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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
高风
精兵简政是我党在1941年—1943年即抗战最艰苦阶段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项政策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对于精干组织，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工作效能，使军事行动灵活便利，坚持长期抗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第一阶段，即1937年—1940年，人民的抗日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从4万发展到80万人，军队从3万多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则从几百万发展到近一万万。但是到1941年，德、日法西斯先后对苏联、美国发动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集中其主力着重打击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于1939年到1941年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停发经费并搞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们。那时，我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5千万以下，八路军缩小到30多万。1941年—1942年我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建议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这条提案上划了很多红圈，并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上面还加了一段批语：这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随后党中央采纳了这条建议，于1941年12月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同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关于1942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关于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等问题的指示。
精兵简政是一件很具体的组织工作，也是一项很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了顺利地开展精兵简政，党中央曾发过多次指示，《解放日报》也多次发表社论和组织讨论。毛泽东同志对这项工作，更是抓得很紧很具体。他为党中央起草了许多内部指示，还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如1942年9月7日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文稿对精兵简政的要求、目的和意义作了全面的阐述。关于精兵简政的意义，他指出：“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用精兵简政，来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关于精兵简政的要求和目的，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他特别强调“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精兵简政包括“精兵”和“简政”两个方面。“精兵”的方针是提高部队的质量，加强战斗力，规定所有脱产的武装部队，不能超过居民总数的2％，同时大力发展不脱产的民兵，加强民兵的战斗实力。“简政”的方针是紧缩合并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按各人所长进行调整，提高工作效率，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脱产人员，不能超过居民总数的1％。精简的原则是多减上层、少减下层，克服头重脚轻、机构重叠、职责不明、手续繁琐、人浮于事、互相推诿等弊病。
开展精兵简政，首先是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在部队和政府、民众团体中，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深入传达和讨论中央指示；检查和讨论各级组织机构、工作制度中的问题以及人民负担的情况；着重说明精兵简政是克服当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措施，号召大家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深入发动的基础上，建立各级整编委员会，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项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这里最先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简的具体政策。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先是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以后又由副主席李鼎铭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在机构精简方面，边区各厅、处、院实行了裁减与合并。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到22个。在人员精简方面，由469人减到279人。精简的人员得到合理的安排。真正达到了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改变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和节约的目的。
再如，晋冀鲁豫边区，是毛泽东同志表扬过的“精兵简政的模范”。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的4％，其余的96％，一部分用以充实基层，一部分回到生产第一线。边区政府机关在紧缩后，精简人员48％，节省经费46％。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批转了《太行山三次简政总结》。他们三次简政后，比原来减少12，320人，占原有人数的一半。因此，太行区1944年的公粮比1941年也减征了近一半，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党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宣布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对中央的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合并，如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刘少奇）、副局长（杨尚昆）各一人。为了集中统一各地民众运动，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副书记（蔡畅）各一人，下设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四个组，每组三、四人。决定还明确指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从1941年底开始，至1943年底基本结束。正如毛泽东所说：困难“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学习和时局》）到1943年—1945年抗战第三阶段，人民军队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解放区人口又发展到一万万。这就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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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和发展大豆生产问题探讨
——吉林省榆树县调查报告
董衍成 李主其
历史上，我国曾是大豆的原产国和主要产地，又是最大的大豆出口国。1957年，全国大豆产量达201亿斤，创造了解放后的最高纪录。但后来大豆生产连续下降。如今，我国已从大豆和大豆制品的主要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为什么发生如此逆转？恢复和发展大豆生产的途径何在？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调查了我国大豆主要产地之一的吉林省榆树县。
大豆生产下降的基本情况
榆树县位于松辽平原的中部。全县有近400万亩耕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著名的“大豆之乡”。它出产的大豆，以颗粒大，色泽好，含蛋白质高，而驰名中外。据县志记载，1929年至1943年间，全县整个农业种植结构，大体上是大豆、谷子、高粱玉米各占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群众的口粮以小米为主，辅以高粱和玉米。大豆则大部分外售。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榆树县的粮食和大豆生产都有所发展。1950年至1955年间，仍然是大豆、谷子、高粱玉米大体各占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粮豆种植比例协调，整个地区豆科和禾本科作物的种植得到全面合理的发展。
但是从五十年代末起，榆树县粮豆种植比例发生了变化，大豆生产逐渐下降。到1980年，下降到历年的最低点。大豆的种植面积在种植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从五十年代的38.5％陡降至18.2％，玉米则由占7％跃升至52.6％。玉米生产的迅速膨胀，不但挤掉了大豆生产，也挤掉了谷子、高粱和其他作物的生产。
玉米生产的单一发展不仅使“大豆之乡”失去了大豆的优势，并且影响了生态平衡。
大豆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在左倾错误干扰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每年层层下达的种植计划规定的粮食种植比重过大过死，严重地挫伤了群众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种植结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粮食收购任务增长过快。自1957年至1977年，榆树县的粮食亩产量成倍提高，这本是很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大豆生产和多种经营的，但因同期耕地面积减少了约11％，而粮豆年交售量也在不断增加，由3.3亿斤提高到6.7亿斤，提高了1倍强，反而形成玉米增产引起粮食收购量增加，粮食收购量增加引起粮田面积扩大和大豆种植面积缩小的不良循环。
（三）玉米与大豆的收购比价不合理。五十年代，玉米与大豆的收购比价是1∶1.6，当时玉米与大豆平均亩产的比例大体为1.4∶1，而种植一亩玉米用工6个，种植一亩大豆用工5个，因此，在同等土地上种植大豆和种植玉米的经济收益相差不多。当时玉米和大豆的比较合理的比价促进了玉米和大豆的全面发展。到了七十年代，由于玉米单产提高很多，每种植一亩大豆要比种植一亩玉米少收入十几元。
恢复和发展大豆生产的途径
为了恢复和发展榆树的大豆生产，总结以往的经验，需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安排生产计划或确定种植结构，应当区别地区的特点，发挥地区的优势。榆树的自然条件既适宜发展大豆生产，也适宜发展玉米生产。但是，发展玉米生产的自然条件是许多地区也都具备的，而发展大豆生产的自然条件是许多地区所不具备的。安排生产计划和种植结构，必须重视这一特点。当然，大豆的种植同玉米和其他作物的种植一样，有一个由自然生态平衡和经济全面发展要求的合理界限。我们的任务是以此为依据，充分利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形成合理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现在榆树县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们认真贯彻省委有关调整大豆生产的政策规定，使今年大豆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21％，总产量可比去年增长70％以上。
（二）粮食收购指标和收购量，应当适应地区的特点和合理的种植结构的要求，决不搞“一刀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计划收购指标和收购量，对于地区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具有直接的或决定的影响。大家知道，大豆单产比玉米要低得多。因此，在计划收购指标中，应该确定大豆与玉米收购的不同的数量标准。在适于发展大豆生产的地区要少收购一些粮食，多收购一些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大豆，这对于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三）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粮食与大豆生产按比例地全面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两次提高了大豆收购价格，使大豆比价偏低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为恢复和发展大豆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国家的财力还不可能立即实现粮豆比价的进一步调整。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待将来条件允许时，似可考虑把大豆的收购价格再适当地提高一些。
（四）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搞活粮豆产品流通，促进农业地区专业化。农业区划是实现地区分工、发挥地区优势、提高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重要途径，而这是以发达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为前提的。长期以来，榆树县每年都不得不用很多适宜种植大豆的土地来种植低产的小麦（亩产150斤左右），原因在于当地群众不能通过交换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小麦。如果把粮豆产品的计划购销搞活一点，在加强调查研究和做好预测工作的基础上，扩大粮豆产品计划流通的渠道，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的前提下，允许地区之间交换调剂余缺，增加计划购销粮豆产品的品种，扩大经营范围，并注意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使粮豆产品的计划购销能灵活地反映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发展的需要，就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沿着地区专业化的方向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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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的主流问题，多年来，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至今仍是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感兴趣的。白寿彝同志最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文章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民族关系的主流”，提出了很有启发的见解。
他认为，对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问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
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看法。
第一，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社会生产中的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是很重要的。首先，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民族关系是很密切的。例如，棉花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两条路。一路从海面上过来，一路从新疆过来。马是从哪儿来的？从蒙古来的，从西北来的。中原人骑马，也是跟北方民族学会的。中原人懂得坐椅子，也是从北方民族那儿学来的。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离开汉族行不行呢？比如，北方民族、西北民族不吃盐行不行？不行。另外，天天吃肉，不喝茶，也过不了日子。盐、茶都是由汉族供应的。日常生活中这类事情多得很，这就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另外，各民族之间这种互相依赖关系，在生产上表现得也极突出。比如，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在生产上需要汉族地区的铁器。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引起民族间的矛盾。
第二，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汉，是个大皇朝。它是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援、拥护才强盛起来的。唐，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李世民的成就反映在好多方面，其中有一条，他是“天可汗”。这个称号是少数民族给他取的，表示佩服他、尊重他。李世民当了“天可汗”，唐朝就显得特别强盛。当时长安成为国际市场，经商的有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许多外国商人。从这些事实来看，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这时期各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但还没有起显著的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封建化。在南方，因汉族的大量南迁，促进了汉族跟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发展，那是很不够的。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广大边疆地区进入封建化。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能分开的。
此外，各民族共同促进历史前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到后来越反映出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共同的斗争，不一定是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经过商量后才去进行的，但事实上是反对了共同的敌人。这也促进了历史的前进。（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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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工业改组、企业联合理论讨论会
湖北省经济委员会、经济学会等六个单位，联合召开了工业改组、企业联合理论讨论会，对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模式和具体道路，组织经济联合体的基础、条件、形式以及联合体内部外部关系的处理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
对于经济联合的客观必然性。大家认为，导致当前经济联合的依据，最根本的东西，应该是目前生产力的状况。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有一部分企业生产力闲置，另一部分企业生产力不足，以工业改组、企业联合为手段，就可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生产潜力，或者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当前，经济联合同调整、改革密切相关，有的联合体带有调整性质的，如某些机械工业企业与轻纺工业企业组成新的联合体。有些联合体是带有改革性质的，如打破地区、部门管理权限的界限，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实行改组和联合。对于经济界常讲的
“地区、部门所有制”的提法，大家认为不够准确。因为地区、部门管理的企业有多种经济成分，只是由地区、部门管理，所有制性质并没有变，应该改提“地区、部门管理权限”较为适当。
关于组织经济联合体的条件和形式。多数同志认为，要巩固、发展经济联合体，必须使产品在竞争中站得住脚，保持较好的经济效果，兼顾联合各方的经济利益，正确处理联合体内多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另外，管理水平、规模、生产布局、专业化协作等问题，都是影响联合体发展的重要条件。至于组织经济联合体的形式，大家认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生产要素的合理化和再生产诸环节的合理衔接，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形式，宜紧密则紧密，宜松散则松散，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为原则。
与会代表强调，为了处理好联合体的内外经济关系，要把整顿提高联合体的经营管理放在重要位置。大家认为，联合体在经营管理思想上，要从传统的管理转向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市场为中心，从单一的生产管理转向全面管理，以适应已经变革的生产组织形式。特别是要解决联合体内集权与分权、利润分配和干部管理水平问题。
（万启云 沈礼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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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如何深入？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最近就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在京举行了学术讨论会。
大家认为：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十分兴旺，出版的资料和论著，数量在近代史方面占居首位。打倒“四人帮”后，解放了思想，研究工作更加活跃，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述，史料发掘也有了新进展。但是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教训，主要是片面地理解科研为政治服务和以实用主义取代科学态度的问题。研究领域也不够宽，多侧重于政治史，其他方面则很少注意。对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和具体问题的研究，结合得不好，前者常流于空泛，后者又往往沉湎于繁琐的考证。
对今后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许多同志提出，首先要端正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过去所走的弯路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因此，必须努力提高我们这支队伍的理论水平，要学习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自觉地用它们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大家在发言中，对如何扩大视野，开拓更广的研究领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志提出，要加强对清朝方面的研究，特别要注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直接与太平军对垒而又掌握全局情况的人物，可以从他们的朋僚函稿和家书等中，获得不少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对其他人的某一地区的亲身见闻记载也必须重视，这是了解太平天国统治区具体情况的重要资料。此外，太平天国革命对清代体制改革的影响，对资产阶级革命和东南亚华侨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有的同志还建议，在研究中应该注意太平天国统治区人民的生活、生产、民俗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对农民影响到底多大等等。发言中还希望今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能够更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李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