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纪念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蔡和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廖盖隆
1931年秋冬，蔡和森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
蔡和森同志1895年生于湖南湘乡（现双峰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是伟大的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如周恩来同志生前所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也正如邓小平同志1979年9月为《蔡和森文集》出版的题词所说：“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
蔡和森同志早在1918年就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组织进步的团体新民学会。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他和妹妹蔡畅、母亲葛健豪同其他革命青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探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到达法国后，他一面学习法文，一面“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仅在半年内，他就读了大约一百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且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蒙达尼会议上，他提出新民学会的宗旨应当是：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同年8月，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蔡和森在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同样旗帜鲜明地指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留法期间，蔡和森一面把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中的大多数和其他革命青年引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一面又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1921年下半年，蔡和森和李立三、陈毅等104名中国留法学生，因为组织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反对华法教育会，被法国政府拘捕，随后并被武装押送回国。
蔡和森在1921年11月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即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从事宣传工作。
杰出的理论家和卓越的群众革命运动领袖
蔡和森参加了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指定参加起草大会政治宣言，制定了党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从“二大”起直到党的“六大”，历届大会都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并在“二大”以后担任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主编。他在《向导》周报上先后发表了大量的（仅署名“和森”的就达130多篇）充满理论力量和革命激情的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批判革命敌人的各种反动宣传，同时批评革命队伍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向导》一创办就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被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黑夜沉沉的中国的“曙光”，不愧是几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思想上的“向导”。在几年间，《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就从几千份扩大到十万多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高潮到来了。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群众革命运动正在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潮。5月28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和森在会上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有利的形势，并且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党应该不失时机地把上海一地的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帝运动。而关键就在于把工人的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并且把工人和学生的反帝斗争，汇合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商、学各界的反帝运动中去。他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当领导本阶级及全体人民，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要分头到工厂、学校、商店去，进一步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在5月30日，集结到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给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但是，蔡和森的这个正确主张却遭到陈独秀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这是“空泛不切实际之谈”，甚至断言：“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我们能撑出个什么局面！”蔡和森当即痛驳了这种错误论调，提出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的观点，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革命形势，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现在进行的反帝斗争，决不是三、五百人，而是三、五万人，还要把运动推到全国去。”与会的多数同志赞成蔡和森的主张，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并决定立即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会后，蔡和森和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投入了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如蔡和森所预料，在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大示威爆发了。十多万的工人和学生走上了街头。
5月30日晚上，党中央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蔡和森在会上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党中央采纳了蔡和森的这些正确意见，反帝运动迅速扩大，“三罢”斗争实现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起来了。这个反帝大示威很快就普及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参加示威的群众共达1，200万人。五卅大示威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伟大高潮的起点。这次革命高潮，从根本上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同时，这个运动证明了，蔡和森不仅是我们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群众革命运动领袖。
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的正确策略
1925年10月，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6年3月，会议开完以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直到1927年3月才回国。在这期间，蔡和森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他于1926年上半年在中共旅俄支部会议上作了共5万字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党的“一大”到“四大”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这是中共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蔡和森明确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说：“由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分析，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
1927年3月，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危急关头，蔡和森回到了祖国，4月初到达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武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面对着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却顽固地坚持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方针，认为所谓工农运动“过火”，不惜一切代价搞好同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五大”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蔡和森同其他代表一起，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在这次大会上，蔡和森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到职前，由蔡和森代理。
当年5月18日和21日，在唐生智部下的高级军官夏斗寅、许克祥，相继于湖北的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蔡和森多次建议加以坚决反击，并提出要以暴动对暴动，以便把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但是，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接受。不仅如此，党中央还在6月24日决定蔡和森不再代理中央秘书长。
蔡和森因此告病假，到武昌毛泽东的住宅休养。在那里，蔡和森每天都接触到从湖南来向毛泽东要求对反动派的屠杀进行反击的农民代表，这就使蔡和森更加相信自己的“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是正确的。6月25日，蔡和森在毛泽东住所给中央常委写信，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他建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以后，蔡和森又多次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同样的主张。但是，坚持右倾投降主义方针的中央领导人不但拒绝采纳，反而攻击蔡和森是“天天写信唱高调”和从事“左”的宣传。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其结果是促使汪精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行“分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破产了。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委成立，陈独秀停职，罗易和鲍罗廷也相继被召回苏联。13日，党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实行宁、汉合流，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8月7日，党中央临时常委会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正确方针。蔡和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和毛泽东、任弼时、瞿秋白、邓中夏等一起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会上，蔡和森竭力主张把站在正确立场上同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毛泽东选入政治局，他自己则申请到湖南组织湘赣秋收起义。这次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由苏兆征、瞿秋白、罗亦农、彭湃等为委员，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候补委员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可是中央领导没有派蔡和森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而决定他为中央特派员去北方局指导党的工作。
“八七”会议后不久，蔡和森就从武汉到达北京和天津，恢复北方局的机构。9月10日，蔡和森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告。22日，中共顺直（河北）省委召开改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是在1928年7月整理出来全文发表的。这篇重要历史理论著作，对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作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
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和武装割据的可能性
1926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蔡和森在大会上多次发言，继续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在这些发言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他批评了盲动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说，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说革命形势仍在“一直高涨”，“我觉得不妥”；“这种分析是非列宁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间断革命论的分析，是在‘八七’后大毛子罗明纳兹同志发明的，‘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这种分析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也应该估计到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敌人来消灭自己”。同时，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发言中“完全否认一切直接革命形势”的看法。他说：“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首先应该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部分地方而言？……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和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由此，蔡和森作出结论：“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我提议大会要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尤其要打倒不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第二，蔡和森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得出结论：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建立割据局面是可能的。他说：“游击斗争方面，这个问题在策略上的主要问题首先要问，游击斗争是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以事实看，无论哪个地方，农民运动起来，很快的就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现在分几方面来看：（1）游击斗争与过去零碎斗争方式已改变，零碎斗争易被敌人分段击破；（2）游击斗争得到的是什么？从前说大一点游击斗争得到割据局面，现在切实说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这不仅在组织农民武装和建立红军而已，现在的问题在游击斗争的出路怎样？”“这里讲到分配土地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以没收土地。部分的建立政权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有可能，而且是必需的。”这样，由于认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实际经验，蔡和森已经极其接近于得出同毛泽东一样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了。
在党内蒙受打击和为革命壮烈牺牲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蔡和森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继续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大”以后，蔡和森和李立三等随即回国。
1928年10月，国民党借辛亥革命纪念日大做文章，说什么辛亥革命开始的事业已经完成，中国已经“统一”，现在的任务是搞五权宪法、阶级合作等等。蔡和森撰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一文，驳斥了国民党的上述欺骗宣传。
1928年11月，蔡和森又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革命的转变，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蔡和森还指出：“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显然是这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了蔡和森的革命转变论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党的正确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久，由于受到苏共党内发动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的波及，蔡和森在党内受到了错误的打击。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错误的消息就传到了中国。当时掌握实权的李立三，就依样画葫芦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反起“右倾”来。他首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蔡和森，把蔡和森维护党的“六大”决议，反对冒险地进攻大城市的正确主张，错误地攻击为“右倾”错误，并撤销了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事实证明，对蔡和森同志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错误的。
蔡和森受到这种严重的错误打击以后，毫不悲观失望，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继续斗争。后来，他因哮喘病发作，只好离开中央机关，一面养病，一面从事理论工作。
1928年底，由于蔡和森的病愈来愈重，党决定送他去莫斯科治病，并派他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莫斯科以后，蔡和森仍然不顾重病，努力为党工作。在1929年到1930年，蔡和森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组织的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讨论。他在1929年5月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发言，后来在1931年以《论陈独秀主义》为题整理出来全文发表了。
在肯定蔡和森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的同时，还应该提到，他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作用是估计不足的。又如，他由于受到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情绪的影响，而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永远背叛了革命；他夸大了路线斗争的意义，错误地认为“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他还不顾当时党内的问题是“左”倾错误，而一再强调“中国革命中和我们党中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危险”。但是，应当说，这些缺点错误在蔡和森的遗文中只占有次要的地位。蔡和森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是非常宝贵的。
1931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投入新的斗争。但是他回到上海后，继续受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领导的排挤和打击，他们既没有恢复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又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不久，党派他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他于3月前往香港，在那里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不久，共产国际来电，恢复蔡和森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蔡和森一直不知道。6月10日，蔡和森在参加一个海员工会的会议时被一个叛徒认出并被逮捕。
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设法营救，但是他很快就被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反动政府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蔡和森施尽了各种酷刑，他无数次地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但是，蔡和森始终坚贞不屈，丝毫没有吐露敌人想得到的东西。这年冬初的一天，特务、匪徒把蔡和森拖到监狱的墙边，将他的四肢摊开，用几颗大铁钉钉在墙上，野蛮地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但和森同志横眉冷对，英勇就义。蔡和森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壮烈殉难，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蔡和森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尚的坚贞的革命精神，他建立的伟大功业，他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将永垂不朽。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记着他，学习他。（本版照片均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附图片）
蔡和森同志
1921年，我部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蒙达尼合影。第三排右起第三人为蔡和森。
1926年2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
1930年，蔡和森（前右一）和瞿秋白同志（前右二）在苏联休养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