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
姬鹏飞 黄镇 王幼平 李达 孙毅 苏进
宁都起义已经整整五十年了。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武装起义，加入红军。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次著名的起义。它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人民，对壮大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宁都起义发生于参加“剿共”战争的二十六路军，决不是偶然的。
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先生的旧部，是一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部队。早在1925年，李大钊同志就派共产党员到冯部工作，冯还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和教官。后来刘伯坚、邓希贤（小平）同志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该部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公开的共产党员虽然先后离开了该部，但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影响在这个部队仍然存在，党的工作、党员的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同志就是二十六路军中一位与党组织有联系的党员，后经党中央指定为该军党的特别支部书记，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同志到宁都后也经党中央批准发展为党员。
二十六路军是在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改编的，所以一直被蒋视为非嫡系的杂牌部队。蒋介石出于调虎离山、消除异己的险恶用心，驱使该部离开北方赴江西“剿共”，使他们之间本来就十分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该部到达江西以后，不适应南方的气候，疫病流行，减员日增，参加第二次“围剿”的该军右路二十七师的先头部队又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因而官兵厌战情绪日甚。而中央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政治影响，更是深深地激荡着广大官兵的心。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翻身解放，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拥护工农红军，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因而部队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要求团结抗日的高潮。这时，困处内战前线的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也纷纷要求回到北方去，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战。可是蒋介石却继续高喊“攘外必先安内”，“不可轻言抵抗”，顽固地推行卖国投降路线。内战外患促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仇蒋反日情绪普遍高涨。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就是这种破裂的最明显的事例之一。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共产党员、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我党的积极追随者、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还有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赵、董、季、黄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段秘密的酝酿、策划并与红军取得具体联系之后，决定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有利时机，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4日下午举行起义。起义的组织工作是十分周密的。当天下午，赵、董、季、黄按照他们事前商定的计划，派起义部队的主力七十四旅和七十三旅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同时，用参谋长赵博生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动军官，并把代总指挥、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只有包围二十五师师部时发生片刻枪战，有几人伤亡，其他没有任何损失，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当时条件下最大的胜利。除李松昆听到枪声后只身越墙逃掉，驻在宁都城北石上的一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刘伯坚同志在固厚的欢迎会上，曾引用列宁关于“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话，高度赞扬了这一大规模起义的重大胜利和圆满成功。他还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授予起义部队以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从此，红军又一支坚强的战斗骨干力量迎着革命的风暴光荣地诞生了。
红五军团成立以后，党中央派来了军团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大批优秀的各级政工干部，加强对五军团的领导。董振堂、季振同两同志也先后入了党。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短时间的教育、整顿和改造，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不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1932年，年轻的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重要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水口一战，五军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拚杀，表现了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1933年1月，部队参加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黄狮渡战役，赵博生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红五军团又参加了黄陂、东陂两战役，与一、三军团密切配合，同时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世骥，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次反“围剿”之后，五军团即东进福建，攻打顺昌。秋天返回江西，正值敌人进行第五次“围剿”。部队面对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高昂旺盛的战斗情绪。这充分说明，这支部队经过革命战争烈火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了。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季振同同志和黄中岳同志都遭到诬陷，蒙受不白之冤而牺牲了。
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任务，为保证全军安全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长征初期，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重重封锁，五军团负责掩护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遵义会议后，一、三军团在重占娄山关、遵义时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五军团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一个团曾经成功地牵制敌人九个团达七昼夜之久。红军强渡金沙江，五军团英勇地阻击尾追的敌人，扼守阵地9天9夜，保证了中央红军胜利渡江。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保卫党中央，掩护兄弟部队休整，五军团的一支部队不顾艰难险阻，曾经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红五军团的指战员不仅历尽艰辛，三次通过渺无人烟的大草地，而且在第三次越过草地到达甘肃南部以后，张国焘又命令他们向河西进军，终于遭受失败。高台一役，董振堂同志率领部队英勇抗击十倍于我的敌人，最后弹尽援绝，壮烈牺牲。“英雄战死错路上”（注）。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五军团壮烈牺牲的同志都深表怀念和高度赞誉。红五军团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红五军团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将永垂青史。
五十年前，宁都起义的广大官兵就是在内战外患交加、国运危如累卵的形势下，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弃暗投明，武装起义，加入革命行列的。几十年来，他们所经历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是中华民族奋发自强的道路。
今天，当我们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使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清算了“左”的错误，各条战线都充满新的生机。烈士的遗志正在我们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变为现实。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会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时，曾作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的题词。我们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就要学习和发扬宁都起义的精神，并把它贯彻到实现四化建设、完成统一大业、保卫世界和平的三项任务中去。
宁都起义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精神。起义的同志们反对外敌侵略，反对投降卖国。他们从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看到了一个人民解放的“新世界”，并且坚信这个“新世界”一定能在全中国实现，因此不惜流血牺牲，为之英勇奋斗。今天，我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要坚信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坚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实现，并为之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宁都起义表现了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内战、分裂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起义的同志们不愿替军阀争地盘，不愿给帝国主义当走狗、当炮灰。这证明我们民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今天我们要发扬这种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执行叶剑英委员长9月30日进一步阐明的台湾回归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一道，为实现国家大统一，民族大团结而共同奋斗。
宁都起义表现了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坚毅斗争精神。起义的同志们为了反蒋抗日，走向光明，曾历尽艰险，冲破重重阻力；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近百年来，尽管我们的民族灾难深重，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抗住了任何外敌的入侵，赢得了我们民族的空前发展与进步，表现了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存能力。
今天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不怕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挑衅，为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已经用鲜血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我们正在用血汗建设和保卫这个“新世界”。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永远凝聚在一起，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将永远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注：1937年1月20日，董振堂同志在甘肃高台壮烈牺牲。叶剑英同志于1962年建军节作诗怀念烈士。原诗是：
《董振堂同志》
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附图片）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凤凰山接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时合影。照片上有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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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宁都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纪念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五十周年
肖劲光
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一万七千多人全副武装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红军，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苏区后，受到中央军委和根据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部队遂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从此，诞生了红五军团。“宁都起义”是我党领导的我军历史上又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宁都起义”至今已五十年了。五十年前蒋介石为达到消灭红军、铲除异己的卑鄙目的，把原冯玉祥的旧部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该军到达宁都后，苦于蒋介石的歧视，加以受红军的打击和困扰，粮饷不济，病疫流行，军心浮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该军官兵抗日情绪高涨，要求北上抗日，遭蒋介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在该军地下党特别支部和部分革命爱国的军官，针对该军的处境和广大官兵的情绪，进行了大量的起义准备工作，经党中央指示，遂于1931年12月14日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该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同志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与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共商，果断地逮捕了反动军官，扫除了起义的障碍，使该军全部起义成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中央军委任命季振同同志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任第十五军军长。党中央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派了大批干部到该部队作政治工作。我就是这时派到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的。和我先后派去到五军团担任领导工作的还有刘伯坚、何长工、左权、黄火青、宋任穷、程子华、朱瑞、朱良才、高自立、李翔吾、刘型等同志。红五军团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了整编、改造。总的说来，对这支部队的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对这支部队要按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使他们学会做红军的领导工作。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毛泽东同志还说，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他们自愿来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如果他们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只能通过教育争取的办法，不能用割韭菜头的办法。我向五军团的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大家非常拥护，坚决按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政策办，军心很快的安定下来了。部队进行了必要的组织调整，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废除了打骂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则。特别是苏区人民对部队的热情欢迎和关怀，军民鱼水之间的感情，使这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部队中广大官兵深受教育和感动。他们亲身体会到新旧军队本质上的不同。部队经过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军事训练和开展三大民主运动之后，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又从士兵和下级军官中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同志，充实到各级领导中去，改变了领导干部队伍的成份。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之后，这支刚刚组建不久的红五军团就具有很好的战斗力。在打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中，广大干部战士表现得非常英勇，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部队始终是情绪高昂，思想稳定，作战勇敢，英勇杀敌，屡立战功，受到军委的嘉奖，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这支部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等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革命的征途上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红五军团以她光辉灿烂的英雄业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国各族人民，历尽沧桑，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目标，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实现，有的还有待后人继续努力去奋斗。现在参加“宁都起义”和起义后派去工作的同志已所剩无几了，而“宁都起义”的精神却是永世长存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会见“宁都起义”的同志时曾书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宁都起义”的精神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反对蒋介石“围剿”苏区时需要这种精神；在抗日战争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需要这种精神；今天，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时，仍然需要这种精神。让我们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的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吧。前途是无限美好和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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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生堡”
这座垂柳环抱的“博生堡”（见上左图），座落在江西省瑞金县城东北约10公里的叶坪。这是为纪念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赵博生同志而建造的。赵博生同志是1933年1月8日配合一、三军团在江西省南城县黄狮渡长员庙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的。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就决定建立“博生堡”，以表彰烈士功勋。堡呈四方形，据说这是象征着赵博生同志为人端方，也意味着他是为了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献身。建筑物上的“博生堡”三字，为朱德同志书写（见上右图）。堡内有纪念碑，碑文的落款为中央军委。
（本专栏摘自《文物天地》1981年第6期，照片均为《文物天地》供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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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
董振堂同志在宁都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的第二天，党组织就通过了他入党。1932年初，党中央批准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镇同志的《长征画集》，是1938年在抗战期间的“孤岛”——上海出版的，画集中有一幅董振堂的画像（见下右图），画像旁边配有魏传统同志写的一首诗：“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尊仰，随身不离枪。和气待同志，耿耿忠于党；虔诚做殿军，有勇且知方。”董振堂同志不仅是领导宁都起义的英雄，而且是长征中的功臣，也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牺牲者。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即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大会。毛主席称赞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解放后，甘肃省高台县人民在董振堂牺牲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亭（见下左图）。董振堂同志的事迹永远留在人间。（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