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在调整中停工和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
有计划地认真地培训干部和职工
北京电机修造厂和银川氮肥厂已收到良好效果
编者按: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有些基建项目下马,有些企业关停并转,有些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组织这些单位的干部和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这是做好调整工作的一项积极措施,而且可以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经过考核,从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是一种能够收到很好效果的智力投资。希望各地区、各单位从实际出发,积极抓好这项工作。今天本报刊登的两个工厂的做法,可供参考。
本报讯 石油工业部北京电机修造厂去年以来生产任务不足,许多职工无活可干,工厂面临并转。这个厂利用这段时间,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员培训。
去年上半年,在各车间还有生产任务的情况下,他们就坚持办了脱产文化班,由各车间选送学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2%。车间办半脱产技术学习班,如机械制图、铸造工艺班等,分上下午两批学习,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下半年,除机修车间有生产任务外,其他车间基本上无任务。厂领导象抓生产任务那样抓培训工作。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便于统一管理,全厂按文化程度统一编班,分大专补习班、高中、初中、小学六个教学班,开设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语文、算术等课程,制订了教学计划。另外,还开办了领导干部企业管理学习班和质量管理短训班。他们调配了教师,解决了教材、教学手段等方面的问题,如动员车间腾出办公室作教室,动员木工赶做了一批简易课桌椅,基本上满足了教学需要。
一年来,职工通过培训,提高了文化、技术业务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稳定了职工思想,收到了实效。
本报讯 据《宁夏日报》报道:银川氮肥厂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有四个车间已于去年十月停工停产。这四个车间共有二百八十多名职工。停工之初,厂里只是发工资,让他们闲着,结果人心浮动,纪律涣散。厂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和职工进行正规培训。
他们从科室和车间抽调十名业务能力较强的技术干部担任教师,教室是向化工学校借用的,工厂也腾出一个会议室。每天包括自习上七节课。学习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开设化工工艺理论基础、实际操作知识、自动仪表常识、设备基本常识,以及安全质量、企业管理基本知识等课程。
为了保证学习顺利而有秩序地进行,厂里制订了相应的制度:按车间编班,由车间主任或党支部书记担任班主任,并指定了班长;各科都定期进行考试,考试成绩记入本人档案,作为今后转正、定级和升级的依据之一;严格考勤制度,经常进行评比。厂领导经常去听课,了解情况,多次召集教师开会,共同商讨搞好教学的问题。
从开课以来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工人都积极参加学习,不少青工上课认真记笔记,课后还抓紧时间复习,多数人学习成绩较好。


第3版()
专栏:

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访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
记者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编室里,看到了全国各地大量青年的来信。他们结合自己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经历,诚恳地向编辑同志述说着自己的疑难和苦恼,具体、坦率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应当怎样对待工作、学习和生活?怎样树立正确的信仰、理想和人生观?该有什么样的道德、情操和修养?如何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怎样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遇到困难和挫折怎么办?
这么多的来信,这么多的问题,该怎么答复呢?老编辑叶佐群说:“对青年们的来信,我们力求做到全部有回音。针对青年来信中提出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编辑出版的书籍中选出一二本寄给他们阅读。”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去年以来出版和再版的一些书籍。如《青年修养丛书》、《革命烈士书信》、《共青团员怎样要求自己》等等。
编辑同志说:“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教育,是我们的责任,是党和人民的要求,也是广大青年们的愿望。前些时,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度放松了,有些人认为我们再出版这类读物好象‘不合时宜’。我们则不这么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不能放弃这块阵地,要坚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为了编好这些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等方面的书籍,他们加强调查研究,到青年、团员中间开座谈会,同青年们谈心,交朋友,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针对带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编书出书,力求生动、通俗,使青年们爱读。实践证明,这些书籍不是没人看,而是很畅销,有的销量达一百多万册,出版较晚的也已销出十多万册。去年他们重版和初版的这类读物共19种,已经销行一千零八十多万册。编辑部还经常接到来信、汇款,要求邮购。许多青年读者在来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者报告了自己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在思想上、行动上的进步,有的读者深情地来信说:“编辑同志,你们和你们编的书,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的教育工作,要抓好要抓早,要从少年儿童抓起。这正如郭沫若同志生前说过的:“要抢在春天里播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就有这么一批辛勤的播种者。这家出版社除了编辑出版大量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高的儿童文学读物和《中国儿童》、《儿童文学》、《我们爱科学》、《中学生》等刊物外,还十分重视编辑出版一些对少年儿童以及幼儿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书籍。听了老编辑史林子、王济民等同志的热情介绍,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童心和热忱感动了。他们说:“关心少年儿童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好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健康成长。”翻阅他们出版的《少年思想通信》丛书、《可爱的祖国》丛书、《人物小故事》丛书、《中国历史小故事》丛书、《红领巾的书》丛书、《小学生守则》丛书及其他书籍,真使人爱不释手。这些书籍图文并茂,装帧漂亮,内容丰富生动,连成年人看了都觉得有益有趣。王济民和史林子说:“看到孩子们爱这些书,读这些书长了知识,受了教育,我们做编辑工作的真高兴。”
这些辛勤地默默地工作着的编辑同志,这些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广大青少年身上的人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青少年们的良师益友。 本报记者 朱述新


第3版()
专栏:

郑州工学院建成计算机教学系统
本报讯 郑州工学院在有关单位协作支持下,经过两年努力,研制成一套计算机多终端教学系统,最近已通过鉴定。
在学校中建立计算机教学系统和广泛开展计算机教育,对普及使用计算机技能,加速培养计算机应用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解决学生没有机会接触计算机的问题,郑州工学院在有关单位协作支持下,采用国产DJS130小型计算机,增配了磁盘机、多路通讯控制器和12台(可接16台)联机终端设备,配上了实时磁盘操作系统及其支持下的多用户基础语言和公式翻译语言等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计算机教学系统。这套教学系统的建成,可以初步解决学生上机实习的问题,还可开展学生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学校科研工作。
由教育部和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主持的鉴定会认为,这套系统比较简单,投资少,效果好,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求解小型题目的需要,在一般高等院校很有推广价值。


第3版()
专栏:工作研究

加强合作医疗财务管理的尝试
适应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医疗体制当前也有所变化。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由大队办卫生所,实行谁看病谁交钱;许多地方仍然坚持办合作医疗。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必强求一律。合作医疗本身也有改革问题,比如怎样把它管理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就值得研究。广东省中山县一些大队的合作医疗经费历年超支,有的弄得几乎垮台,但实行“定额包干,超额有奖”的管理办法以后,一年之内就扭亏为盈,改变了面貌。
新的管理办法是怎样搞起来的呢?原来中山县在建立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看到社员们超产得奖,增加了收入,而他们只拿较低的固定工分,所得报酬有的还顶不上一个同等劳动力,很多大队卫生站每年的盈余款全部上缴大队,干多干好没有奖,干少干坏也不罚,他们觉得这样搞下去没奔头,还不如干脆种田去。港口公社石特大队、南头公社民安大队等一些大队的干部看到这个问题后,从前年春天起,先后试行“定额包干,节余奖励”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大队根据前三年合作医疗和大队卫生站收支情况,提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收支包干方案,交大队医务人员讨论,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签订合同,规定在完成防治任务的前提下,年终结算(有的大队是每季度一结算),如果合作医疗经费和大队卫生站收支相抵有节余,就从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奖金,发给大队医务人员。大队有专人负责管理合作医疗和卫生站的帐目。目前全县已有23个大队实行这种管理办法。各个大队包干和奖励的具体规定不完全一样,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把合作医疗的管理同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了,把办好合作医疗同调动农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统一起来了。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著的。首先,减少了浪费,节约了开支。过去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讲经济核算,药物和办公用品用多少算多少,浪费较大。例如,不管病情是否需要,滥用贵重药,争开大处方;由于责任不明,管理不善,还发生过中药霉坏,西药过期的事情,碘酒、酒精、小块纱布、胶布等物谁要谁拿;药品包装纸随意送人,处方笺当便纸……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一而足。实行“节余有奖”的管理办法以后,制度严格了,大家互相监督,尽量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开支。民安大队从1973年至1978年经费历年超支,都由大队从公益金中拿钱补贴,1979年头一回盈余274元。石特大队也扭转亏欠,一年节余一千多元。大队医务人员都根据合同规定,获得了奖金,少的30元,多的上百元。
第二,有助于纠正医疗上的不正之风。过去大队医务人员为干部、亲友开“特殊方”、“人情方”的不少,连挂号费都不收,有的还开补药自服。现在,这些现象较为少见了。
第三,预防工作比以前抓得更紧。大队医务人员最担心的是发生流行病,他们懂得,降低发病率是最大的节约。石特、民安等大队医务人员实行分片包干,预防工作责任到人。石特大队医务人员一年给社员服六、七次预防茶,给儿童进行两次健康普查。去年一至七月,全大队发病比前年同期减少六百多人次。那里社员多是饮用河水,不卫生,大队医务人员积极帮助群众打井,改良水质,一年来已打水井46口。
由于有上述这些明显的好处,中山县卫生局打算开办一个学习班,向全县推广这一新的管理办法。他们特别强调,包干金额和奖励提成比例要订得适当,太松太紧都不好。总之,要使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经过努力能够达到并超过规定的指标。奖励太少不足以调动积极性,太多也会产生副作用。他们认为,制订包干方案时,应和大队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各类人员的奖励幅度以大体相近为宜。
我们曾向大队医务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实行这种“节余有奖”的办法,是否可能发生该用好药不用,以致延误病情的情况?他们回答说:“一般地说不会。因为该用的药不用,病情加重以后,花费只会更多。当然,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应当防止。”
新华社记者 余振鹏 陈炳光


第3版()
专栏:

为冠心病人造福
——记著名老中医郭士魁
全国劳动模范、著名老中医郭士魁,从事中医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二十多年,研制了冠心片、宽胸丸、宽胸气雾剂等新药,为我国防治冠心病闯出了一条新路。
五十年代末,刚四十出头的郭士魁大夫,决心突破“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的说法,钻研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心绞痛”病的治疗。1959年冬天,某医院病房收治了一个重型冠心病患者,用了很多中西药物也没有控制住心绞痛的发作,请郭士魁大夫会诊。郭大夫在细细诊查之后,开了一个“活血化瘀”的方子——通窍活血汤。在他精心治疗下,病人不久控制了心绞痛,短期内出院疗养。
郭士魁从此开始有目的地应用“活血化瘀”的治则进行临床实践,逐步地组成了冠通汤、冠心一号方、冠心二号方等方剂。
为了进一步检验疗效,郭士魁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协作,设立了几张中医病床,与西药组进行对照。三年中,他用活血化瘀为主的汤方治疗三十多例病人,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中医中药治冠心病虽然取得了疗效,但人们反映这种治疗一是慢,二是繁,三是贵,急性患者还非得用西药不可。
郭士魁觉得这些意见有道理。他决心闯“三关”:变慢为快,变繁为简,变贵为贱。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吃不下,睡不着,白天看病,晚上翻资料,终于从一个治疗牙痛的验方中得到启发,制成了宽胸丸,粗制品每丸才九厘钱,效果也好,一般病人服药后三五分钟就能止痛。
在十年动乱中,研究工作受到破坏。但郭士魁力排干扰,埋头治病,积累了更多的临床经验,学术思想和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71年,他联络了各兄弟单位,组成了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探明活血化瘀的机理。当时,科研条件十分困难。为了不耽误实验的进展,郭士魁决定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他曾因服药反应而头晕眼花,恶心呕吐。
在他的带动下,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研究小组的同志们,从生化、药理、药化、剂型等不同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977年,冠心二号方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鉴定,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医研究院二等科研成果奖。 阎孝诚


第3版()
专栏:

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坚持不懈地抓计划生育
陈家大队人口出生率长期控制在低水平
江苏省兴化县严家公社陈家大队从1969年以来,人口出生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现在,全大队73对已婚夫妇,除特殊原因外,已有68对落实了节育措施。
这个大队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能长期坚持呢?主要是大队党支部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1980年9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的《公开信》后,又连续解决了以下三个思想问题。
一是“满”。大队的一部分干部原来认为,他们那里已经九年没有第三胎,三年没有第二胎,以后工作就不必花大劲了。真的“不必花大劲”吗?党支部引导大家对全大队育龄夫妇的思想动态作了一个分析:全大队只生了一个女孩的有11户,虽然个个领了证,拿了奖,但不是思想问题都解决了,只要有一户突破,其他人就会跟上。通过分析,干部们清楚地看到: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不是抓十年八年就可以丢手的。不管基础多好,也不能疏忽放松。
二是“难”。一部分干部认为“重男轻女”的思想难改变,单靠宣传教育难解决。宣传教育有没有作用?讨论中,大家回顾了本大队搞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十多年来,没有罚过一个群众,没有一个计划外生育。全大队73对育龄夫妇,除尚未生育的以外,全部落实了节育措施,其中有四对夫妇在生了一个小孩后,就做了节育手术。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还是靠说服动员、政策落实和干部带头。党中央《公开信》强调做思想教育工作,是十分正确、完全必要的。妇女干部朱桂兰说:“只要我们在行动上以身作则,在工作上耐心细致,是能够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好的”。
三是“无所谓”。有人认为这个大队田多人少,现在每人平均二亩出头,多养个把孩子无所谓,不愁没饭吃。在学习《公开信》时,党支部书记邹长兴引导大家谈了计划生育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四化是全局,不能单从本大队这个小小的局部看,一定要有全局观点,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能拖四化建设的后腿。
在大队干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支部又召开了党团员干部会议。讨论中,党支部引导大家算了两笔帐。第一笔帐是算计划生育带来的好处,第二笔帐是算今后人口的发展。两笔帐一算,全大队党团员和干部都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好处大,人口非控制不可。原来有些群众认为,“公开信”是对党团员干部说的,群众可以生两个。通过学习,提高了对“只生一个孩子”重要意义的认识。一队社员邵新生、四队社员王加美,1980年都生了头一胎,都盼望哪一天上面政策放宽,再生第二胎。听了宣讲动员,很快打了只生一个孩子的报告。全大队27户只生一个孩子的社员全部领了独生子女证。
计宣


第3版()
专栏:一定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抓紧

运用文艺形式宣传中共中央《公开信》
陕西省安康县多年来经常运用文艺形式,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县计划生育办公室积极会同县广播站、文化馆、团委、妇联等部门,组织了部分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自编自演了以一对夫妇终身只生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文艺节目。其中有大筒子戏《万家福》、小场子《终身只要一个娃》、花鼓词《好儿女一个顶十个》、山歌对唱《计划生育当模范》和《生育应当有计划》等。这些节目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活泼风趣,地方风味浓郁,很受城乡广大群众欢迎。 张本中


第3版()
专栏:

节育者的“吉星”
记高州县人民医院医生麦淑珪
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人们都把安全可靠、技术高超的手术医生,当作自己的“吉星”。在广东高州县城乡,最负盛名的一颗“吉星”,就是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麦淑珪。
一九六八年,麦淑珪被当作“封、资、修”的“苗子”,从县医院下放到大井公社卫生院。一次,麦淑珪同两个同志一道,来到木广埇大队动员一个已有五个孩子的农妇做节育手术。这个农妇见麦淑珪待人亲切,吐出了心里话。她说:“医生,我也知道子女多,捰食难,但如果开刀结扎出了问题,一堆子女谁来养活,我就是‘怕’……”
农妇一番话,深深打动了麦淑珪。原来,农民不愿手术节育,大都是怕万一手术不安全,身体垮了养不了家。农村妇女有她们的难处啊!可见,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的关键,是要搞好手术安全,要使农民“信得过”。
此后,麦淑珪做每一个手术都是万分小心,全神贯注。她对自己的要求是“稳、准、轻”。她做的女结扎手术,切口又准又小,一般只缝一至两针。手术时间由每次十五至二十分钟减少到一般在十分钟以内。
由于她手术精良,连续在大井公社做了五六十例,全部安全可靠,许多社员相约前来。不久,麦淑珪又参加了县计划生育手术队,先后到过十多个公社。每到一地,她都注意“安全第一”,从不贪快“赶”任务。对每一个手术对象,她都首先查问病史,检查身体。由于她认真负责,不仅确保了手术对象安全,同时还发现和医治了一些社员的隐病旧疾。一次,她在东岸公社做结扎手术,发现一名农妇腹中有异物,她结合结扎手术,成功地从这个农妇腹中取出了一个有手有足的“化石胎”。这个四十多岁的农妇,逢人就说:“我真是遇上了‘贵人’,碰上了“吉星”啊!”
十二年来,麦淑珪成功地完成计划生育手术五千二百多例,没出一次不良事故,被人们称为节育者的‘吉星’。前年,她被提升为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科主任,去年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不久前,她出席了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代表大会,受到省人民政府嘉奖。
曾北洋(附图片)
荣成县石岛公社卫生院对产妇和婴儿精心护理。出院后,医生还定期到家探望。
新华社记者 岳国芳 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