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任涛
两年来，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步骤是慎重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改革是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面临巨大调整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给我们的改革工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在改革过程中产生某些缺点，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总结经验，加强指导，采取措施，这些缺点是不难克服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改革中产生一些缺点而动摇或者怀疑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互为条件的。我们要紧紧围绕着以调整经济为中心，积极地、稳妥地使改革工作在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过程中稳步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经济体制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这些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但有的同志，至今还是疑虑重重，怀疑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甚至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困难是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贯彻调整方针，继续稳步地推进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实质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关系。它要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制约，又反过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予很大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制度，因此衡量我国经济体制的优劣、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要看它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在保证国家有效地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我国现行的这种国家高度集权、忽视利用市场机制的、以行政组织和行政办法为主的单一计划调节的管理体制，其主要弊端，恰恰是严重束缚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又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综合平衡。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认真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点的基础上，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发展状况出发，相应地采取了多层次的决策体系。这就是：把由国家高度集权的决策体系，改变为由国家、经济单位和广大劳动者多层次的决策体系；把单一的计划调节体系，改革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节体系；把主要依靠行政组织、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体系，改变为主要依靠经济组织、经济办法，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体系；把拒不承认经济单位有相对的物质利益的体系，改变为真正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物质利益的体系。
很明显，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向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恰当地反映了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并存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它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处理好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把大量分散的微观经济活动有效地控制在国家计划所要达到的总目标之下，保证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和控制。真正做到既统一又灵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一年多来，我们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已经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正是遵循上述的改革方向，首先从扩大企业权力，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开始的。企业试点中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使企业在服从国家计划指导和法令的前提下，自动地按照社会需求组织生产和流通，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弹性的、充满活力的有机体。此外，还对一些企业按专业化协作原则进行了改组，发展了多种经营，扩大了流通领域，在分配环节上也相应地做了某些改革。实践证明，上述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不但为今后的全面改革探索了道路，而且对于搞活经济、增产增收、提高经济效果，已经起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我们在改革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弯路，更不需要走回头路。今后的问题，是如何根据以调整为中心，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使我们的改革方案协调配套，更加完善化。
我们的改革是在什么基础上起步的
按照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开展市场调节，搞活经济，必须在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之内。它不但离不开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而且要以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正确决策和综合平衡为前提。一般说来，实现这样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正常发展的状况下才能实现。但是，我们的改革是在经济发展不正常、国民经济面临着重大调整任务的情况下开始起步的，这就不能不给我们的改革工作带来相当的困难。
首先，我们的改革工作碰到的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片面地追求高速度、高积累，不讲综合平衡。粉碎
“四人帮”后的前两年，又重复出现了过去的错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工作相矛盾，不但束缚了改革工作的手脚，而且使某些改革措施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例如在国家财政有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企业从上缴利润改为上缴所得税的自负盈亏的试点范围，就难以推广，只能缓缓进行。现在物价很不合理，严重妨碍着市场调节的开展，但为了稳定物价，也只能让它保持不动。在各类产品供求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对产品销售的行政干预就不可能放松，正常的市场调节也难以完全实现。可见，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节余，是保证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而这个条件，只能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创造出来。
其次，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相关联的，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轻工业严重落后于重工业。农业内部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特别突出的是能源工业大大落后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原材料工业大大落后于加工工业。“基础结构”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骨头与肉”之间的比例关系很不协调。此外，地区、部门、工业企业的组织几乎都搞
“大而全”、“小而全”，不合理的重复生产和盲目发展的情况严重。造成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这就是说，如果不采取断然的调整措施，从宏观决策方面，逐步改变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及积累基金在各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那么，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反过来，即使有利于改变这种不合理产业结构的体制改革工作也难以顺利展开。
再次，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不断地总结经验，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管理经济。例如，要建立信息、预测系统；制定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建立经济立法、司法、社会监督制度；建立一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计划协调制度。这样一些基础工作，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准备和实验的。事实上，在经济体系上进行这样重大的改革又必然要触及人们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套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而且还涉及到经济利益的调整和管理权限的转移，因而改革就不能不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如何估价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成就
一年多来的改革，总的看来，效果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使大家都躺在国家财政上过日子。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的体制改革，首先使国营工业企业开始成为有一定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权力、并相应地承担一定经济责任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这对于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许多地方利用自己增加的机动财力主动加强了城市建设，努力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并主动对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因地制宜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和改善经济结构，从而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调整。
同时，随着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的发展、流通环节的改善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带来了城乡市场的繁荣，整个经济开始活起来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逐渐进入市场，生活资料的销售在城市和乡村都开辟了多种渠道，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密切了产需联系，减少了流通环节，扩大了城乡交流，促进了生产发展。
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也很明显。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5,372个试点企业的统计，1980年1至9月的产值比1979年同期增长12.4％，实现利润增长17.5％，上缴利润增长13.3％。北京市342个试点企业，1980年的产值比1979年增长12.7％，实现利润增长9.8％，上缴利润增长6.4％。天津市495个试点企业，1980年产值比1979年增长11.08％，实现利润增长16.96％，上缴利润增长12.94％。这就说明，正是体制改革提高了地方和企业理财的积极性，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都有了增长。这种状况显然是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那种认为地方财政和企业留成在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国家财政所得比例的下降，由此推论出等于国家财政的减收，这种机械的算帐方法，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当然，在正确估价改革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缺点。这些缺点集中表现在有些地方为着增加财政收入，在原材料加工工业方面出现了以小厂挤大厂、以落后企业挤先进企业、以新建企业挤现有企业的盲目建设和盲目发展的现象。尽管这些问题在体制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中，两项重大改革措施（财政两级管理和企业利润分成）都是从分配入手，鼓励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而对于地方和企业在财权扩大后有可能进一步出现的盲目建设，却没有相应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指导和进行必要的控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政赤字的增加，并给调整工作增加了新的困难。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缺点，并不是改革本身必然要带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细，特别是对于搞活微观经济注重得多，采取的措施也比较及时和得力；而对于搞活微观经济必须以宏观经济的合理性为指导则注意不够，在这方面的指导工作和应该采取的措施，也没有及时跟上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看到改革中出现这些缺点，就怀疑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同样也不应该因为方向正确而忽视这些缺点的存在。我们要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指导。
正确处理好调整和改革的相互关系
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调整。紧紧抓住调整这个中心，集中力量搞好调整工作，这是稳定经济、重新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并为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改革的决定性条件。
第一，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把国民经济逐步转移到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去。为此，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安排好生产发展速度。速度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核心问题。速度安排的高低，是否留有充分的余地，对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极大。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计划安排的速度比预计可以达到的速度低一些，留的余地大一些。
（2）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的总需求不能超过社会的总生产额，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其它各项支出不能超过财政收入，尽快消灭财政赤字。同时，在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时，一定要从当前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脆弱、经不起折腾、人民生活欠帐很多、回旋余地很小，而农业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在几年内还不大可能有大幅度提高的实际情况出发。今后积累率的提高，关键取决于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过去那条完全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片面地追求高积累率、而不肯在发展农业和提高工业积累效果上下功夫的路线，必须彻底改变。
（3）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方向，把基本建设真正建立在讲求投资效果的基础上。三十年建设中的最大教训，是速度、规模失去了控制，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只有把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了，同国家财力物力的供应保持平衡，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国家要把预算内的投资和预算外的全部投资都管起来，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统一平衡，改变过去那种只管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投资，不管国家预算外的投资作法。今后要由国家正确确定投资的使用方向和比例关系。这对于逐步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投资方向和比例关系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农轻重之间，重工业内部煤、电、油这些先行部门与加工工业之间，以及商业、科教卫生、市政建设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占的比例关系上。因此，切实调整固定资产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在投资方向上，把财力物力的分配首先保证用于原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挖潜、革新、改造的需要，应是今后若干年内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为了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在今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一定要把70％的固定资产再生产的资金，保证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4）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保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企业、个人对于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的占有比例，一定要控制适当。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当确定几条标准。一般说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宜超过三分之一；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当拥有一定的机动财力，所占比例近期内以平均不超过扣除企业总成本后的所得收入的12％左右为宜；职工个人收入要同企业经营成果和劳动生产率挂钩。
（5）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控制。今后改善人民生活，归还生活欠帐，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用新增的国民收入去实现。而且一定要把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控制在不超过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的范围内。如果超过了，这一部分就没有物资保证，引起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反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调整产业结构，使之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适合我国资源特点的、节约能源和原料的加工价值大的产品产业。在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五大产业之间的关系上，要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在努力确保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争取农林牧副渔全面增长。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使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改变过去重工业不注意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状况。
调整和改革是互为条件的。但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调整是中心，是关键。因此改革必须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总的说来，改革的步子要缓缓而行。但这不是说什么都要放慢。特别是，改革不是只放权不集权。例如，加强对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方向、外汇支出的严格控制，就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高度集权，它是调整也是改革。在这方面，就不能放慢，要加紧进行。总之，今后的改革要把加强宏观经济计划指导和微观经济的市场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稳步地做好体制改革工作，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以便及时地解决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情况这样复杂，改革又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进程不可能设想是笔直地向前发展，我们每走一步都需要认真总结经验，甚至还要进行一些小的调整，使其不断完善。一年多的改革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在调整中稳步地进行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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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仍然应当爱惜金子”
——学习列宁关于货币和黄金问题的论述
丁世俊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我们不难看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取消货币。空想社会主义者看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有钱能使鬼推磨”，资本家正是以货币作手段来聚敛财富、压榨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无情斥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因而也竭力诅咒货币。他们以为，取消了货币，不使用货币，似乎就能杜绝贪婪，一切罪恶便不致产生。因而在他们所设计的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里，没有货币和货币制度。他们的这种理想是建立在义愤而不是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黄金作为货币之王，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世界货币。对黄金的追逐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远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早期阶段——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为资产阶级开拓殖民地、寻找黄金的哥伦布1503年从拉丁美洲的牙买加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
哥伦布的进言，说明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拜金热潮。黄金简直成了“万恶之渊薮”。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发表于1516年）中就是这样看待黄金的。《乌托邦》描绘的理想社会里，货币被取消了，人们对黄金更是采取鄙弃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在那个乌托邦社会里，生产高度发展，物资异常丰富，人们有着全新的道德和精神面貌，大家可以到万物汇聚的仓库随意领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必进行物物交换，更不必通过货币来进行交换；黄金已退出人们的经济生活，完全失去其社会属性，不起货币职能，剩下的只是它的自然属性，只起作为一种对人类有用的物质材料的作用。莫尔出于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痛恨，觉得非把黄金这个东西“搞臭”不可。他在上述著作中以嘲弄的口吻给黄金在未来的社会里安排了这样的用场：“原来乌托邦人饮食用的都是陶器、玻璃器，制作精美而价格低廉。至于公家厅馆和私人住宅的便桶溺器，以及其他污物的容器，倒系用金银做成。”（《乌托邦》1956年三联书店版第78页）更有甚者，乌托邦人还用黄金来锻造奴隶的镣铐，把金耳环、金戒指、金头箍等装饰在罪犯的身上，作为犯罪的标志。总之，乌托邦人视黄金为“贱品”，以各种方式贬低其价值。
马克思主义者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弊端所表现出的义愤，同时也指出他们在货币和黄金问题上犯了错误，指出他们以幻想代替科学。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货币的产生和被广泛使用是一种历史必然现象。货币绝不是谁“发明”的，也不是人们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能随便加以消灭的。货币自产生后就成了人类交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罪恶”可言。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恶多端”，那是由于它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货币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世界上第一个执掌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也犯过。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曾经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打算取消货币。这尽管有客观上的原因，就是当时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遭到很大破坏，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物资极端匮乏，为了保证前线的需要，不得不采用直接的“产品分配”原则，货币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小。但除了这被迫的因素外，也还有主观上的理论错误。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纲提出，“俄国共产党将竭力实行一系列办法，来扩大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47页）。当然，列宁早在革命前的1905年就说过：“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列宁全集》第9卷第443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它泛指包括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列宁当时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很明显，正象商品经济一样，货币是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的，也要到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更高的一定阶段才能失去作用。革命后，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写道：“能不能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列宁选集》第3卷第838页）列宁着重指出，消灭货币是未来的事情，现在还要把货币保留下来。
到1921年初，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俄国由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执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和改革，是抛弃“左”的政策，放慢速度，打好基础，以便重新前进。这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商业工作成了一个中心环节，列宁和俄共（布）非常重视疏通已经堵塞的商业渠道，解决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而在流通领域中，怎样发挥货币的经济杠杆作用，使其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关重要。为此，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币制改革。对于作为国际货币的黄金，列宁专门写了《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意指共产主义的实现。到那时，黄金的职能和作用当然完全不同于现在了。因此，列宁写道：“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列宁选集》第4卷第578页）列宁在这里所表述的也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表述过的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美好愿望。但是，列宁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还不能这样做。列宁指出，的确，为了黄金，人类曾经互相残杀，但这并非黄金本身的“罪过”。不重视黄金在目前的作用，那就要犯错误。因此，苏维埃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仍然应当爱惜金子，卖金子时要卖得贵些，用金子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同上，第579页）列宁不止一次地批评苏维埃俄国的外贸工作人员不努力提高业务能力，不懂得怎样做生意，在同资本家打交道中吃了大亏。对苏维埃俄国来说，黄金也好，其他货币也好，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的结晶。列宁号召经济工作人员为人民理财，为国家赚钱。列宁对那些不知节俭、不会“算账”、浪费社会财富的人和事十分痛心疾首。列宁说：“他们不关心怎样爱惜交给他们的每一个戈比，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在制定开支数十亿以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7页）列宁坚持不懈地同这种坏现象进行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