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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米箩跳到糠箩里
晨平
《北京晚报》载，崇文区郭庄副食品商店青年女售货员李秋莉，主动要求到鱼组工作，处处方便顾客，被誉为“心灵美的卖鱼姑娘”。
这位卖鱼姑娘刚进店时，被分配去卖糕点，这是全店最干净的工作，可是她却偏偏要去干又脏又累的卖鱼活。这在有些人看来是费解的，甚至会认为她是犯“傻气”，要是聪明一点的话，谁会从米箩里往糠箩里跳呢？
生活里确有为数不少的“聪明人”，总是挖空心思，想从“糠箩”里往“米箩”里跳：是农村户口的要变成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当工人的要弄成坐办公室的干部；在边疆的要闹着弄到内地来；等等，等等。有的是“三级跳”：当兵热门时，往部队里跳；读书吃香了，往大学里跳；现在的“奋斗目标”是往国外跳。当然，这里不是指那些符合政策、手续的正常调动和派遣，而是批评那些貌似符合政策规定，实则是不择手段、违法乱纪以图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
应该承认，小至卖糕点与卖鱼，大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条件是有差异的。我们历来提倡，“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们的口号是“能上能下”。现在调动、安排干部，分配大学毕业生，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愿上不愿下”，把到基层、到外地、到边疆、到困难的地方去视为“畏途”。然而，“畏途”之上，各人的表现并不相同，有人望而却步，有人犹豫彷徨，但是大多数人是勇往直前的，他们把建设穷乡僻壤、改变落后面貌当作己任，含辛茹苦，矢志不渝。正是这样，经过一批批人的奋斗，条件差的地方才逐渐变成了“米箩”。相反，把条件暂时差一些的地方和工作岗位看成一成不变的“糠箩”，避而远之，这本身就是缺乏国家主人翁思想的表现。至于把我们可爱的祖国也恣意比作“糠箩”，一心想往洋“米箩”里跳，那就应该想想自己有多少爱国主义思想了。
李秋莉是个平凡的人，她象许多青年人一样，喜欢干净的工作，“从本心来说真不愿干卖鱼的活”，但她还是主动要求去了，因为那里需要她。把工作需要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情操是高尚的，也是李秋莉值得赞扬和学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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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从丁举人的“刑具”谈起
周桐淦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有一段文字：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细读这段话，有一点总不很明白：丁举人用什么东西打的——是藤条、是皮鞭、还是顶门杠？孔乙己的腿又是怎样断的——是打折、还是被踩棍之类的刑具压折？鲁迅先生为什么秘不交代丁举人等伤人的刑具？这倒实在令人深思。
鲁迅写了孔乙己挨打若干天以后的一次（也是他最后的一次）匆匆的亮相：他“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满手是泥”，“用这手走来”咸亨酒店，“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透过这段文字，丁举人其人之狠、之毒，孔乙己挨打时之悲、之惨，读者如睹其状，如闻其声。丁举人痛打孔乙己，在作品中应是“重场戏”。但是，鲁迅先生为什么没有写出，而把这样重要的细节，来了个“幕后处理”？我想，这里寄寓了鲁迅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思想。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间接地但很明确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他曾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在创作中，总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很显然，鲁迅是不愿意将那些过于阴暗的东西，对读者没有益处的东西硬写进小说里去，不愿意将那纯属刺激感官的血淋淋、赤裸裸的镜头披现于读者面前。鲁迅也揭露黑暗，但他不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现，而是用一种比较含蓄的写法来表现。这一思想，对我们的文艺创作是很有启发的。我们的作品，应该有所写，有所不写。那种津津乐道于一刀下去，剜去眼球，留下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的写法，那种在反映十年动乱中的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时，以很大的兴趣去绘声绘色地描写种种不堪入目的色欲场面、流氓生活和残暴行为的写法，实在是很不足取的败笔。
文艺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它对人们的美育作用。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要对生活现象加以集中概括，通过对生活材料的取舍、加工、提炼，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自己的审美观念。作家艺术家不应当仅仅作自然的奴隶，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而是应当作自然的主宰，用高尚的审美观念来反映生活，使文艺作品通过反映生活为崇高的社会目的服务。当然，我们并不排斥描写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只是强调，不应把这些现象当作标本和展品描写出来，而是要通过典型化的方法，正确地、深刻地剖析出丑恶现象的本质，用崇高的审美理想来揭露和批判丑恶现象，从而唤起读者高尚的、美好的感情，激发人们为改变这种丑恶生活而斗争的理想和热情。试想，如果鲁迅先生把孔乙己挨打的场面拉到台前，给丁举人之流手中送上各式刑具（毋庸置疑，刑具肯定是有的），热闹是够热闹的了，但读者激起的情感可能只限于对孔乙己的哀怜和对丁举人的憎恨；而让孔乙己在“幕后”挨打以后，用满是泥的双手慢慢地走到咸亨酒店的柜台前，又“用这手”在鲁镇的街头“慢慢走去”，在那沉沉的黑夜里慢慢地走去……这在人们心头激起的是怎样的一种绵绵不尽的沉思和形如烛光般的唤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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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浮雕〕 张松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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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执着动人的乡情
——读邹志安的小说
陈深
邹志安是一个以农村生活为自己主要描写对象的青年作家。有同志在评论他的创作时说，他的短篇小说《乡情》的篇名，应被看作是他近年创作的总题目。我觉得这个意见是中肯的。所谓“乡情”，一是说他作品所描写的，大多是关中农村普通农民、普通农村干部的普通生活，儿女情、家务事、男婚女嫁、春种秋收等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献给读者的，是一幅渭北农村自然风物、人情世态的质朴而真切的图画。二是说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于乡土的爱恋，对于农村父老兄弟姐妹的真挚感情。他在小说集《乡情》的后记里说：“家乡的人和事，常是我梦境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写作的主要对象。家乡的一草一木，无不令我动心。”他对家乡、对亲人深沉的爱，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感人力量。
邹志安的乡情，集中地表现在他对劳动人民道德情操的歌颂和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上。在《肥皂的故事》和《乡情》里，作者给我们塑造了两位母亲的动人形象。她们一个在教育儿子媳妇应该如何做人时所体现出来的慈爱和正直，一个在同不幸命运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宽厚和善良，足以使读者把她们看作我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象征。在《乡恋》里，作者通过进才和谷叶这对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经历的曲折，批判了轻贱农民的世俗陈腐观念，深情地赞美了农村一代新人对爱情与乡土合二而一的忠贞；在《父辈人》里，张宏老汉在对待儿子牺牲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识大体、顾大局、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象“塬边渠道滚滚流淌”的渭水，滋润着广大读者的心田……。他有一部分作品，主人公虽不是农民而是各级农村干部，如《土地》、《赔情》、《粮食问题》等等，但就在这些作品里，他也总是以农民的美德为镜子，来检验他们的心灵，以农民对他们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褒贬和爱憎。邹志安是农民的儿子，正因为他以子女对待母亲般的那种真挚感情来对待人物，他的作品才具有那样叩动人心的力量。
邹志安的眼光也是敏锐的。他的笔触，总是跟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请看他的《喜悦》吧。那位刚从极度贫困中挣脱出来的仁慈、宽厚的婆婆，“压抑着喜悦”，庄严宣布要“花大价钱”给两个儿媳各买一件上衣的自豪感，写得何等真切！小妯娌对公婆许诺的感激，以及由此带来的欢欣，写得多么动情！可是，由于钱太少，上衣没有买成，这当然多少有点使小妯娌心灰和惆怅，但她们对未来并没有失去希望。是什么原因使得两位老人不再为肚皮担忧，而敢于夸下海口，要给媳妇们打扮一下？又是什么支撑着小妯娌“将来会有”好上衣的信念？虽然作者没有明白交代，但读者从作品传达出来的环境气氛中，从那丰富而又富于色彩的细节里不难发现，正是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发生的重大转折，使老人们相信生活会“一年比一年好”，也正是这个原因，给了小妯娌把“夜里长长的梦”变成现实的希望！党的农村政策带来的生机，在《关中冷娃》里也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冷娃，原不过是支部书记薛谋华之类鄙视、耍笑的对象，可是没有意想到，经过“三天三夜的民主选举”，他居然被选为生产队长。冷娃变了，不仅他那被压抑了的才能得以施展，使那些想看笑话的人目瞪口呆，更重要的是他被糟践了的尊严感也同时被唤醒。他尊重自己的人格，再也不愿“被人看低”。
邹志安是一个勤奋的人。从1977年至今，他已发表近50篇小说。这除了他生活根基的扎实和勤勉之外，还得力于他有较强的艺术感受能力，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形象的本领。他充分利用这个长处，因而带来了作品的丰收，以及艺术上某些明显的特点。但如果过多地凭借这个长处，而相对地忽略或放松了思想上、艺术上更艰苦的探索和追求，这对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显然不利。正是在这方面，邹志安还要作很大努力。他已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但有些作品显然过于急促，缺乏更深的思考、开掘和提炼。对于象他这样一个已经发表了较多作品的青年作家来说，读者在这方面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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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扬州曲艺团深入农村受到欢迎
扬州市曲艺团积极到城镇、农村演出曲艺节目，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受到群众的欢迎。
他们为了坚持为人民群众演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要求每个演员一年有十个月在基层演出，一个人一个月要演出26场，一年平均为260场。今年上半年，他们在盐城、淮阴、南通等县的城镇、农村，一共演出了1，200多场，其中县城为300多场，农村为900多场。该团共有20人，其中演员11人，学员7人，行政人员2人。队伍比较精干，便于下乡、跑码头，开支少。这两年，他们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还做到年有节余。
扬州历来为曲艺之乡，特别是扬州评话，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他们为了说唱好新书和传统书，除创作、改编演出短篇评话、弹词、开篇等新书，还创作、改编了一些中长篇作品，同时对传统书认真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今年上半年，他们演出了新创作的反映陈毅同志在四十年代开辟苏北根据地斗争的长篇扬州评话《挺进苏北》，以及反映农村新风尚的《喜相逢》、歌颂公安战士助人为乐的《江边卫士》等现代书目200多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认识到，群众不是不爱听新书，而是要听思想性和艺术性高的新书，更加鼓舞了他们说新书的决心。（张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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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沪演出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一十五周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在上海演出该团编剧耿可贵的新作《孙中山与宋庆龄》，受到热烈欢迎。这个戏塑造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个伟大人物的动人朴实的形象，以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战斗业绩。出场的人物还有：廖仲恺、何香凝、李大钊、汪精卫、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等。孙中山由演员娄际成扮演，宋庆龄由徐幸（幼年）、郑毓芝扮演，演得真实细腻，感人很深。该剧特别强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思想，反映了这个伟人的远大目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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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散文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文艺报》最近在京召开散文创作座谈会，三十多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座谈会。同志们在会上畅谈了自己的意见。
大家指出，这几年来，散文创作是有成绩的。老作家的新作和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不少情感真挚、文采动人的好散文。不少同志也指出，同小说比较起来，散文创作的状况，散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还不尽令人满意。大家说，散文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文学样式，今天，我们的作家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个轻便武器，快速地反映新的生活，表现新的思想和人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会上，不少同志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体会，对散文创作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指出，散文作品最要紧的是要有真情实感，写得平易，自然，清新，有新意，切忌无病呻吟，堆砌辞藻。现在，不少散文作品引不起读者多大兴趣，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失真和人工的斧凿痕迹太重。大家认为，我们国家具有悠久的散文传统，我们应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同时，也要借鉴外国散文创作中的有益成分。
（李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