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关于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几个问题
悦光昭
长期以来,我国扩大城镇劳动就业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妥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因此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国城镇劳动就业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在建国三十一年的时间里,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从1949年末的1,533万增加到1980年末的10,525万人,即增加将近5.9倍。由于就业面的扩大,每户职工家庭每个就业者赡养的人口(包括本人在内),从1952年的3.6人减至1980年的1.83人。这对保证生产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城镇劳动者家庭生活的改善,都起了很大作用。
但企业劳动生产率却增长较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从1949年的3,004元增加到1980年的12,031元,即增长3倍多;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如以1949年为100,1980年为3,520,即相当于1949年的35倍多。在三十一年中,工业总产值净增34倍,而劳动生产率只提高3倍多。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企业职工人数增加过多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能否在扩大城镇劳动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做出选择,为了扩大就业,而忽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去解决劳动就业呢?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例如,十年动乱期间积压了数以千万计的城镇待业青年未能安排,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暂时尚不具备,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不能不把扩大就业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又如,在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以后,在1961—1964年期间还精简了部分职工。由于采取这个措施,在1963—1965年期间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3.1%,大大地缩短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时间。但是,从根本上说,长期不顾扩大就业或者长期不顾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会带来不良后果。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能否做到在扩大劳动就业的同时,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的提高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出恰当的方针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在产业结构上,过分着重发展工业,在工业中又过分着重发展一部分重工业,对于发展轻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比较忽视;在所有制结构上,单纯地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对集体经济限制,对个体经济进行打击、取缔。其结果,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堵塞了劳动就业的多种渠道。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了职工分布的不合理,一方面,在新增加的职工中,50%以上集中在工业部门,在工业部门中70%又集中在重工业部门,影响了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许多服务性行业和一部分消费品生产行业却又缺少劳动力。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城镇待业青年往往只能到全民所有制企业去就业,使得这些企业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上有许多事情却又无人去干。只有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才能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光靠发展重工业来扩大就业,所容纳的劳动力有限,也是我国财政经济力量不能胜任的。在发展轻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消费品生产中,凡是适合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尽量少采取国营的形式。这样,城镇待业青年才不致继续大量涌向人员已经多余的重工业部门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就业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也才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二、贯彻落实新的就业方针。建国以来,在劳动就业上逐步形成了由劳动部门统包统配的制度,这与经济成分搞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有很大关系。从劳动部门来说,实行这个制度,本来是想根据企业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劳动力,使待业人员各得其所,但实行结果却与主观的愿望相反。事实上,各行各业技术业务情况极为复杂,待业人员的专业、爱好千差万别,劳动部门也不可能分配得很合理。特别是劳动部门既没有力量把全部城镇待业人员包下来分配工作,又不允许他们自寻生活出路,显然是不明智的。1980年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对解决城镇劳动就业问题,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同时,支持企业在需要招人的时候,实行公开招工,择优录用。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除了劳动部门根据企业、事业等单位的需要为待业青年介绍工作以外,许多待业青年根据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等项原则,办起了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从事个体劳动,因而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三、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国营企业在用人上的只进不出,在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劳动保险和福利上包得过多,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过去的政策规定,在工资标准和劳动保险以及福利待遇上,国营企业职工要高于大集体职工,大集体职工又高于小集体职工,而个体劳动者则没有社会保险。这样,城镇待业青年就业的目标自然是国营企业,至少是大集体企业(因为大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虽不如国营企业职工,但比小集体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要好),而对于进小集体企业和从事个体劳动则不感兴趣,顾虑很多。为了克服上述弊病,一方面要创造条件,逐步改革国营企业的劳动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另一方面,要给集体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使他们通过劳动获取的收入并不低于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待遇,才有利于广开就业门路。
四、办好劳动服务公司。一方面,它可以减轻企业安排待业青年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企业能够根据需要增减人员。办好劳动服务公司可以起到调节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地方劳动部门领导的劳动服务公司可以履行多方面的职能,例如推动待业人员发展集体经济或者自谋职业,开展就业前的训练,替企业介绍职工,管理教育待业青年,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帮助企业安排多余人员等。除此以外,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和学校,凡是有条件的也可以自办劳动服务公司,安排本身的多余人员,指导和组织本单位职工的待业子女发展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经济或从事个体劳动。为此,有关方面必须在开办经费、供产销渠道、经营场地、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五、采取恰当的技术政策。我国人口多,城镇每年都有大批的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政府帮助他们找工作;我国要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又必须采用现代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这个矛盾,只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恰当的技术政策。可否考虑,凡属影响国民经济全局和关系国防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原则上都要采用现代先进技术,目前技术落后的要抓紧技术改造,使之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单位要按照先进合理的定员标准配备人员,一定要努力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他的企业,则可以多从有利于扩大就业方面着眼,不一定非用先进技术装备以减少用人不可。我国劳动力多,人工成本低,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如工艺品、手工业等,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很好发挥这一优势。
六、加强就业前的培训。现在,除了统一分配的大专、中专和技工学校毕业生以外,城镇待业青年大都在进入企业后才给予培训。对于待业青年来说,最好是在就业前进行培训。这样做主要是对生产有利,可以使他们较快地在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而大量未经培训的待业青年进入企业,势必造成企业职工队伍政治思想素质和技术业务水平下降,严重妨碍企业劳动纪律的巩固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待业青年一般只具有中学的文化程度,没有技术业务知识,不经过必要的培训,不但不符合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要,自己组织集体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也很困难。所以,要下决心把就业前的培训工作积极开展起来。
七、严格控制城镇人口。要解决扩大城镇劳动就业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必须把控制城镇人口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其办法,一是坚持计划生育;二是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三是有条件的城镇和林区、工矿区,要采取措施,鼓励城镇待业青年去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不少地方的实践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
八、把扩大就业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问题,应当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内容。所谓纳入计划,当然不简单是在计划中列上几个数字,而是要订出切实有效的措施。诸如加强就业前的培训,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采取恰当的技术政策,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办好劳动服务公司等,都涉及国民经济计划对人力、财力、物力的综合平衡,都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必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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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也谈“处逆境而不馁”
章云
近日观球,感触颇多。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第一场足球赛和中国女排对苏联女排一仗,尤其发人深思。中沙足球之战,中国队上半场0∶2落后,下半场奋起直追,连进四球,反败为胜。中苏女排之战,第二局先打成0∶9,女排姑娘们信心十足,顽强拚搏,硬是一分一分地赶,终于拿下了这一局。据内行人说,这种情况,在实力相当的两队交锋时,是很少见的。看了这两场球,心里热呼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在胸中激荡。运动员们在球场上的精采表演,固然使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而他(她)们那种临危不惧、力挽狂澜、勇于克服困难的顽强斗志,更引起人们的极大崇敬。
“处逆境而不馁”。《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专栏,发了一篇李平用这个题目写的短文。意犹未尽,也想再说几句。
逆境,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还是个人的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甚至可能濒临绝境。那种一帆风顺、没有任何坎坷曲折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正因为如此,如何对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处于“逆境”采取什么态度,是垂头丧气,失掉信心,还是顽强战斗,百折不挠,就成为一切事业能不能获得最后成功的重要问题。
“处逆境而不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开始往往是赤手空拳,以弱对强,因而总是要经常同逆境打交道。在我国革命的漫长进程中,这种事例不知凡几。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一些人动摇、逃跑甚至叛变,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难的逆境之中。然而,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王明路线给我国革命带来了第二次重大的灾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又一次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暂时的困难和挫折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我们就是以这种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新的革命基地上开始了新的战斗,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取得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出现过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当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艰苦状况,人们记忆犹新。然而,我们党认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鼓舞和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咬紧牙关,终于克服了困难,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历史证明:“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首先丧失了信心,丧失了前进的勇气。只要我们具有“处逆境而不馁”的精神,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当前,我们的国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十年内乱造成的“逆境”。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很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科学还很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有的人悲观失望,摇头叹息;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了,一心打自己的小算盘。然而,更多的人却是在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埋头苦干,努力工作,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国家从“逆境”中迅速摆脱出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一分力量。中国女排和中国足球队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称颂,正是因为他(她)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人们为这些体育英雄们取得的胜利而由衷地高兴,更从他(她)们那种“处逆境而不馁”的战斗精神中吸取巨大的力量。正象一家国外报纸的评论中所说:“中国女排的胜利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它使人们对国家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让我们把这种“处逆境而不馁”的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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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要发扬自觉的能动性
崔文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发扬自觉能动性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旧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只能陷入机械论;而唯心主义却片面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二者都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正确地解决了能动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理论。他在《实践论》和其他哲学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转化、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等等,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具体地运用和发挥了这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充分估计了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又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调查研究,正确地估量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具体情况,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试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之下,如果不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充分发扬自觉能动性,即使客观上具备了革命的条件,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我们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并非不要自觉的能动性。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与按客观规律办事是统一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许可的限度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可以勉强去做那些实际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农业、工业以及其他各条战线,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在经济战线上提出的对生产关系所作的调整,是符合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所以能够调动起广大农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在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时,也有些同志将困难、消极面估计多了,缩手缩脚,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干。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当然就谈不上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了。
我们要从过去的失误中接受教训,对于那种片面地强调自觉的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性的事情当然要纠正。但是这种纠正只是为了要使自觉的能动性符合客观规律性,并不是要将自觉的能动性也加以抛弃。我们面临着的困难是不少的,有的还是十分严重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任何革命者都不应该是懦夫懒汉,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去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所以现在很有必要强调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和勇气,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地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我们坚信,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一定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更加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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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首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桂林召开
不久前,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桂林举行。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等八个单位发起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的部分科研单位,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党校、新闻、出版、宣传等部门,共280余人。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和资料104篇。这是我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次盛会。
这次讨论会,较好地贯彻和体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贯彻和体现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方针,因而开得比较严肃认真。通过这次会议,与会代表进一步探讨和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向、方针和方法,增强了信心,鼓舞了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会议集中讨论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如何科学地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会议还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会议经过协商,产生了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并议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召开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议还就本学科的研究课题、资料建设、队伍培养以及加强各地区、各单位之间在学术上的互相交流和协作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哲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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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社会主义史话》
王谦宇
最近问世的《社会主义史话》(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汉楚编著),是一册颇有特色的通俗政治读物。书的编写采用“史话”的形式。作者用生动的笔触,谈历史,讲故事,以人物和历史事件,把几百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历史,编织成一幅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连贯的色彩绚烂的图画。应该说,这本书在政治理论读物通俗化的实践中,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它在思想性与知识性的结合上,做了可贵的努力。贯串于全书的是这样一条思想线索: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但是这条思想线索却是通过人物和事件具体地表达出来。书中对几百年来社会主义的先驱人物、代表性思潮和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它把人物、流派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林彪、“四人帮”对历史和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态度,这种恶劣影响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因此该书体现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人们很有教益。
它注意解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卷末三章,专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途程,读者可以悟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中国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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