唉声叹气。党委书记武英群,利用星期天带领生活服务队的同志来到这个工人的家里,替他拆洗、缝补了棉衣、棉被,还帮助他把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了一遍。
程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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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黎族干部陈世周,1980年12月当选为县长之后,为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努力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新华社记者
陈学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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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上海通讯

  “黄牛”落网目击记
上海站,每天有七十多次列车,载运着几万名旅客从这里进出。
1月8日夜晚,记者在上海站出口处,目击了精彩的几幕:
21点13分,一列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直快列车进站了,下车的旅客蜂拥而出,守候在出口处前面的两位女检查员把一位走路略显蹒跚的女旅客“请”进了办公室。
这是个六十左右年纪的妇女,身穿大襟罩衫,肥大的扎脚棉裤,头上挽了个老年髻。
“您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女检查员和善地问。
“老大娘”笑嘻嘻地回答:“刚从儿子那里探亲回来,在上海玩一二天,就回老家去。”
女检查员紧接着问:“您身上带些什么呀?”
这一问,“老大娘”霎时变了脸色,装得若无其事地说:“没带什么东西呀!就是随身用的呗!”
“别装糊涂了,你把衣服解开!”女检查员一边威严地说,同时把她带到隐蔽处。
“老大娘”从胸前、腰部、内衣口袋掏出了七块走私手表。
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毫不显眼的老大娘,原来却是一个倒卖走私手表的老手!
对于搞走私、投机倒把的人,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黄牛”。上海站,正是“黄牛”们难过的一道关。在过去一年里,这里破获了各类投机倒把案件四千二百多起,缴获没收走私手表四万一千多块、银元一万五千多枚,以及走私电视机、录音机、麝香等大量违禁物资,折合人民币近二百万元。
21点41分,从西安来的73次直快列车正点到达。
下车旅客中,有一个操浙南口音的男青年,一手提个旅行袋,一手拎个线网兜。乍看,没什么可疑的地方。有“捉‘牛’能手”之称的检查员小周却把他带进了检查室。这是他今夜捕捉的第十个目标了。
小周先让他把行李打开。他故意磨磨蹭蹭,小周抓起一只塑料袋问:
“里面装的什么?”
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小周从中拎出一条布袋。里面装着49枚银元!接着从一条外表封得好好的卷烟里,又查出亮光光的银元八枚,连扑克牌里也夹带了银元二枚。
银元,国家明令严禁私自买卖和流通。有些人却无视国家法令,走私倒卖,破坏国家金融政策。
当然,“黄牛”大都“不到黄河心不死”,即使落网,也不肯老实就范。
记者目睹了一个银元贩子表演。
那个名叫聂逃生的“银牛”,伙同另外三人,乘坐13次特快列车于8日中午到达上海,准备换乘去金华方向的列车时,被工商管理人员巧妙地抓获。从他身上剥下了一件重达12斤的“马甲”,内藏银元207枚,另外又从他身上搜出五枚,共212枚。从山西到上海,他穿着这件“银元马甲”,闯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即将完成最后一段路程时,不料露出了
“牛尾巴”。
聂逃生正装出一脸苦相,与检查员软磨硬顶着。检查员问:
“这么多银元到底从哪儿来的?”
“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一点遗产。听说上海可以用银元换缝纫机,乘这次来上海买拖拉机油泵的机会,顺便把它带来了。”
“那为什么要做银元马甲穿在身上?”
聂逃生语塞。
检查员追问着,顺手操起剪刀,拆掉马甲缝线,从中取出一枚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的银元。经过许多“银牛”无数次的摸弄,上面的“袁大头”像被磨得格外锃亮,丝毫没有那种久藏生成的锈斑。
在事实面前,聂逃生不得不低头认错。
深夜12点,上海北站工商管理所里依然灯火通明。案情登记簿上记载着当天的累累战果:到深夜11点止,破案32起,缴获银元1,053枚,走私手表56块,还有从零售店套购后,准备带往外地高价倒卖的围巾242条,用于投机倒把的现金7,650元……
工商管理所所长对记者说:“今夜,不过是我们许多不眠之夜中的普通一夜。这两年,‘黄牛’乘国家搞活经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时机,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政策,走私倒卖,扰乱市场,这是我们决不能容许的,对他们也不能心慈手软!”
本报记者 陈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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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挚友情深
在新疆各族人民过肉孜节的那天,从乌鲁木齐通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客车到站时,有一个年近60的汉族解放军女同志和另一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汉族女同志走下车来。她俩打听到木垒县中学教师热合满的家。可是热合满家的门锁着。热合满家的邻居便把她们带到县人大常委副主任维吾尔族图尔逊·黑里洛夫家里。
那位解放军同志叫昝毓秀,1943年和热合满一起在木垒县城第一小学教过书。那时教师工资低,她唯一的哥哥又被刽子手盛世才抓走,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她便离开木垒。后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在部队里搞医务工作。解放后昝毓秀调北京工作,1958年她听说热合满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曾特意去和他见面叙旧。昝毓秀现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幼儿科工作,去年8月她到新疆出差,在办完公事,买好了返回西安的飞机票的两天空隙时间里,她和嫂嫂潘淑琴专程来木垒看望热合满。图尔逊老人听了这一席谈话很受感动,便发动亲友一定要找到热合满。当她们再次返到热合满家时,热合满的小女儿玛尔莞在家。这个维吾尔族小姑娘上过汉语学校,她用汉语普通话跟昝毓秀交谈。玛尔莞了解详情后,便把节日食品全部拿出来招待远方的客人。昝毓秀同玛尔莞边吃边谈。玛尔莞说:“‘四人帮’横行时,我爸爸下放到牧区,妈妈被开除公职,我们全家被遣散到农村。现在爸爸、妈妈的错案都平反了,全家人回到了一起。爸爸是共产党员,在县一中任总务主任,妈妈和哥哥都当教师,二姐是演员,我在地毯厂工作,弟弟在农具厂工作,全家每月收入三百五十多元,日子过得很幸福。”昝毓秀看到热合满住的三间一套的新房子里,炕上铺着栽绒毯,墙上有挂毯,还有大立柜、收音机、缝纫机等,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回到招待所,天已经黑了,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她翻身起床,给热合满写了这样一封信:“老友热合满同志:这次来乌鲁木齐办事,特意到木垒看你,你不在家,你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到你家看到了你幸福的家庭生活,我很放心。希望有机会咱们能再在西安相会。”
晚上,热合满的妻子热比汗回家听女儿说起这事,便马上去找昝毓秀。为了让热合满和贵客见面,她又连夜出去寻找热合满。当她得知热合满到了新户公社的大儿子家,就又找人带信,让他无论如何天亮前赶回县城。热比汗还找到上汉语学校的小儿子巴合提牙尔和几个亲属,一块到招待所去看望客人,并请她们再次去家里作客。
这时,热合满已经得到消息,正急忙地走在路上。他不顾深更半夜,路远风大,骑自行车一直赶回县城。可是等他赶到招待所时,客人已经睡了。为了不影响她们的休息,热合满回家一直等到天亮,才和他妻子、亲属到车站和昝毓秀见面。一见面,热合满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两个老友在车站谈了很久,直到开车的铃响了,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阿布利米提·图尔逊


第3版()
专栏:

  追认党员的手续要符合规定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5日头版和12月31日四版,分别刊登了《干部子弟高源勇擒盗窃犯光荣牺牲》和《军属蔡金荣勇斗抢劫犯光荣殉职》的报道,从报道看,追认他们为共产党员,只经过厂党总支或支行党委批准。这在手续上欠完备。
关于什么人可以追认为共产党员的问题,中央组织部曾有规定:因公牺牲者,生前一贯表现较好,有入党要求,符合共产党员条件,在一定范围内有宣传教育意义的,经省一级党委批准,方可追认为中共党员。希望编辑同志注意在这方面也要把好关。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
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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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新婚姻法新人新事多
新婚姻法公布后,武汉金属压延厂广泛宣传新婚姻法,新人新事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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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张和表妹终于解除了婚约
这个厂木工张少华,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前几年,他与表妹谈上了恋爱。家中的父母也赞同这门亲事,逢人便夸,是亲上加亲。
新婚姻法颁布后,小张边学边思索。新婚姻法明文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他与表妹的恋爱关系该不该继续下去?与表妹解除婚约在感情上舍不得。正当苦闷之际,厂团委书记杨尚敏同志找小张谈心,告诉小张,本厂有一对表兄妹结婚后,生了双胞胎,两个小孩都是呆子,给家庭带来莫大的痛苦。小杨还给小张讲了“优生学”的道理。小张翻阅了报刊上登载的近亲结婚给家庭、给民族造成恶果等文章后,主动找表妹商量,同父母讲明道理,反复讲清表兄妹结婚的坏处和照科学办事、执行新婚姻法的好处。父母终于同意了儿子的意见,表妹也高兴地答应解除婚约。


第3版()
专栏:

  女工姜萍爱上了农村社员
青年女工姜萍,二年前与武汉市洪山公社的一位菜农谈上了朋友。可是,当姜萍把这件喜事告诉父母时,却遭到反对。他们认为,“城里拿工资的姑娘不应找一个拿工分的乡里伢”,不同意这门亲事。姜萍这位姑娘认为对方人品好,爱劳动,有理想,决心结为伴侣。可是,由于父母的反对,姜萍心中很苦恼。
厂子里宣传新婚姻法,厂党委书记李殿檀和厂工会主席姚诗正了解到姜萍的情况后,积极支持姜萍的婚姻恋爱自由。他们多次同姜萍的父母谈话,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原则,规劝父母不要干涉子女的正当恋爱婚姻自由,不能因为男方是农民便嫌弃这门亲事,并且用社会上许多因父母反对子女自由恋爱而造成的悲剧,开导他们。姜萍的爸爸、妈妈终于被说服了。
现在,姜萍与她的恋人,已经高高兴兴地领取了结婚证书,正在筹备婚礼。


第3版()
专栏:

  闹翻脸的婆媳又言归于好
从武汉金属压延厂报名考上电视大学的女工小刘,上了电大后,将婆婆赶回了农村。
工厂领导在宣传新婚姻法时,亲自找小刘谈心,指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小刘边学新婚姻法,边联系个人的思想,诚恳地接受了组织上的批评。一个星期以后,小刘赶回农村,重新将婆婆接回家中,婆媳二人又言归于好。
唐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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