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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整时期如何把重工业搞活
齐健
我们当前提出搞活重工业，为的是进一步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使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提高经济效果。在《把重工业搞活，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一文（本报10月16日）中，着重讲了把重工业搞活对于争取国民经济有一定发展速度的意义，而对于调整时期重工业应该怎么办讲得不够，这里准备讲讲这个问题。
过去长时期内，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导致重工业过重、农业轻工业过轻的畸形结构，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同时，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适当地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我们几年来这样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生产取得了好成绩，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1978年为43.1％，今年9月份上升为50.6％，而重工业的比重则相应地由56.9％调整为49.4％。由于适当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才腾出必要的能源，使轻工业有较快的增长，从而保证了市场供应，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结构也开始协调起来，为进一步改善两大部类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适当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从提高经济效果来看，也是十分必要的。轻工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收比重工业多得多，据计算，1957年前者比后者多1.7倍，1980年多2.1倍。再从消耗能源来说，每亿元重工业产值的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去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8.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不到1％。由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能源利用的经济效果提高，全年共少用标准煤约3，500万吨，其中由于改善轻重工业的结构而少用的标准煤约2，200多万吨。如果不适当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不能保证去年和今年轻工业增长需要的能源。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调整时期适当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重工业曾经一度大幅度下降。这是有客观原因的。过去重工业长期主要是为自身的基本建设服务，今年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设备订货减少，对生产资料的购置相应减少，因此一批重工业企业就没有任务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但是也有主观上的原因。例如，有的同志误认为适当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就是重工业不重要了，把现有重工业看成“包袱”。还有同志不是主动地调整重工业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方向，而是守着现有重工业的摊子不动，主张“方向不变，产品不丢，队伍不散，设备不动，挺过调整，东山再起”。他们对于调整重工业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抱有抵触情绪。由于这种思想情绪的影响，不该下降的也下降了，可以少下降的也降多了。这就不仅妨碍了重工业的调整，而且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十分明显，如果我们不克服这些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不设法扭转重工业下降过多的趋势，就会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带来新的困难。
提出争取国民经济的一定发展速度，是不是说重工业要和轻工业有一样的速度呢？不是的。我们曾说，当前轻工业速度应该比重工业快。应该看到，现在工业发展还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首先是能源的限制。我国发展能源有良好的前景，但最近几年还只能是低速增长，发展工业主要靠节能。我国节能的潜力也大，但是把这些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也要有一个过程。据计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当前我国重工业速度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就要使轻工业速度下降4％。因此，为了保证轻工业有必要的能源以达到较快的增长，我们还不能不限制重工业的能源供应。在目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要求重工业和轻工业有一样的或差不多的发展速度，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就要大大降低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这显然是不对的。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还受到重工业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等条件的限制。因此，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当力求使重工业下降的幅度小一点，并争取停止下降，逐步有所增长。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
怎样才能把重工业搞活？关键是要继续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扩大服务领域，努力满足用户需要。现在国民经济对重工业产品的有购买力的需求，还是大量的，多方面的，并未全部得到满足。例如城乡居民对某些耐用消费品就有相当大的需求，很多农民还大量要求提供盖房用的各种建筑材料。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后要求提供更多的轻工业品，轻工业也就会要求重工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将对重工业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对重工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都给搞活重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机械、冶金等重工业部门要进一步转到为现有企业技术的改造服务、为农业轻工业国内市场服务、为扩大出口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很多企业这样做了，就克服了困难，既为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己也能够健康地发展。
我们一定要坚决防止重犯过去盲目发展重工业的错误。要防止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提出搞活重工业就不需要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了，该关停并转的不需要关停并转，该压缩的不需要压缩了。我们要坚持围绕发展消费品生产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来安排重工业，使之有利于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这才是搞活重工业的正确的途径。
在搞活重工业时，要十分注意经济效果的问题。提高经济效果应该是我们整个经济工作的重点。但长期以来，我国重工业经济效果很差，这几年也没有十分明显的改善，今年以来还出现了一些重工业产品质量下降、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上升的情况，很值得引起注意。当前重工业提高经济效果的关键之一，在于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使生产和社会需要相适应。要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过程中，使重工业部门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努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不少重工业企业在按照计划减产的情况下提高了经济效果，增加了上交给国家的利润。例如首都钢铁公司今年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钢减产1.7万吨，而利润增加14.8％；抚顺石油二厂 1980年原油加工量比1979年减少10万吨，但利润增加6，100万元，上交利润增加3，700万元。该厂今年上半年原油加工量又下降2.7％，但利润继续增加2.6％。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注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重视技术革新，使产品质量好，成本低，适销对路，符合市场需要。我们应该推广这些企业提高经济效果的经验。随着重工业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日益合理以及经济效果的迅速提高，我国重工业就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搞活重工业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在上一篇文章中，针对那种把可以达到的速度指标也视为“左”的表现的看法，曾经指出：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这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因为从历史看，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但是这个说法不够全面，没有着重指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当前调整比例关系的重要意义。我国三十二年经济建设的历史证明，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合理，才能促使经济健康地增长，保证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否则，就必然会给经济增长、经济效果带来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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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切实改进工作方法
朱真
六中全会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我们党已经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使中央已定的决策得到贯彻实施，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为此，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有一个切实的改进。
毛泽东同志一再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每个干部都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个号召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某些正确的决策，很好的想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调查研究，未能及时拿出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有些同志，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是坚定的，但是往往不注意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照抄照转。他们不大真正懂得，如果不把中央的正确决定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就很难把事情办好。有的同志也注意调查研究，但是不了解调查研究应当是系统的周密的，是要经常进行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往往顾此失彼，他们的思想不能随情况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有的同志把调查研究同解决问题对立起来，总是急于解决问题，不大愿意花时间去作调查，主观上想早点办好事情，实际上花的时间更长。陈云同志说，要用90％的精力去作调查研究，用10％的精力去决定问题。这不仅指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也提出了一个好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我们党有很多好的决定、好的思想、好的经验，应当经常学习和实践，把调查研究之风大兴起来。
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既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方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搞得好，就是那里的领导同志善于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包括基层干部的意见，因而大家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有些地方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是由于那里的领导干部同群众的要求、愿望顶牛，在应当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不允许搞包产到户，或者在不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硬性搞包产到户。因为他们的主张、措施违背群众的意愿，使得许多本来可以办得很好的事情，没有办好。这个事实说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很容易坚持好的。为什么我们党多年来一贯提倡群众路线，但是有许多同志，包括有的领导同志，常常做不好呢？我想，有两个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一个是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这种地位有利于走群众路线，但如果缺乏自觉性，也很容易脱离群众。一个是我们的许多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应当肯定这是宝贵的财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会认为自己事事比群众高明，不愿意倾听群众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有的领导同志认为群众提不出什么中肯的意见，同群众商量不解决多大问题，实际是看不见群众的智慧，或者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以致不能把群众中的好意见集中起来。这些情况说明，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切实的改进，还需要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大家的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主要工作要一件一件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转变时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复杂、很迫切，而人力物力有限，新的经验不足。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有许多好的设想，提出了不少新的措施，许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有一些效果不显著，或者没有继续扩大效果。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从工作方法上来说，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在很短时间内提出的任务太多，往往一个工作刚刚展开，又提出了新的任务，以致出的主意不少，实际上没有取得相应的结果。有些同志希望把工作搞快点，心情是好的，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解决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如果同一个时间提出的任务多了，势必分散精力，难于搞好，与其这样，不如集中力量，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解决一件是一件，积少成多，收的成效更大。
还有一个学习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与工作方法没有多少联系，但如果谈到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就是工作方法问题了。成天忙于工作，不学习，不努力，难免事倍功半。应当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已有的经验许多是不适应了，原有的知识已经大大不够了，必须重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群众的经验，学习科学文化。我们过去碰的钉子，走的弯路，不少是知识不足带来的。要知道，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不仅仅是来源于个人的实践，个人的实践是很有限的。因此，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学习虽然要花一些时间，但是，问题不是解决得更少，而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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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
只有在一个条件下生产关系才起决定作用
程绮华 尹继佐
《矛盾论》中有段话：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有人对那段话的理解往往各取所需，随意解说。其实毛泽东同志不是在专门论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基本规律的内容，而是在论述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时，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作为例证。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矛盾论》中阐述时，第一句话是：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必须十分确定。接下去说：“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紧接着他又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只有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仅仅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更才转化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再没有其他的状况、条件可以随便地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实际上，这一命题的限制是清楚而具体的。只有在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而且不是一般的阻碍，一定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关系的变更才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把这么个特定的具体条件变为泛指的“在一定条件下”，势必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条件大大地扩大了。这个“一定条件”粗看是个限制词，但实际上它是无限制的。因为谁都可以任意地提出个“一定条件”来。事实上，在讨论中，关于这个“一定条件”很少有人讲清楚过。原来是一个特定的判断，现在由于这个所谓的“一定条件”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人们进而又把“一定条件”扔在一边，使“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变成了一个全称判断，这便给后来的“四人帮”提出“生产关系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留下了可乘之机。
原来讲的是“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请注意，这就不是笼笼统统讲生产关系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是讲生产关系的“变更”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着重点在于“变更”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变更后，建立什么样的新的生产关系呢？则还是要根据生产力的性质、状况来决定。如果在理论上错误地把“生产关系的变更”变成“生产关系可以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么一变，再加上前面讲的所谓的“一定条件”又没有具体限制，必然会导致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颠倒。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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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邓卫中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同志所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学术著作，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胡绳同志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上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在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那篇文章首先提出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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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又一批蒙古史书陆续出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继近几年出版《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匈奴史》、《蒙古族简史》和《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等北方少数民族史书籍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等七种。
达斡尔族学者额尔登泰和蒙古族学者乌云达赉校勘的《〈蒙古秘史〉校勘本》，以《四部丛刊·三编·元朝秘史》为底本，纠正了千余处错讹，这是自《秘史》问世以来国内外第一个校勘本。《世界征服者史》原为十三世纪伊朗人志费尼所著，这次由何高济依据波伊勒英译本译成汉文。该书是第一部翔实报道成吉思汗西征历史的书，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纠正了清译汉文本中的许多错误。高文德所著《蒙古奴隶制研究》是我国关于蒙古古代社会性质的第一本专著。
（王挺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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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外国经济史》修改再版
由樊亢、宗则行主编的高等学校的教材《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部分）已修改再版。本书共分四册，前三册已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第四册内容是阐述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正在编写中。前三册在这次再版前，作了认真的修改，并由教育部委托滕维藻、吴纪先和彭迪先三位同志作了认真的审阅。该书力求科学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在史论结合方面，加强了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对统计数字作了校正；还补充了不少材料，尤其是补充了那些可供我国“四化”建设借鉴的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材料。 （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