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有确信，不自欺
郑麒阁
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所属各大饭店取消了“工作饭”，是件足以令人感奋的事。因为它展示出了人们期求已久而在我们社会里蕴蓄深厚的那种力量，因而给了切盼改革那种残存弊制的人一种实在的信心。
从陈爱武第一次揭发丰泽园饭庄存在有吃特殊饭的问题起，到完全取消美其名曰“工作”的饭制，其中经历过一番波折，这个过程虽然显得长了些，但从它揭示给我们的有益教训看，还是值得的。
陈爱武的第一次揭发，曾经十分引人注目，也曾引起相当的震动。后来当事人作了些检讨，有关人员作了些退补，事情好象是妥善处理了。其实不然。从领导方面说，虽然给予了支持，但大概是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吧，还未能主动地因势利导，深入细致地解决思想问题，又没有用它去触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所收成效和引起的变化也就不大，更谈不到使它起到“一石击破水中天”的那种作用。而且，人们还看到，有些人对此事还有些不以为然，而当事人中也有大不服气或小不服气的表现。因此人们对这种结果也就毁誉参半。后来就出现了第一服务局五讲四美检查组又吃特殊饭的事，那位丰泽园的党支书，居然还作了不顾共产党人原则的挑战和示威：问检查组的人“敢吃不敢吃”？可以说这也是前次事件处理的一种反响。于是又引起了陈爱武的第二次揭发，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义愤。这一次就不同了。北京市领导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加深了，态度也就坚决，措施也就有力。除了迅速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处分以外，更着重地推动了各个领导机关的党支部活跃起来，让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去接受党的组织生活的检验和监督，弄通思想端正作风与改革弊制陋规并行，双管齐下，这就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世情人心的影响，也就远非第一次可比。
这个过程说明，处理类似的问题，不能采取“民不举不究”的态度，有人揭一件才去处理一件，处理起来也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应该象那些极端负责任而又医道高明的医师那样，抓住一个病征，就去查清病灶，旁及其它，找出病因，施以根治。这就要求领导上充分注意群众的每一次示警，都能因之深入诊查，使它落实到对有关规章制度的兴革上来，导致对不合理的陋规劣习的改革，就象北京市委这次处理的那样。这就可以逐步把群众的目光引导到有利于制度的兴革上去，把他们吸引到兴革制度的活动中来，也就更能使群众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和信心。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每一次的仗义执言，都具有推动社会兴革的切实而又深刻的意义。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杂文里，鲁迅盛赞中国共产党人和她领导下的人民的斗争所以那样英勇坚定，是来自“有确信，不自欺”。北京市的这件小小的但却具有深刻动人意义的改革，正是“有确信，不自欺”的表现。也是共产党人能把蕴蓄深厚用之不竭的群众力量诱发出来的关键所在。只要举国上下都取这种“有确信，不自欺”的态度，用切切实实的行动，活生生的事例，把群众的心力吸引凝聚成一团火，即使面临一座冰山也不难融化，又何况这些残存的陋规劣习和飘浮在这废墟上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作风，有什么烧不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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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说成功不易
——小说杂谈
孙犁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能定准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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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大漠的路
哲中
你走过长长的征途，你走过短短的庭院小路，你走过闪光的柏油马路，你走过纤纤的水乡小途……你走过大漠的路吗？
走长长的征途要有脚力，走短短的庭院小路要有闲情，走闪光的柏油马路要格外留神，走纤纤的水乡小途要保持平衡……我走大漠的路呢？真是一言难尽！
黄沙茫茫一片，只有兔子的脚印，黄羊的足迹。开头我想：这么大的天地，任我走，任我跑，任我驰，任我飞，象孩童扑向海洋，象燕子飞向蓝天。但是，我向南边走，大漠没有尽头；我向北边走，大漠没有尽头；我向东边走，大漠没有尽头；我向西边走，大漠仍然没有尽头……这时候我才知道大漠大得无边；我在大漠上迷路了，身上冷汗一粒粒。我知道自己闯祸了，生命很危险。光有一股热忱不行，轻狂往往就是毁灭。
东方红光一点，在一路途遇见的老人的指点下，我选择了向东走的路。我抖了抖精神，迈开大步，满怀信念。我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朝霞，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星天，前途还渺茫，何处才是宿地？我走得筋疲力尽，心灰意懒，想就此作罢，拔腿返回。
可是我也不甘心。大漠上留着我的脚印，留着我的汗水，留着我的心境，留着我的体温；我发现我和大漠已经有了感情，轻率地离去，遗憾得很……于是我又上路了，走了一程又一程……
我在大漠里发现一条大河，我在大漠里发现一块草坪，我在大漠里发现一片森林，我在大漠里发现一个野马群……渴了的时候，我在河里喝水，困了的时候，我在草坪上露营，风沙天，我到森林里躲避，路遥遥，我跨上野马的脊背。我在大漠里踏出一条条路，我熟悉大漠的每一片天地……
勘测队是沿着我的足迹走进大漠的；
绿洲，从我的脚下伸延；
浩淼的水库飘绕着我碧蓝的梦；
坦荡的沙漠公路，原是我心上的琴弦……
大漠的路，我走过了；
有多少腿印，就有多少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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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矿山早市
陈国华
一轮红日从鳞次栉比的矿山新村后面升起，把整个矿山映得通红通红。在太阳慢慢升起的同时，整个山谷响起了由远而近的杂乱的脚步声、辚辚的车轮声、清脆的铃铛声、以及小贩们来来往往的叫卖声。这一切组成了一支和谐的矿山晨曲。
近两年，附近山区的老乡，在拐进矿山新村的那段百来米长的公路两侧，设起了摊摊。起初是三挑四担的蔬菜，后来增加了鱼肉家禽、水果、花生和各种土特产，无形之中形成了农副产品集市。
我们的矿山虽然不大，但也有五六千人。由于矿山离县城远，人们常常为吃菜发愁、操心。现在好了，集市摆到了家门口。集市上除了水淋淋的新鲜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外，还有现炸现卖的油果、油糕、油条，热气腾腾的豆浆、豆花等各种早点，名目繁多。小小的集市方便了矿工，给矿山带来了欢乐。
瞧，那一个推自行车的矿山上的小伙子，手里提着一篮蛋，车架上还挂着几只母鸡，忙得满头大汗。因为他的妻子刚生了个胖娃娃，给她买补养品来了。看，这位老矿工，手里拎着几条活鱼，笑眯眯地多乐啊！另一个地方，一位大娘蹲在地下，正与卖菜者在争论着什么。
“你们瞧，多新鲜的青菜啊！还要掰叶去皮……”卖菜的苦诉着。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在那些年月，二角钱一斤也买不到这么嫩的菜。莫糟踏。”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和善地批评大娘道。
对啊，莫忘记过去吃菜的难啊！那时，由于农村经济政策没有落实，矿里虽然也经常派车进城拉菜，但是，僧多粥少，连菜皮碎叶也一卖而空，经常供不应求。
有人说，矿山的兴旺与小小的集市休戚相关。这是有道理的。请不要小看这小小的集市，它不仅解决了我们矿山几千职工的后顾之忧，而且增进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友谊。怪不得矿工们亲昵地称道：咱们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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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不务正业”辩
小农
一篇好的文艺作品或者科普作品，人们常常爱不释手，争相传阅。而这些作品经过作者呕心沥血撰写，其中的艰辛很少为人所知。
不少单位对那些能写写画画、拉拉唱唱，业余时间有所爱好的同志，总是看不惯，不加分析地一律视为“不务正业”，吹冷风、说风凉话，甚至在入团入党、提职加薪方面也受到影响。驻天津空军某部的一名技术干部，近几年来，常常利用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刻苦进行文艺创作，先后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作品，最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偏见，使他非常苦恼，很想咬咬牙，洗手不干这样的“业余爱好”了。象这位同志，牺牲休息时间，进行艰苦的创作劳动，应该说是革命的积极性高、事业心强的表现，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应当把他从事文艺创作的成绩，列为考核的依据和晋级、提职的参考。
随着文化生活的发展，业余爱好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当然，对于从事创作的业余作者来说，首先要努力把八小时之内的本职工作做好，用业余时间去搞自己的“爱好”。而作为一些单位的领导，要鼓励他们，不要对他们非难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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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拾零
济慈怎样写诗
宇文捷
英国诗人济慈（1795—1821）写诗，往往写在随手抓来的纸上。写完之后，也是随手一扔，不加保存。
他的朋友勃朗家里，有一只夜莺在院子里的一株树上做窝。济慈非常喜欢听它唱歌，常常在树下待一两个小时倾听。有一天早晨，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树下，一连坐了三个小时。回进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几片纸，扔在书堆里，就不管了。他的朋友勃朗找出来一看，原来是他听了夜莺叫声而写的诗。但是字迹难以辨认，诗节与诗节之间也不好连缀。于是找了济慈，叫他念了一遍，重新抄录出来。这就是济慈有名的《夜莺颂歌》。
后来，济慈每写一首诗，勃朗就要求让他抄录下来。这样，才得以在济慈死后编成一本有相当篇幅的诗集。
后来勃朗回忆说：“他自己对自己写的诗很不注意，好象他的想象一旦从对象中激发出来，就必须身边有个朋友，才能加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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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见，信号灯
——写在西单十字路口
郭小林钢铁的马群勒起刹车的铁嚼，发动机连打着响鼻等得心焦；信号灯拦起的两座“水库”里，自行车的水位在瞬时增高。硬化的动脉在此处梗塞了，房屋挤在路口争看热闹。我们早就拆除了电车的铁轨，也早把陈旧的西单牌楼扒掉；我们安装了自动信号机，也曾展宽了华美的长安大道；但路口却把这一切任意嘲弄，无情夺走了多少分秒？时代在前进呵，祖国要飞跑，还我时间，还我！别让中国老在路上蹒跚跌倒。快取消那些已成障碍的装置，代之以新时期的立体交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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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山图〔中国画〕 杨连文
第8版()
专栏：
《九叶集》出版
诗人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这儿选集的就是这九位诗人在四十年代的作品，呈献着当时还是青年的他们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多样的反映，他们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诗歌的新技巧来凸现当时曲折复杂的斗争，也抒写了他们自己在祖国黎明前的呼唤，他们的诗是当时历史的忠实映现，也是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新跨出的一步。 〔新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