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林淡秋同志
姜椿芳
从杭州传来噩耗，林淡秋同志因病逝世。这个消息对于多年和他一起战斗过、共过事的我来说，心情是很悲痛的。
林淡秋同志1906年生在浙江省宁海县，终年75岁。他本来患有白内障，决心要到北京来请唐由之大夫针拨，他不愿为自己的病专程来北京，准备等待文联全国理事会开会之便，住院动手术。已经和医院联系好，但因文联的会一再推迟，他也就把治眼病的事一再推迟。屡次推迟，已经延续一年多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来：他以工作为重，不愿以私事影响大事，即使是眼疾这样紧急的私事，也不例外。今冬文联理事会，他总以为可来开了，却不幸就在此时因别的病去世了！
林淡秋同志七十五年的生命历程，充满了革命斗争。1927年当他还是21岁的青年时，就在他的家乡，进入中共宁海县委领导的、革命作家柔石负责的宁海中学任教。不久，他转到革命文艺中心的上海活动。1928年柔石到上海从事写作工作，林淡秋同志作为柔石的小同乡和旧同事，两人时相往来，淡秋同志并一度住到柔石所租的闸北景云里的房子里（原为鲁迅旧居）。这时期，淡秋同志也和柔石一样，从事革命文艺的写作和翻译。不过条件很困难，他们的生活都很艰苦。1929年秋，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筹备，淡秋同志也常跟随柔石等同志，在冯雪峰同志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左联于1930年3月正式成立，柔石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1931年1月17日，柔石被捕，当夜淡秋同志就被通知，设法营救。18日，柔石和其他被捕的22人在租界上的中国法院受审，淡秋同志被派到法院去旁听，了解审讯情况。
柔石同志等23人于2月7日晚惨遭杀害。其后，淡秋同志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他把他所译的丹麦作家短篇小说多篇，和柔石在差不多时间所译并在上海若干刊物上发表过的几篇，收在一起，于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叫《丹麦短篇小说集》，下署“金桥、淡秋合译”。金桥是柔石的另一笔名（都是取意于宁海家乡一座石桥上的题字：“金桥柔石”）。淡秋同志和柔石过从甚密，后来写有《忆柔石》一文。1936年春，左联解散后，淡秋同志正式入党，从这时到1937年抗战发生，淡秋同志在张执一、唐守愚同志等的领导下，参加过《改造》、《新东方》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从事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工作。1937年抗战发生，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地区后，淡秋同志留在上海租界“孤岛”上工作。这个时期，他和梅益同志等参加了复社出版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翻译工作，和梅益同志等一起采编了《上海一日》大型报告文学集，在这个集子出版后，又利用《上海一日》的成百上千的青年写作者为基础，和戴平万、钟望阳等同志从事“青年文艺通讯员”的群众性文艺工作。这时期，淡秋同志还和蒋天佐、蒋锡金等同志主编了《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艺丛刊》和其他一些刊物。他还和王任叔、梅益同志做了一些与上层文学家（如王统照等）的联络工作。他自己除写一些文章外，还译了英国记者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一书。这时他常用林服膺、应服群的笔名写作和翻译。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后，淡秋同志曾两度到新四军解放区工作。1945年8月，日帝投降后，党派淡秋同志回上海。9月，梅益同志把淡秋同志介绍给我，担任《时代日报》第一版的编辑，直到1948年该报被封。
1936年我从东北到上海，很快就和林淡秋同志相识，以后在“孤岛”和沦陷期间，也经常和他有往还。对他进一步熟悉是在1945年开始的《时代日报》共事时期。《时代日报》是用“苏商”名义出版的，本身就是半公开的党报。我虽担任总编辑，因要照顾“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其他刊物，不能每天熬夜编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林淡秋同志。他每周编报六夜，休息一天，这一天就由我编报，平时则和他商量整个版面的发稿问题。1945—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起而自卫，延安经常播送重要新闻和声明，我们报馆里抄收了新华社延安广播，上海各报都不能发表。我报是否发表？我们常常在深夜拿着抄收来的电讯，重复阅读，再三考虑，有时在编辑室里来回踱步，一再犹豫。最后决定：“这样的消息不发，枉办报纸，枉受党的重托。发，发，发！准备明天报纸被查封，自己被逮捕！”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虽然电头用“旧金山广播”，还是骗不了国民党当局，我这个总编辑在一回被国民党市政府叫去训话，受警告之后，只好不再登“旧金山广播”。幸而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每天深夜也抄收一些延安广播转作自己的通讯转发，我们就用它们的消息，加上“军事述评”向读者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尤其在《文汇报》、《联合晚报》等报纸被封后，《时代日报》在特殊情况下，巧妙地依靠“苏商”这块牌子维持了一个时期，起了良好的宣传报道作用，而主编要闻版的就是不避危难、坚持到底的林淡秋同志。
1949年上海解放后，这位“报人”林淡秋同志便担任了《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翌年又调到北京，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在这两个报纸的编辑部，都是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1958年去杭州，省委把他留在浙江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省文联主席、杭州大学副校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淡秋同志被作为“党内走资派”和“黑线人物”受到冲击。
林淡秋同志做报纸宣传工作，只是后一个时期，他基本上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他是作家、翻译家。早期有光明书局出版的《黑暗与光明》，民光书店和黄河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雪》等小说集和散文。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翻译出版了《列宁在1918》电影剧本和其他作品。解放后，有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荒》，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业余漫笔》。
许多老战友、老朋友都说，林淡秋是一个好同志，扎实肯干，党分配他的工作，总是一声不响地长年埋头干下去。《时代日报》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要崭露头角，要出名，出风头，他在《时代日报》，作为党的工作，不能“出名”，他就绝不用林淡秋的名字发表什么作品，而是隐姓埋名地把党要他做的工作坚持下来。这时期（以及其他一些时期），他本来可以写不少小说和文章，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位真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党的作家。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分派他的岗位上。他平易近人，热心帮助人，解决同事们的思想问题和生活问题。他为人老实忠厚，有些梗直。有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肯苟同，因此也颇“吃亏”，但他决不在原则上迁就。为此，凡是和他同过事的党员和群众，都很喜爱他，怀念他，在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就更为深切地悼念他了。
1981年12月16日
第8版()
专栏：
更多一些这样的市长
崇实
呼和浩特市出了个“菜市长”，他叫唐志高。
市长冠之以“菜”字，既是一种限制，表明他是分工抓蔬菜的，又是一种肯定，说明他在抓菜上搞出了名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之一吃菜的事，由于他的努力而得到了实际的解决。据报纸上说，深秋的呼和浩特市，菜场上新鲜的蔬菜到处可见，有青椒、茄子、西红柿……蔬菜品种多，数量也足。这种景象，并不是出现在蔬菜旺季的盛夏，而是蔬菜淡季的深秋；也并不是出现在江南的深秋，而是出现在塞北的深秋，当然会叫人格外的高兴。想一想，事情能办到这种程度，那是并不容易的。一个干部的工作成果直接反映到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上，事虽细，而意义巨大。群众提着篮子能不夸我们的党和政府好吗？所以，“菜市长”的称号，虽不一定确切，但实在是群众发自内心的一种尊崇，当市长的，能够获得这样的美称，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光荣。
由此可以窥见一种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风正在涌现。好在哪里呢？好在我们党一贯主张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实实在在地把工作抓到底，抓出成效，给群众谋到实际的利益。象唐志高说的：“做领导工作，说一件就要干一件，就怕你只说不干。”看他：到蔬菜公司查阅资料，听取各方意见，了解蔬菜生产的历史和现状，解决经营中的具体问题，还常常提着菜兜逛菜市，到菜店站柜台……而这种种，又可以概括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检查督促，依靠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实打实地抓工作，没有什么矛盾不能迎刃而解的。在深秋的塞北，能出现江南初夏的景象就是证明。
同唐志高这样的市长相比，我们可以看到现存于我们领导机关的另一种与此相反的风气。有些同志习惯于用一般化的会议号召、文件指导去抓工作。每一项任务，会是开了，喊是喊了，但没有得力的措施和扎实的工作去兑现，结果，号召成了空洞的大话。这样的大话再多，也抵不上一个实际行动。能不能使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尽快转变这种作风呢？这是端正党风的重要一条。
唐志高同志说的“做领导工作”的，当然不只是市长，也不只是指抓蔬菜。各种各样的领导职务都是为群众办事的，群众的生产、生活中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比方说，开门七件事，买菜不容易，挤车困难，道路拥挤，垃圾无处倒等等，事不论大小，都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也不少真正关心群众生活的好同志。人们有理由希望这样的市长出现得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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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风情
朱述新
眼睛淖尔大草甸上有两汪淖水，两汪淖水紧紧地挨拢。牧民把它们叫做眼睛淖尔，说它们是大地的眼睛。每当轻风唱着歌儿吹来，淖里的水光闪射飞迸；美丽的草原，眉开眼笑，谁不爱它那动人的笑容？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透过眼睛能洞察人的心灵。你要想知道草原的奥秘，看看淖水吧，看看它的眼睛。我从远方来到眼睛淖畔，深情地注视着大地的眼睛：辽阔的草原，我认识了你，我们一见倾心，肝胆相映！透过草原那明亮的眼睛，我洞察了它的全部心灵：草原的心灵一如草原的风貌，那样美好啊，那样年轻！透过草原那闪耀的眼睛，我看到了它的整个儿心胸：草原的心胸有如浩瀚的大海，永远激动，永远奔腾！
骑手和孩子骑手下马接过了孩子，又翻身跨上了马鞍，只见他双腿一磕马肚，枣红马箭一样飞向草滩。年轻的妻子扬起笑脸，自豪地向着飞马指点；我却惊愕而又纳罕，问她：“孩子才两岁多点？”“是啊，是才两岁多点！最爱跟他骑马去玩。咱们草原上的孩子啊，马背——就是摇篮！从小就跟骏马熟惯，长大才能有骑手的勇敢，象他的爸爸那样……”她笑了，没有把话说完。我们又一起举目远看，马儿还在草滩上飞旋，骑手把孩子高高举起，象是想让他飞上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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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简练是才能的姐妹
晓江
目前，有些作者修改作品，越改越长，越改越多，似乎都喜欢用“加法”，而不乐于用“减法”。
用“加法”得“多”，用“减法”得“少”，粗看起来，似乎“多”比“少”好。实际上，文艺创作却是不能简单地以“多”“少”论高下的。一位表演艺术家说过，艺术表演的长进，往往要经过少——多——少的过程。初上舞台，因为生疏，还没有掌握好表演技巧，因而扮演人物就感到动作“少”。后来，渐渐熟练了，扮演人物的动作也就“多”起来了。再进一步，又能在众多的动作中删去那些次要的部分，突出那些最富有典型意义的部分，于是，动作又变“少”了。显然，这里的第一个“少”低于“多”，而第二个“少”又高于“多”。可以这样说，先由“少”而“多”，是演员的学习、吸收阶段，再由“多”到“少”，则是演员的发挥、创造阶段。一个演员的成长，首先是努力由“少”到“多”，而一个演员的追求，则终究为由“多”到“少”。演员而能成为表演艺术家的，莫不获得这种“少”的诀窍。
事实上，文艺领域内一切的“家”，在他们走向成熟以后，对他们的作品都是特别注意在“少”字上下功夫的。契诃夫说过：“你知道应当怎样才能写出好小说吗？在小说里不要有多余的东西。”鲁迅也说过，写好以后，“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翻看这些大师们的文章修改稿，多数情况用的都是“减法”，而不是用“加法”。试看果戈理对《钦差大臣》开头部分的修改。初稿市长的台词是：“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我接到通知，一位带着秘密使命的官员已经从彼得堡出来私行察访了，他要来视察我们省会的所有民政机关。”定稿时改为：“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钦差大臣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定稿较初稿的字数减少了，但是，人物的性格却加强了。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钦差大臣”这个字眼除了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之外，他们就再没有更深一层的想法了。
这样的“少”，是经过提炼的“少”，只有如此才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作品搞得精炼些，在篇幅上易“多”为“少”，用的是“减法”，但在内容上却是易“少”为“多”，用的是“加法”。真正的大手笔，都是注意在“减”中求“加”的。因此，我以为，一切文艺创作者和鉴赏者应记住这句名言：简练是才能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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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学〔水彩画〕 王天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