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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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
卫兴华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这个思想十分重要。
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是与两种错误倾向相对立的。一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一种是不加分析,照抄照搬。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吃过不少苦头。
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很明确。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规律,对于我们还是一个必然王国。过去,靠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是研究不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我们的注意比较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理论,关于政治生活、科学技术、文化遗产方面的理论,我们的注意就比较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我们一定要继续学习。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说我们完全没有经验,那不是事实。但是,也应当看到,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还不是很宽阔的。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特别是许多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解研究的很不够。在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不是应当削弱,而是应当加强。
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腐败的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研究学习很差。不能说,资产阶级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拿企业管理来说,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分析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经济工作。
以上这些都说明,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是正确的,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讲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不是不要学习外国。这句话的基本思想,首先是要向外国学习。对此,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但是,我们学习外国,又不要机械照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际交往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比如,搞经济体制改革,外国的经验应当借鉴,但不能简单照搬。因为人家的办法也是在实践中,也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因为条件不同不能生搬硬套。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学习外国的好的经验。如果不加分析,外国的短处也去学,人家已经不要了,我们还抱着不放,就要栽斤斗。
在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方面,决不能把并不真正是先进的技术设备,当作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即使是先进的,也不能盲目引进。一要看我国是否具备了发挥其作用的各种条件;二要看对我国是否真正适用;三要看综合经济效果如何。在我国劳动力多、资金不充足的条件下,也不能片面追求最新技术。在这方面,我们要接受过去的教训。要考虑对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吸收消化和配套能力,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要综合研究所引进的项目在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实际作用。
在经济思想方面,对于外国的东西,更要有分析。比如,对于国际上正在大谈的能源危机,就要进行分析。现在许多国家发生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这是事实。但不能据此认为出现了能源危机。西方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是没有穷尽的。在能源问题上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会发生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片面性呢?主要是缺乏正确的态度,对外国的东西不习惯作具体分析,对自己的情况也不习惯作具体分析。对事物不加分析,就难免以“风”为标准,自己毫无主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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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列宁关于建立模范机关的论述
李高仁
列宁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十分重视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建设,多次指出要建立模范机关。列宁是联系当时的总任务提出改善国家机构,建立模范机关这一问题的。这个总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列宁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
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官僚主义逐渐复活起来,出现了疏忽懒散、不尽责守、粗枝大叶、滥发文件、各行其是、推卸责任、办事拖拉、无所事事等一系列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使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列宁全面地分析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状况,清醒地估计到官僚主义和各种不良现象存在于苏维埃国家“一切或99%的机关部门”。他严厉批评某些机关是“官僚主义机关的模范”,把生气勃勃的、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淹没在成堆的官僚主义之中。列宁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机关必须克服一切官僚主义,必须为发挥国家的一切创造力量而开辟最广阔的场所。
列宁提出建立模范机关,就是为了同官僚主义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以便更有成效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列宁指出,要帮助中央机关做出比较彻底的改善,主要的帮助来自地方,来自下层。列宁认为,模范工作,即使只是属于一个乡或一个县的模范工作,它所起的作用不仅会是巨大的,而且简直会是有历史意义的。
为了建立模范机关,列宁起草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每个副主席,必须亲自负责在某一个人民委员部中建立一两个模范机关,以制定编制标准并检查此项标准,规定最完善的文牍处理方法并监督其执行。以后应当把这些为数不多但确实是模范的机关所创造出来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和监督的方式,逐步推行到一切苏维埃机关,使所有的机关工作都能有所改进。
为了建立模范机关,列宁建议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的某些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充实到地方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份,在那里把全部经济工作整个地模范地加以安排,从而做出很大的贡献。
为了建立模范机关,列宁具体地、明确地提出了衡量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尺度。在给中央苏维埃各机关的领导人的信中,列宁要求他们铲除所负责机关里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的恶劣现象,使苏维埃行政机构工作得有条不紊、精确而迅速。
为了建立模范机关,改善国家机构,列宁还十分强调“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他着重指出:“我们到底还是革命者”,我们要把毫无生气的工作作风变成生气勃勃的,“把自己从危害我们大家的忙乱和混杂现象中解放出来”。
列宁清醒地估计到,由于建立模范机关这个问题异常重要,由于维护旧习气的官僚主义极其顽强的反抗,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斗争,才能建立起少数模范机关来作为带动和检查其他机关的工具。
列宁关于建立模范机关的论述,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非常亲切。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等种种弊病。这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势、新任务是很不相称的。现在党中央向中央党政军机关提出: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这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它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建立模范机关、开展模范工作的思想。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建成列宁当年所倡导的模范机关,从而带动所有的机关工作。
榜样具有巨大的力量。在一切榜样中,领导机关尤其是中央领导机关的模范行动,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中央机关的共产党员,应当把党中央的正确号召变为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克服官僚主义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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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精神文明的良好开端
沙英
有的同志提出,建设精神文明首先要在去掉“脏”、“乱”、“冷”做文章。意思是说,要讲究清洁卫生,保持社会秩序安宁,服务态度要和蔼热情。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对。如果大小城市都能做到这些,那就把精神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有人可能对此发生一些怀疑、误解或讥笑:“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就是如此吗?”诚然,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只是这些,它的内容丰富得很。我们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迅速改变城市“脏”、“乱”、“冷”的状况,只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良好开端。现在全国各地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以及部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步骤和有效办法。
建设精神文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绝不只是搞搞卫生、讲讲礼貌就行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奠定基础,精神文明又反过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1980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我们建设精神文明,要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教育人们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道德风尚,培养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激励人们热爱祖国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等。在建设精神文明的长途中,我们要攀登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怎样攀登这三个高峰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律是怎样的呢?这是需要我们重视和探索的重大课题。
“我们的物质条件差,不能搞精神文明,只要经济发展了,就自然会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种观点不对。建设精神文明当然不能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反对“精神万能”论,不能把精神作用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但是精神文明,特别是高尚的道德品质,优良的社会风尚,需要大力提倡,通过反复的宣传教育,才能更好地形成和发展。同时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往往是不平衡的。恩格斯说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可以演奏第一把提琴。十八世纪末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就超过当时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和十九世纪末的俄国都是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它们却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可是以“延安精神”为标志的精神文明,却大大超过国民党统治地区。我们现在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完全可以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我们事事不如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文明。”这种观点是很错误的。对任何问题都要具体分析。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确实比我们发达,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比我们先进,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比我们高些。但是应当看到:它们是资本家所有制,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那里是人创造了文明,而文明又奴役着人。它们一边是财富积累,富丽堂皇;一边是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们在根本上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从本质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一种较高类型的崭新的精神文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我国人民中间闪耀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灿烂光辉,使得许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都情不自禁地交口称赞。可是在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摧残,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受到严重的败坏和污染。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大力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已经开始得到恢复。
我国是一个有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就以群众的文化生活来说,城市比农村、牧区好,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好,内地比边疆好,这种差别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不可能短时期内消除。但是8亿农民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也迫切地要求改善和丰富文化生活,我们要关心农村、牧区文化生活的发展,充分支持和帮助他们把文化生活活跃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伟大任务,这需要抓住不放,扎扎实实地干;而且这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学校的老师,文学艺术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光荣任务,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热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精神产品,去教育和鼓舞人民。我们各级党、团、工会、妇联的同志,都应当重视这个问题,以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党员、团员和干部在这种活动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们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著名的礼义之邦,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现阶段,我们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明的遗产,并学习一切国家的优秀的东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崭新的、更高类型的精神文明。
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艳丽的花朵开遍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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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工商利润分配的一点看法
苏学生
工商利润如何分配,既是正确处理工商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早在五十年代,根据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和工业企业管理水平较差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工商利润分配上,一般都贯彻了“工大于商”的原则,这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利润分配原则,究竟对不对?
从理论上来讲,工商利润分配,双方应当有大体均等的资金利润率,而不是“工大于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七章中,分析资本主义利润的形成时说:“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各种各样可能与此有关的职能,如保管、运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如果商人资本比产业资本提供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末,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人资本。如果商人资本提供更低的平均利润,那末,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人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职能了。”马克思讲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商双方有大体均等的资金利润率。
我国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我国商业所占用的资金,是整个国民经济资金的一部分。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求商业企业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考核经营成果的
重要指标,因此商业应当同工业一样,取得大体均等的资金利润率。这样,对商业部门合理利用资金和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合理分配资金,都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资金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如果产业的利润下降,那么商业从产业利润中的扣除量就要减少。工商双方有大体均等的资金利润率,这就会促使商业更加关心商品生产,努力实现商品的价值。如果商业占用资金总量相对过多,利润率就会下降,这就会促使商业千方百计节约资金,加速资金周转。
我国“工大于商”的利润分配原则,是五十年代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为了改变工商资金利润率过分悬殊的状况,今后所有商品的订价,应当使工商企业在合理经营、中等水平的成本(费用)的基础上都有利润。遇到一方利大、一方利小或亏损时,工商双方应当互相让利,使工商双方都能合理生产、合理经营。对工业盈利小、商业盈利大的,应当提高出厂价格,降低商业盈利;对工业盈利大、商业盈利小的,应当降低出厂价格,提高商业盈利水平。商业对工业的补贴,应当逐步取消。逐步使各行各业、各部门都能获得大体的合理的利润。至于为了调节供求,对某些商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需要控制产量、限制消费、增加货币回笼,而从高订价的,可以改用提高税率的办法,使商业保持合理的利润。
为了使工商双方都能达到有合理的利润,工业生产的商品应当是物美价廉,适销对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那么工商双方不但得不到合理利润,而且还会遭受损失。为此,工商双方必须加强产销计划的衔接,加强对社会需要的调查研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定期进行市场预测,以此来指导生产和经营,共同负责把市场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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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宪法知识(十二)

我国现行宪法为什么要修改
一九八○年九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成立以叶剑英同志为主任委员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对我国现行宪法的修改工作。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
建国以来,我们有过三部宪法,即一九五四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从制定一九七八年宪法到现在,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为什么要对它作全面的修改呢?
首先,一九七八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的工作,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不久进行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来不及全面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致现行宪法中还有一些反映已经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不符合客观现实情况的条文规定。比如,在宪法序言中,还保留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提法,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加以肯定,等等。
其次,从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些没有也不可能在现行宪法中得到反映。
此外,由于一九七八年宪法修改工作进行得比较匆促,因而有许多条文规定得不够完备、严谨、具体和明确。
总之,我国现行宪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对它进行全面修改是十分必要的。
叶剑英同志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他指出:这次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新的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下,全国各族人民应当能够更加充分地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力。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充分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各级人民代表的权力和工作、常务委员会和各个专门委员会的权力和工作,应当怎样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也都应当在修改后的宪法中作出新的规定。我们要努力做到,经过修改的宪法,能够充分体现我国历史发展新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李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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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社会科学》创刊
《新疆社会科学》是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季刊,以刊载新疆地区的民族、考古、历史、文学、语言、经济等方面的论著、报告、考证、文献资料为主。创刊号有包尔汉、许涤新、季羡林、铁木尔·达瓦买提、韩劲草、蒋慕竹等的文章。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南疆农村调查》,反映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南疆维吾尔族农村喜人的变化。 (胡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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