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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讨论一下文艺创作中表现爱情的问题
本报评论员
近年来，观众和读者对于电影、电视、美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作品中有关爱情描写的议论，渐渐地增多了。许多同志对于那些不真实、不健康、不高尚的爱情描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认为，认真讨论一下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问题，纠正某些文艺创作中已经出现的不正确的创作倾向和创作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以及通过文艺来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品德、精神境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有益的。
爱情是一种社会现象。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既然要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自然也可以反映人们的爱情生活。林彪、江青一伙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止文艺作品描写爱情，是完全错误的。打倒“四人帮”以后，文艺工作者冲破禁区，在创作中通过爱情描写表现社会生活，或者在反映社会生活中触及爱情方面的内容，写出了一些好作品。近几年来出现的以爱情为题材和涉及爱情描写的多数作品，思想内容是健康的，对人们的道德情操的陶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健康倾向。有的作者把爱情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说什么不写爱情就不成其为文艺；有的作者热衷于编造三角或多角恋爱、异国男女恋爱的离奇情节；有的把爱情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对立起来，把爱情与现实生活的基础对立起来；有的热衷于表现男女之间那些庸俗的低级趣味；有的甚至充斥着猥亵的色情描写……。这就反映出有些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导演，对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以及用什么艺术手段吸引广大观众，存在着一些糊涂的，相当不健康的思想情绪。
如何正确对待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问题，许多伟大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都有过精辟的见解，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去年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同志指出：“文艺创作中写爱情是可以的，反对是错误的。说爱情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永久性的题材或素材之一也是可以的，因为一万年、十万年、一百万年后，凡有人类就有爱情。但是说爱情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就不一定妥当，因为是更重大的社会生活决定爱情生活，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决定了文艺创作主题的变化。”他又说：“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这些道理非常重要，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有这方面毛病的同志的注意。有极少数作者还越走越远。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目前文艺创作中在爱情描写方面所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其中有的不是一般的创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原则立场问题。如果有人硬要把爱情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三百多年前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不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加以赞扬呢？如果我们的同志竟然把爱情看作第一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岂不是比歌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民主主义先驱者裴多菲还不如了吗？
经过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文艺战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当前，我们应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劲鼓起来，争取能更快地出好作品，迎接更大的繁荣。对于文艺创作表现爱情所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文艺批评来解决。对那些写过不好倾向作品和导演过不好倾向电影的文艺工作者，仍然应该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正确方针。但是，这些同志应该努力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创作中，包括爱情题材的创作中，克服不良倾向，真正创作出能够激动人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认真讨论一下文艺创作中如何表现爱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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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星星草》的创作特色浅谈
邢沅
凌力所作长篇小说《星星草》下卷出版了。读过上、下两卷之后，我们可以说，这部将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失为后期捻军的形象的历史。
《星星草》下卷从1 866年西捻联回开始，写到1868年捻军最后失败止。它通过东、西捻军在中原、西北两个战场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战役，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舞台上的激烈角逐，反映了捻军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热情地赞美了捻军英雄在逆境中的精神、品格和节操，完成了作者立意刻写“失败的英雄和英雄的失败”这样富有历史教育意义的主题。
《星星草》下卷具有多方面的创作特色。
《星星草》下卷的主要情节，是以西捻军的十里坡大战、陕北大捷、“围魏救赵”、直东大战和东捻军的永隆河大战、三下旧口、赣榆大战、寿光弥河大战为中心展开的。东、西捻军在几年间纵横数省，大小百余战，历史资料是丰富的、大量的。但是，作者却没有被大量的资料或历史故事所淹没、所拘囿，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科学的分析、研究，选择了最能体现这一段历史本质真实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对于这些重大战役的描写，其中包括战争的全貌、攻守进退的主要过程、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遭遇以及某些独具特征的细节，也包括1868年1月东捻在江苏扬州、8月西捻在徒骇河先后覆灭的情节，都有史实做依据。
《星星草》下卷在再现历史生活的时候，没有回避捻军失败的悲剧结局。它以大量的篇幅，正面描绘了英雄失败的历程，表现出了农民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和历史规律性。捻军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独力抗击清王朝的农民军。《星星草》下卷从各个方面比较深入地刻画了以慈禧、恭亲王为首的满清皇室同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汉族军阀以及英、法、俄等外国侵华势力如何勾结在一起，组成强大的反革命阵营，极力扑灭捻军起义的。它通过毕乃尔炮队参战、李鸿章同赫德“约法三章”以及御前会议、洋人的兵舰、洋枪队血腥屠杀捻军将士等情节，生动地写出了清朝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如何阴险、凶残地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这些描写，把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比较鲜明、生动地再现出来。这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和当时复杂、尖锐的斗争，是颇多裨益的。
《星星草》下卷写捻军之败，刻画了捻军领导人胜利时骄躁轻敌、急于求成，失败时为了团结部队不敢坚持正确原则、迁就姑息的错误。这无疑是捻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它没有将失败仅仅归因于领导者个人品德、谋略的优劣正误，而是从社会总的状况、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去挖掘捻军失败的阶级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小说不吝笔墨地描写了饥民和游民大量流入捻军，引起了捻军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使“复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受到干扰和削弱；描写了农民义军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耽于一时温饱安乐的弱点；描写了农民军因解决不了后勤给养问题而引起的巨大困难和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滋长；描写了捻军四处游走的流寇主义的军事行动；描写了捻军中的流寇主义分子实行叛卖投降、为敌内应并谋害捻军领导人的行径……。小说的这些描写，不仅再现了当时典型的历史环境，而且加深了读者对于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的认识。
西捻的联回失败，也是这样写的。西捻“前进甘陕”，是为了“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入川复国。小说在描绘西北战场捻、回联合的问题时，写了局部地区和个别战役中两军有过的配合或联合，同时，它通过许多真实而具体的细节，重彩描写了历史上久已形成的民族隔阂，揭露了清王朝长期进行的挑拨离间，刻画了回民军某些上层人物的野心和诡计，反映出汉、回两族迥然相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点，这就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联回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也就把捻军缺乏同盟军而“孤军奋战”，诚如赖文光自述所讲的“独立难持，孤立难久”的历史事实鲜明地呈现出来。
《星星草》下卷艺术创造的成功，集中到一点讲，就是完成了众多的风采各异的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星星草》中最著名的反派人物之一曾国藩，是被满清赋予军政大权并封侯爵的第一个汉人，是把太平天国革命淹没于血泊之中的刽子手。小说在精心雕镂他的形象时，一方面突出他仇恨和镇压农民军的嘴脸，一方面渲染他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特点，而且特别选取许多极富表现力的细节，描写曾国藩在虚伪的“诚”、“礼”、“仁义”等说教下掩盖的凶恶和残忍，暴露他刽子手兼道学大师的真正面目。小说传神地表现了曾国藩内在的极其复杂的思想性格特征，较为深刻地解剖了我国封建统治者所擅长的那套权变之术和伪善刻毒的本性。另一方面，作者又坚持了历史人物刻画的“形似”原则。曾国藩的外在形象，没有被写成一个俗常的“大白脸”或“文丑”，而是按照史实加以勾勒的。他在小说中，“体态修硕”，“须髯甚伟”，“器宇凝重”，并且学贯古今，坚韧不拔，待人似宽……确实与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曾国藩其人相似。这种写法，显著地增强了刻画反派人物的深度和立体感。在处理其他反派人物形象时，作者也本着尊重基本史实的原则，不妄加排贬、丑化。李鸿章的形象是长身鹤立，识敏辞爽，貌似胸无城府，实则老辣顽固；左宗棠形同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言辞尖刻，傲世自负。同是清营宿将，鲍超则一介武夫，野而悍、不识变通；刘铭传、潘鼎新则风度翩翩，有羽扇纶巾之相；而刘铭传果而锐、欠停蓄；潘鼎新坚而慎、欠宏达，也不雷同。
《星星草》下卷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时，同样坚持了形、神结合，特点是不板、不结、不揠。张宗禹在历史上是个“博览群书”、“沉静好谋”的青年将领，他“婉和寡言，俨若静女，处事果断，遇敌英发”，有使敌丧胆的“小阎王”的威名。小说中的张宗禹，就是根据史实塑造的。他是太平天国革命时代《资政新篇》所代表的革命进取精神和社会理想的朝气蓬勃的体现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他对于新天国的憧憬、渴望和忠诚，他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他的气质、才学和教养，以及从他失败的遭遇里所呈现出来的悲剧意义，都是有血有肉、令人叹服的。“这一个”是在历史实际的基础上典型化的英雄性格。
《星星草》无论表现失败者的壮烈，或胜利者的惨苦，都极尽努力地挖掘和刻画人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星星草》下卷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另一重要特色。
小说对曾、左交恶和曾、李矛盾的描写，甚为精彩深刻。曾国藩、左宗棠本来同属湘系，但左对曾恨之入骨，痛骂不休，处处与曾为难。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之谊甚厚，但曾为钦差则把李的嫡系部队推往虎口；李为钦差则向曾强行索取关防，使曾、李关系一度极为紧张。曾、李为人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还体现在鲍超、刘铭传等人统带的湘、淮军之间的摩擦、攻讦上。永隆河大战及善后，霆、铭二营各施诡计、彼此倾轧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小说透过这些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行动和矛盾纠葛，向读者展示出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
李鸿章同丁宝桢这两个人，写法一明一暗，但从他们复杂的关系里，剥开了清王朝的忠实奴才和镇压捻军的凶手们的卑污丑恶的灵魂，进而比较深刻地写出了朝廷和地方、淮军和省军等四分五裂的状态和戏剧性的冲突。此外，李鸿章同刘铭传、潘鼎新的矛盾，曾、李、左分别同陈国瑞的冲突，刘铭传设计杀民团团头陈世铭等情节，都写得盎然成趣，重现了历史生活本身的多采多姿的内容和面目，反映出了清王朝分崩离析、统治决难持久的历史趋势。
《星星草》是一部讴歌农民义军、赞美人民英雄的悲壮动人的作品。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如何结合的探索上，以及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都有不少值得推敲和研究的地方。《星星草》的作者还很年轻，在多方面听取批评意见并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相信她会写出更有功力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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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创作的歧路
李竹君
写过《“歌德”与“缺德”》的李剑同志，近两年来，写了一些小说。和他的那种宣言正相反，他的小说表现了有害的倾向。其中的《醉入花丛》（载《湛江文艺》80年第6期）、《竞折腰》（载《河北文学》81 年第2期）、《女儿桥》（载《芳草》81年第2期）、《古堡女神》（载《鹿鸣》80年第5期）和《花间留晚照》（载《滇池》80年第5期）所反映出来的错误倾向，尤为突出。
最近，一些同志从爱护的愿望出发，对他的作品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不料，李剑同志根本不予接受，反而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大通“创作经验”和“创作理论”（见《文汇月刊》1981 年第8期）。对别人的批评不同意，进行反批评，这当然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连自己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也不承认，反而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地掩盖它，那就违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起码要求了。
李剑同志的作品，主要写两类生活：十年内乱时期的社会阴暗面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弊病。批判生活中的阴暗面，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怎么写。作者说：“任何人在表现生活时，都或明或暗地在评述生活。我是人，我有感情。对作品中的人和事，我自然地在字里行间表现着自己的情绪”。这话并不错，问题是作者怎样“评述生活”，又表现了什么样的情绪，让我们看看作品吧。
《醉入花丛》写的是一个在串联中掉队的女红卫兵，夜宿于一个单身汉雇农家，受到奸污并和这个雇农结了婚，继而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广为宣传，以后又被地委书记奸污，受到百般凌辱。
《竞折腰》写的是某知青农场在围海造田、向“九大”献礼过程中发生的一场数百人死亡的大悲剧。这两篇东西都用相当集中的笔墨，把生活的悲剧和
“最高指示”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醉入花丛》中的女红卫兵叶丽在那个“雇农”企图奸污她时，虽然本能地感到厌恶和恐惧，却毫不反抗，反而马上想起了“最高指示”：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最高指示使她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贫下中农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贫下中农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急贫下中农之所急！”
十分清楚，这样的描写无非要告诉人们，是这些“最高指示”本身，给叶丽带来了悲剧。类似的描写同样出现在小说《竞折腰》中。今朝农场向“九大”献礼的一切荒唐举动，都是“最新指示在鼓舞战斗”。“毛主席说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了向九大献礼，我们要十万火急，全力以赴。”“每逢最新最高指示传来，大家就涌入海边，面向东方，欢呼，跳跃，万寿无疆的口号响遏行云。”作者的意图，是要批判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么？作品告诉人们的决不是这样。按照作品描写的逻辑，女红卫兵所以被奸污，几百名知识青年所以葬身海底，都是由于“最高指示”的坑害，而不是其它。这里的描写不仅是完全不真实的，而且把毛泽东思想描写成了罪恶的渊薮。我们批判个人崇拜，是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决不是批判毛泽东思想本身。这些描写既没有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揭露，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批评人民内部的错误，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不加分析地进行歪曲嘲弄，把它描写为生活悲剧的根源。这就从根本上曲解了历史，在政治上更是完全错误的。
李剑同志的作品中还充斥着相当浓郁的阴暗情绪。不论十年内乱时期还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生活都被描绘得一片阴沉。小说《古堡女神》和《花间留晚照》分别写了两个女青年，一个由于画一幅维纳斯像，一个由于得罪了某领导的夫人，都受到各种不应有的诬陷和人身攻击。从工作单位的领导到周围同志，包括她们的亲人在内，竟然没有一个人理解她们，更谈不上支持和帮助，最后，一个服毒，一个跳崖，双双自杀身死，而这一切又偏偏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当今社会。不是说，当今的生活中就没有阴暗面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生活中竟然没有任何光明、积极的因素，即使有，也描写得注定要毁灭。照这样看来，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在那些描写十年内乱的作品中，阴暗情绪更是表现得十分恐怖和绝望。《竞折腰》中就有这样的恐怖场景：“解放军的拖网船捞起了一串尸体”、“八个女友互相撕咬着，芳芳的牙深深地镶在女友的小腿骨缝中”、“还有抱在一起的一对男女，大概是情侣吧，互相抱着腰际，各咬着对方的肩骨。”作者特意描写男主人公面对着这种场景的心情：“大海呼嚎，骨髅悲鸣，我惊疑自己来到了鬼的世界。”“我的后背冷嗖嗖的，总觉得有那溺死的亡灵在抓我咬我。”《女儿桥》中的“我”，在看到十个妇女遭受迫害和污辱时，甚至想到“地球即将和月球相撞，人类的末日来到了。我做好了跳跃的准备，试图在相撞的那一秒钟，腾空而起，去寻找另一个飞行的星球。”在作者的笔下，十年内乱这场历史的挫折，竟是人类的毁灭。在作者的头脑中，什么党的力量，什么人民的力量，什么希望和信心，全都没有那么回事。这就是李剑同志对生活的“评述”和鲜明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情绪”。
李剑同志说：“我所奉行的是忠于生活的创作思想”，发表的这十余篇小说只是手法上就有三种：“‘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如果真是忠于生活，尊重现实主义，那当然很好。但可惜他的那几篇东西离开现实生活实在太远了。
李剑同志的创作和言论谈不上有什么固定的“主义”，和现实主义更是毫不相干。作者热衷于摘取和编造的是生活中那些卑琐、猥亵、阴森、恐怖的东西，并加以得意地渲染和玩味。什么死尸互相撕咬，水蛇从女尸的腐肉中钻来钻去，什么污辱妇女的特写镜头，流氓的下流动作等等，充斥于作品之中。特别是带有刺激性的色情描写，几乎篇篇不漏。津津乐道地描绘这类场面，这样的镜头，这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情趣呢？
尽管李剑同志口头上强调细节真实，但是，他的许多作品不但背离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且连起码的细节真实也没有，肆意地胡编乱造。对于《醉入花丛》中的那个“雇农”，作者为了渲染他的粗俗、野蛮，把他写成除了泄欲之外，就是一个劲地说粗话、打人、骂人。女主人公叶丽为将要出世的女儿织毛衣，他听不懂“爱情的种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把夺过毛衣，摔在土炕上，骂道：“狗杂种”。他动不动就打叶丽，甚至打两个亲生女，拿脚踩在女儿的肚子上往死里打。象这样的描写，到底有多少生活依据呢？在作者的笔下，一个普通农民被描写得简直连禽兽都不如，粗野到完全丧失人性的地步。
这些作品使人想起作者两年前发表的那篇《“歌德”与“缺德”》。此文以“左”的面目出现，把歌颂与揭露完全对立起来，指责别人若不“歌德”，便是“缺德”。文章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而今，不是别人，正是李剑同志自己的创作，放肆地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
从发表《“歌德”与“缺德”》，到后来发表小说，前后不过一年之隔。作者的表现，为什么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表面上看起来难以令人理解。细想一下，也不奇怪。这正是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对待创作，对待人民的文艺事业，根本没有郑重负责的态度。读了李剑同志的言论和小说，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感想：有些人摆出一副比谁都要革命的面孔，只不过是演给别人看的，自己并不准备实行。因此，今天可以以“左”的面目出现，明天又可以以“自由化”的面目出现，在教训别人的时候以“左”的面目出现，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就露出相反的面目。“左”和自由化看来是两个极端，其实往往是相反相成的。
李剑同志的理论和创作，鲜明地告诉我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在有些同志中，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今天揣摩某种东西吃得开，就端出这套东西，明天揣摩另一种东西吃得开，又端出那套东西。这种做法，于人民的事业，于个人都是有害的。〔摘自1981年第20期《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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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赞淮剧小戏《打碗记》
勤耕 陆明
淮剧《打碗记》是根据民间传统的“打碗劝婆”的故事加工提炼而成，情节并不复杂：风雪交加的寒冬，备受大儿媳孙如意和二儿陈小寒虐待的双目失明的陈奶奶饮恨投河，幸被刚过门但不认识婆奶奶的孙媳妇白玲救起。品格高而又聪敏的白玲，授意外婆孙奶奶打破了陈奶奶多年使用的粗花碗，现身说法教育了婆婆孙如意，也感动了二叔陈小寒。
这出戏反映的生活内容，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本来，赡养老人是应有的社会道德，也是每个家庭都要遇到的。然而，不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态度。今天，封建的“三纲五常”当然应该废弃了，但如何发扬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如何扭转被林彪、江青一伙败坏了的社会风气，是人们共同关心的课题。在家庭关系中，“二十年媳妇二十年婆”，肆意虐待媳妇的“恶婆婆”固为人们不齿；而不愿赡养老人、侍奉长辈，刻毒、忤逆的子孙同 样被人们指骂。在日常生活中，有的儿媳刚过门就闹分家，有的把老人当“包袱”推来推去，巴不得他们“早日到火葬场去登记”。一些老人忍气吞声，有的以死来表示最后的抗议。剧作者怀着对被虐待的老人的无限同情，和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的责任感，从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细胞写起，“刺过讥失，劝恶扬善”，“让丑行照一照镜子”，确实切中时弊。
这出戏江苏省淮剧团已演300多场，几乎场场满座。有些农民不远几十里赶去看戏，有的家长买几十张票动员全家和亲属到剧场接受教育。不少平时不孝父母、不敬公婆的儿媳，看到孙如意的行为受到谴责时，惭愧地低下了头。
这出被人们喻为“活教材”的现代小戏，艺术上也颇具特色。它矛盾集中、结构严谨，围绕着“拿碗——哭碗——打碗”，有层次地展开矛盾冲突，随着冲突的加强，悲剧气氛和喜剧气氛浑为一体，以悲衬喜。后半段，作者运用幽默夸张的笔调，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精神上的陶冶：孙如意和陈小寒的相互指责，是人物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一个对婆婆“扣了又扣！”一个对母亲“算了又算！”撕下了“孝顺”的外衣，露出了忤逆的面目。“两个都是忤逆子，青砖红砖一道坯。”观众对他们报以轻蔑的一笑。小白玲有智有谋，表面站在孙如意一边，在旁推波助澜。“打碗劝婆”，人们对小白玲又报以赞许的笑声。最后，全剧在人们满意的笑声中告终。大团圆的结局又向人们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克服这些缺点，精神文明之花必将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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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出版
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编辑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一书，最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剧本创作座谈会是一九八○年二月，由中国剧协、作协、影协联合召开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座谈会围绕剧本《骗子》、《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和深入的讨论，各种不同意见得到充分发表。胡耀邦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周扬、贺敬之、陈荒煤等同志的讲话，提出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许多带根本性的重要意见。《文集》收集了座谈会的全部发言和各报刊的评论，以及《座谈会情况简述》。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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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反映现实生活 发展戏曲艺术
喜看评剧《民警家的“贼”》
王惠文 仇英俊
最近的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哈尔滨市评剧团带来了一出好戏《民警家的“贼”》。这出戏提出了如何对待失足后经过劳动教养决心转变的青年的问题，也指明了这样的青年如何坚定不移地朝着光明大道前进的方向，演出效果令人满意。
评剧反映现代生活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它主要依靠演唱刻画人物内心活动、交代剧情和描绘环境等。《民警家的“贼”》充分发挥了剧种本身的特长，使演唱格外生辉。剧中，齐桂兰的大段唱腔表达了她被解除劳教后自新的决心，倾诉了遇到冷嘲热讽的苦衷，展示了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和喜悦；张大娘饱含深情唱出了对桂兰一帮到底的信心；民警张国庆从冷漠相待，发展为正确相处，直至和揩掉心灵上尘埃的桂兰产生了爱情；张瑞枝由冷嘲热讽转变为将桂兰视为亲人；在孙秀梅开始将桂兰视为偷了自己的钱和衣服的贼，待弄清情况后，又赔礼道歉，亲近敬佩，等等。演员不受传统戏曲程式的束缚，从生活出发，着力刻画人物，特别是运用评剧启唱自然、迂回流畅、行腔委婉等特点，使台上人物演得逼真，展开了一幅动人的画面。
几年来，评剧出现了不少新创作的优秀剧目，如《月难圆》、《野马》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作出较好的答案。继这些作 品之后，反映青年生活的作品，《民警家的“贼”》更以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化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青年人如何用自己的行动，扭转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改正缺点和错误，用结结实实的步伐走向成年，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评剧《民警家的“贼”》扬自己擅于表现生活之长，避自己程式套子之短，打破行当演人物，充分发挥了演员运用演唱的感染力，进行人物的塑造，为我们探索戏曲现代戏如何表现生活，摸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全剧中悲腔声声含泪打动人心，喜悦时泪在脸颊破涕为笑，剧情在演唱中起伏跌宕，唤人心声，且道理寓于剧情，思想寓于艺术，激励人们的思想和情操朝着真、善、美的境地进取，起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又使人享受到艺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