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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中夏同志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贡献
何沁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在毛泽东著作中有集中的概括，它的形成，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作出了重要贡献。邓中夏就是其中之一。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早在五四时期就积极投身革命，长期从事发动和领导工人的斗争。他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笃信马列主义，注重革命实践，注意调查研究，勤于总结经验。他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紧张战斗生活中，写了大量文章，对中国革命特别是有关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对党的理论建设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中夏在理论上突出的贡献是，比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哪个阶级领导，是关系它的前途和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制定了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领导中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一、二、三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当时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统率”，工人阶级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对革命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因而，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首先写文章批评陈独秀的就是邓中夏。他从1923年到1924年间，先后在《中国青年》、《平民》周刊、《中国工人》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他认为：资产阶级，一部分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而不能革命；一部分“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要求政治革命，但由于它的经济地位，总不免“瞻顾却虑”，“妥协调和”，而不能坚持到底。所以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邓中夏逐一驳斥了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错误论点。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在数量上少，但它的力量比中国资产阶级雄厚、集中，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又极其重要，因而成为“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从质量上看，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的比人厉害”，所以，“他们的革命精神格外坚决”。不能以工人阶级存在着某种弱点就断定它是幼稚的。邓中夏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满怀信心。他说：“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
邓中夏对陈独秀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弥补了党的“二大”、“三大”的不足，并直接为党的“四大”解决领导权问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联系到当时革命正处于“二七”罢工失败后的低潮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发生怀疑和动摇，邓中夏的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中夏由于把握住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
邓中夏根据党的“二大”制定的纲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第二步，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经过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3月，他在《论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有人抱有中国“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高叫“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一类口号，这是“对于实际没有丝毫利益的”。他说：中国的经济状况“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正民主国家，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那么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1925年5月，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只能得到初步的解放；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不只是为了获得初步的解放，更重要的是，“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为此，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无产阶级只有取得政权，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邓中夏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927年春出版的《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小册子中说：“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这种第三种形式政权，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可以看出，邓中夏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这样，既同混淆两者区别的一次革命论划清了界线，又同陈独秀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事的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线。
此外，邓中夏还论述了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邓中夏虽然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但他对于农民问题也是很重视的。他坚定地认为，工农是革命运动的主力。他在1923年、1924年间，发表文章论述工人阶级地位的同时，又写了《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等文，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困苦，富于革命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方能成功。为此，邓中夏号召，革命者要到农民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农民开展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特别是邓中夏把农民问题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又说：工人阶级固然不能忽略了与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进行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邓中夏对农民问题的分析虽然只是初步的，但他关于建立工农联盟以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在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党内犯左、右倾错误的人都忽视农民的作用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中夏还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同时也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商学联合战线，以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孤立敌人。1926年6月，他在《工农商学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总结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经验，首先阐述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他说：“有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增大而高涨，无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削弱而衰落。”其次，他还分析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能性。他指出，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之不同，固然各有其特殊的利益。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农商学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利害，因此，能够在反帝的共同目标下，建立联合战线。邓中夏还指出，为了建立联合战线，无产阶级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邓中夏在领导省港罢工的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因此，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
邓中夏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比较早地并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揭示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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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李悦
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并且作了原则的论述。从那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建设内地工业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是，联系二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联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学习《论十大关系》，就感到我们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
过去，我们对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理解，一般局限于生产发展本身方面，没有提高到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如何按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的角度来认识。我的看法，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央经济管理部门，一只手抓沿海工业的利用发展，一只手抓内地工业建设。这样建立的联系，还只是一种纵向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合理的横向联系。这种横向联系，从本质上说就是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沿海与内地的内在经济关系。我们要把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来认识，研究解决其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
过去，我们对沿海工业的利用和发展，是重视的，沿海工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上海为例，它的工业产值差不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八分之一，出口总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六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在发挥沿海工业作用方面也存在某些片面性。利用原有企业、原有设备多，更新改造原有企业、原有设备注意少。由于过分强调挖潜，以致设备陈旧、场地拥挤、厂房破旧、环境污染的状况，日趋严重。在发展沿海工业方面，也局限于多出产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很少考虑面向国际市场，加强建设，使沿海的几个大工业城市同时成为对外出口的基地。沿海工业的配置，也往往从利用沿海城市技术经济基础方面考虑较多，不大注意能源、水资源、交通运输及城市公共建设的负荷能力。
我国内地工业长期落后，建国以来加快内地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52年到1978年这二十多年中，全国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10.5％，其中沿海工业年平均增长9.9％，内地工业年平均增长11.6％。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9.2％上升到1978年的36.7％，钢铁、煤、电、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棉纱、机制纸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分别由8％至30％左右上升到36％至60％左右。现在，内地的一些省市，已经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但是，由于内地工业建设工作中的偏差，特别是“山、散、洞”的影响，内地工业建设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同志因此把内地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的工业看成包袱，这是不对的。内地工业既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有不少优点。总的说来，内地工业接近能源和原料产地，接近工业品消费区，不少企业设备、工艺技术比较先进。内地工业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我们不应当把它当成包袱。有的同志主张，通过竞争把内地的落后企业淘汰，促进优良产品发展。有的同志主张，实行闭关政策，保护内地工业发展。这些主张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不错，内地工业企业的许多产品，消耗大，质量差，效益低。我们不能老是用有限的能源和原材料去生产落后的产品。但是，只要这类产品为大家需要，沿海工业基地又不能充分满足，就不能停止生产而轻易淘汰，也不能采取“保护”政策让这些落后的企业永久落后。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内地的许多企业由落后变先进，这才是对内地工业的真正保护。我们不应当把沿海工业的某些先进性同内地工业的某些落后性对立起来，而应当促使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携手并进。现在，许多内地企业同沿海先进企业一起，组织各种形式的联合公司，或从沿海先进企业引进设备、技术、工艺、管理经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很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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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学诚论治史
唐宇元
章学诚是清中叶乾嘉时期的学者。这个时期，大批的儒学经生，脱离社会现实，走上古籍的纂辑、排比、考据的“汉学”道路。当时思想界的沉寂有如死水一潭。为挽持风气，章学诚撰作了《文史通义》。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论。他认为汉学家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原来不过是先王之政典，历史的记录，今人对这些历史古籍，应当自出“新义”。他说，治史的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使人明悉历史发展的“不得不然之势”。因此，作为一门“史学”，应当注重“史义”、“史意”，即要求“思其所以然”、“得其所以然”。他提出，“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
他说，“述事而理以昭”，即通过对“前言往行”的历史叙述，则历史变化的相因之“理”也就显露出来。这两者，章学诚也把它们说成是“道”与“器”的关系。“道”是指“所以然”的理论，“器”是指历史的事实。如果“离器而言道”，就要流于“空言”、“冥索”；相反，如果“溺于器而不知道”，那就会陷于对古人古事“往复凭吊”，而“不知大体”，不能“知其所以然”。
为此，章学诚分历史为“纂辑”与“著述”。这两者同“史”与“论”的意思相当。他说著述犹如“韩信用兵”，纂辑犹如“肖何转饷”。为要纂辑，当有整辑、排比、考据的“功力”，这是对以往历史的“记注”，对以往历史陈迹的整理。而著述，固然要根据纂辑的史料，但要有“别识心裁”的“学问”，能“通古今之变”，不是对历史的简单搬弄。对于这两者，章学诚重视具有“新义”的著述。因为著述能“推明大道”，有用于世。所以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
章学诚说，专事纂辑、考据的汉学老儒，墨守师说而不能“思其所以然”，以为纂辑、考据就是“史学”。这无异是坐井观天。其实，他们对历史的古籍，虽然“目察秋毫”，但“不能窥泰山”。本来，整理、考订旧籍，是作为“史学”之“舟车”，以窥察古今历史变化的所以然；但汉学先生却终生盘坐在“舟车”上，坐于斯，终于斯，而不知所以然。固然，美酒来于“糟粕”，嘉禾来于“粪土”，但糟粕、粪土不等于就是美酒、嘉禾，它需要“化臭腐而出神奇”，否则这些只不过是“砂砾粪土”、“竹头木屑”而已。在他看来，“纂辑排比”、考证训诂之类，与用心独得“新义”的著述不可比并，只能“谓有功力，不谓学术”。
不仅如此，这些汉学老儒，见到他人立于“自得”的著述，间或疏漏，不能“方圆求备”，就非欲置其“毁裂”而后可。他们从中挑剔，纷纷攻击，而睁眼不看著述之“新义”如何。章学诚说，其实，汉学家所崇尚的东汉郑玄，即是依“经传而作训诂”，也有“失实之弊”。而诸子百家，虽“离经而说大义”，但也有“精微神妙”之处。即如郑樵《通志》，虽不以“考据为学”，其所引据，或有“疏略”，但他能“卓识名理，独识别裁”，这岂是那些斤斤于一字一音的汉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章学诚对于汉学家的批评，可谓言之中肯。
当然，章学诚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学者，他不能超越时代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学观点。但是，他在《文史通义》中所谈的史与论的关系，今天读起来，仍感到议论不凡，值得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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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宪法知识（十七）
单一制和联邦制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要明确规定这个国家的国家结构。所谓国家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内部构成形式和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国家结构基本上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单一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的结构形式。它实行中央集权制，全国只有一个立法机关和一个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宪法和一个国籍。现代国家大多数实行单一制。联邦制是由若干个成员国（如共和国、邦、州等）联合组成的统一国家。联邦是国际交往中的主体。联邦有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各成员国（共和国、邦、州等）按照联邦宪法和法律规定，设立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并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各成员国的公民除具有自己的国籍外，同时具有联邦的国籍。在最高立法机关实行两院制的联邦国家里，通常有一个院由成员国选派的代表组成。
在多民族的国家里，既可以实行联邦制，也可以实行单一制；在民族成分不太复杂的国家里，既可以实行单一制，也可以实行联邦制。一个国家究竟采用何种国家结构形式较为适宜，要根据各个国家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决定。例如美国独立时的13个州，本是英国的13个殖民地，为了联合抗英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州先是成立邦联，后又发展为联邦。现在美国共有5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和州政府，在不违背联邦宪法的条件下，各州可以在自己范围内行使职权。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是由以前的英国若干个殖民地联合组成的联邦国家。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其中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还是联合国成员国。我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由于我国具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各民族在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又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和血肉不可分的联系，建国后又面临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共同任务，所以我们国家很自然地采用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1978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只有一个宪法，一个中央政权。全国是由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普通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组成。
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固然应该注意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同样有如何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美国和苏联，联邦有什么权，各州（或加盟共和国）有什么权，虽然宪法上都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两个国家已逐渐转变成为实质上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李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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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出版
近一百年来，西方哲学流派演变情况复杂，有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哲学，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客观唯心主义与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相混合的哲学，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哲学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新流派，也有一些分歧较大的流派趋于合流。为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了解近现代西方哲学现状，驳斥近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诬蔑，《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了《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一书，给读者提供了有关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新实在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流派的研究参考资料。这本书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守本）
第5版()
专栏：书讯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出版
由中国科技大学、华中工学院和同济大学三校哲学教研室（组）共同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已经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编写体系上，打破了以往哲学原理教科书所惯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的框架、而采用了“一总三分”、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总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和逻辑为分论的新的编写体系。
针对科技工作者和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该书在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充实了不少现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实例。对当代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哲学意义，书中也进行了探讨。
（罗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