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甘洒热血在疆场”
——回忆张友清同志
刘澜涛 杨献珍 周仲英 王鹤峰
三十八年前，中共山西工委书记、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同志为党、为人民壮烈牺牲了。友清同志牺牲后，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的旁边有一行刚劲的毛笔字：“甘洒热血在疆场”。看着他的照片和誓言，也就看到了他的耿耿红心、浩然正气！
三十八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把友清同志打成“叛徒”，挖掉了他安息的坟墓以后，我们更加深深怀念这位忠诚的、坚强的、英勇的、足智多谋的优秀共产党员。
张友清同志是陕西省神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1岁。
大革命时期，友清同志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商人协会和学生会，领导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当时，陕北的青年受其影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者甚多。之后，友清同志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革命，进袭武昌，友清同志参加了讨夏之役。讨夏归来，党派友清和一批同志先后到高桂滋、杨虎城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任杨部队政治部民运部长，并参加该部中我党的领导工作。不久，杨虎城被蒋介石诱骗到南京软禁，部队被国民党改编，友清同志转移到地方，秘密地开展地方党的工作。
1928年，友清同志组织了杨虎城部队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北平，任北平市委书记。
1929年，友清同志在北平被捕，入狱年余。出狱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时间虽然不长，由于他工作深入细致，很快地掌握了当时进行叛党活动的分裂分子张慕陶、韩麟符等人的动向，及时向党员通报，教育大家提高警惕，同这些分裂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同年2月至7月，友清同志和殷鉴、陈原道、赵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刘亚雄等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入狱。敌人对狱中的同志实行了国民党法西斯的“反省政策”，同志们在肉体上受到了野蛮摧残，精神上受到残酷折磨。但是，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面对敌人的淫威，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针锋相对地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斗争。
当时，友清同志就是狱中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他身体不好，又带着沉重的铁镣，在经过敌人多次摧残折磨之后，体质一天坏似一天。然而，友清同志意志坚强，他接受了第一次被捕的教训，那时没有法庭上应付敌人的经验，说了一些错话，旋即纠正了。他以自己的体会，经常对青年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要大家不讲不利于党的话，不供出党的组织和同志，不做可耻的叛徒。他根据支委会的决议，反复地在同志们中间阐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道理，使大家懂得，凭一股勇气和敌人拚死，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在漫长的牢狱岁月里，经受各种考验和磨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则是难能可贵的。友清同志在狱中的这些思想和言论，表现了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鼓舞着同志们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革命斗志。
为了进一步提高狱中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彻底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要把监狱变成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为此，支部决定，要进行一次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改善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政治犯一律下镣；第二，改善伙食，每天一米一面，每餐一菜一汤；第三，打开监房门，犯人可以在各监房自由走动；第四，延长放风时间，每日三次放风，每次一小时；第五，订四份报纸，从外面买进书刊来学习；第六，牢房生火取暖。
支部看到友清同志的身体太弱，怕他绝食后危及生命，决定不让他参加绝食斗争。可是，友清同志硬是和同志们一道，把牢房里的食物、食具扔了出去，投入了以顽强革命意志压倒敌人反动气焰的战斗。
绝食斗争的第四天，体弱的同志生病了，带病的同志病情加重了。友清同志的情况更加严重，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第五天、第六天，友清同志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死亡时刻在威胁着他。但是，这位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员，怀着必胜的信心，用巨大的毅力同疾病和饥饿作斗争。
绝食斗争到了第七天，敌人惊慌了，国民党当局派专人匆忙赶来监狱，要求和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当时，何应钦和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对在狱的政治犯施行的“反省政策”，是一种威胁利诱的反动政策，要求在押犯人一律履行。但是，狱中的同志，坚决反对“反省政策”，按照党支部的决定，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反省政策”遭到了破产。于是，敌人恼羞成怒，悍然判处殷鉴、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等十二位同志死刑，并且给加上重镣，不许放风，严加防范，等待执行。友清同志和被判处死刑的其他同志，义无反顾，决心从容就义，纷纷向党组织表示：“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我们也绝不玷污党和先烈的荣誉，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同时，将牺牲后狱中党组织的干部配备和狱中斗争的方针作了完善的安排。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华北的局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国民党宪兵第三团仓惶撤走，死刑未能执行，友清和其他同志才幸免于难。
1936年秋，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友清同志出狱后，到山西担任工委书记。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越过山海关，平津受到严重威胁，华北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着这样一种形势，友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毅然奔赴太原，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有力地配合做公开工作的薄一波等同志，在山西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根据地。
那时候，山西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基本上瓦解了。所以，友清同志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和繁重的。
他总是忘我地、呕心沥血地进行工作。友清同志的身体又瘦又弱，且常生病。两条腿因为长期坐监狱、带铁镣，行走又相当困难。但是，为了尽快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为了在山西发展党的组织，为了领导群众把山西建设成为抗日根据地，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友清同志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同志们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注意休息。友清同志则非常乐观地说：“不要紧，我的身体就是这样，练出来了。”
他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看问题尖锐明确，写文章简练有力，在工作和斗争中能够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策略，实事求是。处理纷纭繁杂的事务，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干部，他总是满怀深情地关心、爱护、体贴。干部有困难的时候，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克服困难。干部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又善于说服教育，使人心悦诚服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他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对此都有深切体会。同志们感到，和友清同志相处，亲切融洽。他住的那间小屋子，每到工作之余，经常挤满了许多同志，大家在一起说笑谈心，亲密无间。他每到一个村子，很快就和当地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与房东相处得象一家人，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老张”。
他光明正大，肝胆照人。工作中发生了分歧，他总是顾全大局，虚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出现了错误，他又勇于承担责任，公开作自我批评，并且诚恳地请同志们帮助他克服弱点和缺点。
友清同志在山西工委工作期间，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配合得很好，工作是出色的。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山西工委和做公开工作的山西工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山西党组织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省105个县，县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县县有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战斗，而且，有70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员。我们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抗日救国的强大力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部署反共。党派张友清同志住到秋林八路军办事处，指挥参加会议的同志和阎锡山进行斗争。阎锡山的这次会议开了三个月，我们摸着了他的底，确定了这样的方针：对阎锡山的反共措施，我们表明反对，但是，不采取决裂的态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按照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办事。这样，使阎锡山的反共阴谋没有得逞。在同他的联合和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1939年秋，党调友清同志到北方局担任统战部长。这时候，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急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友清同志坚定地执行我们党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明确告诉在国民党部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隐蔽，积蓄力量；又要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结果，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最后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之后，孙部一个团投奔八路军，副军长邢肇棠担任了我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所有这些，都是张友清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1942年春，友清同志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这时，敌后斗争越来越艰苦。五月，在敌人的大“扫荡”中，我北方局机关被包围。那时候，友清同志的身体更坏了，两条腿走路更艰难了。在突围的过程中，友清同志发现身边的一个女同志很吃力地奔跑，便将自己的马给了她，叫她赶快冲出重围，而友清同志自己，却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友清同志被关进太原的集中营后，受尽了敌人的摧残和折磨。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不停地鼓励身边的同志“要坚持斗争，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1942年7月7日清晨，我们的友清同志还在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坚持，坚持，坚……，。”第三个坚持没说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就连早已牺牲的友清同志也不放过，也要把他打成“叛徒”，也要捣毁坟墓，弃尸扬灰。甚至对友清夫妇被捕在狱中生育、后来在延安长大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极尽其迫害和折磨之能事。但是，历史并不是由林彪、“四人帮”写的；友清同志那坚贞不屈，英勇斗争，久经考验，壮烈牺牲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将永远铭记人民的心中？
现在我们纪念友清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当年那种为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而奋发工作的精神，努力消除林彪、“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尽快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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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优秀华侨老干部许立同志
连贯 林林 陈华 张敏思 林季良
“揭发落后和黑暗，颂扬进步和光明”。这是许立同志的座右铭。许立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这些曾经同他长期共事，或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回忆他的战斗一生，无限怀念和敬仰。
海外赤子
1905年许立同志出生在福建侨乡晋江县石龟村。少年时期在香港读书，早年在海外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和职工运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共产党。1929和1930年，他先后出席过在上海和莫斯科举行的泛太平洋职工大会和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周恩来、项英、恽代英、罗登贤、林育南和关向应等同志，得到他们的帮助。1930年在上海，许立同志曾经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机关工作。在莫斯科，许立同志曾担任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组织的亚洲国家代表学习班班长。就在这个时候，他同廖承志、杨尚昆等同志建立了终生不渝的革命友谊。
1946年以前，许立同志长时期在海外工作。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许立同志动员爱国华侨大力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和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五卅运动”。当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许立同志联合广大爱国华侨，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动罪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许立同志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千方百计动员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斗争。并曾一度回到家乡福建省晋江地区，参加尹林平等同志领导的革命群众工作。1935年前后，我党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许立同志在海外立即响应，团结华侨各界人士，先后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分会”等团体，出版刊物、传单，传播我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推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到海外，许立同志积极宣传我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顾全大局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华侨各界人士对我党政策的拥护。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立同志团结各界华侨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同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在海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部队的抗日战绩，以及各解放区、游击区的抗日斗争成就。广泛发动爱国华侨并争取国际友人从政治上、物质上支援我党抗日部队，多次组织华侨“义勇军”、“慰问团”回国。一批一批地组织华侨青年到解放区学习和参军。为了推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军，许立同志带头把自己当时唯一的尚未成年的独生子送回祖国参加了新四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火遍及东南亚，华侨和当地人民同样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许立同志遵照党中央建立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号召，高举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积极发动华侨与当地人民共同抗日，在海外华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几年中，许立同志一直在抗日游击区坚持战斗，他曾身负重伤，得到当地农民冒险救护，使他很快恢复健康，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日本法西斯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立同志从海外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侨委委员。这时正值内战全面爆发，许立同志在华南分局领导下，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大力加强侨务工作，动员海外华侨并团结友人，从政治上、物质上支援解放战争。许多曾在许立同志领导下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干部战士纷纷回国参加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前夕，许立同志奉命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周恩来副主席立即接见了他，分配他到中央统战部任研究组组长。北平解放后，他随同中央机关入城，积极参加筹备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亚澳工会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立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后又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的副部长。
坚贞不屈
十年动乱开始，康生、陈伯达利用其篡夺的权力，采取卑鄙手段，诬蔑许立同志是“三反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批斗和侮辱。许立同志严词以对：“三反分子确有其人，但不是我！”“为什么把讲道理的发言叫做‘放毒’，那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反而允许随便散布？！”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如果依某些人的想法，把我自己描写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就是欺骗同志、欺骗党、欺骗自己的极不忠实的行为。”“字典上最坏的字眼都用来套在我身上，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历史是最无情的，谁撒谎，谁就会受历史裁判。”许立同志看到我们党的大批老革命干部横遭诬蔑批斗，十分痛心！他心情沉重地说：“我在领导机构中不是掌大权的人，一向只知道做好党所分配的工作，没有出过大错。康生为什么要搞我呢？少奇同志已经挨了棍子，他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要搞周总理，以便进一步搞垮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所创建的革命事业。我只不过是我们党墙下的一块砖，他们的目的在于推倒这垛墙，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许立同志忧心如焚，1966年7月18日，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阐述自己对运动的看法，指出“这伙坏人”“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力量。请毛主席、党中央及时纠正。”信中愤慨地写道：“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被诬为反对和抗拒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这种侮辱是不能容忍的。”“我个人的是非得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决不计较。但真理一定要维护。”“一个共产党员绝不能因为受迫害就屈服。为了表现自己的坚贞不屈，为了表现自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坚决为维护真理而奋斗到底。”许立同志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明：“这个报告已经同时抄送少奇、恩来、小平和陈毅、廖承志等同志。”康生见到此信，破口大骂许立同志是什么“讼棍”，并立即下令召开大规模的批斗会，施加强大压力，妄图迫使许立同志屈服。许立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答复有三条：一，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至死不变；二，我为革命工作了四十多年，肯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三，要我承认反党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因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做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的。”许立同志还在笔记本上写了驳斥康生的话：“什么讼棍，什么当面撒谎，以及一切危言耸听的话，历史是最无情的，谁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裁判。”尽管继续遭受严重折磨，直到病重住院，但许立同志长期坚决顶住，绝不屈服。
1968年5月30日，康生悍然下了毒手。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群众组织的代表”，无中生有地胡说：许立同志曾经“投敌叛变”。硬是炮制出一个所谓“美蒋特务集团”假案，诬陷许立同志是这个“集团”的“总头目”。许立同志的许多战友不由分说地被非法逮捕、监禁，大搞严重的逼供信。被残酷迫害致死十余人，受株连者达数百人。但反革命阴谋家康生却不按照当时通常做法对许立同志实行监护审查，而是强迫年老病重的许立下放监督劳动，进行百般凌辱折磨。许立同志信守自己的誓言，坚持顽强的斗争，始终相信真理必胜。后来，许立同志自知病体难以支持到胜利之日，于是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抱病给党组织写了19封长信，真诚地历述自己的革命生平，针对康生的诬陷，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自己和战友们的革命历史是经得起审查的。
许立同志临终时再三叮嘱其家人：“要坚信党和群众会维护真理的，即使我不在了，总有一天会真象大白的。”
当医生眼看许立同志已经不行，要为他输血进行最后的抢救时，他微微一笑说：“我已不需要什么了，谢谢你们，请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在场的医务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1971年8月20日，许立同志含冤逝世了。主治医生打破惯例，亲自为许立同志的遗体穿好衣服，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
许立同志逝世一年后，敬爱的周总理根据归国华侨的反映和“假案”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控诉，指示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求得结果，以便作出结论”。结果查明，完全是康生蓄意炮制出来的冤案。但当时由于“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中央的正确结论尚难贯彻落实。粉碎“四人帮”以后，许立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才得到彻底平反，1978年12月20日为许立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词称“许立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肯定他“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忠诚朴实
许立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毕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努力学习。
许立同志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终生身体力行不懈。他从青年时代就养成沉着稳重的作风。许立同志为人谦虚谨慎，无论是参加会议或与人谈话，总是聚精会神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不随便讲话，讲话则言必有中。他一向讨厌说大话讲空话，特别反对说假话。当他被迫害病重时，他在写给党组织的信中还郑重申明：“我也绝不会在没有调查研究之前乱讲话的。”
许立同志一贯模范地遵守纪律，即使他的正确意见受到多数人反对时，他也能一方面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努力工作。他对于工作调动一向自觉地服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决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建国初期就在中央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调到下属机构工作，后来又调到远离首都的内地去工作，直到三年困难时期才调回中央机关担负原来的工作。每次调动他都自觉服从，继续在新的岗位上积极努力工作。
许立同志生活俭朴，克己奉公。1960年他从外地调回北京工作时，组织上按照制度给他分配了较好的住宅，配备专车和生活服务人员。时过不久，许立同志就主动要求搬到机关职工宿舍居住。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许立同志非常高兴。他对同志们说：“搬到机关职工宿舍住以后，发现有许多好处。首先是放下了架子，和同志们接触方便了。而且节约了专车，走几步路就到办公室，有事早上班晚下班也方便。”
许立同志谈起他对自己家庭的看法时幽默地说：“我主张化整为零，孩子长大了就该服从工作需要出去工作，我们老的总有一天见马克思去。”他早就对有的同志想方设法把孩子留在身边搞大家庭的做法表示很不以为然。许立同志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格，他曾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们一辈子闹革命，如果在革命成功以后却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新的少爷、小姐，那是犯罪。”
许立同志始终保持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样一位好同志不幸遭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作风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继续鼓舞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