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为人师表
宋志坚
这段时间,我在一个工厂的技工学校任教,常和一些小青年在一起,很有些感触。有些学生总以为反正毕业后当工人,理论学了没有用。我劝他们眼光放得远一些,要看到二十年之后。一个学生说:“再过二十年,说不定还是这个样子。”乒乓球室的电灯开关弄坏了,电灯成了长明灯,我叫几个学生一起去修理,又一个学生说:“这年头何必多管闲事,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吧!”说这些话的学生,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阅世不深,尚未受过什么挫折。他们对于理想,前途,道德,情操,采取这种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并不是自己的切身感受,往往来自别人的影响,包括他们的家长,他们的亲友,他们的邻居……这些影响他们的人,在随意发牢骚、说怪话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一些青少年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吧!
我们常说,青年人可塑性很大,就象一张白纸,抹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他们的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常说,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二十年以后的中国将会怎样,取决于现在的青年一代。为了未来的中国,我们怎能不赶紧重视对青年一代进行理想、前途、道德、情操的教育呢?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当是对青年人进行这种教育的师长。有些同志一看到少数青年人中的消极因素,往往摇头,叹息。但在摇头叹息之余,不知是否想过,造成这些消极因素,自己是否也有些责任?克服这些消极因素,自己又应当尽什么责任?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与感伤,也都有发牢骚的时候。不负责任地发发牢骚,然后扬长而去,自然轻松得很。然而牢骚不能改变社会风气,何况有些牢骚未必得当,那么又为什么只图一时痛快,而将那种不幸与感伤赠送给年青的一代呢?
鲁迅说,当他看到青年人以带着体温的铜板来购买他的书籍时,就担心自己作品中的某些悲观消极的东西会传染给他们。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度责任心。作为青年人的师长、朋友,我们应该提倡学习鲁迅的这种责任心,尤其是当那些小青年双手托着腮帮聆听我们谈天说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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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杈上的星星
王宗仁
在喜马拉雅山中,有个地方叫泉水清。这里住的二十来户藏族人家,分布在周围八九个山坡上。如果拉条直线,各分散点之间的距离,最长的也不过一二里地;可是,如果用“十一”号一步一步去丈量,十里八里都不止。唉,山里的路,曲里拐弯,穿山过沟,凸凹不平,眼看着短,走起来死长。所以,牧人中流传着一句很形象的话:隔山能说话,见面得一天。
住在这遥远边疆大山深沟里的牧民,难得看场电影。公社放映队把腿跑勤点,一年也不过看上三两回!可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新的露天电影场出现了,牧民们看电影的机会增多了,大家心里更欢畅了!
去年年初,泉水清新添了一户人家——解放军一个工程连队。战士们挥镐舞锹,在山腰开出了一块平坝,盖了两栋营房后,还剩下一个能容纳千把人的空间。这块地既是练兵的操场,又是娱乐的地方。上级每月都给连队放一次电影,军营实行“开放政策”,把山里角角落落的牧民全请来一起看。
请牧民看电影,开初碰到了个难题。电影组给连队放电影的时间,并不象秤杆上的星星定了点,而是“打游击”,有时是初一来,有时是十五到,还有时在月底才见面。常常是天擦黑载运机器的马帮进山来,放映员扒拉几口晚饭,就挂起幕布放映。如此急促,通知所有的牧民看电影哪里来得及呢。方圆十多里地面,这个峰顶一家人,那个山巅住两户,东坡上有位五保老阿爷,西岗上安着个放牧点……下通知的几个战士跑得气喘吁吁,上了北岭,丢了南沟,每次总有一部分人看不上电影,也有一部分人只能看上“半截子电影”。
唉,有啥法子,谁叫这儿山大沟深路难行!战士们尽了心,牧民虽然看不上电影心里也热乎。他们说:“以后同志们别那么颠跑啦,谁赶上谁看,赶不上就拉倒。又不是只有这个村,没有下个店,电影还会演,以后再补嘛!”有位青年牧民为了安慰战士,还说出了极富诗意的话来。他说:“每次放电影时,我都发现连队上空那颗星星格外亮,好象笑盈盈地向四面八方的牧人打招呼:快来看电影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青年牧民的话一下子拨动了战士们的心弦。啊,星星……星星!这可是个好主意呀!
从此,每逢放电影,连队旁边的山岗上就升起了一颗星星。它闪闪烁烁,好象从泉水里捞上来的一颗夜明珠。那不是星星,是挂在柳树杈上的一盏风灯。这是信号灯,它告诉四周的牧民们,今晚“露天电影场”有电影。
啊,树杈上的星,它会说话,它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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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空任鸟飞 〔木刻〕 师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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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们的爱情
张鹤才认识就约法三章:上班不要打电话、不许闯店
堂,更别托她买这买那走后门儿——好厉害的姑娘!我戴上墨镜悄悄溜进商场,只见她双手象蝴蝶翻飞称货包
装,应答如流,算盘珠儿噼啪响——好麻利的姑娘!“一头是国家,一头是人民,我这杆秤可有分量……”听着她讲,我不禁脱口而出——来二两酒心糖,好姑娘!
理发员每回见面她总是滔滔不绝,卷发器、冷烫水、发型和人。挤得我呀,连“爱我吗”都插不上问。她夸自己是艺术家,能叫青丝腾浪白发还春。那天她约我佯装理发,看她给人洗头、作花、刮脸、
扑粉……夜晚,湖波荡漾月色融融,不是我问她,是她将我的军:“爱我的工作吗?一辈子伺候
人。”对着水中月,我凝视着一颗闪
光的心……
清洁员“唰唰唰”,她走过我家门口,“叮叮当”,一串铃声又流过我
心头。晨光中晚霞里闪动她清秀的身
影,让生活更加芬芳,她辛劳奔走。姑娘的脚步忽然慢了,可是想起了工作调令的引诱?姑娘的脚步陡然快了,擦把汗清除垃圾她紧握扫帚。远远地她在朝我挥手,几多骄傲几分温柔。我知道她心底的话:“当逃兵比这垃圾还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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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市点滴

《三言两拍资料》出版
王文宝
“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冯梦龙汇总整编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凌蒙初编著的,他们都是明末人。
由谭正璧先生编著的《三言两拍资料》,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它是谭正璧先生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参阅了数百种书籍细心搜集起来的,共有六十余万字。所辑材料上自先秦,下至当代史书、传奇、小说、戏曲、杂记、评论等有关“三言”“二拍”小说诸卷的本事来源、影响及引评考介等,可谓广搜博辑了。
《三言两拍资料》的出版,对于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以及中国说唱文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将是大有裨益的。全书分上下两册,书末附有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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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间说戏

《一捧雪》的启示
黄裳
清初著名剧作家“苏门啸侣”李玉的《一捧雪》传奇,三百年来在舞台上一直演唱不衰,它由昆曲化为皮黄,就是有名的《审头刺汤》。这戏写的是明代数一数二的“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的故事。李玉是一位敢于“干预生活”的剧作家,他的另一名作《清忠谱》也流传至今,就是京戏舞台上的《五人义》。可见,凡是敢于正视生活,反映生活,为人民说出了心里话的作品,都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过去了若干年,“现代戏”已变为“古典戏”,也毫无影响。《一捧雪》是一只玉杯的名字,是无比的宝贝。严世蕃为了谋取这玉杯,把它的主人弄得家破人亡了。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大概是哄传人口的,这才为作家选为创作的本事。同样的故事还有《清明上河图》和《金瓶梅》,也许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关系。可见这等事在当时绝非罕见,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说到这里,是不能不联想到康生的。当然,康生的平生事业绝不仅限于巧取豪夺、劫掠文物这等“小事”与“余事”。按照林彪的“大节、小节”论,这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节”,康生是很有点风雅的。严嵩会作“青词”,康生也会填“散曲”。他还“研究”《西厢记》,写怪字,收古董,只古砚就有若干方。最近看到一幅出色的漫画,《康生左手》,画家就抓住了这一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暴露和批判。
将康生和严世蕃加以对比,是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到底已经过去了几百年,无论在策略、手法上,严世蕃都已落伍、迟钝得多,充分暴露出“时代局限性”来了。
听说康生过去也是颇为“礼贤下士”、“深入群众”的。他常到一些老同志、老学者家里去访问,看他们收藏的古书、文物,谈艺论文,相得甚欢。就在这当中,暗暗记下了谁家有些什么好东西,怎么他倒有,我倒无?为此后采取“革命行动”安下了伏线。而严世蕃则只依靠内奸、狗腿子的密报,自己没有调查研究,布置也欠周密,“过府搜杯”时还得亲自出马,结果什么也不曾搜得,讨了一个大大的无趣。两相对照,不能不说严世蕃还是过于“笨拙”、“忠厚”了。康生就不同,他先把对象关起,然后派出几部卡车,深夜破门而入,全部书物一古脑儿都装运了来,一本也不漏。哪里要费那许多手脚?其“边式”、利落,可真是好得远了。
即使有这些“小异”,重要的还是两者的“大同”。
严世蕃手下有一个汤裱褙汤老爷,这可是一位出色的典型,一位地道的“二丑”。没有了他也就没有了《一捧雪》这出戏。我看他其实是这戏的主角。康生手下有没有汤老爷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没有了这一类“英雄”,那些精采的戏文是唱不成的。这是《一捧雪》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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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从北京往外捎东西少了
郭远发
春节前夕,正是人们踊跃购买年货的时候。首都市场上肉菜、糕点、鲜果逐渐多起来了,置办年货的群众成天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在这热热闹闹的气氛中,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年年都有的一种现象现在很少见了,这就是外地来北京出差的同志很少大包大包地往外捎带各种食品和用品了。
前些年,外地来北京买东西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春节前夕,往外捎东西的人就更多。街上,许多外地打扮的人提着旅行包在转,在排队购买物品;火车站就更热闹了,人们带着大包小包,扛的、抬的,什么样子的都有。特别是东北,那时老百姓被“四人帮”搞得连白面也吃不上。从东北来北京出差的同志,往往一次要背上几十斤白面回家,好让全家老少吃饺子过年。
我自己也有亲身感受。我曾多次满头大汗地背着三四十斤的面粉,送家在东北的亲戚上火车;给在福建工作的同事捎过肥皂,给在湖南工作的同学捎过白糖。有一次,也是春节的前夕,我从北京回湖北老家,捎带了五、六斤猪肉,准备回家孝敬二老双亲。由于火车厢内温度高,等回到家里,猪肉已经有臭味了。但二位老人仍然视为珍品,烧熟后吃得津津有味。
现在,全国城乡猪肉已敞开供应,许多地方的猪肉是库内盈满,库外也堆积许多,节日商品供应也很丰富。外地人可以在当地买到要买的东西,再也不必从北京背、扛东西回去了。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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