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沸腾的军营
——记硬骨头六连的义务兵们
在硬骨头六连生活的日日夜夜,义务兵们的崇高品德经常使我心潮滚滚:
他们有美好的理想,并把实现这种理想的心血倾注在日常的工作里;
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又把这种感情灌输在爱祖国、爱人民、爱战友的行动上。
斗志昂扬
一天上午,六连向六大军区检查团的军事汇报开始了,一名肩扛火箭筒的战士跑步进入射击位置,对准秒速六米的电动坦克靶,“吭!”火箭弹在靶中心开了花。看台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这名战士叫陈道荣,1973年入伍,1977年当火箭筒班班长。三中全会公报刚发表,四化建设出现了热潮。他曾想:“军事技术再好,到地方上也用不上,何必那样钻研?”自卫还击作战的枪炮声把他震醒了:“南面有狼,北面有熊,都在向我国张牙舞爪。现在拿着枪杆,可军事技术不过硬,一旦上了战场,怎么打胜仗?就是将来拿起了?头锄头,一旦狼熊窜进来,也得要重新拿起枪杆,消灭敌人!” 从此,他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苦练打敌运动坦克的本领。为了适应战场剧烈运动后打敌坦克,他顶着烈日跑步后再练瞄准;为了彻底摧毁敌坦克,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精心计算,找出最佳击发点,火箭弹直中靶心。他说:“一定要打它个中心开花!”四年来,他参加实弹考核、比赛、表演23次,21次命中目标;他带领的班打了五次满堂红,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成为全连“打坦克能手标兵”。
象陈道荣这样想、这样练的又何止一个?特等射手标兵陈川山、战术能手标兵孟启荣、优秀教练员标兵李林……都是这样想、这样练啊!他们象一面面火红的战旗,引导全连同志天天在餐风饮露,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鱼水情深
六连会议室里,悬挂着几面鲜艳的锦旗。面面锦旗记录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动人事迹:在海滨野营,见群众饮水不足,就加班加点打出水井;在手榴弹爆炸时刻,排长于明群用身体掩护民兵的安全;在校外辅导中,班长杨建兴给几百里外的无锡六中少先大队去信三十多封,培育青少年的成长。……
其中最新的一面是驻地附近西木坞大队送的,上写:“鱼水情深”!
八月,正是忙收早稻的季节,霪雨总是下个不停。社员收割的稻谷,由于没有地方晾晒,眼看就要长霉发芽了。救粮如救火!副指导员和连长一商量,立即腾出房子给社员晾稻谷。连队食堂晾不下,一排战士又把宿舍腾出来。
第三天,太阳从云缝中钻了出来。演习归来的战士正准备洗漱,突然发现副班长陈宝林一身泥点,一脸汗珠,正在把稻谷一盆一盆从饭堂端出来,晒在门前刚刚干燥的水泥地上。“是啊!能抓紧时间晒晒多好!”全连战士立即动员起来,拿起扫帚、脸盆、抽屉、灰斗、木板,把晾在屋里的稻谷全部搬了出来。值勤的战士杜元春找来木耙,将稻谷翻了一遍又一遍。
稻谷晒干了。战士们见社员正忙着抢种,他们又找来小车、扁担、竹杠,推的推、挑的挑、抬的抬,向西木坞送去。社员们望着晒好的五千多斤稻谷,感动地说:“你们把心都掏给了我们啊!”
心 心 相 连
一天,指导员齐有为刚吃完药,正准备午休,老战士张跃新突然闯进连部,红着脸说:“我爸,她妈,带着那个,都来了!”指导员知道,“那个”就是他的未婚妻,马上应道:“好!你先招呼一下,我就来。”
一个月前,爱说爱跳的张跃新突然不声不响了。原来,他收到未婚妻的一封“告吹”信,说他大腿已断,成了残废;连连去信解释,也不见回音。其实,小张的腿根本没有断,是跳木马碰伤了膝盖骨,经过住院治疗,早已痊愈康复。只是由于探亲的同乡把风说成雨,夸大了伤情,未婚妻听信误传,来信要断“关系”了。
该怎样解除误解和疑虑呢?齐指导员想来想去,决定向小张的父亲、未婚妻和她的母亲发出邀请。现在,他们果然应邀来队了。
齐指导员向班里走着、想着:“关键是要让他们看清小张的腿。”一进门,他见桌上茶水和杯子都没有,立即喊道:“跃新,到队部把热水瓶、茶杯都拿来,要快,跑步!”
张跃新应声跃起,几步就跑出了大门。
队列教练的时刻到了。齐指导员特意陪着三位客人来到演兵场上。他指着队列中正步走的张跃新,对客人说:“看,他走得多带劲!”跑步开始了,又说:“看,跃新的弹跳力多好呀!”
晚上,齐指导员再次来到客人住地,不仅仔细向他们介绍了小张负伤和治疗的经过,还介绍了小张四次受奖的成绩。姑娘听着听着,深情地望了小张一眼,低头笑了。
分别那天,姑娘亲切地对小张说:“跃新,别记挂了,我等着你!”他爸、她妈也再三叮咛:“孩子,好好干,别辜负了首长的心!”
类似这种官爱兵、兵爱官、兵爱兵的动人事迹,在六连可多呢!战士马华林的母亲病了,排长翟明秀悄悄寄去二十元;战士们在山区因雨缺粮,连长黄柏菊一根扁担挑来了大米;有的干部衣服没来得及洗,战士童央央就悄悄洗净,晒干,叠好;……就这样,官兵心心相连,把连队结成团结战斗的集体。壮 怀 激 烈
学习了改革提升干部制度的精神,全连的议论平静了,可代理排长吕振团却陷入了新的苦恼。这是为什么呢?
吕振团原是军政文三优的班长,不久前连队宣布他“代理排长”。他本是准备提干的苗子,还有个相爱了几年的姑娘。可是,一听了改革的精神,这棵苗子
“黄”了,原来那个对象听说他提不了干部,也和他
“吹”了。有的战友劝他说:“你拿战士的钱,管干部的事,何苦呢?还是好好休息,等着复员算了。”
难道只有提干才是“前途”,复员就没有前途吗?忙了一天的吕振团,晚上一躺在床上,脑海里又翻腾起来。他想了许多。想到革命先烈,想到家庭的翻身和自己的成长,也想到许多复员的战友。连队标兵徐忠东回到农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很快改变了队里的落后面貌……。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了。他对自己说:党的事业就是前途,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幸福!我虽然不提干了,也要在连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现在要是撒手不干,那灵魂该多肮脏!
吕振团从折磨中挣脱出来,工作干得更欢了。搞火箭筒训练,他带头认真听课,刻苦练习操作,成绩优秀。突击插秧,他的手脚被泡烂了,仍提前上工,推迟下工,插足插正,农活质量第一。外出完成任务,他模范执行军政纪律。全排得了三面红旗,他受到团的通报表扬。
有人问他是怎样挣脱折磨的?他在回信上写道:
“个人的一‘黄’一‘吹’算得了什么?
“只要有利于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事,我双手拥护。
“我要向前看,她要向‘钱’看,强扭的瓜有什么甜呢?
“我牢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义务兵。我一定把青春献给亲爱的连队,献给伟大的党!”
光荣属于前进中的人民义务兵!
廖光声


第3版()
专栏:

还是坐在台下好
桑道之
现在,有些地方不论开什么大会,台上总是坐许多人。例如,县里开大会,县委常委和县革委副主任以上的领导同志,必然全部登台。实际讲话的虽只一二位领导人,纯属陪坐的则多达一班半排。与会者面对的似乎不是讲台,而是“坐台”。
回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很少见此“盛况”。记得1951年,我在一个县参加纪念党的成立30周年大会,台上只有县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讲话,另有一两位同志做服务工作。通常开大会,不讲话的即便是正职,亦多是坐在台下与众同听。偶尔也有多人上台,如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作报告,好多领导作陪,台上挤得很满,人们觉得热烈亲切。显然,问题不在台上人多人少,而是不要把台上与台下看成是标志什么或区分什么的界限,遇事只要从实际出发,把该办的事情办好就是了。
然而,十年动乱,礼堂讲台的作用也变了。表忠心,发誓言,打活靶,搞示众,这里暂且不说。上不上讲台也逐渐成了一种政治待遇,久而久之,台上越坐越多,“一人讲话,众人陪坐”。
在全党同志决心下大功夫端正党风的时刻,一切有损于党的形象,有害于党群关系的东西,皆应击鼓鸣金,聚而歼之。除去一些重要的会议需要领导同志集体坐在主席台上以外,“临会必登台”、“集体作陪”的作法亟应改革,除去讲话的同志之外,其他领导同志还是到台下来坐好。


第3版()
专栏:

请勿“帮倒忙”
许明善
某领导干部私人用车主动交费,有关人员却不肯收,三番五次,推来让去。那位领导同志无奈,只好将耗油费当作党费交了。这件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全党努力贯彻《准则》、端正党风的时候,有人仍在“帮倒忙”!
现在有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党风不正,责任在上头。根据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此说不无道理。然而,领导用车交费拒而不收,这又该作何解释?作为“下梁”,连正当收费的权力都不敢行使,何以高谈原则、阔论党风?有人说,端正党风人人有责,不能老把眼睛盯着别人,要从自己做起。他却摇首晃脑,不以为然:“咱这无足轻重的小萝卜头,何必出那个风头?只要上边做好了,咱保证跟上,决无二话!”可是,“上边”来交耗油费,他那里却又“二话”连篇了:“啧啧!坐趟小车,交什么费?”“《准则》又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你何苦?”“再说,过去从没收过这类款子,收你这份也不好入账,得啦!”如此这般,娓娓动听。
付本者,大都为了讨息。热中于“帮倒忙”的人,莫非想求对方“倒帮忙”?若果真如此,实则大可不必。因为,既是“倒忙”,势必坏其事,害其人,到头来非但无利可图,反要遭受损失。我们是共产党员,应当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关心党的生死存亡,做一个维护党的肌体的保健战士。无论如何,不要做给领导同志“帮倒忙”的事,因为那终究不是一种正派的作风。


第3版()
专栏:札记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正 和
有位同志去找一位当厂长的老战友,要求接受他的孩子入厂办技工学校学习。厂长问明考试成绩后断然拒绝:“不行!不够录取标准。”这位同志急了,说:“收个技校学生算个啥,还不是你当厂长的一句话。”厂长说:“现在不行啦,群众眼睛盯得紧,可不能胡来。”
有个县委副书记,不顾群众的反对,利用职权非法占用国家建筑材料为自己盖小楼。群众的检举揭发在报上一登,他才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不久,这位干部受到撤职和经济退赔的处理,很后悔当初没有听取群众的正确意见。
两个例子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群众监督的威力。
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党组织的教育、督促和检查,无疑是很重要的,但还要同时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效果。
任何人搞不正之风,无论手法多么巧妙,行动多么隐蔽,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因此,对于群众从爱护党和干部的动机出发提出来的批评、建议,我们都应当虚心听取,认真对待,坚决支持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这样,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不正之风是一定可以纠正的。


第3版()
专栏:图片新闻

普通的一员
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满二十岁的志愿军飞行员韩德彩曾打败了美军“双料王牌喷气机英雄”——爱德华。如今,韩德彩已经成长为一名空军军长。韩德彩当了军长后,仍然不忘人民重托,不忘自己是普通的一员。
去年秋天,他下部队检查工作,归途中天下起雨来。他见路边社员冒雨抢收稻子,就叫司机把车停在路旁,悄悄地和社员一起参加抢收。等到稻谷收完,他的军装已被雨水湿透。
1981年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韩德彩和机关干部一起到菜场劳动,扛起扫把打扫菜场,没有人看得出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英雄,一位军长。
这是他和菜场营业员聊家常。
孙振昌 摄影报道(附图片)


第3版()
专栏:

“当领导,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影响”
——记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杨广枝
现任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兼北京锅炉厂党委书记、厂长杨广枝,是个青年干部。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徇私情,因而腰杆硬,说话灵,群众信服。他常说:“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是为工作,而不是为享受。当领导,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影响,要带个好头。”
杨广枝当上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后,一些来找他办私事的人都带有各种
“见面礼”。对此,杨广枝执意谢绝,从不接受。一次,有位同志见杨广枝的爱人即将临产,送来两只鸡,杨广枝中午回家看见后,午饭也没顾得上吃,抓起两只鸡就给退回去了。
1979年12月,杨广枝受机械局党组织的委派,兼任北京锅炉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他上任后,立即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中宣布自订的“约法三章”:(一)不搞歪门邪道,不搞特殊化;(二)办事认真,不推诿,不扯皮;(三)赏罚严明,一视同仁。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要倒好几次车,从不因路远而要厂里的小汽车接送。在厂食堂用餐,他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从不利用自己的职务去谋求方便。去年8月的一天,杨广枝正在厂里开会,接连三次接到昌平县南口镇他岳母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的大孩子昏迷不醒,病得很重,要他快些赶去。因路程远,厂里其他领导同志坚持要给他派一辆小车,但杨广枝横竖不坐,乘公共汽车赶到南口镇把孩子送进医院治疗。当时,他的第二个小孩也正在生病,夫妻两人的工资不高,生活困难。机械局党组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临时给他补助100元钱,经劝说,他爱人勉强收下了。但杨广枝得知后,严肃批评了爱人,立即把钱全部退还局里。
杨广枝不徇私情,对有关群众利益的事却办得很认真。这个厂的三千五百多名职工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年人,他们盼望能有一个业余活动场所。杨广枝来后,支持青年把厂里被称为“西大荒”的一片空地建成了足球场。厂里在翠微路附近有两栋宿舍楼,多年因锅炉负荷小,冬天送不上气,室内冷冰冰。去年,经杨广枝提议,厂党委作出决定,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抢在入冬之前解决了锅炉问题。
由于杨广枝严格要求自己,热心为群众办事,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身体力行,使全厂职工心情舒畅,鼓足劲头干四化。去年,这个厂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产值比前年增长10%。最近,杨广枝被选为石景山区第七届人大代表和中共北京市第五届党代会代表。
本报记者 徐光耀


第3版()
专栏:

向他伸出温暖的手
——上海砂轮厂同志热情帮助失足青年改过记
“我要从零开始,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曾经在前年冬天上海少数人闹事风潮中名噪一时的滕沪生,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悔恨。
1979年初,刚刚从公安机关教育释放出来的滕沪生,要顶替退休的父亲到上海砂轮厂工作。
滕沪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要不要让他进厂?上海砂轮厂党委为这件事专门召开了党委会进行研究。
滕沪生生长在一个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养父母都有病,对孩子无法照料,形成了孤独、怪僻的性格。七十年代初,他初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黑龙江农场,并在农场入了团。不久,他所在的农场解散,转到农村插队。这样,一颗企望生活欢快的心受到了打击,情绪渐渐消沉下去。1978年底,他从黑龙江病退回上海。他听说大街上有人演讲,就跑去看热闹。当演讲者借知青“上山下乡”问题进行煽动时,他想到自己的遭遇,肚里的气越来越大。他头脑发热了,以滕沪生名义贴出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还带头包围、冲击上海市革委会大楼。不久,公安机关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将他拘留教育。
经过认真讨论,党委会作出决定:接受滕沪生进厂,依靠全厂党团组织的力量帮助他、教育他,使他走上正道。
滕沪生来到上海砂轮厂,被安排在砂布车间当刮浆工。
滕沪生来到厂里以后,沉默寡言,不跟人们来往,见了党团干部更是远而避之。他上班三件事:看书、听收音机、打瞌睡。有一次,厂党委书记孙德良来到车间,见他身上背着半导体收音机,耳朵里塞着耳塞,工作台上摊着一本英语书,批评了他。他没好气地顶撞说:“你算哪一级干部,谁要你来管?”
滕沪生的行为引起了孙德良和其他党团干部的深思:对滕沪生的教育工作,不能操之过急,而要以诚相待,入情达理。这以后,孙德良无论是在食堂、浴室、宿舍见到滕沪生,总要聊上几句,从谈家常、谈生活、谈劳动纪律开始,消除他的对立情绪。原砂布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兰金每逢晚上值班,也要跑到他宿舍去同他谈上几句,鼓励他放下包袱,向工人师傅学习,既要有理想,也要脚踏实地地干。车间团支部书记章水花平心静气地和他讨论青年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鼓励他要当一个真正的工人。
同志的友爱,集体的温暖,深深打动了滕沪生。渐渐地他和周围同志变得随和了,对党团干部肯交心了。他开始谈自己当年上山下乡时的热情,谈遇到挫折后的苦闷,谈参与闹事的经过。党团干部因势利导,对他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表示同情和体谅,帮他分析少数人闹事的危害,总结过去的教训。
他慢慢清醒了,承认过去闹事的做法是错了。这之后,有人几次给他来信,要他再出去贴大字报。他刚走到路上,想起厂里党团组织的热情关心和教育,又退了回来。
滕沪生的劳动态度也有了转变。他身上的半导体收音机不见了,上班时精力集中,接连几次及时发现别人把做砂布的砂型搞错了,避免了质量事故。有一次,他自己刚把砂布的砂型搞错了,马上就纠正过来,还主动跑到车间办公室检讨,请求领导按厂的规章制度对他罚款。
滕沪生宿舍的旁边,是这个厂的技工学校。滕沪生下了班,经常跑到技校打乒乓球,看学生们上课。这件小事引起了厂党团组织的注意。
一天,滕沪生又来到厂技校打乒乓球。厂技校负责人徐荣根老师热情地招呼他,同他一起打球,鼓励他抓紧业余时间好好学习,并答应帮助他补习功课。徐荣根的一席话,说得滕沪生的心热了。第二天,他找到徐荣根,要求到厂技校参加上电视中学。
十年动乱,耽误和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滕沪生名义上虽然初中毕业,实际上在中学只读过一年书,文化程度很低。在一次全厂青工普遍考试中,语文和数学、物理他只得了三十分。滕沪生有点灰心了。徐荣根老师跑来鼓励他,还给他买来一套青年数理化自学丛书,利用晚上时间帮助他补习,增强了他自学的信心。从去年秋天到冬天的三四个月里,滕沪生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学习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到考试时,三门功课都在八九十分以上,终于跟上了电视中学班的课程。
本报记者 郭礼华 谭军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