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文学的创新问题
冯牧
提要：努力提高艺术质量，这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对作家勇敢的探索和辛勤的实践，要采取热情支持、表示赞助和促进的态度。但是，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抛弃的，比如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等。认为文学不应当为什么服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创新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是必然的，这种分歧要在共同的方向、目标引导下，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来求得解决。
我国的文学创作在近四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掀开了我们文学史上新的一页。作家在反映新时代的新生活、新矛盾方面和反映历史生活方面做出了令人喜悦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向我们的文学提出一个要求：除了继续致力于反映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尽量使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作品中反映得更加深刻外，同时希望我们在艺术创造上有个新的突破，有个大的发展。现在经过四年的实践，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就是要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我觉得这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文艺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取得新的繁荣，能不能把我们的创作真正推上一个新的高峰；能不能使我们的创作继续成为我们九亿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为他们所承认，为他们所欣赏。面临着这种新情况，很多作家都在进行着勇敢的探索和辛勤实践，而且取得了成果。对这些成果怎么看待？有 人把它抬得很高，也有人把它贬得很低。我觉得你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正在进行辛勤、勇敢的探索。对于这种探索、试验，以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热情，这种信念，这种勇气和决心，只有采取热情支持、表示赞助和促进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我所以这样讲是考虑到当前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确实在实践中摸索着和探索着新的前进的道路。
最近，我看了一些年轻同志写的诗。这些青年诗人对艺术形式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创新的尝试，渴望追求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探求的精神无疑是可嘉的。但我以为，新的形式，应当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心理状况相吻合，应该更加适应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主张，例如企图找到这样一种形式，它可以不受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束缚，它应当是立体的、交响的、复合的、多层的等等。认为用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传统的艺术形式，表达我们丰富的社会生活，表达和反映现实生活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表达现代人经过这样尖锐复杂的历史斗争之后所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绪，已经不能胜任了。不必否认在艺术的发展中，有些形式会显得过时，但我对于某些青年作者，为解决这样的矛盾所开的药方，目前还不敢苟同。
我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一致的。放弃现实主义，就无异于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当然，一个作家可以采取浪漫主义手法，也可以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你甚至于可以采取某种带有象征主义的手法，象卡夫卡的作品所采用的那种把现实描写与象征手法结合起来的手法，写得好同样有社会意义。对西方著名的作家、诗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无视甚至轻率地加以否定的态度，包括画家，什么印象派、达达派、立体派等等，不可以简单地加以否定。但是，一切生活，一切思想，一切天才作家的最优秀构思，一切艺术，总要找到一种最适宜于反映对象的形式来表达，而这种适当的艺术形式是存在的，是可以找到的。当然，它不应该是简单的模仿抄袭。这种艺术形式决定于它所要表现的思想和题材。如果连主题、典型、情节和环境描写都加以否认，如果连内容是第一位，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都加以否认，实际上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新的美好的艺术形式的。
现在有不少青年作者都倾向这样的观点，文艺创作不应当为任何现实主义的规范所束缚。把现实主义的规范当作一种束缚来加以否定，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也无须忧虑，既然时代已经发展到现在，新的生活需要出现新的作家，新的作家需要找寻表达他的深刻感受的新的形式，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至 于新的形式是什么，可以允许不同的作家和诗人进行探索。把这种探索看成是大逆不道，看成是洪水猛兽，看成是不屑一顾，我觉得不是明智的态度。应当支持这种探索，应当支持这种创新，不应该笼统地泼冷水。假如他的探索，他所走过的这一段实践道路，有所成就，就承认他的探索是正确的道路；假如他探索了一段后，证明是行之无效的，那么我相信他会重新总结自己的经验，然后再找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对待探索者，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大惊小怪的、惊慌失措的态度，更不应采取抵制或打击的态度。艺术的检验，一是靠群众，二是需要时间。我相信，现在社会上，不管老年人、中年人，那种健康力量、爱国力量、坚持进步的力量，和广大劳动人民心心相通，希望人民摆脱和改善那种不好的、贫困的生活境地的力量是占主导的。我们还是要决心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是个水平不太高的，或者不很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我自己通过反复实践，觉得还是这条道路正确，此外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
现在，有一批相当有才华的年轻同志想要创新，想要突破目前的种种束缚，想要从传统的规范中挣脱出去，闯一条新路。这种热心于创新，积极铲除一切不合理的束缚、枷锁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抛弃的。比如文学必须坚持生活是第一性的，创作是第二性的，这点可不能含糊。文学必须坚持从生活出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是叫做必须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这些我觉得是不能放弃的。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多年以来我们的作品为传统的规范化的文艺理论所左右，一谈创作就谈典型、谈人物、谈情节、谈典型环境、谈细节描写、谈故事，一想起这些就好象是一场恶梦，幸而这场恶梦已经过去了，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飞翔啊，任凭我的主观意志自由翱翔。你说这种观点全部都是错的，也不一定，他这是故作惊人之论。确实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理论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后来“四人帮”把这种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端，以至于把本来是正确的，艺术上的规律性的东西，也搞绝对化了，僵化了，规律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框框。因此出现了许多公式化、概念化，简单服务于中心任务的作品。同志们有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就连经过前人几千年总结之后，证明是正确的规律，都加以摒弃。文学要坚持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我认为，不外乎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在文学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对于革命作家，就要求他们不但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有相应的艺术技能，而且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这个要求，我看不是苛求。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就连本来是正确的也加以抛弃，不能这样。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某些缺点、错误，今天就是要对这些缺点错误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坚持和发扬正确的东西，克服那些错误的东西。正确的东西，特别是通过实践所创造和证实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看作教条主义。如文学必须通过典型反映生活，这是真理，不是教条主义。我曾经跟一位青年作家讨论过典型问题。他问为什么要写典型？我说，好，你写小说不写典型人物你写什么？他说为什么要写典型人物？我只写有独特性格的人物行不行？似乎典型人物和个性化是矛盾的。这说明个别青年作者还缺乏起码的文艺常识和文艺理论知识。
有的同志居然提出这样的主张：一不写典型，二不写情节，三不写环境，四不写细节，只写某些心理，某种感觉，某些意境。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跟我说的。我说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特别是写诗，一首短诗，八行诗要写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怎么可能呢？我讲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是指那种比较大规模的、概括社会面比较广阔的文学样式，比如小说、电影、戏剧或者叙事诗，我指的是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抒情诗人，你是一个散文家，你不写典型人物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剧作家、一个电影剧作家，说我今后一定要突破这种框框，突破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细节的束缚，我只写心理、感觉、意境，我看这种创作也可能有，但我相信这样的作品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
现在不是也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吗？他认为文学不应当为什么服务，我们的诗，只能为诗服务，为艺术服务。这又是一个题目。这种理论，过去也有过，二十年代就争论过。二十年代就争论过的理论，现在能不能争论呢？可以争论。我赞成不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我们的口号，但是，任何文艺，不论是什么题材的作品，它都不可能同我们的时代政治、我们的社会生活毫无关系。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文艺是没有生命的。有的同志提出：不能让所有的作家都为八亿劳动人民服务。这可真是惊人之论。我觉得，假如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任务，仅仅局限或者规定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我就是写这种东西，我生来就是要创造阳春白雪，而八亿农民看什么，我们管不了，让那些写下里巴人的人去为他们服务吧。这样一种情绪，是我所不赞成的。同时，将提高的作品和普及的作品，为少数知识分子创作的作品，和为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作品对立起来，这也是不正确的。我赞成阳春白雪，也赞成下里巴人。我甚至觉得现在那种提高的作品，艺术性比较高的作品，太少了。但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能够心安理得地让自己的作品，永远停留在狭小的读者圈子之中么？为尽可能广大的读者而创作，难道不是一切作家的无可推诿的神圣职责么？不能离开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所要反映的生活和矛盾，来侈谈创新。应该尊重作家、诗人在艺术上和形式上的追求，但是决不赞成那种创新只是单纯从形式出发的论点。
我认为文学的创新，只有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因而我们做为一个诗人的思想感情，能够站在这个时代的先进水平上，我们这种创新才有牢靠的基点和起点。我不赞成把创新看成只是形式上的变革。形式上的变革只能够看成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形式上的创新和革新，不等于作家的思想不断前进，不断提高。重要的是，作家的生活积累的不断充实和丰富，作家生活视野的不断扩展和加深。光是抓住形式这一环，是解决不了创新问题的，也是解决不了把我们的艺术质量大大提高一步这个历史使命的。
在艺术创新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是必然的，这种分歧只能通过在共同的方向、目标引导之下，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来求得解决。我们希望由艺术创新所造成的艺术上的分歧，不要导致思想的分歧，更不要导致政治上的分歧。我们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什么走不到一起呢！
要求作家、艺术家为人民服务，为十亿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八亿农民不感兴趣，八亿农民就有理由不欢迎你。人民是强大的，任何想要和人民背道而驰的人，必然要被历史抛弃。我不是说我们某些青年作家，当真要背弃人民，不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有些人是想发惊人之论，强调一个观点，强调容许一些人写一些比较难懂的作品或比较难于理解的形式新颖的作品。
我觉得，任何诗人不管你选择什么形式，无非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要让自己的诗能够最准确地、最形象地、最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所以不好懂，可能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思想不太清楚，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又回答不了，或者回答的很混乱。也可能是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自己有很好的构思，很好的感受，很好的诗情，但是如何把这种火花的闪现，这种诗情用一种最恰当的、最精炼的、最美好的（绝不能是丑恶的），最准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寻求这种最简洁、美好的形式的时候，诗人有时力不从心。诗意虽好却不为人所理解。对于这种现象，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如果有人下命令，禁止你写这种诗，我看是愚蠢的。也可能存在这样的诗人，他有深刻的用意，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简洁的语言，可能一下子不大为人普遍接受，但是过了一段以后，人们也就能理解了。象这种诗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这种诗当然应该给它们存在的权利和一定的地位。但是，我觉得恐怕更多的情况是，诗人不能把自己捕捉到的非常深刻、非常精彩的那种火花、闪光，用一种朴素的、优美的、准确的、形象的、精炼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严肃的作者，是不会故弄玄虚的。
这里，我想谈一谈借鉴意识流的方法的问题。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意识流不能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同日而语。第一，意识流只是一种手法。这种手法想改变某些过去的传统的形式，通过人物的迅速变化着的思想意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来体现作品的主题。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现代的大工业，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封建统治时期，包括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活还容许人们慢条斯理地、比较缓慢地行动。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了现代化、自动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使得社会生活的速度、节奏、习惯有很大改变。为了和这种新的社会生活速度、节奏、习惯相适应，有的作家就努力追求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人的思想、情绪、心理状态的复杂变化，来表达自己的创作主题。意识流作为一种手法，大约最早出在英国，在二十年代曾盛极一时，到四十年代开始趋向衰落。我认为意识流只是一种手法，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不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第二，现在的作家，假如采取意识流手法，做为自己创作方法的一个部分、一种手法、一种技巧，来充实自己创作的表达能力，我不但不反对，反而赞成。所以对王蒙同志最近发表的《蝴蝶》，我很欣赏，包括他的《布礼》我也可以接受，他的《风筝飘带》也是不错的，同时我更希望他用更坚实的手法，写出一些更加深刻、更加优秀的东西。
现在对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引起了讨论。社会效果问题提出来后，确实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极端，就是有些同志，把社会效果问题简单化，把它接过来加以歪曲，当做打人的棍子和帽子；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作家一看到有人提社会效果就头疼，就反感，有的同志甚至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效果？有些作品的社会效果现在还看不出来，还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清楚。任何作品的社会效果，都要有一定时间的检验，才能断定它的高低优劣、成败得失，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同意的，这就是有的同志几乎完全否定作家在创作中，可能而且应当考虑到作品所起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我没有搞过创作，只写过一些不同体裁的文章，但我自信对于创作规律还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作家在构思时完全不考虑作品的效果，完全不考虑作品的主题思想可能产生的作用，完全不把自己的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审美观自觉地表达出来。这种作家，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作家，他进行创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他写作就是为了自己。但这种作家不可能在人民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甚至只可能象流星似的，突然闪亮一下，尽管有人叫好，但过不了很久就不亮了。要想成为优秀作家的人，应当是严肃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对人民是满怀信心和热情的，具备这种条件，才能成为大作家。
对我们青年作家今后创作的发展，我还想提出一点期望。希望我们的作家、诗人，假如你有志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就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远大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力求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力争成为一个大诗人，不要满足于做小诗人时髦诗人。
有的同志问，“新诗要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这条原则应当怎样看？我个人认为，从新诗发展的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来看，从我们现在的诗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个口号作为一说是可以的，但要把它绝对化，就不恰当了。离开“五四”以后新诗的实践经验，撇开这条道路，仅仅容纳古典诗歌的经验和民歌的经验，要很好地发展新诗，是不大可能的。不要排斥任何对我们有益的、有营养的东西，对古今中外好的东西都不要排斥。有些年轻的同志对我们的民族传统，表现出某种怀疑甚至轻蔑的态度，对民族的文学传统很不以为然，不大赞成吸取我们的民族传统的精华，这恐怕只能被看做是这些青年同志艺术见解的一个弱点。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诗人，你就应该懂得我们的民族传统，你写任何形式的作品，恐怕都不能排斥我们的民族传统，而必须批判地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入乎其内”就不能深刻理解它；还要“出乎其外”，不被它所束缚、所淹没，然后把它化为自己的东西，搞自己的独立的创造性劳动。这样才能真正开拓创新的健康道路，才能真正合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前进离不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向，离不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这个总目标。
（本文是作者1980年9月间在《诗刊》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原载《文艺 研究》1980年第六期，本报摘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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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者的爱国深情
——赞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
西来
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在《朔方》发表以后，引起了读者和文艺界的普遍注意。这篇作品写得很美，很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深情。
作品主人公许灵均的爱国深情，里面熔铸了他三十余年人生道路上的悲欢。
他有过一段记忆前的裹在锦缎襁褓中的生活。但童年并不幸福。先是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合，父亲出国远走，母亲病故，他成了“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解放后，他在学校里受到党的培养和教育，做着对未来的美丽的梦。但是，当了教师不久，不幸很快又降临到他头上——他被划为右派，流放到农场劳改。由于灾难所造成的偶然机会，他和一个叫秀芝的四川姑娘结了婚，生了女儿。1978年，他作为错划右派得到改正，重新被安排执教。接着他的父亲从国外回来，要他带着全家出国定居。他没有去，又回到了他受过苦，然而却深深地爱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生命的根”，讲得何等好啊！根是深深扎在泥土中的，从那里吸收养料和水分，以维持生命的欣欣向荣，促进春华秋实的代谢。把根从泥土中拔起，同时也就是生命行程的中止。所以说“故土难离”。许灵均在他生活的地方扎了根，这个扎根的过程，要比一般人远为艰难得多，曲折得多。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就更深一些，更稳固一些。他无幸得到优渥的生存条件，只能象生长在峭壁上的松柏那样，把根须从巨石的缝隙中伸进去，抓住每一点适于生存的土壤，找到养分，获得生命的源泉。我想，岱顶之下的望人松、黄山的迎客松之所以美，那舒展遒劲的枝干，固然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也与生长的不易和深固难徙分不开。许灵均性格的内在的美，就在于以质朴无华的形式，蕴蓄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就在于他在那样的艰难竭蹶之中，能够把生命的根扎在人民之中，表现出那样深沉的爱，那样完全出自内心的柔情。
许灵均对他劳动于其上的土地和自然美的爱，对与他一同放牧的老牧人和郭?子的爱，对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秀芝的爱，都无不深深地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爱。
作品对秀芝以及许灵均与秀芝的关系的描写，主要在第四节，是通篇写得最精彩的部分。秀芝象那个年头从四川逃荒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年青姑娘一样，拎着小白包袱，把自己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人生的赌场上，吉凶祸福，都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她和许灵均以几乎是荒谬的方式结了婚，开始了新的生活，对她来说，找到了一个能够依托终生的人；对许灵均来说，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赐给了他。作者对秀芝的勤劳、朴实、乐观、善于持家的品质的描写，都是很成功的。例如初次见面的场面上秀芝上床叠被，接着拉出一条旧裤子来补的无言的细节；看了影片《列宁在1918》之后嘴上老笑嘻嘻地挂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的细节；丈夫的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她数着从来没有见过的五百块崭新的钞票，怎么也数不清的细节等，都能产生一种浮雕的效果。在秀芝这个带有民族特点的劳动妇女形象的塑造上，倾注了作者深厚的爱的感情，包含了他对生活的一些独到的思考和见地。
写好秀芝这个人物，在《灵与肉》中是有决定意义的。她不仅使许灵均对故国故土的热爱落到实处，而且对他拒绝出国定居提供了可信的内在依据。所以，作者说：“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
许灵均在经历了那么多人世冷暖以后，在有可能离开国家，去追求安逸的物质生活的时候，没有象《人到中年》里的姜亚芬夫妇那样远走高飞。祖国是多难的，但多难的祖国是可爱的；她需要象许灵均这样的儿女留下来。爱国的感情在作品中是炽烈的，然而表现是含蓄的，浑厚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教，却发人深思，移人情性。作品的每一节，都是用对照的手法写的。对人民，对生活的土地的已经成了本能的爱，与对父亲的隔膜和与之相处的压抑加以对照，更加强了作品的效果。
读着《灵与肉》，让人想到两千年前屈原的那些燃烧着对故土和人民的热爱的诗篇。在那个盛行着客卿制度，士人们可以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不见容于怀王父子，虽多次被放逐，他也不愿离开故国，而且高唱“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诗句。作者用屈原的字，作为他的主人公的名，用意是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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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报》今年改为半月刊
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全文发表
《文艺报》今年改为半月刊后，已经出版三期。第一期上全文发表了胡耀邦同志1980年2月间在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共分八个部分，即：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和希望；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如何对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我们的言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于干预生活和写真实；我们的文学题材无比宽阔；要培养和锻炼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最后讲几句希望的话。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的精神火光，同时又作为精神的灯火，引导九亿多人民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革命品质、风格，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这就是我们文艺创作要注意的问题。”胡耀邦同志还指出：“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这就是斯大林讲的，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努力塑造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也要把那些丑恶的、低级的东西发掘出来，剖析它，暴露它，反对它，使人们警惕起来，同这些东西划清界线，以至最终把它消灭。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进步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改造社会的作用。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积极的社会效果。”胡耀邦同志在最后讲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为我国伟大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
《文艺报》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讲话就当前文艺工作、文艺创作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我们相信，一切关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人们，都会从这个讲话里得到启发。”
最近出版的第三期《文艺报》，开始刊登文艺界同志研读这个讲话之后所写的文章。克勤在《艰难的起飞》一文中说，现在发表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是非常适时，非常有意义的”，“不但对当前某种程度思想混乱的状况起到稳定和澄清的作用，而且胡耀邦同志尊重文艺的民主作风，耐心诱导和坚持原则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赵寻的《文艺家是生活前进的鼓舞者》一文认为，讲话的主题是“在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映我们新时代这个重大课题上”，而正确地认识新时代，深刻地反映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就需要对生活有个起码的、基本的态度，这就是讲话中指出的：“决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决不应该放弃自己推进事物发展的责任。”这两篇文章都就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已出版的三期《文艺报》还发表了李维汉的《关于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和茅盾、蹇先艾、王元化、李健吾、胡采等人的文章以及关于影片《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等优秀作品的评论。为辅导青年写作，还开辟了“走向文学之路”、“文学青年之页”等新的栏目。
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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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丛创刊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丛是供大家学习、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园地。它的办刊宗旨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文艺创作中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以及经典著作中的重要论述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发表尚未正式介绍过来的新的经典文献的论文、我国理论工作者撰写的研究论文和各种中外研究资料；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用讨论的方法来推动经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
收入第一卷的重要文章有陈涌的长篇论文《列宁与文艺批评》、杨柄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陆梅林的《体系和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唐挚的《论文艺与生活》，以及其他有关论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倾向性和周恩来文艺思想等方面的专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丛由中国文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编辑室合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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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出版
三十年来我国的第一部断代文学史——胡国瑞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最近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向为学者所重视，但系统的研究著作却为数不多。胡国瑞的这本专著，对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文学发展、变迁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全书共十一章：“表率诗风的建安诗坛”，“ 魏末及晋代诗风的变化”，“陶渊明诗歌的卓越成就”，
“南朝初期诗坛的新貌”，“南朝中后期诗坛的昏晓”，“北朝文坛的异象”，“民歌艺坛的绚烂芳菲”，“赋的发展变化”，“骈体文的发展”，“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以及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等。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