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经济调整与发展速度
马洪
重大的战略转变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党中央在1979年4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是对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分析以后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次调整,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大量财政赤字,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正如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这就是: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样一个新路子来,使我国经济稳步前进,健康发展。这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
这种战略转变,意味着我们不再追求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把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我们将要改变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这么一种做法,而力求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结构,使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电子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和科学文教事业能够得到协调的发展。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我们将不再片面地追求钢铁等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产量,不顾质量,不顾品种,不顾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而是要按消费者的需要,按照市场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安排生产。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将不再主要依靠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建设新的企业,而主要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在整顿和改组现有企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来提高生产力。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我们不再片面地强调高积累而挤占人民必要的消费,而力求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我们不再闭关锁国,而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地开展对外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
这种转变,还意味着我们将要逐步地改变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合理的经济体制,充分地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种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比如现在我们有全民所有制,有集体所有制,还有个体所有制,等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总之,要通过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逐步地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经济体制的合理化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由此可见,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转变。
这次调整的新特点
要做好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应当总结上次经济调整的经验,研究这次经济调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调整和1962年前后的那次调整比较,有同有异,我们要研究这次调整有些什么新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这次调整和1962年前后那次调整有些地方是相同的。比如,国民经济主要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经济效果差,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然通货过多、物价上涨,前一次比这一次要厉害得多。因为有以上这些相同的地方,所以1 962年调整所采取的若干重要的措施,在今天还应该采取。比如,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整顿企业,对那些经济效果差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等。当然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具体的做法也不能完全照搬。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两次调整有很大不同。下面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就业这几个方面来看这次调整的一些新情况。
第一,从生产领域来看,首先家底不同。前次调整,我们家底还比较薄,现在厚多了,1979年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1962年增加了三倍多。其次,农业生产的情况大不相同。前次调整的时候,农业生产连年下降,1959年比1958年下降了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了12.6%,1961年又比1960年下降了2.4%。这一次调整不一样了,粮食不断增产,经济作物增产更多。按总产值计算,1978年比上年增长8.9%,1979年又增长8.6%,1980年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仍比上年增长2.7%。再从轻工业来看,也有很大的不同。前次调整时,同上一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从1960年到1962年连续三年是负数,1960年负9.8%,1961年负21.6%,1962年负8.4%。轻工业下降的这样厉害,是同农业生产大幅度的下降有密切关系的。这次调整,轻工业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得很快,轻纺工业的产值,1980年比上年增长了18.4%,1981年预计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2%。重工业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前次调整,重工业的产值1961年比1960年下降46.6%,1962年比1961年下降22.6%。但是,有一个情况和今天不同,就是大庆油田的开发,为石油工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1959年原油产量373万吨,1960年达到520万吨,1964年达到848万吨,1966年达到了1,455万吨,这对于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次调整,钢铁机械等重工业产品,由于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产量降下来了,不过下降幅度没有前一次大。但是,原油产量没有增长,在最近时期也不可能增长。煤炭生产1981年比上年也略有下降。这就是说,能源是这次调整中的重要薄弱环节。这是应当看到的。
第二,从流通领域来看,有显著的不同。首先看市场的情况。前次调整,我们国营商业的商品严重不足,自由市场的价格大大高于国家规定的牌价,黑市是普遍存在的。这次调整,市场的情况总的来看是好的,城乡市场活跃,购销两旺,集市贸易也比较活跃,物价曾一度上升,经过多方的努力,上涨幅度已经降低,有些商品价格仍有上涨,特别是蔬菜上涨的多一些,但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稳定的。其次,看看银行储蓄情况。前次调整,银行的存款急剧下降。这次调整,银行的存款在增加。职工每年的储蓄额占当年工资总额的百分比,1976年1.9%,1 977年2.5%,1978年3.5%,1979年6.4%。1981年1月到10月,城乡人民的储蓄存款,增加了95亿元,达到494亿元。这是广大人民生活改善,广大群众对我国经济发展前途满怀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从分配领域来看,财政状况也有很大差别。那次调整,除1960年出现了19.2亿元的赤字以外,1959年、1961年、1962年都没有赤字。那个时候我们财政是集中的,财政上各项补贴也不很多。这次调整,财政情况是比较严峻的,去年和前年都有大量的赤字,今年才达到基本平衡。这是因为财政补贴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前次调整,中央和地方没有钱,企业也没有钱。这次调整,虽然中央财政有赤字,但由于实行了体制改革,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仅地方有钱,企业有钱,甚至一些机关团体也有节余。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第四,从消费领域来看,前次调整,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而且下降。这次调整,农民由于农产品的提价,多种经营的发展,收入有了相当的提高。从1979到1981年,由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税收负担,农民增加的收入达520亿元;由于国家安排城镇大量人员就业,加上提高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增加收入405亿元。前次调整,消费品的零售额急剧地减少,1961年比1960年减少了8.4%,1962年又比1961年减少了8%。而这次调整,消费品的零售额是急剧增加的,1979年比1978年增加23.5%,1980年又比1979年增加21.9%。今年比去年预计将要增加9%。
第五,从就业领域来说,前次调整的时候,大量职工返回农村去了,职工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全民所有制的职工,1961年比1960年减少了870多万,1962年又比1961年减少了860万,1963年又比1962年减少了16万。这次不同,不仅没有减少职工,反而安排了2,000多万人就业。当然,我们许多工厂存在着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的现象,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此外,就经济管理体制来说,也有很大的不同。前次调整的时候,经济管理体制是强调集中的,这次调整是同体制改革、权力下放结合起来进行的。地方实行了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国营企业扩大了自主权,等等。农业广泛地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广东、福建还搞了经济特区。这是体制上的变化。
以上讲的是国内情况的变化。国际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前次调整的时候,苏联单方面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逼我们还债。当时我们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活动的余地是很小的,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大的。这次调整,就国际环境而言,我们活动余地大了,主动性大了。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许多大的建设项目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一点也和过去不同。过去由国内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的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虽有困难,但还比较容易解决,所以那次调整,基本建设战线很快就缩短了;而这次要调整的大的基本建设项目,不少是引进的项目,往往是上又上不去,退又退不下来。下马照样要付款,还得背利息。所以这次基本建设项目下马,要比前一次困难得多。
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看,这次调整比上次调整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一些方面困难较多。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次调整我们是轻装前进的,这次调整则是背着包袱进行的,这就是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引进的大项目上去了,就可以比较快地形成较大的生产力,这对我们经济的振兴是大有好处的。
在调整时期要有适当的发展速度
这次调整,要不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什么样的速度是切合实际的?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当然,在调整时期,由于调整经济结构、整顿企业、改革管理体制等等任务很重,特别是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还在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所以速度不可能高,更不可能很高,勉强抬高了不利于调整,不利于提高经济效果。要记取过去的教训,不能因为形势好了一点,就头脑发热,把调整丢开。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任务仍然是很重的,这件事情搞不好,我国国民经济在新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调整时期速度低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速度也不能过低,而要有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扎扎实实的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就不能满足人民当前急迫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消费品的需要,而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不利于鼓舞广大职工群众的干劲,不利于提高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利于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甚至会使国民经济发生萎缩。就是说,在调整时期,增长速度不可能过高,但是也不能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我们今年的农业生产超过了原定的计划增长速度,农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工业生产计划增长3%,但今年上半年实际的增长是0.8%,其中轻工业增长11.6%,而重工业则下降了8.2%,重工业把整个工业发展速度拖下来了。一批重工业企业停止了能源消耗很高的严重积压的产品的生产,腾出能源来上轻纺工业,这是必要的;也有相当一批重工业企业,过去主要为新的基本建设项目服务,今年由于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以致生产下降,这在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过程中也是难免的。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有些同志对于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对于调整抱着抵触的情绪,说什么“方向不变,产品不丢,队伍不散,设备不动,挺过调整,东山再起”。于是不应该下降的也下降了,不应该下降得那么多的下降得过多了。这种倾向正在纠正,并且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
前次调整经过两年多的工作,1964年、1965年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同上一年相比,1 964年增长17.5%,1965年增长20.4%,1966年增长17.3%。这次经过调整能不能达到这样高的速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看清楚,那次调整,经过两年就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的速度,如前面列举的材料所表明的,是带有恢复的性质,而且石油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调整没有前次那种恢复的因素,而且石油生产在近期也不可能有新的增长。同时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需要一个过程,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环节的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在最近几年内必然要低一点,从而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这次调整以后,有一个象前次调整以后那样的高速度,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力争一定的速度,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次调整比前次调整具有一系列的有利因素,我们有力争达到一定速度的条件。总之,在“六五”期间,我们应该争取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在“七五”期间的速度将比“六五”期间的速度高,但也不会象前次调整以后那样高。这两种情况我们都应该估计到。我们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要鼓足干劲,力争有一定的发展速度。
同经济发展速度有关的两个重大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使“六五”期间达到一定的速度,以便蓄积起力量,争取“七五”的发展速度比“六五”高,再后十年有更高的速度呢?这里提出两个同当前增长速度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重工业在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整之前,是不可能有什么显著的发展速度的,更不用说什么高速度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生产的产品积压,挤了发展轻工业所必需的能源,那么,这只能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恶果。当然这并不是说,重工业在调整中是无所作为的,更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包袱。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重工业在服务方向对头、生产适合需要和能源许可的情况下活跃起来,使它为满足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需要,为增加出口,为国家减少亏损,增加积累,克服财政的困难作出贡献。这个问题要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好好地研究解决。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一方面开源,一方面节流,使能源的供应适应生产增长的需要。当前还要努力使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等,通过调整,更能适应为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节约能源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服务,特别是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如果不这样做,轻工业也不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维持现在的增长速度。还应当看到,如果在调整时期,重工业没有一定的作为,就不可能蓄积力量,使我们以后有比较高一点的增长速度。因此,要研究在当前能源供应量不可能增加甚至还要减少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办法,使我们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等,能够尽快地摆脱目前的困境。这样我们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就可能快一点。
那么,重工业的根本出路何在呢?在于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过去我们重工业主要是为新的基本建设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项目服务,自我服务过多,而为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过少。因此,要把服务方向这个问题抓紧解决。看来,重工业直接生产耐用消费品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目前情况下,大概只占机械工业产值的15%~20%。但是,它可以为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服务,为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仅仅开始,大有前途。
第二个问题,是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调整时期进行工厂的技术改造,包括有重点地进行设备更新,产品换代,工艺革新,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就给我们蓄积了力量。技术改造可以使我们重工业有活干,使我们的一些老厂设备更新,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当然技术改造也要防止盲目性,要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合理地利用资源以提高综合利用水平。通过技术改造把老设备撤下来回炉,给企业以新的设备,这样冶金工业就有原料了,机械工业就有饭吃了,而工厂又得到了效能更高的新的设备,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技术改造是搞活我们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样做,一不靠扩大基本建设,二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抓紧技术改造这个环节,就可以使我们重工业有用武之地,从而更好地支援农业、轻工业,并可以蓄积起力量,为第七个五年计划争取个比“六五”高的速度。
进行技术改造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齐头并进。今年改造多少,明年改造多少,五年改造多少,相应的每年设备退役报废回炉多少,都要同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一起进行综合平衡,要把技术改造和新建企业统一考虑,一并纳入国家计划。对于好多年久失修的设备,或者修理费用超过新设备购置费的设备,或者是消耗能源太多,一年之内浪费能源的价值超过购置新设备费用的设备,更要有计划地优先地进行更新。有的同志把花很多钱去修理效率很差的设备叫做“古董复旧”。实际上“古董复旧”的情况是很多的,而且我们还有个不好的做法:那就是把一些陈旧不堪、能耗极高的设备替换下来以后,逐级下放,国营大厂交给小厂,小厂还是在那里照样浪费能源。今后应当杜绝这类作法。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轻工业部门以及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重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在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之后,加上经营管理的不断改善,将使能源的消耗大大降低,技术水平有新的提高,从而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增多品种,降低成本,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而且给未来的发展蓄积了力量,创造了条件。我们应当抓紧时机,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这是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极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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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经济学周报》第一期很值得一看
《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1期即将出版。
这一期,刊登了邓力群同志为创刊号写的文章《祝贺与希望》,对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几点希望。文章说:人的认识从来不是直线上升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证明自己的认识错了,就坚决改正,自己的观点改变了,也如实地做出说明,不要有意无意地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自己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
研究任何问题,总是要继承前人的成果,吸收同代人有益的见解。可能是同意别人的观点,而自己加以深化,也可能是同意别人的某些具体见解,而自己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判断。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所有的问题,凡是别人讲过的,哪怕是讲得不那么明确,或者是在学术上微不足道的人,甚至是思想反动的人讲的,都要说出来源。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的这种美德。
真理愈辩愈明,学术研究中不同意见的争论绝不可少。但是态度应该是平等的,辩驳必须说理,用语切忌伤人。
做讲演,写文章,都要彻底扫除喜尚空谈、不切实际的恶习;努力克服只凭一知半解或不准确的传闻,撰写言之无物或者“随风转”的文章的不良作风。
对外国的东西一定要研究清楚,决不能道听途说一点,或者表面接触一下,就试图搬用于我国。即使确实搞清楚了,也还要看适合不适合我国的情况,据此区别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可以借鉴。
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成千成万。要相互联系,适当分工,每个人或几个人,各自抓住一个问题,详细占有材料,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研究,一年不行就三、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十几年,力求得出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新见解,真正攀登科学的新高峰。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决不是说别人都没有做到,而我自己都做到了。应该说老实话,我在这些方面也差得很远。现在提出来,是和大家共勉。
《经济学周报》记者张刚的专稿,介绍了于光远同志对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讲座”连载专栏的设想。于光远说,《经济学周报》开辟“读本讲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专栏的对象应该是广大的中层和基层干部。在五十年代,“学习杂志社”曾出版过一部《经济建设常识读本》,配合这个读本,在《学习初级版》上还搞了“怎样学习”这本书和有关这本书的“名词解释”、“问题解答”、“参考资料”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好的经验。我认为《经济学周报》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于光远设想,整个讲座可以考虑分做六个部分。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二、发展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物质基础的生产;三、做好交换分配工作与社会消费指导工作;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国家管理与指导;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等。每个大题目下面还要分很多具体的章、节。估计整个“读本讲座”要持续两年时间。
于光远还说,《经济学周报》的公开出版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经济学周报》刚一出版就决定开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讲座”,这事如果办得好,即讲座内容写得比较好,有关学习材料配合得好,对于广大中层和基层干部科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帮助。
孙冶方同志的文章,就防止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建议国家订立这样一个制度:每一个厂矿企业在动工兴建之前,除了兴建单位(经营单位)与承建单位,即平常所说甲乙双方必须签订包括建成投产日期在内的合同以外,还必须有下列几种合同:(1)兴建单位与设备供应单位的设备供应合同;(2)兴建单位与投产后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单位的合同;(3)兴建单位与产品承销单位的产品销售合同。如果由于承建单位拖延或设备供应不及时,到期不能投产,或投产后动力和原材料不能按照合同规定供应,或承销单位不能按合同如期承销产品,从而使企业停产,那么这些单位都应该按照合同规定赔偿损失。
他认为,以上的建议实际上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在五十年代从苏联搬来、现在基本上还在执行的自上而下摊派指标的国民经济计划编制程序。按照以上建议,中央自上而下直接控制的,只有各个计划时期新的投资总额,各个新建项目的生产方向、规模、地点和它们的协作关系。至于原有企业的供产销关系(包括在建项目的协作关系),都通过经济合同的形式来完成。这样编制起来的计划基本上就可以避免自上而下摊派指标所引起的计划的多变性。
刘国光同志的文章《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谈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五种类型,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属于什么类型,探讨了适合于更高发展阶段的目标模式等问题。
《经济学周报》是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报纸。每周星期一出版。
(蒋映光 吴学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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