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发扬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
——悼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白寿彝
顾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他以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用充分的论证，打破了古史的一些传统说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国秦汉以来编造的古史系统。在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治学方法是有创造性的。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80年12月25日去世，享年87岁。我们对他怀着深刻的悼念。
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上有新的发展。
颉刚先生把他和别人研讨古史的论述，编成《古史辨》八册。他在1920年就开始作考辨古史的工作。后来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
颉刚先生按照他对于古史记载的基本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关于古史的一些传统说法。
（一）要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原来只有一个的观念。他指出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的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传说，亦渐渐归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中国民族是否原来就是一个，这须俟后来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现后，才能论证；但对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是不当承认的。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依照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二）要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他说，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在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看做古代列国早就如此的地域。
（三）要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依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而政治史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四）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关于古代的某些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战国期间的政治家，要用古王去压服今王，于是把古王的道德功业说得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他认为，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当代君王看的。
颉刚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主要完成于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儒家经典《尚书》是确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的首要典籍。他认为，要有效地摧毁后人编造的古史系统，必须摧毁《尚书》的经书地位，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颉刚先生一生把很大力量放在对《尚书》的整理、研究上。1926年在中山大学时，开了“《尚书》研究”课，编了《〈尚书〉讲义》和《〈尚书〉学参考材料》八巨册。后来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开了“《尚书》研究”课，编《〈尚书〉研究讲义》五种，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等三种。解放后，他计划对《尚书》作更系统、精密的整理。1962年发表了《〈尚书·大诰〉今译（摘要）》。近几年，他老当益壮，在有关助手的配合下，连续发表了《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尚书汤誓校释译论》、《西伯戡黎校释译论》。
本来，《尚书》作为我国最古的一部文献史料，除了有纷扰了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这一主要问题外，还与这一问题交错地存在着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原有的难懂的真文件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一是后来出现的伪文件以假乱真的问题。经过前人不断的探求，特别是宋以后的努力，到清初就比较完满地解决了伪古文的问题。而保存在伪古文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直到清末的今文家，都认为是完全可靠的真文件。从清代中叶以来，另有一些踏实的学者则对二十八篇进行探索，勤加校勘、考订，又从文字、内容各方面进行研析，成绩远远超过前人。近人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又接受了西方学术影响，加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就，以及有关新材料的出现与增多，使《尚书》研究出现了新成绩。颉刚先生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继续前进，在《尚书》的研究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还《尚书》各篇史料以原来真面目。他指出今文二十八篇并不完全可信。其中，有伪造文件，就是称为《虞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他认为这是战国儒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与墨家竞相塑造古史，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先王尧、舜、禹，就伪造了这三篇伪“虞夏书”。《尧典》和《皋陶谟》把尧舜等人说成是理想的圣人，做出很多美政，使人们只觉得美好的尧舜盛世早存在于远古，要大家一心向往儒家所指出的黄金时代。《禹贡》是战国时期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区域算做天下，然后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区域，把各州特产作为贡物，并据土地肥瘠来决定各州田赋的等次。这是对当时实际地理作的一个理想模式。《禹贡》本来是当时一篇可贵的地理学杰作。但儒家把它编派成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颉刚先生以充分论证揭发了这些情况，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编成的古史系统。
颉刚先生搜集、积累了有关《尚书》的丰富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的《〈尚书·大诰〉今译（摘要）》，是对《尚书》按篇进行校释整理的试作，也是他研究、整理《尚书》的样本。这篇作品的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作好校释提供条件；（五）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史事脉络。颉刚先生的这种方法，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体例。
颉刚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几十年来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对《尚书》的整理，仍当有人继承下去，按照他的办法完成这个工作。
颉刚先生在1922年考辨古史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他研究《尚书》，特别注意《尧典》和《禹贡》，而《禹贡》是我国最古的地理书。他认为，儒家运用这两篇，一说帝统和制度，一说地理和贡赋，从而构成古史的重心。他所编的《尚书》讲义五种，其中就有三种是专研究《禹贡》的，有两种是专研究《尧典》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3年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对《禹贡》及有关各篇进行详细研究。1934年，他同谭其骧先生以禹贡学会的名义创办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1935年正式成立禹贡学会。半月刊出到第七卷第十期，共出了八十期。七七事变后，半月刊被迫停刊，学会停止活动。抗战中他撰写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解放后，颉刚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中国历史地图》。近年，发表《古代中原与四川的关系》及《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均有新意。
颉刚先生的治学法有创造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来源于我国史学传统怀疑派的疑古思想。他自述“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则启发我作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颉刚先生曾著有《郑樵著述考》，标点了郑樵的《诗辨妄》，整理了《崔东壁遗书》，又标点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从这些工作中可以看出，颉刚先生所受到的学术上的启发。他又自述，在这方面又受到胡适和钱玄同的启发和帮助。我看，更全面地说，恐怕应该说是，由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第二个方面，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和发展。他特别推崇王国维，他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第三方面，是道咸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研究边疆地理，是一个很显著的表现。他起草的《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来。最后一个方面很值得提出的，是他善于从所接触的某些事物中，找出相互间的联系，并应用到学术上来。他对于古史的根本论点，就是在看戏过程中得到启发。他看到同一个故事，在这个剧目中这样说，在那个剧目中那样说，都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他想到，古史原来是会变的。他又从民间传说里看到同样的故事，一个时代一个说法，一个地域一个说法，传来传去就会面目全非。他从戏剧和传说中看到的这些情况，启发他和支持他对于古史提出了这些看法。这一点经验，对于研究学问很有用处。一个学者要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才能使他的成就更为丰富。
颉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个有创见、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相当的声誉。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方面的遗产，我们悼念颉刚先生，要很好发扬他那种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
第5版()
专栏：理论问题问答
解放思想有没有止境？
编辑同志：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过程大大地加快了。有的同志说解放思想没有止境，有的同志说解放思想有止境。究竟解放思想有没有止境？
严科
严科同志：解放思想，如果作为一个运动看，是从一定的旧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则是指人的思想要不断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我认为，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是具有这两方面的含义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所谓解放思想，主要是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个人迷信下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左”的路线影响下解放出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还受到相当的阻挠看，摆脱这些错误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完成。即使一旦基本上从这些错误思想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也还要进一步彻底地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生产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从一个历史阶段来看，思想解放的运动，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也是指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我们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思想都不能停滞，不能僵化。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人的认识的发展也是无穷无尽的。在突破了旧的思想束缚之后，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思想束缚，需要继续打破。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承认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
李元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张维华
作学问，要费功力，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几年，接触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读的书也不少，因为没有入门，自己没有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不知如何找出问题，如何处理问题，所以成就不大，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树立长远的目标，并且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是作学问应有的最基本的条件。有人认为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就行了，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不考虑如何作一个有贡献于国家、人民，有贡献于学术文化的读书人。实在说，在目前的情形下，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确实很不容易，是很幸运的，但确不可认为以此就自满了。须知考上大学距离走上作学问的途径固然很远，就是考上研究生或研究生毕业，也只能说极为初步的走上作学问的途径，或者说极为初步的取得一些作学问的点滴经验，离正式走上作学问的途径还很远。作学问这条路，很不容易。如果不想走作学问这条道路，那就用不着说了，如果想走这条路，非树立雄心壮志、非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可。
就拿研究历史这条道路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史料上下功夫，一是在史学上下功夫。所谓史学，就是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融会贯通，认识到各个时代的历史动态，潮流趋势，从其中得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在史料上下功夫，不求明了历史的动态，就会把历史变成无用的东西；只求明了历史动态，而不在史料上下功夫，写出的历史就必然不是真实的历史。要在历史研究工作上取得成绩，必须二者兼备。前人司马迁作的《史记》，司马光作的《资治通鉴》，就是很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就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来说，他费了三方面的功夫。先作《通鉴长编》，就是收集和排比史料；再作《通鉴考异》，就是对收集的史料加以检查和鉴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不可用的，哪些是有错误需要修正的。经过以上两番功夫，最后写成《资治通鉴》一书。
如何对待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是个大问题，史学工作者不能不注重史料。史料的范围很广，有史书，有各类的档案文卷，有考古出土的文物，也包括着流行民间社会的各种传说传闻。这些史料，分散在各方，搜集起来很不容易，保存起来也很不容易。史料中最主要的是史书，是经过后人编定的史书。中国在这方面十分丰富。就以四库全书的史部目录论，其中所载的史书，就很可观了。还有四库全书没有收入的，还有研究历史不能缺少的经部、子部、集部类的书，那就更多了，真是浩如烟海。要掌握这些材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目录学、版本学知识。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如何去找材料呢？有些历史工作者，作历史研究工作，就是从目录学入手。可是，目前很多年青的历史工作者很不注意这个问题。书本的史料，是现成的材料，尚如此困难，其他方面的史料，散在各方，收集起来，更加困难。
搜集史料不容易，鉴定和整理、运用史料更不容易。中国过去的大部分史学家，主要的功力用在这方面。中国的史学，是和经学并行的，也可以说史学是从经学中引伸出来的。经学是论道治世的。属于经的书，在汉代已经很是混乱，有真伪的问题，有残缺的问题，有字义不明的问题，有简牍错乱的问题，有篇章难分的问题。这些问题，混杂在一起，整理起来，十分困难。经过千百年经学家的努力，运用了各方面的知识，如目录版本、音韵训诂、名物学、文字学、舆地学等，才完成象今天流行的《十三经注疏》这部重要著作。
但是，不能说只是在史料上下功夫，就算是完成研究历史的目的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借以探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目标大得很，困难得很，是应当更加注意的。有一个时期，历史工作者只研究小问题，疏忽了大的问题。有人讥笑这是“学尚苟且”，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说，有人研究农民领袖李自成死在湖北的哪个村，或哪个山下；有的人研究马可孛罗哪一天离开泉州，是哪一天上午或下午；有的研究某一个人的生卒年月，不惜多方寻求那个人的家谱、墓碑或墓志铭，认为这样作才是专家。中国以前治史学的人很多，但真正走上治学道路的并不多。目前中外史学界有一个偏向，好研究小题目，忽视大问题，不求融会贯通的去对待历史知识。这样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比较容易，却是达不到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
（摘自《文史哲》1981年第1期）
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王充是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者
吴光
周桂钿同志的文章《王充是气（元气）一元论者吗？》（《人民日报》1981年1月26日，下称周文。）涉及到对王充宇宙观性质的评价以及对其宇宙观如何正确表述的问题。已经出版的某些论著的提法确实不够准确，如讲“王充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天地是元气的产物”，就有曲解王充原意之嫌。因此，周文对这些说法提出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周文只限于提出批评，并没有正面回答“王充的宇宙观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周文所说“在王充看来，天地比气更根本，天地是气的本原，气是天地的产物，一切气都是从属于天地这个体的”的观点，也不一定恰当，因此提出如下商榷意见。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王充所论的天地是有不同层次的，有局部与整体、有限与无限之区分。当他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体，列宿著天之形”（《祀义》，本文凡引《论衡》，均只注篇名），“天体，非气也”（《谈天》）时，指的是有限的、局部的天，不是无形的物质之气，而是有形的物质之体；当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时，实际上指的是运动着的、无限广远的宇宙，是“合气”的自然物质，是无形的“元气”与有形的天体（列宿）和地体（土地宅舍）的结合。因此，这后一个层次的“天”或“天地”比前一个层次的“天”和“地”要更高一级。我们在分析王充的宇宙观时，不能把两个不同层次的天地混为一谈，更不能依据王充对较低层次的“天”、“地”的论述就判定王充所说的天、地都是“体”而不是“气”。周文恰恰是在较低层次上分析王充的宇宙观的，因此得出了“王充认为天地都是体，而不是气”“气从属于体”的看法。这就片面地理解了王充的思想。
第二，关于“天地”与“气”的关系以及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王充多次在《论衡》中说过“天地含气”、“天地合气”、“天地施气”一类话，却从来没有说过“天地生气”或“天地是气的本原”这样意思的话。在王充看来，天、地、气是自古以来就自然存在的物质，它们没有先生、后生、互为本原的问题。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又说：“天地不生，故不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道虚》）据此，我们只能把王充所说的“天地”理解为整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有气，也有日月星辰、土木宅舍、人兽虫鱼等自然万物，气包含在天地（即宇宙）之中，天地乃是含气的自然界。在这里，王充实际上说明了“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王充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而抛弃了道家的唯心主义成份，把“含气之自然”的天地当作本原，已经正确地回答了哲学最高问题而归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何必还要画蛇添足地让王充在“天地”与“气”之间再找出一个本原呢？因此周文所说“在王充看来天地比气更根本，天地是气的本原，气是天地的产物，一切气都是从属于天地这个体的”这一观点，恐怕是不符合王充的原意的。
第三，元气（气）理论在王充宇宙观中的地位。王充虽然没有讲过“元气是宇宙的本原，天地是元气的产物”，也不认为“天地是气的本原”，“一切气都从属于天地这个体”，但是，气、元气这一哲学范畴，在王充的哲学体系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普通词汇，而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论衡》中关于气、元气有一系列论述，如“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言毒》），又说人和万物都是“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论死》）、“人禀气于天”、“且物之变，随气也”（《无形》）等等，可见在王充的思想中，元气虽然不是人和万物本身，但却是构成人和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它是一种普遍的、微细的物质，比起自然界一切其他具体的物质更普遍、更基本。也就是说，元气是构成整个物质世界（王充称之为“天地”）的基本物质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王充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元气论恐怕没有什么错误。
我认为，把王充的宇宙观概括为“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也许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