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保罗·罗伯逊父子和中国
袁先禄
1940年，在中国人民为着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世界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那深沉有力的战斗歌声，不仅激动了在场的成千上万听众，而且越过高山和海洋传向远方，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也使战斗中的中国人民受到了鼓舞。
四十一年过去了。今天，在华盛顿地区美中友协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祝会上，保罗·罗伯逊的儿子——小保罗·罗伯逊在讲话时提起了这段往事。小罗伯逊不是歌唱家而是工程师，但是正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个争取黑人权利和社会进步的杰出的民主战士。他说：“对于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黑人来说，了解保罗·罗伯逊为什么对中国如此关心是很重要的。”
保罗·罗伯逊是从我国基督教爱国人士刘良模那里学会唱这支中国革命歌曲的。1940年刘良模来到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况。罗伯逊听到刘良模唱了几支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久之后，他就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来“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总题就叫《起来》。宋庆龄同志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
保罗·罗伯逊对中国的感情由来已久。小罗伯逊回忆说，他父亲在其艺术生涯中很早就发现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有不少共同之处，1935年，他在接受一家英国报纸采访时曾表示，希望更多的黑人学生到中国去研究文化，以使非洲文化重新繁荣。
保罗·罗伯逊十分关心并高度评价中国的革命。当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他在1950年向“争取黑人权利全国劳工大会”发表讲话说：“在每一片受外国统治的土地上，在每一个尚未取得独立的地区里，亿万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正注视着东方升起的一颗新星。他们已经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勇的人民和坚毅的领袖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
1952年当麦卡锡主义的毒雾弥漫美国时，罗伯逊无畏地宣布：“我正在继续研究中国的语言和高唱中国人民的歌曲。现在，中国已经获得自由，而非洲正在奋起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统治，我期待着这两大文明重新繁荣，给全人类带来艺术和科学的新的财富。”
保罗·罗伯逊一直想访问中国，亲眼看看他所长期向往的这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1976年，他不幸去世了。在他去世的四年以后，他的儿子和夫人玛莉琳（一位白人妇女），终于在1980年5月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就在保罗·罗伯逊去世那年，中国经历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小保罗·罗伯逊夫妇访华时，在美国，在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形势和前景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小罗伯逊决定通过了解民族问题来进行观察。他说：“对我——一个美国黑人来说，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我评价一个社会或政治制度的途径之一，是以它怎样对待它的少数民族为根据的。”
小罗伯逊夫妇在四个星期中访问了中国不少城市，还特别去新疆对现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少数民族的处境作了仔细的观察。他们看到了“四人帮”时期所造成的恶果正在消除，贯彻正确的民族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小罗伯逊说：“我的妻子和我访华归来后深信，中国在这个重要方面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已开辟了新的局面。”
小罗伯逊是反对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他说：“有人认为，做中国的朋友意味着机械地同意和支持中国的每一言行，不管自己感到是对还是错。我认为，中国并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友好的批评是友谊的一部分。”他指出中国在执行民族政策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在其它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中国发展的总的情况使他们夫妇感到鼓舞。他的结论是：“中国发展壮大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对所有第三世界的人民是极其重要的。”
“1949年，中国站起来了。1981年，中国已经成熟了！”“至于我自己，我骄傲地宣布，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小罗伯逊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他那魁伟壮实的身躯，质朴坚定的神情，深挚感人的声音，使人感到站在扩音器前的正是41年前在纽约高唱“起来……”的他的父亲——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保罗·罗伯逊。（附图片）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吴樫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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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漫步踏古
严维明
英国有许多古老的城堡。伦敦以西的温莎堡，是其中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一座。自十一世纪以来，温莎堡一直是历代英王的行宫。一年几度，君主带着如云的仆从，如龙的车马，从伦敦浩浩荡荡来到这里居住。因此，温莎素有“王城”之称。
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我们沿泰晤士河前往温莎，行抵北岸伯克郡的伊登镇时，对岸温莎堡的层层叠叠的城垛和堡塔，已经历历在目。古堡巨大的身影和空中飞驰的白云，倒映在滚滚东流的泰晤士河中，构成一幅动静结合的美丽画卷。
已有近千年历史的温莎堡，巍然耸立在一座100英尺高的山岗上。这里最早是个名叫“温杜塞拉”的村落，古堡因此得名。1070年，诺曼侵略者——“征服者”威廉，为了保护泰晤士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自身的安全，拆除这里原来的建筑物，大兴土木，营建了温莎堡。在随后的许多世纪里，城堡不断改建和扩建，渐渐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过温莎桥，顺泰晤士街旁的“百级台阶”拾级而上，我们登上了温莎堡的城墙。泰晤士河上刮来的阵阵凉风，使人颇感寒意。极目北望，只见久负盛名的伊登公学的古老校舍，掩映在萧萧落木之中。转身南望，古堡鳞次栉比的建筑尽收眼底。这时，一股思古幽情，难免涌上游人的心头。
就在这里，传说中的五世纪时的亚瑟王，设置了跟他的骑士们一起环坐开会的“大圆桌”。
就在这里，约翰王于1215年骑着马去会见他的贵族，签署了历史上有名的“大宪章”。
就在这里，380年前，著名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之邀，写出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并在滑铁卢大厅里首次上演。
就在这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风流轶事：英王爱德华八世在温莎附近一个小堡里向美国马里兰州的沃里斯·辛普森夫人求爱。为了与这位平民妇女结婚，他于1936年放弃王位。随后出走英伦，直到1972年死后才“重返”温莎……
温莎堡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面的叫“上区”，为王室私宅，包括御座室、御宾馆、王家宝藏库。特拉法加战役中击毙纳尔逊的那颗滑膛枪子弹、1945年日军在新加坡投降时交给蒙巴顿的战刀……至今还存放在这里。
每年4月，女王在这里大摆筵席，各界知名人士应邀云集。他们这些“吃住客人”除出席宴会之外，还可在王宫留宿一宵。在英国，这常被看作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在西面的“下区”，有圣乔治教堂和阿伯特教堂。前者始建于十五世纪，是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垂直建筑，其艺术和建筑上的成就，在英国仅次于伦敦市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后者是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伯特的建筑物。这两座教堂下面，埋葬着许多代英王的尸骨。
温莎堡中央的高地上，耸立着十二世纪时建造的“圆塔”。1660年以前，圆塔用作监狱，关押王室的敌人。圆塔旁边还有一座更高的小塔，塔顶有根旗杆。每当英王的车队接近城堡时，即在旗杆上升起王旗。人们根据这一信号，就可知道英王是否住在这里。
我们穿过一排排灰褐色建筑物，迤逦前行，呼吸着带有浓烈历史陈味的空气，仿佛走进了遥远的过去。好不容易才出了“乔治四世”大门，回到了当今世界。
温莎踏古归来，留在我们脑际的，是一幅复杂的影象：阅尽岛国沧桑的千年古堡，依然定期大宴群臣；“王城”盛况，一似当年。尽管这极尽荣华的传统盛会，多少能使它的主人和宾客们旧梦重温，从中得到一些欢乐和慰藉，但韶光一如泰晤士河的流水；温莎内外，毕竟已非当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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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杂谈
宗教狂热与精神贫困
冯军军
原始宗教起源于人类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史前时期，但在今天的美国，尽管人们享用着现代科学的物质成果，而宗教迷信却还颇为流行。七十年代末期“人民圣殿教”信徒们大规模集体自杀的悲剧虽曾使人震惊，但这类迷信活动仍然有增无已。据报道，今日美国除了1亿多基督教徒以外，那些从事形形色色半宗教式迷信活动的教派有将近2，500个，拥有信徒300万。
在现代美国，宗教迷信如此盛行，使一些美国人士也感到不可思议，并力求解开其中之谜。美国《新闻周刊》曾以《画家笔下的耶稣》为题，介绍耶稣形象因人而异的几种变化：随着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皈依基督教，耶稣头上出现了象征帝王威严的光环；爱好斗牛的毕加索把耶稣画成一个斗牛士；满头红发的凡高则给他添上一头红发；美国画家威斯特通过想象把他画成一个跪在帐中祷告的印第安勇士；后来，人们更现实一些，墨西哥壁画家里维拉画的耶稣是种过牛痘的。文章说：画家在给耶稣作画的时候，是心里怎么想，笔就怎么画了。文章试图告诉人们，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偶像是各式各样的，因此形形色色的教派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样的答复并没有揭示出问题根源所在。
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许多社会结构开始崩解，种族动乱，吸毒泛滥，离婚增多，使很多青年人变得同家庭和社会格格不入，他们面对着你死我活的倾轧竞争、纷至沓来的社会动荡、改弦更张的道德观念，自认为生活在一个感情冷淡、道德荒芜的世界里。他们在寻求一些抽象的哲学原理，给生活增添一点内容。很多美国成年人则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和坎坷人生，直觉在这片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稳固的岩石可以攀附，也在伸手探索精神上的支柱。于是信仰各种教派的人日益增多，因为这些教派大多数迎合人们的心理，乘虚而入，以使他们能在三个方面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生活的终极意义、强烈的集体生活感，以及今生来世的报应。这样一来，就使人们更加驯服、狂热、忠实地依附于它。
然而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泥土上的宗教组织，真的会超然于污泥之上而不染吗？当然不会。在神圣和爱的帷幕掩盖下，人们也逐渐发现，一旦教派组织掌握了信徒的感情，那种关怀与至爱之情便丧失了，继之而来的是不断要求信徒忠于信念，毫不动摇，并且不能有不同观点，也不能对问题提出争论或表示怀疑，否则就是背离，甚至要遭到毁灭，用宗教组织的说法是“以身殉教”。在圭亚那发生的美国“人民圣殿教”912人的大规模自杀，就是例子。
人们在关注着教派的迷信活动，并通过调查发现不少教派组织拥有武器，有的则已严重触犯法律。有人提出：如果说美国社会的精神领域是一个五花八门的超级市场，那么就应该向人们提供一种类似“购买者须知”的警告，以防止人们落入一些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从事可疑活动的组织中去。美国《妇女家庭》杂志也忧心忡忡地指出：人们对那些声称能回答一切问题并企图通过思想控制去改变人们信仰的组织，应该抱怀疑态度：这是一些很危险的教派，他们以劝人信教可以求得超度为诱饵，实际上却剥夺了人的思考能力。
生活的逻辑正是这样：如果人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只为自己而活着，忘却了他对人类的前途和历史的发展所负的责任，那么，物质的丰富只能给他带来精神的贫困，成为邪恶势力的俘虏。这大概是人们应该从美国的宗教迷信中得出的教训。（附图片）
方成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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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书窗
《瘦子麦麦德》及其作者
黎地
当代土耳其著名作家雅萨尔·凯马尔的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是土耳其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世界小说园地里的奇葩。它在1955年问世后，迅即获得土耳其《生存》杂志一等小说奖，成为畅销书，轰动世界文坛，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为“世界优秀散文著作”。这部著作已译成24种文字，再版100多次。最近，我国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它是我国第一部直接译自土耳其文的长篇小说。
《瘦子麦麦德》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土耳其农民武装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壮丽画卷。
绿林好汉瘦子麦麦德就是这些反抗者的典型代表。作品热情地歌颂了“埃什克雅”（“强盗”）们，成功地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地主的夺地斗争。它把民间英雄史诗、歌谣、传说中的手法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段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是这部小说在土耳其国内外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在土耳其农村，人们往往看到这种场面：傍晚，一个识字的人高声朗读《瘦子麦麦德》，引起在一旁倾听的农民热烈议论，还常把书中的情节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土耳其萨勒巴赫切地区（这部小说描写的事件发生地）的农民们亲切谈论：“凯马尔是我们农民的作家。他非常熟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活。我们读起他的小说感到特别亲切。”
外国文学界给予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以很高评价。英国作家莉娜·杰格称赞“雅萨尔·凯马尔的小说具有托尔斯泰的规模和狄更斯的气魄”。法国作家米歇尔·戴翁指出：“凯马尔是当代土耳其文学最光辉的代表。”
小说的作者凯马尔1922年出生于土耳其南安纳托利亚的塞汉省农村。他在故乡度过了少年时代。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中途辍学。为了谋生，他曾在地主的大庄园当过长工、做过司书、棉田承包工、水田供水分配员，还当过小职员、代课教师，做过新闻记者，当过兵。他先后从事40多种职业，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为他成为著名作家准备了条件。
凯马尔是个多产作家。除了《瘦子麦麦德》外，他还写了《铁地铜天》、《长生草》、《海魂衫》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其中，《海魂衫》被誉为1978年土耳其两部最佳小说之一。
凯马尔多次获得一些国际大奖，较著名的有：世界戏剧会演第一奖、法国最佳小说奖和巴黎1978年度最佳外国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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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话日本相声
相声在日本叫做“漫才”，它也和中国相声一样，深受群众欢迎。
日本相声最早起源于一种在街头预祝一年繁荣幸福的滑稽舞蹈表演。表演者戴凤折乌帽，着素装，打腰鼓。至明治、大正年间这种表演才开始登上舞台，演员穿和服，带鼓和扇。三十年代，著名演员阿乔和园辰对漫才作了改革，不穿和服，改穿西服；不带鼓、扇，废弃了用扇子打人以取笑于观众的动作，而以对话逗趣为主。
日本相声的表演形式，有二人合说，也有三人合说的。根据用语诙谐的程度，又分为“落语”、“轻口”等不同类别。在内容方面，也有讽喻社会不合理现象的。现在的日本相声，则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单纯地追求说说笑笑者居多。早先，日本相声演员也有夫妻合说的。第一对在东京较大剧院演出的日本卓别林和梅乃家莺就是夫妇。如今以说“自动售货机”和“地下铁”闻名的演员三球和昭代也是夫妇。
战后日本相声发展很快，还设有专门的相声学校、落语研究协会，出版了大批有关相声的书刊。 ·龚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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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波兰民间艺术奇葩——银器
珍爱独立、勤劳智慧的波兰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了许多瑰丽的民间艺术之花。享有国际声誉的波兰银器，正是其中令人赞叹的一枝奇葩。
今年，华沙博物馆在国外首次展出从十三世纪到现代的波兰银器。这些精美无比、巧夺天工的展品，反映了波兰各个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银器制作上的非凡成就。
早期的波兰银器几乎都是教会举行圣礼时使用的器皿，具有罗马风格。华沙博物馆展出的银器中，最古老的是十三世纪的两个圣餐杯。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交替之际，手工业的兴盛带来了银器制作的发展。在欧洲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波兰银器的风格起了很大变化，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民用装饰品。例如，在当时蓬勃发展的民间组织中，出现过一个“枪手兄弟会”。展品中就有这个民间组织的极为精致的银制标志（右图）。十六世纪以后，波兰文化进入了波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市民文化出现了全面繁荣，银器的制作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十八世纪初，波兰银器制作发展到各种餐具。华沙著名银匠制作的盛汤、茶用的器皿（左图），造型美观，镂刻精细，也是这次展览中的珍品。
一七九五年，波兰丧失独立后，华沙仍是波兰银器制作中心。俄国十月革命后，波兰恢复独立。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格但斯克、波兹南、格拉斯科与华沙并驾齐驱，成为银器制造业荟萃之地。
如今，波兰一些较小的城市也有银器制造业。银器制作工艺既保存了波兰传统的民族风格，又吸收了现代艺术的一些特色，从而闪现出新的光彩。 乐山（附图片）