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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宁县把工作好坏同干部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实行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效果好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在对社员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同时，对农村基层干部实行以明确经济指标，签订经济合同，年终奖罚到人为主要内容的干部岗位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永宁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重点产粮县之一。去年春天，县委组织广大干部、社员总结过去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教训，决定在全县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讨论中社员们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光对社员实行责任制还不够，干部也要有个责任制才行。县委觉得群众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很快制订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岗位责任制，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经济指标，逐级签订合同，年终奖罚到人。例如县同公社签订的合同，规定各公社以近三年农业生产主要项目实际水平的平均数为基数，凡集体粮食总产、粮食征购任务、工副业收入每超过一万斤（元），县里向公社干部发奖金若干元，每减一万斤（元），则从公社干部工资中扣除一定数量为罚金；其他如育苗和造林任务、适龄母畜怀胎率和产仔成活率、猪羊饲养量和向国家提供的肉食，也分别作出了奖罚规定。年终按照各项指标实现情况，对公社干部进行评议，做到奖罚到人。各公社对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也参照县同公社签订的合同，制订了类似的奖罚办法。
不久前，永宁县各社队结合年终分配，检查和评议了干部去年的工作，做到了奖惩兑现。全县71个大队、564个生产队，除有30个生产队和个别大队因工作不善减产受罚外，其余均数量不等地受奖。
永宁县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在对社员群众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同时，对社队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好处很多：
第一，增强了干部的责任心。干部的精神面貌比以往好，工作抓得紧，庄稼务得细，春播、夏种及两次收割进度都比往年快，后进社队变化尤其明显。
第二，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签订了经济合同，明确了经济责任，干部普遍感到再象过去那样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做指示不行了。去年各社队都建立了干部蹲点包队制度，有的一人包一个队；有的由主要领导带队，几个人包一片；有的集中力量抓后进大队和后进生产队，普遍收到了较好效果。
第三，提高了干部学科学、学管理的自觉性。为了增产增收，许多干部自觉地学科学、学管理。根据他们的要求，去年县里举办了两期有各级干部参加的经营管理学习班，一批懂农业、会管理的干部正在涌现出来。
第四，推动了农村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实施。社队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后，对生产责任制更乐于积极推行。去年，全县564个生产队，普遍从实际出发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有369个生产队采用了联产计酬的形式。 本报记者 马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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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亳县开始恢复发展传统经济作物
在历史上有经营多种经济作物传统的安徽省亳县，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后，去年在粮食总产增加9．4％的同时，经济作物有很大的发展。全县三油（芝麻、花生、油菜）的总产量比前年增加130％，棉花增加240％，烟叶增加34％，蚕茧增加14％，麻类增加80％。全县经济作物收入比前年增加一倍多，上升到占农业总收入的44．8％。农民手中的钱多了，买农业机械、大牲畜、化肥也多了，为农业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十年浩劫中，亳县很多经济作物被迫停种，有的已经绝迹。去年以来，中共亳县委员会和政府指导社、队从实际出发安排作物种植，全县根据自然优势和传统习惯，已建立起棉花、烟叶、泡桐、蚕茧、核桃、花生、药材等一批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经济作物区的各生产队，都拿出20％到30％的土地作为经济作物田，由社员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产值一定三年或五年不变，从而提高了各项经济作物的产量。县农业银行从资金方面加以扶持，农科所、烟草公司蚕种场等单位，也为社队培训技术人员和提供优良品种。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全县社员去年人均分配收入比前年提高56％。
郁夫 学敏 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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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调动社队干部积极性的重要措施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加强和逐步完善，农村干部建立岗位责任制的问题已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在农村普遍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同时，对社队干部实行了以明确经济指标、签订经济合同、年终奖罚到人为主要内容的岗位责任制，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全面发展。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建立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好处很多，很值得提倡。
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如果农村社队干部没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工作责任不清，好坏不分，赏罚不明，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去搞好农业生产。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几个文件下达以后，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但是，要把农业生产尽快搞上去，只有社员群众的生产责任制还不够；在生产第一线领导生产的社队干部，也要有个责任制，并且把二者结合起来。有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制，干部和社员之间的行动就能更趋一致，有利于生产责任制的推广执行，有利于干部责任心的增强，有利于干部作风的转变，有利于干部自觉地学科学、学管理，总之一句话，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把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搞得更好。
同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样，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建立，也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要考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社员、干部的觉悟程度和管理水平，做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大轰大嗡，不搞“一刀切”、“一锅煮”、“一阵风”。还未建立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地方，要提高认识，引起重视，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分期分批地逐步建立。已经实行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地方，要进一步完善提高，注意总结交流这方面的经验。这项工作，和社员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多和群众商量，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能把建立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工作搞得比较好，使它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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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推荐一篇新闻
今年1月13日《青海日报》头版《往年——算盘响干部躺，今年——得了奖干劲长》的新闻写得好，我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后，对社员的奖励普遍兑现了，使广大社员得到了实惠，因而社员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但是，现在有的地方忽视对生产队干部的奖励，他们还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许多生产队长整天忙于集体生产，没有时间搞副业，影响了家庭收入，加上其它的一些原因，每当秋收以后，就出现“算盘响干部躺”的情况。《青海日报》发表的这篇报道，对促进农村在实行责任制以后认真执行奖励制度，稳定农村干部，是有积极意义的。
甘肃兰州铁路局党校 李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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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大队认真兑现干部奖励制度
往年——算盘响干部躺
今年——得了奖干劲长
据《青海日报》报道：青海省民和县中川公社前进大队认真执行干部奖励制度，没有出现“算盘响，干部躺”的现象，队干部们领着社员搞备耕，个个干劲十足。
前进大队去年农业收成好，多打了16万斤粮食，三万斤油料。按照年初制订的奖励制度，应该提出一批粮食奖励队干部，但是，有些大队干部主张不奖或少奖。年初订的制度要不要执行？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们开会讨论。大家分析了生产队干部的工作情况，取得了一致意见：生产队干部常年为集体生产操心跑腿，粮食增产有他们的一份功劳；特别是许多队干部常常因为忙工作，误了家庭副业，顾不上种自留地，经济收入低于一般社员，因而执行奖励制度，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也有利于调动队干部的积极性。会后，全大队拿出了5，200斤粮食，奖励了七个生产队的队干部。
奖励兑现以后，队干部们领导生产的劲头更大了。朱家城上队队长王维忠领到奖励粮三百多斤，很受鼓舞，感到当队长责任更重了，他领着社员用了四天时间送完了夏田作物的肥料，还铺了两亩新砂。其他各生产队备耕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
张举贤 朱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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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迎燕归
丹瑾
杨柳吐翠的时候，我们似曾相识的燕子便要从印度、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双双飞回，啄泥池边，营巢檐下，养儿育女。
同是燕子，其实细看又有区别。在我国分布最广的是家燕，又名玄鸟、拙燕、越燕。它体态轻捷伶俐，飞行快如流星。常结群横飞田野空中，或在水面掠过，追捕蝇、蚊等害虫。燕群所过之处，蚊、蝇为之一扫。金腰燕体形跟家燕相似，但略微大些。它用泥、草筑的巢，呈曲颈壶状，并有一个壶嘴状的开口，比家燕的碗状巢精巧得多，因而又有“巧燕”之名。巧燕大都栖息在山地村落间，飞行虽然没有家燕快，捕虫却也相当勇猛。它主要捕捉金龟甲、象甲、沟叩头甲和叶甲。这些都是啮食庄稼的大害虫。还有几种稍有不同的燕子，全都是捉食害虫的能手。
燕子育雏时捉虫更勤。乳燕脱壳而出，呀呀待哺，忙得老燕雌来雄往，跟穿梭一般不停。那情形，正如白居易所写：“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老燕一年育雏两回。有人计算：从4月到9月，一对燕子及其子女，要吃掉大约100万只昆虫。这对保护人体健康和农作物生长，贡献不可谓不大。所以燕子是有利于农业的一支重要治虫队伍。
我国人民一向喜欢燕子。在广大农村，许多农民开门纳燕，让它们自由地在房梁上筑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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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潮格旗兴修水利工程，加强牧区草原建设。这是乌力吉公社巴音满都乎大队的自流井。
关秀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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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玉林地区蘑菇丰收
入冬以来，广西玉林地区农村仅培育蘑菇一项就增加收入九百四十多万元。
培育蘑菇不占耕地，投资少，见效快，收入大，很受群众欢迎。去年，玉林地区罐头厂配合供销、外贸部门，积极扶持社队发展蘑菇生产，使全地区培育蘑菇的面积达到一百零五万平方米，培育蘑菇的社员家庭有一万九千多户。去冬以来，玉林地区罐头厂由于原料充足，生产的出口罐头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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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埭公社珍珠高产
江苏吴县黄埭公社河网密布，有水面七千多亩，占耕地面积六分之一。去年全公社三百五十六个生产队有三百四十八个队养蚌育珠，年产珍珠超过八吨，比上年翻了一番。
在江南水乡放养河蚌，培育珍珠，不同粮食争地，不愁原料，成本低，花工少，收入大。去年，黄埭公社粮食因灾减产，而社员平均收入却上升百分之四十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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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如何评价和对待小水电？
——对《“不能给小水电抹黑”》一文的看法
白丁
《人民日报》1月30日第八版以头条位置登了一篇孙后礼同志写的《“不能给小水电抹黑”》的杂文。乍看题目，觉得很高兴。但看完文章，才晓得作者是反对“不能给小水电抹黑”这句话的。作者批评报纸宣传部门有关小水电的报道“全是一边倒”。借参加全国电力工作会议的广东朋友的话，对小水电大兴问罪之师，说小水电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对大电网“索取高价”，“强求低售”，“挖了国家财政”，“小鱼吃大鱼”，说小水电“问题成堆”，“一面挤电网，靠电网，吃电网，一面又恨电网，骂电网，告电网”，简直是横行霸道。
我首先声明：我是小水电的拥护者，也是小水电的工作者，我作过调查研究，了解一些小水电的情况、问题和矛盾。我知道孙后礼同志的文章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反映了部分同志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更有必要把问题讨论清楚。
我们和孙后礼同志的分歧在哪里？这得先从根上说起。
能源问题是个大问题。在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国家把能源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但是，要把能源搞上去，究竟是一个积极性好，还是多几个积极性好？是一家办电好，还是多家办电好？在解决农村能源上，当前主要是靠大电网，还是在相当的程度上要靠农村小水电？小水电是坏处多，还是好处多？在大电网对小水电的关系上，究竟是实行排斥、限制、蚕食、吞并的方针，还是实行积极鼓励扶植的方针？无疑孙后礼同志主张前者，反对后者，而我的看法则恰恰相反，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我说多几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多家办电比一家办电好，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电力工业这样薄弱，能源这样紧张，为什么不可以发动大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总比电力部门一家办力量大吧！事实证明，一家独揽是揽不起来的。
小水电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因为大电网长期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才被迫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干起来的吗？建国三十一年来，特别是近几年以来，全国小水电有很大发展。1979年底全国小水电装机630万千瓦（1980年达到了71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19亿度，相当全国农村用电量的37％。有的省小水电的发电量已相当或超过农村用电量。如四川1979年农村用电15．35亿度，小水电发电量为16．2亿度。孙后礼的广东朋友说，广东全省有40个县靠小水电供电那是“吹牛”，究竟是不是吹牛，由广东的同志们去澄清事实吧！我不想多嘴。我这里只举一个数字：广东1979年小水电发电量18亿度，约等于全省农村用电量。
试想这些小水电如果全靠国家，全靠大电网，什么时候才能装得起来？难道人们蠢到这种程度，放着大电网的电不用，偏要自己费钱费力地去干小水电？孙后礼说，汕头地区最近同大电网联网了，那里的人民欢呼“第二次解放”。须知这是建国后的第32个年头，过去那里靠的是地方中小水电供电，如果不让他们办电，只要他们等大电网，岂不是要那里“黑暗”31个年头吗？孙后礼同志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大概忘记了，没有中小水电带来的第一次解放，何来“第二次解放”呢？
小水电是人们吃够苦头，才搞起来的。湖北省通城县过去一直想靠大电网，等大电网，结果等了十多年，花了一百多万元架了两条高压线，但大电网只给了二、三百千瓦电，说停就停，没有解决用电问题。县里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办小水电，从1973年起到1979年，共建142处，装机1．4万千瓦，才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一味等、靠大电网，能有今天的面貌吗？
湖南省靠大电网供电的22个县，由于电力紧张，经常拉闸限电，抗旱排灌及农村其他用电，根本不能保证。后来也是自己被迫办起小水电，情况才大大好转。如衡东县，从1966年开始，13年装机1．8万千瓦，年发电量七千万度以上，除满足本县工农业用电以外，还支援了大电网。如果也光等、靠大电网，能够有今天的面貌吗？
诚然，小水电有其本身的弱点和缺点。和大水电相比，如年利用小时较低，保证率较差，每千瓦的造价比大水电较高，有的工程在建设和管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等等。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就如大水电，它和大火电相比一样，一般造价要高一些，由于河流来水的丰枯变化，利用时数要低一些，也并不是个个经济实效都那么好，投资效果都那么高，在建设和管理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国广阔的国土上，许多中小河流和小溪小涧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据调查蕴藏量约1．5亿千瓦左右，可开发量有七千多万千瓦，发展小水电的前途非常广阔。由于小水电投资较少，技术比较简单，施工期短，投产快，几百千瓦的小电站，一般可以作到当年受益。因此干部群众把小水电称为“摇钱树”、“聚宝盆”。
在当前国际能源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的小水电的成就和经验，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注意。最近联合国在我国杭州召开了国际小水电会议，许多外国朋友对我国小水电的发展倍加称赞就是证明。
孙后礼同志口口声声说小水电的造价高，说搞小水电不如搞大水电。作者批评别人缺乏辩证法，而他自己在这一点上恰恰缺乏些辩证法。大水电投资效果固然较好，利用率也较高，但也有工期长和电力输送上的困难，投资大，国家一下办不了那么多，满足不了群众要求，难道就不许地方和群众自己办电吗？小水电花钱少，社队自己投劳力，就地取材，自己筹措资金，国家只给少量补助，就可以办起来。而大水电站资金、材料全部得由国家负担。从国家投资效果来看，1975年到1979年五年间，全国大中水电站累计装机373．4万千瓦，国家投资54．76亿元。事有巧合，这五年全国小水电累计装机373．2万千瓦，和大中型水电装机大体相等，而国家投资只有13．03亿元。现在全国还有一半农村社队没有用上电，如果农村（特别是偏僻地区）用电全靠大电网，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解决呢？
小水电和一些小工业情况不一样，它一不和大水电争资源，二不挤大水电的投资，三不存在机械设备制造的矛盾，那么，“以小挤大”的罪名自何而来呢？
在我国的能源建设中，怎样处理大电网和小水电的关系，这是个重要的政策问题。
是“小鱼吃大鱼”？还是“大鱼吃小鱼”？这还得看事实。
和孙后礼同志有类似思想的人，他们看轻了小水电的作用，拒不执行原水电部早已确定并经中央同意的“谁建、谁管、谁有、谁受益”的正确政策，在一些地方强行把地方群众集资兴建的县社小电网无偿收归大电网所有，大大打击了地方和群众办电的积极性。如湖南衡阳地区1975年到1978年办小水电，全区共投资7，800万元（国家投资及补助费只占20％），好不容易才建起5．8万千瓦的小水电（还有2．5万千瓦在建设），但被电力部门无偿收走。只许小水电发电，不许供电，他们只好以每度四分钱卖给电网（这就是所谓“索取高价”）。电网以每度一角钱供给用户（这就是所谓“强求低售”），电力部门转手拿走小水电60％的利润。这就使地方和群众的办电情绪大为低落，纷纷拆机变卖，归还国家贷款。临湘县贺坂公社在1977年建成一座金石潭水电站，1978年发电12万度，他们以每度3．2分卖给电网，该公社全年农业用电只9万度，电网回供电价每度6分，结果多送了三万度电，还要给电网付电费二千元。这究竟是“小鱼吃大鱼”，还是大鱼吃小鱼？这赔钱的买卖谁还去干？
最近我到了浙江诸暨县征天水库，这个水库的职工气愤地告诉我，水库电站自从并网发电后，毫无自主权。1979年大电网停电时期，正值灌溉用水季节，水库要求单独发电，保证水库自办工厂用电，但电网硬是不同意。这样就眼巴巴地看着水白白流走，工厂又停产，两头受损失。这难道也是“以小挤大”，“小鱼吃大鱼”？
孙后礼同志抱怨人们“恨电网，骂电网，告电网”，难道这不值得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从全国来说，有不少地方大电网和小水电，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各得其所，关系融洽，这些地方并没有恨、骂、告大电网的情况。
某些同志坚持这种错误观点和作法，据说有个理论根据，那就是强调电网调度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对此我毫无异议。但电网调度的高度集中统一，并不等于所有权归一家所有，不意味着什么都一统到底，更不能侵占地方和群众的利益。我们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但要别人拿米给你煮饭的作法，谁还会有积极性呢？这是违反国家的能源政策，不利于电力建设事业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小水电完美无缺，也不是不看条件的盲目提倡大搞小水电。而只是说对小水电要看主流，对它的作用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它是在能源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地方军。应该鼓励它，支持它，扶植它，不能把它在前进中的问题说得一团漆黑，从而压制它，排斥它，打击它，否定它。“不能给小水电抹黑”这句话是完全对的。这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
我们天天喊走群众路线，天天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与民争利，对干部群众的这个呼声，难道不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