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爱情描写的几个问题
杨志杰
一
在近三十年的文艺思潮中，文学中的爱情描写问题所遭到的议论和所经受的波折都很不少。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更干脆被划为“禁区”，视为危途。然而，也许是“禁区”崩塌，泥沙俱下的缘故吧，近年来，这个领域忽地又成了“闹区”：写爱情的作品多起来，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从“禁区”到“闹区”，是文学发展中的一次“突破”。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笼统。“禁”，固然不好；“闹”，就一定好吗？怎么才算突破？这里的关键，在于要通过爱情描写，反映时代精神，揭示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美。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突破”。有人把“突破禁区”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要“突破”就是多多写爱情：在敌人心脏里谈情说爱，在两军阵前谈情说爱，甚至在硝烟弥漫的铁甲车里还声嘶力竭地谈情说爱……每看到这样的镜头，每读了这样的作品，群众的反映只有一句话：“又来了！”至于那种专写“△”，专门“争奇斗艳”的描写，实际上是回到了三十年代就被鲁迅先生痛斥过的老路上去了！
在文学发展史上，任何有地位的作品都首先因为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也是如此。《莺莺传》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张生和莺莺对爱情的追求，但又留了个始乱终弃的尾巴；《西厢记》进一步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呼吁，但又涂上了报恩的色彩；到了《牡丹亭》，已经完全无视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鼓吹“情可以死，情可以生”了，但那样的境界，作家还只能到梦境里去寻找。至于《红楼梦》，更是“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通过一对叛逆者的爱情，歌颂了和“金玉良缘”完全对立的“木石前盟”。鲁迅先生的《伤逝》，第一次把爱情和革命结合起来，使人深刻认识到：如不进行社会革命，即使在爱情上执著追求如涓生和子君者，也只能在梦醒之后痛苦地感到无路可走！此后，在民主革命阶段，巴金和曹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都反映了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则是通过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表现了农民在经济翻身之后要实现思想翻身，还必须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在深刻反映现代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也动人心弦地写下了革命青年的爱情诗篇。当代文学中许多描写爱情的优秀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道德风貌。近几年来文学在爱情描写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那些爱情描写能鼓舞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向前奋进！这些作品里的男女青年，他们虽然和同辈人一样有过伤痕和眼泪，有着痛苦和思索，甚至每鼓动一次沉重的翅膀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他们毕竟艰难地起飞了，带给人们的是信心和希望！在这些青年们的爱情里，融会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爱，他们是在祖国和人民的怀抱里，培育着彼此的爱情的。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月食》和电影《归心似箭》、《天云山传奇》、《乡情》、《沙鸥》等都写了爱情，它们的爱情描写给予人们的，不正是振兴中华的力量吗？！当然，为了同一个目标，无论题材和风格，都是越多样化越好，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爱情描写探讨社会道德、提倡精神文明、鞭挞封建残余，也产生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这也是需要肯定的。
二
爱情受不受党性和阶级性的影响和制约呢？有人认为，既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去写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爱情。根据这种见解，有一篇表现敌伪集团军副司令与我党地下工作者恋爱的小说，被称为爱情描写上的“突破”：这位敌伪副司令在自己的国民党大官僚兼大地主家庭当大少爷的时候，偶然地看见一位小尼姑，便一见倾心，疯狂地向她求爱。后来小尼姑参加了革命队伍，大少爷当上了敌伪副司令并参与了日军的侵略活动，成了汉奸。但当他认出了被捕的“情人”时，竟“十分友好”，并表示可以扔掉副司令不做，和她一起到南方去。就这样，爱情战胜了一切。最后，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下，这位共产党的女地下工作者“正式答应”是他“未婚的情人”，但要求他向她开三枪，以保革命的忠节。她没有被敌人的刺刀所征服，却被汉奸的“爱情”征服了！而且，从作品的思想倾向看，是要表现这种被征服是高尚的、值得歌颂的！
我们并不否认不同阶级的人也有产生爱情的可能，但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爱情，必然要受党性和阶级性的制约。不同阶级的人之间，虽然都有“人性”存在，但是，即使在“热恋”的时候，也只能是在感情上某种程度的“相通”，而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相同”！因为感情决不可能摆脱意志、信念和理想而孤立存在。即如作品中描写的这两个“未婚的情人”来说，他们难道真的会象作品中写的那样心心相印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爱情，明显地和各人的党性和阶级性相龃龉。这篇描写敌伪副司令和我党地下工作者恋爱的小说却没有把爱情与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处理好，把不同阶级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某种程度的“相通”，表现为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
“相同”了！作品企图从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两个人的爱情关系，来表现双方都不背叛本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爱”，而这种“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
某些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不仅是“超阶级”的，而且是“超现实”的，是违背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有一个反映原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影片就是这样。影片中那位飞行员弃暗投明的主要原因，不是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革命的向往，而主要是爱情的力量，是他的情人——一个女资本家的自焚，才促使他最后下了起义的决心。就在他起飞之前，一个狂热追求他的女特务赶来用当场自杀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竟然使这位对她一直漠然置之的飞行员大为感动……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题材被写成了一场多角恋爱。
不管是那个热恋敌伪副司令的“小尼姑”，还是这位“愤然起义为红颜”的飞行员，爱情在他们身上都表现为至高无上的力量。这样的爱情描写不是突破了什么“禁区”，而是歪曲了爱情和阶级性的关系。它非但不能加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革命性，反而会削弱乃至抹煞他们身上的革命性；它非但无助于暴露反动阶级的本来面目，反而会给他们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与此相反，在电影《归心似箭》中，当我们看到那位身受重伤的抗联战士毅然告别他那生死与共的情人，踏上寻找队伍的征程的时候，无不为他们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因为，我们不仅从影片中懂得了革命战士的爱情，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战士！
鲁迅先生说得好：“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先生这段话，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三
文学是写人的，写人是为了教育人。描写爱情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写好，衡量爱情描写得是否成功，不在于是否把“男女娱悦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在于它是否起到了打动人、教育人的作用。
爱情，既包括“异性相吸”的自然属性，又包括“心心相印”的社会属性。如果只写出前者而忽视后者，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拿《金瓶梅》和《红楼梦》相比，前者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描写在某些方面不可谓不淋漓尽致，但却远没有《红楼梦》那样感动人、那样更能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位“笑笑生”并没有写出真正的爱情。曹雪芹虽然也一再声称他的《红楼梦》“不过大旨谈情”，但他明确表示其中“有鉴戒寓焉”。他写“风月”，是为了当“宝鉴”的，是为了让人们透过这面大镜子，看清那座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让人们认识在这里生活着的心灵美好但精神痛苦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叛逆者。他是“谈情”的，也是“说理”的，是通过“谈情”来“说理”的。
常言说，“通情达理”。“通情”是手段，“达理”是目的，没有任何爱情（或者感情）描写不是为表达一定的思想服务的。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尽管有人宣称只是为写情而写情、或者申明只是要写“人性”本身，不是为了表达什么道理，但是，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单纯去描写所谓爱情的“自然属性”，结果仍然是宣扬一种“理”——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论。
在近年来出现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和这个地主的儿子的恋爱故事。她出身贫苦，为了给家里省一份口粮和出于对地主家荣华富贵的好奇而嫁给老地主做小老婆。一个偶然的机会，只因为老地主的儿子悄悄抱了她一下，便突然唤起了她的“人性”，两人从此产生了爱情。解放后，因老地主已死，小地主和小老婆都被划成了地主分子。由于土地改革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他们之间无法实现结合的美梦。直到实行新时期的政策，摘掉了地主帽子之后，两人才鼓足勇气去请示领导“登记”。作品让读者感到这是“人性”的复苏。且不说这种发生在地主家庭里的“偷情”谈不上什么高尚，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没有坚实基础可言，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作家能不能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诚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畸形的恋爱不一定没有。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是值得歌颂的。问题是描写这样的爱情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有的作品不问是否为表现主题思想所必需，一味追求描写异国之间、老少之间、甚至异母兄妹之间的“爱情”，这种视“猎奇”为“出新”的做法，其实是爱情描写的歧路。不管政治内容，不顾社会效果，把恋爱写成“乱爱”，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而且还可能和我们的时代精神相抵触！就说上边举的那篇作品来说，有同志对它大为赞赏，说它对“人性”的描写是闯了“禁区”，是大胆的“突破”。可是，这种“突破”意味着什么呢？解放前，在老地主专政的封建大家庭里，地主的小老婆和大少爷尚有悄悄拥抱的机会，他们的“爱情”尚有生存的缝隙；解放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却是连这种“缝隙”都没有了，他们的“爱情”，一直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压迫着。一个地主分子（那个大少爷），尚有如此珍贵的“爱情”，而我们的社会却在一步步对这种最可贵的东西不断压迫和摧残，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社员，我们的党和人民的“人性”又在哪里呢？！从客观效果看，这样的爱情描写，到底歌颂了什么、反对了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它的客观效果吗？
“通情”和“达理”是相互联系的。对作家来说，不仅要通情，而且要“达理”——为什么要写这种爱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人的感情呢？这是在动手写作之前就必须弄明白的。毫无疑问，作家应该懂得描写人的感情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20卷255页）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爱情自然要描写人的感情，这种描写，是为了表现真理，其结果应该是鼓舞人追求真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成功的爱情描写，就没有起到“通情达理”的作用。
四
强调爱情要受阶级性的制约，重视爱情的社会属性，会不会又回到“禁欲主义”，会不会导致爱情描写缺乏人情味呢？不会！几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许多成功的爱情描写，都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是崇高的爱情的颂歌！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对盘老五两次恋爱的描写，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位放排出身的盘老五，两次恋爱都没有结果，其原因，不是他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是他为了别人的幸福主动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第一次，是他放排途中认识了一位到他排上洗衣服的小女子，两人恩爱割舍不开。临到分手，盘老五答应放排到省城就立即打转身；姑娘也表示，从清明到端阳，她天天都穿件红衣裳在这渡头等他，……后来，盘老五果然在端阳那天赶回来了，果然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女子，然而，他硬起心肠，扭身走开了。原来，他在路上遭了难；背了一身压得死人的“磨盘债”！最后，盘老五拿定主意：“我不能害她”！于是便硬着心向相反的方向走去。盘老五的第二次恋爱，是爱上了财主家的丫头吴爱花。后来，财主把她许给了一个长工。那个长工盘老五也认识：三十大几打单身，好容易才交出五十块身价钱——盘老五不忍心叫他鸡飞蛋打，人去财空，于是便劝爱花嫁了他。盘老五对洗衣女和吴爱花是不是没有真正的爱呢？不是！是不是“始乱终弃”呢？更不是！对洗衣女，正因为他爱她，所以才怕“害她”；对吴爱花，他不是负心，是讲良心！开始使他们难舍难分的是“爱”，后来叫他们不得不分开的也是“爱”——一种只有盘老五这样的人才会有的淳朴的“爱！”
电影《乡情》中对田桂和翠翠的爱情描写也是感人至深的。田桂在结婚前夕忽然被从小分别的生身父母找到接进城去，但他说什么也丢不下远在乡下的养母和从小形影相随的翠翠。影片通过沁人心肺的一支支牛歌，令人神往的一双双新鞋，还有象翠翠用来计算田桂归期的四十六个鸡蛋等很有生活气息的细节，表现出这一对青年人刻骨铭心的爱，清新质朴而又发人深省。
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高尚的爱情，应该是人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应该表现出这种统一，并从而表现出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美。最近上映的优秀影片《沙鸥》，就颇具这方面的特色。沙鸥为了夺取冠军，为国争光，宁可冒着落下身体瘫痪的危险，也要出国比赛，拚得一搏！她的男朋友沈大威赶来送行，她从妈妈的谈话里误以为大威是要自己立刻离开球队，回去结婚，于是便毅然决然地对大威说：“谢谢你专程来看我。不过，我们今后不要再见面了！”为什么沙鸥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呢？是不是她和大威的感情不深呢？不是！是因为她把祖国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夺取世界冠军，她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包括宝贵的爱情！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于沙鸥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更高一筹，可说是“为了革命故，二者皆可抛！”在这一代新人的心灵里，对党的爱、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对自己情人的爱是融为一体的！作家们应该为这些具有崇高爱情的中华儿女讴歌，他们是时代的骄子，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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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情真意美
——读丁宁同志的《冰花集》
申文钟
这是一本深情追念老一辈文艺战士的散文集。作者丁宁以细腻动人的文笔，真实地记述了郭小川、李季、邵荃麟、杨朔、赵树理等同志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坚持为真理而歌唱的文艺生涯；同时，还通过他们平凡的生活，日常的工作，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质朴动人的画面，从各个角度刻画了他们战士的性格、孺子牛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集子里的文章，情真意美，读了很受教益。
作为老一辈文艺战士，郭小川、李季、赵树理等同志的斗争生活极为丰富，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描写。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取材和如何表现的问题。丁宁同志不贪多，不图全，她善于捕捉一系列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她的散文写的东西虽细小，细微中却蕴含着宏旨；看似平淡，平淡中却能显示力度。
丁宁同志结构散文时，首先把立意的着眼点放在“人是应当有信念的”这一点上。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现了郭小川、李季、赵树理、杨朔、孙维世等老一辈文艺战士，满怀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积极热情地“为我们伟大时代歌唱”的共同特征。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热情得象一团火。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他们仍然乐观自信，高亢有力地大声疾呼：“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丁宁同志满怀热情，写出了这些作家、艺术家共有的战士的性格，因而，尽管《冰花集》里所追念的都是已故的同志，但文章没有感伤灰暗的东西，相反，它在人们的心灵里点燃起了信念之火，给人以鼓舞、希望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丁宁同志的散文，构思上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抓住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出不平凡的意义来。郭小川同志的打“雪仗”，邵荃麟同志充当儿子的“俘虏”，杨朔同志不肯搬进上等疗养所的楼房去住，娴姐光着脚丫追逐浪花……，这些常见的生活细节看来很平凡，但一经作者开掘，却生动地勾画出了人物独特而又多彩的性格，美的情趣和美的心灵。由此可以看出，丁宁同志不单眼光敏锐，同时也善于捕捉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散文”，谱写出新颖动人的篇章。
在开篇和结尾上，丁宁的散文也是煞费苦心的。《战士的性格》刻画郭小川是这样开头的：蒙蒙细雨中，他光着“两只紫红色的脚板”，神态严峻而又充满乐观地向“我”告别说：“走吧，你会回来，我们还会再见面。”接着，“我”很有感情地反复抒发了“我们还会再见面”而又没有再见面的情思，从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情景交融的意境之中。文章的结尾，作者笔锋一转这样写道：“当我到北京车站去迎接他的英灵的时候，我在热泪模糊中，似乎看见了他英姿勃发地走出车厢，在高唱胜利之歌……”，首尾呼应，自然和谐，既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美的创造，也形象地回答了开篇提出的问题。此外，《人有尽时曲未终》、《幽燕诗魂》、《松花江之恋》、《大树终将成林》等的开篇和结尾也独具匠心，各有特色。从丁宁同志对散文的艺术处理中，可以看出如何开篇，如何结尾，决不单是形式问题，它必须和歌颂的事物、描写的环境以及作者的情思统一起来。开头是整个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要写得美，一下子把读者引入一个美的意境之中。结尾则是画龙点睛之笔，要把作品开掘的思想境界再推上一层楼。丁宁同志在开篇和结尾上的探索，对于我们散文创作的提高，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丁宁同志是近年来在散文创作中有成绩的一位作家。我们相信，在《冰花集》的良好基础上，她一定能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美的散文，为繁荣散文创作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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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呕心沥血育新人
——谈鲁迅对张天翼的影响和培养
沈承宽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不幸溘然长逝。当时参加了鲁迅丧仪活动的张天翼，写了《哀悼鲁迅先生》一文。文中在记述鲁迅的丧仪活动以及他在鲁迅灵前那难以名状的悲痛心情时，三次描述了鲁迅灵堂里的花圈“静静地散着夜来香的气息”；并谈到这使他以后，“走在路上，经过什么花店，我总远远地避开：生怕闻到夜来香的气息。那种气息会给我说不出的沉重的感觉。”
“怕闻到夜来香的气息”，不仅在鲁迅逝世时，而且在他后来几十年的生活里也是如此。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我从外面买回一盆夜来香放在房间里，天翼看到后，立刻激动地说：“赶快拿出去！拿出去！”我一时不解，等我把花搬出后，他才静下来和我说：“一闻到这夜来香的气息，就使我想起鲁迅，想起鲁迅逝世时的悲怆气氛和压在心头的沉痛感……”。这，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患脑血栓后遗症多年，他从不肯放任何香花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想，这对香花的特异反应，正是天翼对自己的导师、领路人鲁迅先生由衷的热爱和深切怀念之情的不能自禁的流露。是的，在三十年代那风雨如晦的战斗岁月里，年轻的文学创作者张天翼，是在鲁迅的亲切关怀、教导、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他的创作特点和风格的形成，都是和鲁迅的教导分不开的。
1922年，还在杭州上中学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张天翼就开始以“张无诤”的笔名在《礼拜六》、《星期》、《半月》等刊物上发表过二十来篇作品。其中有哀叹国耻、反对只有“五分钟”热度反帝者的小说，有讽刺性的人物速写，有侦探故事，还有一些笑话、小品等等。这些作品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上，多半是比较陈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幼稚可笑的”。从1923年以后，他接触了鲁迅的著作，以及其他的新文艺，才放弃了这类小说的写作。
鲁迅的小说，在当时给了天翼什么影响，促使他在文艺思想上的转变？这里仅举《阿Q正传》一例。在张天翼自己写的《论阿Q正传》一文中，曾谈到在读《阿Q正传》之前，他从小学到中学，国文老师都是极力攻击当时的“新文化”，兼教修身的中学校长也随时告诫他们：“那些新式的白话文万不可看。”天翼课外常读林琴南译的小说，这位被他尊敬的大师，也往往把“新文化”痛骂一通，并极力维护文言文，说“古文的妙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些教育和熏陶，都使得他在精神上变成一个“小老头”，盲目地认为“凡是新式的小说总不会好的……”。虽然自己一篇也没看过，“可总信自己这个判断没有错。”而且还在《礼拜六》上发表过讽刺新诗、讽刺自由恋爱和妇女解放的小说。总之，不论是他维护或反对的，其实都是他“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
可是当他读到了《阿Q正传》，他竟被“迷住”了，并使他有“说不出的不安”。因为他感到，在他自己的“灵魂里也有阿Q的灵魂原子”；他越觉得自己象阿Q，就越觉得他过去所尊敬的大师以及小学、中学的老师、中学校长们“都象赵太爷。他们把一部未庄文化塞给我们，要把我们年轻小伙子都训练成一个小阿Q”，“我如果要不再象阿Q那样糊里糊涂做人，我只有从未庄文化的圈子里跳出去，不再怀着我不知其然的那些成见，并且要不再自欺自的想出些话来安慰自己，而勇于正视自己的毛病。”“总之，不再作阿Q！”
天翼在这期间开始摆脱“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原因是有多方面的，如受当时社会进步思潮以及“五四”以来其他新文学的影响，等等，但读鲁迅的小说，特别是读《阿Q正传》后，不愿再作“阿Q”，一心要摆脱“未庄文化”的影响，却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初，天翼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开始信仰马列主义，并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国内、外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的一些作品），以后在文艺倾向上逐渐明显地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感到文艺应该反映人生、描写人生。1928年11月，他写了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开始接触社会的矛盾，反映现实生活。他曾把这篇作品寄给一些报刊，但都没有被刊用，他甚至感到灰心了。最后寄给了鲁迅先生。鲁迅看了，立即给他回信说，作品有些地方虽不很成熟，但可以发表，并鼓励他以后多写。后来这篇作品只根据鲁迅的意见——认为作者署名“某汉”有些破坏作品的严肃性，而改署“张天翼”，于1929年4月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1卷10期发表。
这对于一个青年作者来说，是多么有力的支持！如天翼自己所说：“这给予我极大的鼓舞，使我有信心继续写下去。”在鲁迅的支持、鼓励下，天翼从此写了大量作品，成为左翼文坛被人注意的“新人”。所以，尽管《三天半的梦》，并非天翼的“处女作”，但堪称是天翼尝试着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入接触社会现实矛盾的“第一篇”，是他从事革命文学生涯的“第一篇”。它的发表，是张天翼创作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说，在写作《三天半的梦》之前，作家在创作上还处于摸索阶段，那么从《三天半的梦》以后所发表的作品里，则可看出作家的创作已经有了显著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是受了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所形成的创作特色和风格——以幽默、讽刺的笔锋暴露那“病态社会”中“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刻画了具有各种“阿Q性”和赵太爷式的人物，虽然这些作品还有缺点，但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1932年，日本改造社准备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由增田涉负责中国部分。当增田涉要鲁迅推荐一些中国的幽默小说时，鲁迅于同年5月22日回信说：“……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入。”信中在介绍张天翼的《小彼得》一书时，谈道：“作者是最近出现的，被认为有滑稽的风格。例如《皮带》、《稀松（可笑）的恋爱故事》。”同时，鲁迅中肯地指出了他作品中的缺点。如鲁迅在同年8月9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张天翼的小说过于诙谐，恐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一经翻译，原文的讨厌味也就减少了。”
鲁迅这些意见深刻地指出了张天翼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无论在他的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中，都确实存在着“过于诙谐”、戏谑和失之油滑的缺点，因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社会意义和艺术效果。天翼听别人说鲁迅对他有这样的意见，立即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
在鲁迅向增田涉推荐天翼作品不久，因“左联”的朝鲜同志金湛然要用世界语编译一部世界文学，王志之同志介绍了张天翼，同时函请鲁迅选定并转告天翼。鲁迅于1933年1月9日致函王志之说：“译张君小说，已托人转告，我看他一定可以的，由我看来，他的近作《仇恨》一篇颇好（在《现代》中），但看他自己怎么说罢。”
天翼遵照鲁迅嘱咐，自选了短篇小说《面包线》，并写了小传一份，寄呈鲁迅。鲁迅于2月1日复信说：“……自传今天收到。信是早收到了，……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
鲁迅是多么细致入微地关注着天翼创作的发展、变化，并及时指出他创作中新出现的问题。确如鲁迅所说，天翼的创作“有时失之油滑”，是在短篇小说《小彼得》发表的时候，以后虽然个别作品（如长篇小说《洋泾浜奇侠》等）还存在这缺点，但大部分作品是“切实起来了”。而所以“切实起来”，是和作者的思想认识与生活积累有关的。他与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各种人物的接触日益深入，创作有了较充实的基础与准备，因此，后来的幽默能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对社会的讽刺”，失之油滑、过分戏谑的东西逐渐减少了。
鲁迅一方面对天翼的创作提出严格的要求，但别人对天翼创作不一定完全正确的批评，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天翼的短篇小说《蜜蜂》发表后，《涛声》杂志第2卷第22期刊登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篇作品。鲁迅立即给该文作者一信，以《“蜜蜂”与“蜜”》为题发表于1933年6月《涛声》第2卷第23期。文章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间接地肯定了《蜜蜂》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这对一个年轻的作者来说，又是多么有力的支持！
以后，在1934年，鲁迅、茅盾又为美国伊罗生编辑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短篇小说《最后列车》、《二十一个》。据茅盾同志回忆，以后又曾推荐了天翼的《一件寻常事》。1 936年，鲁迅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向他推荐了“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其中提到了张天翼。
鲁迅对外推荐、介绍天翼的创作，当时天翼并不完全了解，但他感受到先生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他多次想会见先生，当面领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未能见面。直到1936年4月，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鲁迅约他会见。他当时是多么兴奋、激动地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鲁迅先生。他亲手奉送先生自己的小说集《万仞约》及《清明时节》各一本。可惜这一次会见除了鲁迅先生的日记外，没有留下其他的文字记载。
鲁迅逝世后，天翼和许许多多在鲁迅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一样，以他们的行动、创作实践继承鲁迅的遗志，在鲁迅所开拓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着！后来，天翼在他的小说《华威先生》中，明显地克服了鲁迅所指出的“伤于冗长”的缺点，出现了鲁迅所断言的“更有精采”的新局面。
鲁迅为无产阶级培养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作家，鲁迅对张天翼的扶植和培养不过是其中一例。我想，如能将鲁迅先生扶植、培养无产阶级一代作家的经验认真整理、总结，这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文学建设、对培养无产阶级在新时代的青年作家，那将有极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