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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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方法
岳平
党应当采取什么方法领导文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三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甚至更长时期的党领导文艺的经验告诉我们,开展正确的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党的组织要善于运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引导的方法,来分析文艺形势,贯彻文艺政策,提示文艺方向,帮助作家、艺术家正确评价文艺作品,总结创作经验,探讨文艺规律,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同时,也帮助读者提高鉴赏能力,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繁荣发展。
用文艺评论的方法领导文艺,这是由文艺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艺术上的是非,属于人们的思想问题,它同哲学、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现象中的是非一样,都只能通过讨论和争论的方法,才能辨别清楚。但是,文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它又不同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家、社会科学家通过概念,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而文艺家则通过对生活现象的集中概括,通过艺术形象、艺术典型的创造来体现一定的情感、理想和思想。因此,文艺作品的是非、正误、美丑、好坏,它所包含的思想倾向、政治倾向,只有通过对其艺术形象的分析,才能得到明确的揭示。文艺发展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说明,对文艺作品的评判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文艺本身有它的特点,还因为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极其广泛。人们的立场、政治倾向、思想观点、鉴赏水平、艺术情趣不同,他们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就很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往往差别很大,甚至互相对立。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和差别,决不是靠行政命令和简单的结论所能解决,而只有通过讨论和争论、批评和反批评,才能逐步辨明是非。
文艺作为艺术,不但要求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而且要求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使作品具有艺术的吸引力。这就更不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解决的。只有通过不同风格、形式、手法的比较和竞赛,通过人们的相互探讨和借鉴,才能使文艺得到发展。
从文艺的这些特点出发,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研究领导文艺的方法。有些领导者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忽略了艺术的特殊规律,过多地采用行政措施,对创作实行简单的规定和裁决。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不成功的方法。用这种方法领导文艺,就会不自觉地造成对文艺创作的不应有的干涉,它不但不可能实现党对文艺的领导,而且会限制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和文艺家的创作自由而放任不管。我们的文艺是党的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今天,各种旧的思想遗毒仍然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党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帮助文艺家在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认识社会的本质,把握历史的方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采取放任态度,实践同样证明,其结果也是很不好的。
怎样才能做到既不横加干涉,又不放任自流?从方法上来说,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导和推动正确的文艺评论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文艺发展的历史也说明,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是相伴而行的。文艺创作的繁荣,往往带来文艺评论的发展,而文艺评论又反过来给文艺创作以巨大的影响。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关系。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更应当自觉地掌握文艺评论这个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文艺现象,指导文艺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断前进。
运用文艺评论的方法领导文艺,首先要对文艺评论有个正确的理解。无论叫“文艺评论”也好,叫“文艺批评”也好,两者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方法来分析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它是一门科学,是对一定的文艺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进而作出正确判断和评价的一种科学活动。有些作家和读者一听到要开展文艺批评,就担心,就害怕,以为又要打棍子了。有些领导者也因而顾虑重重,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倡导和推动文艺批评。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不奇怪的。这是因为,文艺批评确实曾经被当作棍子来使用。于是,作为这种左倾错误的后遗症,就产生了取消文艺批评的倾向。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一个拨乱反正,消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误解,还文艺批评以本来面目,把科学的、积极的文艺批评恢复起来。
鲁迅说过:“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鲁迅的话,应当作为我们开展文艺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第一,对错误的或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但批评应当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以理服人,决不可简单从事,无限上纲。批评的立足点应当是总结教训,提高创作水平,而不是为了整人。第二,不但要批评,而且更要表扬。在我们的文艺领域中,好的作品和较好的作品总是会占主导地位,不健康的、不好的作品毕竟是少数。要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地扶植和表彰优秀的作品,鼓励那种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而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促进创作的更加繁荣。总之,正确的方法还是两条:一要批评,但是不打棍子;二要表扬,但是要反对庸俗的吹捧,无原则的捧场。同时,既然是评论,就要提倡互相切磋,各抒己见;就要允许反批评,允许争论和辩解,在商量、探讨和争论当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开展文艺评论,要走群众路线。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是领导文艺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
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肯定,是衡量这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我们所说的群众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他们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归纳研究,去粗取精,得出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意见和结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搞片面性,不能只看现象,更不能只看一时的票房价值和少数人的表决结果。要注意从本质上分析作品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看它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利还是有害。群众路线,是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路线,而不是作一部分人的尾巴。
千千万万的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作家、艺术家,他们具有文艺知识和专长,是我们应当依靠的一支重要的评论队伍。当然,要使他们同广大群众结合,从群众中吸取营养。现在的问题是,这支队伍的水平,整个说来,还不那么高,还不那么适应时代的需要。应当经过精心的教育培养,使他们成为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广博的文艺知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的文艺评论家。
为了用文艺评论的方法领导文艺,还应当提倡我们的领导干部,包括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等,学会亲自动手、动口,直接参加文艺评论。我们的理论家,也应当把自己的笔触扩展到文艺领域,对当前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有不少领袖人物,他们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文艺评论家。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同志,就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家直接参加文艺评论,将有助于评论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决不能把它看作可有可无,看作额外负担。为了使自己具备从事文艺评论的条件,就必须下一番功夫。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功以外,还要作两方面的努力:一个是向古今中外、特别是向当代的文艺现象作调查,向作品作调查。只有从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入手,才能对文艺的发展作出判断,取得起码的发言权。一个是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中细心体察文艺的规律。应当承认,要真正成为领导文艺的内行,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把它看成神秘莫测,高不可攀。
作为文艺的领导者,应当树立良好的作风,同文艺家建立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要象当年周恩来同志那样,热情地关心、帮助、支持文艺家的工作,同文艺家交朋友,向文艺家学习。遇到问题,应当采取商量、讨论的态度交换意见,求得共同的认识。
在去年年初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党的领导者同文艺家共聚一堂,相互切磋,在某些作品和一系列文艺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今年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及对《苦恋》进行的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着重于分析,受到了包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肯定。这些,为党如何运用文艺评论的方法领导文艺做出了榜样。今后,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恰当地运用文艺评论这个方法,把党对文艺的领导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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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推陈出新 面向儿童
——木偶戏皮影戏观摩演出观后
沈冶
在寒风凛冽的隆冬季节,首都的戏剧园地,盛开木偶皮影艺术之花。文化部举办的1981年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观摩演出,表明我国木偶皮影艺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风刀霜剑和近几年的恢复发展之后,依然生气勃勃、争妍斗丽。
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节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健康。无论现代题材,还是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等等,都是近年来的新作。而且,品种样式丰富多彩。在十五台舞台剧(木偶十二台,皮影三台)中,有杖头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有来自海南岛的稀有的人偶同台的临高木偶,还有来自南至广东的陆丰、北到松花江畔的不同品种的皮影。众多的皮影剧目,表现了潮州影和滦州影这两大体系的不同风格。除此而外,还有四台到小学、幼儿园演出的小型木偶和单人木偶。这些有着浓郁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剧目,使首都舞台呈现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壮丽图景,充分显示了三十多年来,木偶、皮影工作者,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所取得的成果。
这次观摩演出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儿童观众为对象的节目占了很大的比重。现代题材的《牛伢与猫崽》(木偶)、《一包糖》(皮影)等,是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意在对儿童们进行优良品德的感染和教育。科学幻想、童话寓言题材的《时针飞转》、《馋猫》、《羊吃狼》等,以深刻的寓意和拟人化的形象,启迪着少年儿童的思想智慧。令人特别兴奋的是,几个专为少年儿童演出送戏上门的木偶小分队,把内容浅显、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艺术小品送到了孩子们的面前。他们演出的节目,不仅思想内容很容易为小观众们所接受,就是演出方法,以至报幕的语气声调,也深为少儿所喜好,因而引起了小观众们的强烈反响。木偶皮影的主要对象是少年儿童,演出要为他们所接受、所欢迎,就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几个小分队在研究儿童心理,努力适应儿童的欣赏习惯方面花了较多的精力,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这次观摩演出的另一特色,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求创新。演出的剧目中,有些是有传统蓝本的,但整理改编后却赋予了新意。布袋戏《八仙过海》表现“八仙”所以要“过海”,目的是要把鲜花撒满人间。过去这个戏都是在八仙“各显神通”上做文章。这次改编却强调了只有步调一致,统一指挥,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比老本提高了一步。杖头木偶戏《嫦娥奔月》,没有被民间传说、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所束缚,而突出地描写了后羿的英勇无畏、为民除害的坚强性格,并通过嫦娥的咬指、滴血、喂婴儿、假服金丹等细节,歌颂了她善良、美好的灵魂。《哪吒闹海》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哪吒为解救百姓,不惜以自刎换取龙王退水。经过这一改革,人物的精神境界显然提高了。
这批剧目的出新,还表现在演出形式和演技的革新上。造型和操纵是构成木偶、皮影艺术的重要因素。偶人、影人所以能活动起来,全在演员们的操纵技艺。这次会演,我们看到一些传统演技有了新的创造。唐山皮影《三打白骨精》中猪八戒惜别师父时,能掉下豆粒大的泪珠;白骨精的变形改装,梳头照镜,层次非常分明,并在镜子中现出脸形,这些都给人以新颖之感。在布袋戏《白龙公主》里公主步姿很美,扑蝶时罗裙下能踢出绣花鞋来,成功解决了布袋木偶的
“出脚”问题;风流公子利用“掩面扇”这个传统扇科的动作,做出“缝视”的神态来,也弥补了木头人不能在瞬间报以眼色的缺陷。泉州提线戏《馋猫》中的老猫能从地上跳到椅上、桌上,表演者发挥线偶的特长,将老猫的可爱、可气的形象刻画了出来,使人鲜明地看到了这个动物的生活习性。
要创新,就得学习。我们看到,许多节目,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往往在自己的形式上又吸收了别的品种的表演手法。平阳的提线戏《时针飞转》以提线为主,同时又结合运用杖头、布袋、肉傀儡等形式,使戏的内容得以充分的表达。这种在自己特色的基础上,“集众善以为己用”的做法,是应该肯定的。在湖南皮影戏《长腿的鸡蛋》里,影人有虚实的变化,增强了立体感;而影窗画面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突破了有限的空间,使得台面的调动灵活自如;最后在处死偷蛋的老鼠时,影窗上可以见到粉身碎骨的老鼠,充分发挥了影子戏的特点,给人以“除恶务尽”的快感。
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我们还看到了美术工作者的精心创造。《时针飞转》里的舞台框,就是一个时钟框,寓意颇深。《野天鹅》里天鹅带着艾丽沙在天空飞翔,设计新颖,富于童话色彩。《嫦娥奔月》的瑶池仙境,河谷扶桑,洞府漾幽,月宫星空,无不表现出浓郁的仙境气氛,这和抒情诗式的剧目格调吻合一致。湖南一台皮影戏三个剧目采取了国画、图案画、活动剪纸等三种风格,表现了设计者的匠心。
我国的木偶、皮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广大民间艺人,经过千百年来的艺术实践,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大力发掘优秀的传统艺术,使之“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是从事木偶皮影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但是,由于时代和群众对艺术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仅仅满足于挖掘传统艺术、整理传统剧目是不够的,还必须反映现代生活,努力创作新剧目。目前现代题材的创作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们要采取各种切实的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木偶皮影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大人感兴趣,儿童们更是欢迎它、喜爱它。实践证明,为少年儿童服务,这是木偶皮影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木偶皮影带有既是玩具,又是教具,又是戏具的天然属性。具有儿童性的戏剧形式,莫过于木偶、皮影。我们要为3亿少年儿童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为小观众们着想。同时,演出形式也要加以改革。小戏演出队形式,便于和更多的小观众见面,应该大力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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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戏曲现代戏作家
胡沙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对戏曲作家重视得不够,这大约是事实。有的戏曲现代戏作家曾写过在群众中很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人们只知道这个戏的演员,不知道这个戏的作家,这就很不公道了。作家的作用不可小视。我国元代的戏曲之所以辉煌一时,是因为出现了以关汉卿为首的一批戏曲作家影响了元曲的发展。明代又出现了以汤显祖为首的一批戏曲作家,使中国戏曲文学列入世界文学之林。没有戏曲作家,戏曲很难得到大的发展。目前,文艺界许多领导同志,已发现了这一问题,重视了这一问题,我作为一个不怎么样的戏曲作家,觉得心里暖呼呼的,感到这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目前全国有2,000个戏曲剧团,天天在给城乡的观众演出,可想而知,他们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民间许多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是通过戏曲传达给人民的。古人懂得这一点,名曰:高台教化。另一方面,因为戏曲形式是从旧时代来的,其内容也包含了许多消极的东西,也同样会影响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那怎么办呢?就要大力造就新的戏曲作家,供给人民新的精神粮食。
为什么我们过去对戏曲作家的作用重视不够呢?据说因为我们有五万个戏曲传统剧目。靠演传统戏,剧团的日子还可以过得去。因为这样做既能上座,又很省力。但这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对戏曲艺术的发展,对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都是很不利的。许多传统剧目固然好,但我们当代人总得补充一些新的东西才对呀。鲁迅、茅盾、巴金等用小说的形式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我们戏曲如若也出现这样的大作家,我们将又是一番天下。
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我们虽然在主观和客观上处于很困难的条件下,但也出现了我们的戏曲作家,特别是戏曲现代戏作家。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戏曲界受辛亥革命的思想和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评剧出现一位民间作家,名叫成兆才。这个人一生为评剧写了92个剧本,《花为媒》和《杨三姐告状》是他的代表作。据说评剧的发展和这个人的剧作很有关系。他写了不少现代戏。五四运动那一年(1919年),他写了《杨三姐告状》这本戏,反映了五四运动的要民主、要科学、反迫害的思想。他塑造了一个坚强的不畏强暴的北方农村姑娘的艺术形象,并通过这个戏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的面貌。这个民间作家早死去了,他万没想到,这本现代戏竟在舞台上演了六十多年。成兆才这个作家,用他的剧作,造就了评剧这个剧种,也造就了若干代评剧著名演员。
另一位戏曲现代戏作家就是马健翎了。他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戏曲作家,因为他的创作活动是在1938年以后的延安进行的。他一生写了64个剧本,其中以现代戏最为著名。这是一位在艺术思想上和创作上很有魄力的作家,他把古老的秦腔形式和民间的眉户形式改造来反映当时边区人民的生活,而且反映得那么美好。什么《查路条》、《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血泪仇》等等,当时简直是家喻户晓,人人爱看,轰动了陕甘宁边区。他就象使一株老树,发出了新枝,散出了喷鼻的清香。因为他的剧作,反映了时代,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新的生活,对于团结教育边区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仍然怀念他。
全国解放后,我们的戏曲作家为人民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的作品,至今在人民中广为流传。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很有希望的中青年戏曲作家,他们在运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上,表现了很大的勇气。他们的作品,受到了领导上的支持,群众的欢迎。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的戏曲作家要到群众中去,运用自己的生花之笔,热情地讴歌我们的时代,并在剧本的质量和数量上超过前人。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也是戏曲艺术发展本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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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两本研究柳青的书
严维
已故著名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在建国三十多年来的长篇创作中,是甚有影响的佳作之一。近几年来,研究《创业史》及其作者的人日益增多。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两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创业史〉与小说艺术》(阎纲著)和《论柳青的艺术观》(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著),就是其中比较有分量的成果。
阎纲的《〈创业史〉与小说艺术》,试图通过《创业史》这部著作来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综观全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作者除充分肯定了柳青的生活道路、创作道路和《创业史》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外,还分章论述了《创业史》的艺术价值,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蛤蟆滩三大能人”等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就和经验,《创业史》在情节、结构、细节以及艺术风格诸方面的独到的追求和收获。评论者的笔端洋溢着激情,在评析、论述时又恰到好处地穿插着柳青本人的认识和议论,这就有助于开掘研究的深度,增强评论文字的感染力。
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的这本书,则结合柳青的创作实践(尤以《创业史》为重点),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探讨和阐述了柳青的艺术观。柳青生前,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总结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深入钻研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论柳青的艺术观》一书着重论述了“作家应是人民群众思想情绪和革命要求的表现者”、“作家的生活素养是艺术创造的真正基础”、“现实主义更高更真实的要求是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上的刻意追求和革新创造是作家毕生的工作”等问题。其中,柳青关于从事文学创作要进“三个学校”和“六十年一个单元”的主张,关于典型环境就是“典型的冲突”,人物的“三种特征”的互相渗透和高度结合形成典型性格,以及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这二者的关系的看法,关于以人物为轴承的艺术结构和“对象化”的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和追求等等,在理论上不乏创见,在艺术实践中又屡获印证。将这两本研究著作结合起来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评价《创业史》和柳青的艺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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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文学评论丛刊·当代作家评论专号》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的《文学评论丛刊》第十辑《当代作家评论专号》,已于最近出版。
这本长达三十四万字的专集,包括二十四篇论文,分别对近年来活跃于文坛的二十四位中青年作家进行了比较集中、系统的评论,或概括地论述作家的重要创作活动,或着重评论一些主要的作品,或探索作家所经历的道路,或研究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它们都在占有比较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对作家及其创作作了较深入细致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据悉,《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二》也已付印,《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三》则正在筹编中。(平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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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舞台美术与技术》丛刊出版
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中国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编辑的《舞台美术与技术》创刊号现已出版。丛刊内设有专题论著、舞美评论、戏曲舞美、舞台科技、外国舞美等栏目,图文并茂。
丛刊是舞台美术学术争鸣、交流经验、传播知识的园地,是舞台美术工作者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编、导、演等其他专业或业余戏剧工作者工作、学习上的辅助资料。(蔡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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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编剧概论》一书和读者见面
中央戏剧学院马琪同志编著的《编剧概论》,是掌握编剧技巧的入门书,是一本戏剧理论基础读物。全书共分七章:系统地通俗地阐明了戏剧艺术的特质、戏剧的题材和主题、戏剧冲突、戏剧情节、戏剧结构、戏剧人物的塑造、戏剧的语言等。这本书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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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编写作家传略一类书的意见
沈太慧
近几年来,先后看到好几本有关作家介绍的书籍。应该说,这项工作是有益的。它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工作者提供了资料,带来了方便,也有助于文学爱好者对作家的了解。我认为:读者是需要这类“工具书”的,而过去,这种书很少。如果以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几本这样的书,是有必要的,广大读者也是欢迎的。
但是,我感到,近几年来,在编辑、出版《作家辞典》、《作家传略》、《文坛名人录》之类的书籍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混乱现象。比较突出的是对作家的选择和评价,往往缺乏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作家的选择上,有些该入选的没有入选,不该入选的倒列进去了。有的《辞典》、《传略》不是经过编辑者的认真调查研究和有关领导部门审核,而是由作家自己撰写对自己的评价,这当中,有些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有的自我溢美之词过多,有自我吹嘘的表现。对诸如此类的介绍,读者颇有意见。这种做法,对作家本人没有好处,对别的青年作者的健康成长也有不良影响。
目前,据我所知,编写《中国现代著名青年作家成功之路》这样的书,决不止一本两本。给青年作者随意冠以“文坛新秀”、“诗坛新星”、“著名青年作家”的头衔,要他们提供“座右铭”、“格言”、“个性”、“风度”之类的素材的做法也时有所闻所见。
编辑、出版《作家辞典》、《作家传略》之类的书,我认为应由有关部门通盘规划,然后委托出版单位(工业、农业、商业、铁道、邮电等其他专业出版社就不太合适,因他们各自也有专业出版任务)或研究单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在人选标准和内容方面都要有统一的规定。例如,编写《作家辞典》、《作家传略》至少要经过中国作家协会,有的也需要经有关领导部门审核。不能象前几年那样各自为政、各搞一套。在内容上,现在缺乏统一的标准。有的评论了作家及重要作品,有的只是客观的介绍;有的评价过高,有的评价过低;有的涉及家庭的其他成员,连妻子也表几句,不仅为作家个人“立传”,还为其夫人“立传”,如此等等。这类混乱现象,必须改变才好。
我认为编辑、出版这类书,不能片面追求所谓“文学性”、“趣味性”,而应该强调准确性、科学性。应该象编辑出版《辞海》、《辞源》、《字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那样,由有关部门统一规划,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我盼望早日看到“权威性”的《作家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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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歌剧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歌剧座谈会进行了十二天的会议之后,于12月13日在北京圆满结束。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就多年来共同关心的歌剧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充分地展开了讨论。会议统一了歌剧工作者对当前歌剧形势及文艺形势的认识,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促进了歌剧战线的同志们之间的了解和联系,打开了眼界,增强了团结。
会议宣布中国歌剧研究会成立,贺敬之、周巍峙为名誉主席,张庚为首席顾问,选举了丁毅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边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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