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头学习
——序《叶圣陶论创作》
丁玲
最近我有机会阅读了叶圣陶老先生的《论创作》一书的样稿。它的写作年限是从1922年到1981年。第一辑主要是谈有关文艺创作的诸问题，第二辑是对某一篇作品或某些作品所作的具体分析和品评。我现在就我所读过的第一辑写点我阅读的心得和体会。
我年青时，不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人。我最早读过叶老的《倪焕之》、《稻草人》等作品，我很喜欢这些小说和童话，认为叶老的文章，正如他的为人一样：严谨、仔细、温和、含蓄、蕴藉，才情不外露，不随风使舵，不贪图小便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都令人敬重和怀念。但他的论文，我却很少注意。自然，这其中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我一生的大半时间都远离城市，处在农村和战争环境，能看到的书籍甚少，而我又忙于一些别的事务工作。但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大喜欢读理论文章。但是这次，我读到叶老谈文艺创作问题的论文，我是用喜悦的心情来读的。这些文章使我喜悦，使我越读越喜欢，而且使我发现我过去的读书态度不免有所偏颇，我把这类文章都划了一个等号，都圈在一个类型里边了。我这次读叶老的文艺论文，的确有些感受，现在我把这些写下来，以就正于作者本人，和将要读到这本书的更广大的读者。
叶老在二十年代初期所提出的文学问题和所作的解答，对六十年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四人帮”的大破坏，文艺思想亟待清理整顿的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文学与生活的问题，叶老就认为生活是诗的源泉，如果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如果对生活无所感受，则没有诗，在许多地方，叶老说得很深刻。
“不事工作，也不涉烦闷，不欣外物，也不动内情，一切止是淡漠和疏远，统可加上一个消极的‘不’字。好的生活，坏的生活都是积极的，惟有这一切‘不’的生活是异样地空虚。”
叶老没有把生活当作死的，当作孤立的物，当作与自己无关的，当作只是我们需要去采访的，物是物，我是我。叶老认为那只是记者的事。而文艺创作者是要去生活，要用心灵去阅历生活，要使自己的心灵与广阔的生活，与生活中的各种人物同忧患，共欢乐，要融于一体。我以为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是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一环，而正是许多人寻求的文学创作的秘诀。
叶老认为只要有了充实的生活，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不充实不恳切不感动人的。因为这样就不会有虚伪浮浅的弊病。“丰盈澄澈的源泉自然流出清泉……抒发烦闷，就成为切至的悲声；赞美则满含春意；诅咒则力显沉痛；情感是深浓的；思虑是周博正确的。”否则，“汲无源之水，未免徒劳；效西子的含颦，益显丑陋。”
叶老主张创作者到生活里去，到广阔的世界里去，还不只是因为生活中有创作的素材，那里有感兴，有诗，可以进行创作。他更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与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才能提高创作者对人生的理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消化一切从书本中得到的政治概念。只有这样，才能锤炼出创作者与人民融为一体的一颗红心。这就把对生活的认识提高了，把对文字创作的基本一环，灵感和心灵的冲动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
其次，叶老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的见解也是非常精辟的。现在有些人一提到“政治”两个字，就感到头痛，好象政治是妨碍文学发展的祸害，把政治当成棍子。这种看法自然是林彪、“四人帮”等的淫威造成的。他们就是把政治当成棍子，伤害过许多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因此弄到现在就有人谈虎色变。但其实，一个作家、一篇作品就是无法离开政治的。叶老当年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文学研究会就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他们反对文学是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把文学作为茶余酒后遣兴消闲的工具。什么叫为人生？就是文学的使命是要“使群众从迷梦中跳将出来，急欲求索人之所以为人。”这就是说文学是以具体、生动的人和事，经过作家的劳动化而为作品，作品能给读者以安慰、喜悦、鼓舞，并能使读者根据作品中所反映的一切作进一步的想象。读者在原来的苦闷生活中，会因为读了作家的一篇作品忽然开朗，看见苦闷的生活从何而来，而且感觉到无论如何不能长此下去，要改变这种现象，在这里他获得新的人生观，新的生命，他将跃起，变沉闷、无所作为为活跃而有所作为。因为文艺不只给读者看到生活，看到一些动人故事中的人和事，还指出或暗示出一条道路，指引人们去深究生活的根源。它不是教训，不是宣传，而是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感受，有所不安，有所行动，正如叶老所说：“不觉的为火炉添了煤，自自然然会发出高热来。”
叶老强调指出具有正确的人生观的作品是水平线以上的，否则都属于水平线以下，还说如果作者有正确的人生观，他的作品虽然艺术性差一点，还是有供一读的价值，还是可以提高的。但是对那些只是供人消遣的适合低级趣味的作品，就应该予以严肃的批评。
但叶老却又反复强调，作家在创作时，应该把一切条条框框都忘掉；说记住这些理论和概念只会把作品写坏。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作家写作的动机是生活，是生活给他启发，是作家以他自己的心灵拥抱了宇宙，从千千万万变化的复杂的事物中得到的感兴和情思，是最可贵的，在动笔为文的时候是不容许让一些条条框框去限制他的发挥的。
叶老认为主要的是作家和宇宙，和人，和事，和物的关系，作家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宇宙。说文艺家一定要有与造物同游的襟怀，以心，以灵感来观察，要潜入一切的内心，相与融和，是一是二，几无分别。叶老的这种要求超乎政治与文艺之上，是把作家、政治、文艺融为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动人的、有价值的、伟大的作品。叶老不把文艺当成宣传品，当成雕虫小技，而把文艺创作当成教育人、感化人的神圣工作，要求作品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发展的途径，超过眼前一切，永远前进。叶老把作家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因此叶老在论著中反复着重说到作家的修养问题。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得把自己的灵魂净化。要写出好的作品，作家本人就得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要不断地改造自己。既然政治不是外在的，不是勉强粘合的，就应该把政治，把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融入自己的一切行动当中。要达到这种境界，作家就需要多读书，明事理。不只读有文字的书，更要读没有文字的书。古往今来，万象森列，立身处事，物理人情，这些是实地的面对面的一本社会的大书，“人生”的大书，透切地理会它，消化它，根据自己之所见所体会出发，执笔为文，对作品所要求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创作者的阅历要广要深，要有积累，要融会贯通，要把此时此地联系到彼时彼地。一篇作品决不限于一时一地的经历。尽管引起创作动机的只是一时，甚至只是一瞬间，但作者要把一生的经历都凝聚于心，取其一点，用来抒发，这才不伤其为一个整体，而且更见其深刻。我们从鲁迅的文章中就看得出来，一位阅世极深艺术手法老练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把许多纷繁矛盾的事物揉成一个自然的有机整体。
这本书涉及的问题很全面，很广泛。如对于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叶老的意见认为黑暗应该写，不过同时应该指出一条理想的通往光明的途径，应该含有究原指归的意义。
叶老对摹仿，对生编故事，对取媚群众（有如现在的只讲票房价值），都表示深恶痛绝，认为那是邪门歪道，是有损于文艺事业的。
对文艺批评，叶老也讲得很深透。他认为批评是很重要的，作家应该虚心听取批评。但作家也可以不管别人怎样说。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见地，根据自己的认识走自己的道路。
叶老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具体地告诉我们如何观察生活，积蓄素材，创造语言，乃至文章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叶老的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早就应该从旧书中把这些珍宝发掘出来，作为新一代文艺工作者和作家们的参考和借鉴。我这次有机会读这份样稿，至为愉快，欣喜之余，愿意向读者推荐。
特别使我欣慰使我奇怪的，是我回顾自己常常讲到的一些文学上的意见，大都好象和叶老书中论述的相吻合。我今天的所见，一点也没有超过叶老在五六十年间写出的。我好象是遵循着他的足迹走过来的。这也就是说，我几十年的一点经验，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些体会和总结，叶老在几十年前就体会到了。我非常后悔，如果我早点仔细读他的这些旧作，岂不是省去许多事了吗？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凡是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们总会走在一条道路上。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总能在同一类人的感受中得到同感。这一点非常使我感到愉快。我想到很多作家——我的同行们也会从这本书中得到愉快，我情不自禁地从心中发出微笑。
1981年7月11日于北京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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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电视办好
陈沂
电视之于我国，之于上海，它的重要意义，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电视办好。
上海大约有100万台电视机，平均一台六个人看，一天就是600万人收看。看电视和到电影院看电影不一样，不需要排队买票，不需要排队上车，人们就坐在家中电视机前，男女老幼舒舒服服、欢欢喜喜一起看，既娱乐、又受教育。这就是电视的优越性。
但是，电视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年青的事业，还有很多困难亟待去克服。而观众则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看，而且要看好的，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提意见。
当然，所谓好的，由于观众的爱好不同，就各有重点。电视台要想一一都满足，确实很困难。观众既是一家老小，老的想看的，小的未必想看；小的愿看的，老的未必愿看。你开这个频道，他关那个频道，就常常发生矛盾。幸而我们的频道少（其实这是个缺点），这个矛盾还好解决；难解决的，恐怕还是节目的内容。
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电视节目的内容还是很不丰富的，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电视新闻，这应该是一天电视的中心，因为观众可以从这里了解国内外、省、市内外的大事，男女老少，大都是愿意看这个节目的。问题在于如何安排。拿我国领导人会见重要外宾的报道来说，不但要说明我国同国外交往日益频繁，同我们国家友好的人士越来越多，而且要让观众知道，会见这个外宾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为了让观众看明白，有时多拍几个镜头，多说那么几句话也是必要的。为了配合的需要，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有关这个外宾和他的国家以及同我国关系的材料。否则，就会使人感到千篇一律。在这点上，中央台的“世界各地”、“祖国各地”等节目是受欢迎的。
这当然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时间就那么一点，要求又那么急，问题是要我们开动脑筋，把这一点时间运用好。
再拿文艺节目来说，这是人们特别感到不能满足的。但也应该说，这是永远难以满足而又不能不努力去满足的。
目前最有意见的是电影不能及时上电视，这中间牵涉到电影的利润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讲经济价值，又要讲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当前，电影还只能先在影院放，然后再上电视。这要给电视观众讲清楚。同时，我们也希望电影企业要考虑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
电视剧为此应运而生。据1980年统计，国产电视剧在一百部以上，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因为是刚刚开始搞，不免出一些毛病。如《敌营十八年》就不够理想，进口的《加里森敢死队》影响也不好。《姿三四郎》内容是健康的，但看录象时就担心孩子们看了后会学摔扑动作，放映后果然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这说明电视剧不论是自制和引进，都要十分慎重，有助于建设精神文明。
当前更重要的是电视剧要赶上电影，甚至要超过电影，同电影竞争。这样，这两朵花就可以同时开放在我们观众面前，鼓舞我们人民上进，既有助于建设精神文明，又可以促进物质文明。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对电视的领导，同时又要致力于电视队伍的建设。靠电视台搞很大的队伍，一时还办不到，也不那么必要。我想，除在电视台建设必要的基本力量之外，可多同电影厂、剧团合作，这样可事半功倍。
当前着重要解决剧本问题。《卖大饼的姑娘》就是发挥作家、电影厂、演员剧团力量的结果。我们有责任把这几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电视比电影制作更快、更省，它更应多而快地反映现实。
电视时间性特别强，观众要求又高，从电视工作者来说，要做到熟悉我国国情、民情，深入各种生活，熟悉各种音乐、戏剧、美术、舞蹈（国内和国外的），加以选择，加以放送，其难度是比较大的。而这点在目前还是电视工作中的重点。否则，电视大半就要空场。
时代已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是在遭受了十年内乱之后，重振中华的。观众的思想境界千差万别，放送任何一个节目，都有一个如何适应观众，争取观众，引导观众（即不是迎合观众），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向上，寓电视教育于娱乐之中的问题。
电视还要解决一个多样性、群众性的知识传播问题，包括电视教育在内的各类节目要多一些，要逐渐改变单调的状况，别再让观众说“没看头！”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电视危机”，这是我们电视事业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正象我们国家其他事业一样，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提高的，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关键是我们电视台的领导者们和工作同志们思想上的锐敏性、政治上的坚定性和知识上的丰富性，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一定要把电视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认真抓。电视在我国还是个新的事业，还处在幼芽状态，但浇灌、培育文明园丁是多的，党和国家是关心和重视电视的，广大观众是喜欢它的、热爱它的。我想，只要我们振奋精神，艰苦奋斗，齐心合力，认真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能把电视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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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与死的搏斗
——评话剧《蒙塞拉》
周而复
屠刀镇压不了革命。黑暗战胜不了光明。西班牙与葡萄牙统治拉丁美洲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屠刀与革命的历史，是黑暗与光明的历史，是压迫与反抗的历史，是奴役与斗争的历史。这三百多年历史的每一页上，记录着殖民主义者的荒淫与无耻，描绘着革命人民的庄严和正义。特别是1810年，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的序幕揭开了。
圣马丁和波利瓦率领的武装力量汇成一股革命的洪流，冲击着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者在拉丁美洲最后一个堡垒：秘鲁。在喀拉欧港的堡垒中，西班牙残余的侵略势力于1826年1月23日向波利瓦投降了。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罗布莱斯所写的三幕话剧《蒙塞拉》，就是反映1812年7月11日委内瑞拉起义军领袖米兰达被西班牙督军击败俘虏，他的副官博利瓦（即波利瓦）在逃的故事。
波利瓦没有出场，因为他事先得到西班牙军官蒙塞拉的通知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去找革命武装力量了，只有蒙塞拉一个人知道波利瓦的下落。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者督军蒙特维尔德的副官伊斯基耶多向蒙塞拉追问波利瓦的去处，他坚不吐露真情，伊斯基耶多于是命人随便抓来六人（当时委内瑞拉人口为600万），他们是：母亲，埃伦娜（少女），胡安·萨尔塞多（喜剧演员，西班牙人），萨拉斯·伊纳（商人），阿纳尔·卢安（陶器匠），里卡多（青年）。以这六位为人质，威胁蒙塞拉这位同情波利瓦的西班牙军官，如果他不谈出波利瓦下落，便处死人质，甚至还要再抓六个人质来，一一处死，最后处死蒙塞拉。戏剧矛盾于是展开。一场生与死的搏斗，正义与无耻的搏斗，扣人心弦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展开了，其中还穿插科罗尼尔神父所谓基督文明的说教。蒙塞拉向神父质问：“神父，难道您真的对这些虐待，这些屠杀，这些掠夺，这种横暴，一点儿也不反感吗？您赞成我们全体西班牙人民一致奋起反抗拿破仑的雇佣兵，可您怎么又能来责难这些要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为自由、为别人的生活而战斗的人呢？阿隆拉营的兵士前天还企图在托屠拉斯村抢走当地的姑娘，遇到了全村人的抵抗。他们发动了野蛮的进攻，烧了村民的茅舍……在西班牙，法国人压迫我们，激起千仇万恨；而在这里，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正是西班牙大兵，把全体人民压制在黑暗的奴役中。”他把能说会道善于颠倒是非黑白的神父说得哑口无言，要把这位他认为危险人物送走，暴露出他这个殖民主义辩护士的嘴脸。
严格推敲起来，蒙塞拉用词并不完全贴切，压迫西班牙的是法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而不是一般法国人；而压制委内瑞拉全体人民在黑暗的奴役中的是没有出场的蒙特维尔德督军和他的国王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西班牙大兵只是工具和爪牙。在西班牙军官中，有蒙塞拉这样有觉悟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反动政策的人，我相信在西班牙大兵中有更多的蒙塞拉式的人物。当然，作者是泛指，并不是把侵略和压迫的责任推在法国人和西班牙大兵身上。
六个人质对伊斯基耶多要求他们劝告蒙塞拉说出波利瓦的去处以免自己一死的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深刻表现，在灵魂深处展开生与死的搏斗；是宁可自己死去也要保卫伟大英雄波利瓦，让他领导革命武装力量拯救民族的生存呢，还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管民族生死存亡？这是极其严峻尖锐的问题。二者必居其一，不能回避，不能幸免，在生与死搏斗中要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西班牙的喜剧演员、商人和与商人差不多的陶器匠，爱金钱甚于自己的生命，民族的生死存亡和个人的利害系在天平上的分量后者重于前者；慈母的心关怀自己的儿女也忘记民族生存斗争的伟大意义；而少女和青年却勇敢地坚贞不屈地面向自己的死亡，轻视和无视个人的生命和荣华，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最后轮到蒙塞拉，在死亡与生存的十字路口，终于英勇不屈地走向个人死亡的道路，没有吐露波利瓦出走的地方。蒙塞拉高风亮节的伟大形象在读者和观众的心灵深处不是死亡，而是永生！
少女死了，青年死了，蒙塞拉死了，但他们却活在亿万人的心灵深处！
波利瓦和革命武装力量汇合，继续高举米兰达的义旗，继续向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强的斗争，成为委内瑞拉共和国的领袖，第二个委内瑞拉共和国在1 814年建立了！委内瑞拉得救了，600万人民从黑暗、奴役和死亡下解放出来了。1826年，西班牙的最后残余侵略武装力量，在波利瓦面前举起了双手！
这是任何殖民主义者的下场，永远逃不掉的注定的命运。
《蒙塞拉》既有它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它现实意义。作者新颖的艺术构思，人物性格各有鲜明的特性而又符合历史的真实，情节逐步开展，紧扣读者和观众的心弦，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落窠臼，非终篇不忍释手。这剧上演以后，很快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一些城市的演出，发生广泛的影响，受到热烈欢迎和普遍的赞赏，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蒙塞拉》由沈大力同志译成中文，发表在《十月》文学双月刊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赞赏。现在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这戏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以为蒙塞拉两次含糊地说出波利瓦的去处和情况：“那是一座孤立的房子，离通向……的道路有五百米远……”那儿是“一片空地”。少女埃伦娜坚强地对他说：“不！您不要说！您得恢复自制力！太晚了！现在已经不是可以表现懦弱的时候了！你已经牺牲了我们中间的四个人。太晚了，您不要说！”这固然可以突出埃伦娜的坚强性格，但对蒙塞拉的英雄形象是不是有损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不认为天下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反对描写英雄人物某些不足之处，但是在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主要方面的笔墨是要慎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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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女排 苦练戏功
张君秋
上了年岁的人，不太容易激动。但当我在电视机里看到国家女排在世界杯赛中，斩关夺隘，奋勇拚搏，终于获得了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戏曲演出的老兵，我要向戏曲演员，特别是向青年演员呼吁：在振兴中华、向四化进军的途中，我们要急起猛追，学习女排精神，努力提高戏曲艺术的表演水平。
戏曲艺术很强调演员的基本功训练。这一点，它与排球运动的日常训练有着相通之处。“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舞台上的一招一式，反映着台下演员的功夫。练功不到家，台上表演不是唱走了调，就是打掉了枪，这叫做功夫不饶人。现在，有些演出质量不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演员平日练功不刻苦。譬如，有些同志只靠排练的几小时练功，平日不下私功，不想方设法去找琴师吊嗓子，找同台合作者练把子功，到了台上，功夫自然就不够用。又如，有些同志只满足于会演几出戏，不肯下苦功，多学一些剧目，多掌握一些流派的表演艺术。翻来覆去只演那么几出戏，观众听烦了，自己唱油了，演出质量怎么上得去呢？
我们应该学习女排的苦练精神。女排有这样一句格言——“严是爱，松是害”，她们平日训练就是严格实践这句格言的。她们的教练严格得似乎不近人情，即使队员受了伤，或身体不适，教练还是把球狠狠地向她们砸去，但姑娘们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严格训练，磨破了皮肉，练伤了筋骨，还是咬着牙在地上翻滚扑跌。一天的训练已够苦的了，有时她们还主动要求“加练”。正因为如此，她们不仅练就了过硬的本领，而且磨砺了斗争的意志，因而赢得了世界冠军。作为戏曲演员，也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苦练精神。你是唱工演员，就不仅要练唱，还要练武功；你是武工演员，就不仅要练武打，还要练唱功；你学会了十几出戏，不仅要不断提高这些戏的演出质量，还要继续学会几十出、上百出戏；作为演员，还要有全面的艺术修养，学诗词、学音乐、学化装……这些也可以算做戏曲演员的“加练”。凡有成就的戏曲艺术家，无不经过长期的刻苦磨练，具备多方面的表演技巧和艺术修养，才能取得突出的成绩。
在我的印象里，排球运动在我国并不是拥有很多的观众，而当前，全国形成了一股“排球热”，不仅青年人爱看，连平日对排球不甚了了的老年人也守在电视机旁，注目凝神地不放过每一个球。同排球运动相比，戏曲演出的上座率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每一个戏曲演员都要从我做起，台下刻苦练习，台上认真做戏，用精彩表演去吸引观众，使他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如果做到了这些，我们的戏就不愁没人看。
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希望的表演人才。我们应该很好地借女排的东风，苦练再苦练，把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振兴民族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愿同青年演员同志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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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赞为国争光为民造福的人们
——读《当代》两篇报告文学有感
李炳银
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异军突起，令人瞩目，在反映和促进新时期除旧布新、拨乱反正方面，起了好作用，获得了赞扬。随着四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报告文学创作也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这就是如何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振兴中华的奋发精神，从而鼓舞人们焕发起新的革命热情，鼓足勇气，自觉而又积极地投身到四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
最近在《当代》1981年第5期上读到了两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和《播鲁迅精神之火》，很受感动。前一篇记述和表现了中国女子排球队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称雄亚洲，崛起于世界排球之强的艰辛道路和为了祖国而坚韧不拔的拚搏精神；后一篇记述了在新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编注者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私的品德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这两篇作品及时地报告了金牌和巨著后面的许多感人事迹，它生动地告诉人们，辉煌的胜利固然值得庆贺，但更值得赞美和学习的却是那种不甘落后，勇攀高峰；一丝不苟，无私秉公的精神。
十年动乱，我们的国家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人民的心灵蒙受创伤。但是，在人们的心底，热情和信念之火并没有熄灭，而是蕴藏着新的爆发和飞跃。现在，我们不是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身上，从《鲁迅全集》编注者及更多的人们身上，看到了这种重新燃起的心头之火，看到了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而高举起时代火把、奋力前行的英姿吗？
当有人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挖空心思、斤斤计较的时候，当有人向往所谓“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丧失人格国格的时候，排球队的姑娘们却在为祖国的荣誉而毫无怜惜地把自己的血汗挥洒在训练场和赛场上。陈亚琼本可以同母亲一起去香港与父亲团聚，她却决定留下来为国打球；曹慧英已为人民建树了功绩，可是，在腿有伤的情况下，仍然“打了封闭针”上场比赛。一位医生甚至不同意她继续打球，她说：“吃点苦，流点汗，甚至冒点风险，都是值得的。这样做了，将来回想起来，自己就不会后悔。”孙晋芳有腰病，在场上生龙活虎，下了场却往往直不起腰来；郎平、张蓉芳、周晓兰、杨希等，哪一个姑娘没有一些听来让你敬佩的故事呢？陈招娣说：“人家的青春，是在花前月下度过的，而我们的青春却在流汗、疲惫、困倦、头脑发胀之中度过，在紧张、激烈的旋律中度过。”她们把祖国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在它的面前，个人的利益，身体，爱情，一切都似乎变得极其微小了。她们的生活中虽说少了许多甜蜜，少了一些花前月下的浪漫气氛，但其意义又有多么深远呢！这是壮丽的事业，是美好心灵的写照，她们以自己的汗水和奋战不息的精神感奋了亿万人民，虽苦犹甜。在她们面前，那些孜孜经营个人安乐窝的人们应当感到惭愧。
比起中国女排姑娘们的功绩来，新版《鲁迅全集》编注者们的成果好象不那么显赫，知道的人也许就更少一些。但是，这些“无名英雄”的劳绩，同样值得人们的尊重。冯雪峰这个革命老战士、鲁迅的密友，尽管他身处逆境，年迈多病，但为了鲁迅著作能得到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他接待来访，提笔复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仍然为其煞费心血的情景，读来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胡乔木、林默涵、秦牧、林辰、蒋锡金、孙用等文坛老将，大都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但都能以参与《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为一大幸事。他们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的写作计划，满怀热情地默默地工作着。编注工作十分庞杂、琐碎，有时也许只是查找一个作者的真实姓名，有时可能是纠正、补轶一个争议的字句，付出的劳动却十分艰辛，往往要埋身书海多日，奔走天南海北多时，可同志们从不懈怠，从不马虎，始终保持了对历史、对后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全集》的编注者们虽然没有象国家女排姑娘们那样在国际赛台上夺得金牌，但他们经过奋战，向人们献上了一部足可以与《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全集》、《泰戈尔全集》等相媲美的《鲁迅全集》。
“鲁迅精神之火”光耀天际，播火的人们在燃红别人的同时也烧红了他们自己。
这两篇报告文学的作者，不拘泥于对具体人物事件本身的描写，而是着力于开掘人物的心灵和崇高的精神，进而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面前树起一面面旗帜，供人效仿，激人奋发，就使自己的作品包容了更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